大清帝國的衰亡【經典改版】

葉文心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亞所前所長 導讀

呂妙芬 中研院近史所所長
涂豐恩 「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創辦人
──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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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斐德可以被稱為過去三十年中最好的近代中國史學家。」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美國著名漢學家

「魏斐德以本書為十七到二十世紀的中國史，提出一套系統性的詮釋，美國的清史研究因本書而全面改觀。」
──羅威廉（William Rowe），美國霍普金斯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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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爆發之前，中國社會是停滯不變嗎？
如果中國不受外力干擾，帝制可以永存嗎？

本書於一九七五年出版，為魏斐德早年的作品，同時是近代中國史研究的經典代表作。出版至今一直被美國多所大學作為中國歷史課程的基本教材，其研究成果不僅公允地提示出大清帝國必走向衰亡的社會脈絡，也超越了當時西方漢學界中盛行之「衝擊－反應」的西方中心論觀點。
作者認為，在鴉片戰爭之前的中國，絕不是停滯不變。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固然對中國帶來刺激，然而中國本身的各股社會力量，才是促成辛亥革命成功、清廷傾覆、帝制結束的主要因素。
因此本書一開場，先以農民、仕紳、商人在明清社會的生活型態和社群發展，來定調當時民間普遍存在的矛盾和活力的來源；接著逐步從王朝興衰、民族更迭的角度，推到清盛世的來臨；之後再交錯注入清代民間社會運動發展，和外力入侵的動因，來觀察帝國由盛而衰的轉折，及逐至崩潰的過程，對帝制中國的衰亡作了全方位的剖析。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 1937-2006）

一九五九年畢業於哈佛大學，主修歐洲史及文學；大學畢業後，轉作中國研究，先後於劍橋大學及巴黎高等政治學院進修，並曾到台灣進行研究工作。返美後投入知名漢學家列文森門下，於一九六五年取得柏克萊大學遠東史博士學位。曾任加州柏克萊大學歷史系教授、東亞研究院院長，上海研究中心創始人，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會長等職。

他通曉多國語言，熟悉歐洲年鑑學派、社會史觀，研究中國史時致力觀察世界脈絡，強調著史要有全局性、全球性的大視野，與史景遷、孔復禮並稱「中國史三傑」。主要著作有：《大門口的陌生人》、《洪業：滿清外來政權如何君臨中國》、《歷史與意志》、《特攻教父》等書。

譯者簡介
廖彥博

政治大學歷史系碩士，美國維吉尼亞大學歷史系博士班。曾經參與國史館《二二八事件辭典》條目撰寫，目前同時從事翻譯與著述。

著有《蔣氏家族生活祕史》（合著）、《三國和你想得不一樣》、《愛新覺羅．玄燁》、《一本就懂中國史》、《止痛療傷》（合著）；譯有《中國將稱霸21世紀嗎？》、《謊言的年代：薩拉馬戈雜文集》、《OK正傳》、《驚悚大師希區考克：重返驚魂記》、《鱸鰻變律師》等書。

名人談魏斐德及本書

在我看來，魏斐德是一個抒情詩人和祕密活動份子的迷人混合體。他寫的最好的書在每個角度都含義深刻，無論在長度上還是在精神上，充滿著意外，承轉著情感。──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美國著名漢學家

魏斐德的作品中沒有絕對的「中國中心觀」或「西方中心觀」，在他全球化、大視野的研究中，無論是內部的變化還是外部的因素都是十分重要。──周錫瑞（Joseph Esherick），美國聖地牙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教授，魏斐德大弟子

不妨把魏斐德比作那樣一種武功高手：年輕時顯山露水，年齡越大功夫越高反而韜光養晦。──李歐梵，文化評論家

魏斐德對中國史與中國人物的研究成果，拓展了學界的視野，他對近代中國的群眾運動、祕密結社、外夷入侵、社會混亂、帝制崩潰以至毛澤東思想，都有精湛獨到的看法。──林博文，知名專欄作家

魏斐德的分析指向了世界史研究中最迷人的問題，即制度模式與其大環境，特別是國際環境之間的關係。──艾森斯塔特（Shmuel N. Eisenstadt），世界知名社會學家

你和中國一起老去，長廊貫穿春秋，大門口的陌生人，正砸響門環。──北島，詩人，獻詩〈青燈〉致魏斐德教授之部分詩文

導讀 漢學家魏斐德的歷史貢獻∕葉文心
致謝
緒論

第一章 農民
第二章 仕紳
第三章 商人
第四章 朝代循環
第五章 滿族興起
第六章 清初與盛清之世
第七章 西方入侵
第八章 外患與內亂
第九章 中興與自強的幻影
第十章 維新與反動
第十一章 天命已盡

譯後記
參考書目
注釋

第十章 維新與反動

學會紛紛建立
《馬關條約》於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簽訂，結束了中、日兩國間的戰爭。整個清帝國的公眾輿論，立即因為割讓領土而引起廣大的騷動。雖然官方禁止政治結社，但是學生、胸有大志者、以及功名之士開始組織團體以鼓動公眾輿論。在一八九五年五月初二，來自全國各地的一千兩百名舉人聯名簽署長達萬言的「公車上書」，譴責馬關和約、並籲請政治改革。發動此次上書的，是廣東學者康有為，他同時也創立「強學會」，警告中國人，亡國滅種的危險迫在眉睫：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東眈……我中國孱臥於群雄之間，鼾寢於火薪之上。

他宣稱，除非全國及時覺醒，中國將被帝國主義者當作牛馬般奴役馱重，重蹈印度被亡國的下場。他的強學會預備要在北京發行一份刊物以喚醒大眾，並且在各省設立分會以團結志士，激發他們的儒家澄清天下之志，挽救帝國於危亡。

強學會只是甲午戰後中國如雨後春筍般成立的愛國社團之一。這些菁英份子組成的社團，立刻使當時的人回想起晚明諸學社，這些文人結社，暗中涉入抗清運動，引起朝廷在一六五二年後，禁止組織政治團體。事實上，這些一八九○年代的學會，已經與十七世紀那種論文講道的社團大相逕異——無論後者有多麼牽扯現實政治。這些甲午戰後成立的團體，並不僅想要影響皇帝以改革朝廷，他們也誓言要在各省將其主張付諸實現。湖南是在地方上團體最活躍的省分，因為這裡曾經出過曾國藩和左宗棠這樣的領導者的緣故，該地的仕紳於朝廷中的發言特別有份量。一位眼光深遠的湖南學人譚嗣同，也效法康有為，於一八九七年在長沙組織了「南學會」。分會很快就在全省各地成立，倡導地方縣學堂的學制改革、興辦城市經濟事業、以及改良地方行政。上述這些活動，是各省仕紳朝向政治化的第一步。南學會這些急躁、有時顯得激進的領導人們，和二十世紀前十年的清末新政仕紳，並不屬於同一種類型；但是譚嗣同和他的追隨者們，確實為十年後涉入地方政治的仕紳們，留下了可供效法的典範。

這些學會還有另外一種新性格，那就是他們強調自願加入的原則。有鑒於晚明官員競相結黨相攻的教訓，因此在清朝時，即使是仕紳當中最直言耿介的改革擁護者，也不敢率爾提出組織政治性團體的號召。儒家的政治倫理，認為在政府之中組黨或結派的行為，是侵犯了君主與人臣之間一對一的神聖關係。專制君王們（如雍正皇帝）熱衷提倡這種觀念，因為他們想要避免皇權遭受群臣結黨的阻撓。現在，在救亡圖存的大旗底下，年輕的士子在全國之內紛紛聚集，他們不但想要和官員結盟，也要動員民眾。這些具有過渡性質的團體，因此既不是唯領導者是從的派系，也不是現代的政黨，學會組織的章程，和他們各項主張的實質內容同樣的重要。

倡導改革變法者如梁啟超，在聖賢經典當中找尋自發結社的往例，他們找到古代哲人荀子；這位思想家認為人與禽獸相異之處，在於人能夠以道德組成社會。如果所有的社會單位都是人能結群的自然結果，那麼就沒有任何的單位，會比其他團體來得更「自然」、合理。儒家向來反對有任何「不自然」的社會組織，不合理的凌駕於家庭、社會之上。如今，梁啟超等作家們，認為社團和黨派正如宗族與鄰里一樣，十分順理成章，都是人類發展、進步之所必須。學會對於自發性組織團體的堂皇主張，因此勢必帶出國家政體的新觀念。中國不僅只是由天命所定義的文化整體，更是由社會、人群所肇建的領土、國家。換句話說，便是人群能夠組成國家。這樣的定義，已經與當代主權在民、社會契約論的民主理論相去不遠，而梁啟超很快就在他的著作中，將上面這兩個概念連結起來。

儘管知識份子很容易就能夠讀到梁的《時務報》、譚嗣同的《湘學新報》，可是由這些學會所發起的改革，卻不是一場群眾運動。他們號召民眾響應，但是絕大部分的參加者，以及所有的領導人，都出身自士大夫菁英。不過，這些改革者並未將自身看作清高的知識份子、自外於公眾輿論，也試圖獲得廣大民眾的支持。這些「仁人君子」們，相信能夠創造出一個凝聚中國人的意識形態，也就是將儒家個人修身之道，轉化為一種宗教，就像西方人宣傳基督教一樣，在全世界各民族之間稱頌。這種新的「孔教」同時也包含了社會改革方案，鼓勵中國人戒除吸食鴉片煙、纏足、以及其他足以顯示國家落後的惡習。

然而，這些期望並沒有能維持太久；這些維新運動的領導人們，很快就失望的認識到：在他們與廣大的中國農民之間，存在著一道難以踰越的鴻溝。實際上，這些學會的主要成就，極為仰賴官方的贊助和支持。在北京的強學會，如果沒有袁世凱、張之洞這樣具有影響力的官員支持，早已無法獲准繼續集會活動；而袁、張兩人即被推舉為強學會的榮譽會長。官方的支持在地方各省也很重要。譚嗣同的事業能在湖南取得成功，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該省巡撫對他改革官制倡議的響應。當官方收回對他們的支持時，學會旋即解散、報社被迫關門，這是因為反對這群「仁人志士」的聲浪很快就高漲的緣故。在湖南，保守派仕紳反對維新者的教育改革方案，敦促官方取締南學會；而京師的官員們則對梁啟超學說中隱含否認國朝正統的政治顛覆，感到悚然而驚。大部分原來支持強學會的官員，包括張之洞在內，都感覺維新運動的領導人康有為，是一個危險的狂妄之徒。康的思想學說非僅聳人聽聞，顯然也是異端邪說。康有為如此使欲維持現狀者感到驚駭，這是由於他把孔子，這位公認傳統禮教的維護者，說成是一位革命的先知。而更加危險的，是康有為之輩主張孔子不是保守思想家，而是一位真正的維新改革者。

康有為的哲學
康有為的理論，有部分是來自於漢代的今文經學。在今文經學裡，同樣是這個神秘的三世之說（衰亂世、昇平世、太平世），可能啟發了洪秀全的太平天國運動。今文、古文經學之間對儒家學說的詮釋產生分別，起於雙方對若干經典的註解存在分歧。今文經學家宣稱在《春秋》裡發現「微言大義」，並且將之歸於孔子。正當古文經學者在那裡考訂《論語》的內容章句，詮釋為是聖人對當時的道德評論，今文經學者則力主孔子的著述足以作為人類歷史的典範——孔子就如同一位能預見未來的先知。

在西元三世紀時，古文經一般被公認為是真經，孔子在其中也沒有開天闢地的特性。實際上，在接下來的一千五百年裡，今文經學的聲勢一直不振。然而在十八世紀初年，清代的考據學者對古文經加以精微的考證，指出若干古文經實乃後人偽造，因此重新帶起了對今文解經的研究熱潮，尤其影響了康有為對《春秋公羊傳》的評註。到了一八二○年代，今文解經已經儼然成「派」，尤其以廣州一帶地區為盛。今文經學派的各家說法其實都不同，不過他們倒是大部分都同意：漢代的經學家為了政治目的，偽造出古文經，從而使後世之人無法得知孔子的真實面目。康有為便是宣稱要還給孔子本來面目為主旨，貫穿其研究。一八九一年，康氏完成其驚人著作《新學偽經考》，主張古文經遭到捏造、篡改，因為篡漢自立的暴君王莽（西元九至二四年在位）意欲使學者難以明白，孔子實非抱殘守缺者的真相。根據康氏這項別有懷抱的解釋，古文經學者由於掩蓋孔子真正的學說，使得中國陷入長時期的落後境地。康有為接著又發表了《孔子改制考》，聲稱真正的孔子為「聖王，為萬世作保，為大地教主。」孔子降生於衰亂之世，具有真知灼見，因此能夠作出以下的預言：乃據亂而立三世之法，而垂精太平；乃因其所生之國而立三世之義，而注意於大地遠近大小若一之大一統。

因此以康氏之見，孔子以後諸碩學大儒所著的史學，僵化刻板，都背離了他的教義，使後世將他誤解為守舊之人。康氏宣稱，真正的孔子早已發展出一套生機勃勃的歷史進步理論，與西方文明中的歷史哲學若合符節。事實上，如果孔子生在今天，他必定率先跳出來拋棄舊制度、提倡全面改革。康有為據此，因而指那些引用孔子章句、反對改變的保守派，不但誤解了聖人真正的教義，還成為孔教最大的禍害。

如果上面這些主張，還不足以震撼抱持正統經學觀的學者，那麼康氏還有其他的更激烈的學說理論，雖然這些看法在當時較少公開宣揚，不過都涵蓋在他的主要著作之中。這些觀念要比今文經學派的看法更進一步，主張融合西方科學與儒家倫理，合而為一個破除所有舊習的理想世界。康曾在傳教士的幾何學著作裡，讀過歐基理得（Euclid）提出的定律，他因此企圖在中國道德哲學當中，也尋求出一個類似的普世規律，這樣就可以在他所謂「科學」的基礎上，打造新的社會制度。他所找出的對應規律，就是儒家的美德「仁」。傳統學者認為仁既是人性本善的體現，也是人際之間行事關係的道德準則圭臬。這些關係則在儒家倫理的「禮」裡面，都有明文規範，譬如遵守「義」，可使人對父母孝順、事君以忠。康有為在此的目的，是要將「仁」塑造成普世、單一的人類通則，高於所有構成儒家道德哲學的德行。「仁」的本身就是原動力，就和充盈於萬物之中的電（這也是他從西洋書籍當中所讀來的）相類似。仁事實上是人類（humankindness，而不僅是人性，humanenss）據以存在的本質，它能泯滅一切人為的政治鴻溝、以及使人產生不平等關係的社會階級。由於康氏從這個科學基礎的理想世界中，歸結出人人平等的結論，他認為沒有人天生就較其他人地位來得尊貴。因此，在「仁」的義蘊之下，康否定傳統儒家思想所尊崇、定義人倫高低主從的價值，並且大膽宣告「義」和「禮」是扭曲孔子思想者所設計出來，為後世家庭重男輕女、國家君尊臣卑的的權威合理化的積風成習。

中國之俗，尊君卑臣，重男輕女，崇良抑賤，所謂義也。習俗既定以為義理，至於今日，臣下跪服畏威而不敢言，婦人卑抑不學而無所識，臣婦之道，抑之極矣。此恐非義理之至也，亦風氣使然耳。

康有為是中國頭一位，認為正統儒家思想只不過是一種帶有階級思考特質意識形態的政治哲學家。在他看來，所有如忠、孝這些中國人視為社會綱常、區分人獸和華夏蠻夷的德行，都是傳統專制政治的統治工具。最終，徹底的政治改革需要建立在文化革命的基礎之上。這恰是因為儒家思想早已深入社會人心，僅單從政治面著手，不足以造成根本的改變。這是為什麼在一九一九年、那場破除文化陳規的五四運動，要比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更具有革命意義的原因。同時也是毛澤東主席說，在今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一場的文化革命正在持續進行的底蘊所在。

正如梁啟超的自發結社論當中所主張的，民族可以創建自己的國家，康有為的社會關係構想，也使他馳騁想像力，設計一個未來新社會。康氏將「仁」的平等原則、今文經裡面的「太平」盛世、以及大同世界裡那種田園生活結合起來，描繪出一個沒有社會、政治分野限制的未來世界。他所著《大同書》完稿於一九○二年，敘述這個烏托邦世界，並認為可在兩到三個世紀之內達成。屆時，「國家」這個字眼將不復存在，因為世界已經合為同一個種族、說同一種語言、行相同的風俗。財產全歸公有，而所有工作都由機器代勞，電力驅動的飛船騰空飛過。人類所身受的痛苦，被身兼教牧職能的醫師完全緩解，所有的階級區別全都消失不見。女人的地位、衣著全與男子相等，核心家庭讓位給為期一年的婚姻合約，以及公共育嬰、托兒系統。

康有為的《大同書》在稍後替他建立了類似傅立葉（Fourier）或聖西蒙（Saint-Simon）的名聲，稱他是中國的烏托邦社會主義者。不過，他並沒有在推動維新運動時，將這些富有想像力的構想加入到規劃之中。以至於在當時，他關於儒家思想的理論，被取了個「野狐禪」的譏諷綽號，並且使許多高級官員，對他的改革方案抱持戒心。然而，這些提案並不是十分激進。他對光緒皇帝一連上了七次奏書，解釋道，維新變法者希望皇上能效法日本的明治天皇、以及俄國的彼得大帝，用西式官制和學堂，取代舊有的官僚、科舉制度，從而使國家邁入現代化之林。但是這些奏書，連同各個學會對於改革的熱情、還有康有為那些奇談怪論，都被恐懼變法的資深大臣擋下，並未能送呈御覽、讓皇帝知曉。確實，反對「變政」的聲浪，直到另外一次國家危機爆發之後，才被壓制下去。

列強爭奪勢力範圍
《馬關條約》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改變了東亞的權力平衡局面——這是李鴻章在與日本談判時，列入考慮的因素之一。李在談判桌上喪權割地，使他成為國人痛罵、千夫所指的對象，在他心中，對中國能夠討價的本錢，並不抱幻想。但是，他卻指望倚靠其他強權大國（特別是俄羅斯）來制衡日本的野心。在《馬關條約》中，日本從中國獲取不少獨家權利，這嚴重挑戰了列強各國在條約港口利益均霑的原則。尤其日本已經獲得遼東半島，包括了旅順這個不凍港，這可是俄國人一直覬覦、老早就想要取得，用以替代海參崴的海軍補給港口。俄方因此相當樂意接受李鴻章的訴請，和德、法兩國一起，協助並謀畫外交手段，迫使日本將遼東半島歸還中國。俄國人隨即向北京索取調停的代價：要求將橫越西伯利亞的鐵路延伸進入滿洲。光緒皇帝部分是出於迴護李鴻章、使他免於再受京師輿論的指責，派他前往莫斯科就此事展開會商。一八九六年，李於莫斯科和俄方達成協議：同意俄國租借鐵路使用權八十年，藉此換取雙方簽訂《禦敵互相援助條約》（而根據謠言，他收受俄人一百五十萬美元的賄賂）。

中、俄雙方於一八九六年締結條約，立刻引起各國的迴響。緊接著三國干涉還遼之後，俄國又取得鐵路租借權，這使得日本大為惱怒，當即加快軍事備戰，準備為了滿洲和朝鮮，與俄國一決雌雄。衝突的兩造直到八年之後才開戰，不過當戰爭結束，日本就成了近代史上第一個擊敗歐陸強權的亞洲國家。

英國也對《中俄密約》感到不滿。英國一直對俄國的擴張心存警惕，現在則感到中國已經無法再作為對抗沙皇帝國主義在亞洲掠奪的堡壘了。俄國這個新的擴展，甚至還威脅到歐洲的權力均衡，英國的歐陸政策，一貫是讓歐洲國家保持兩個集團的局面：一個是德、義、奧匈帝國的三國同盟，另一個則是法俄雙邊聯盟。沙俄獲得新的鐵路租借權，究竟是否會改變歐陸的軍事局面，確實尚在爭議之中，但是講究權力均衡的外交戰場，現在毫無疑問的，已經轉移到遠東來了。當俄國的盟友法國，於一八九七年六月，在華南尋求開礦與築（鐵）路的權利時，英國難以阻止，因為法國背後有俄國為之撐腰。之後，英國為了平衡其亞洲的權力，開始認真考慮和日本組成海軍同盟——這項協議後來於一九○二年時實現了。

德國對俄國有意將華北和滿洲收入其保護範圍，同樣深感警惕。德皇威廉（Kaiser Wilhelm）因此立刻開始考慮反制措施，盼望能得到一個機會，好按照其海軍元帥的建議，鞏固德國在華的海軍基地。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一日，他盼來了這個機會：一場反教暴亂在山東爆發，發動暴亂的亂民是日後義和拳的前身，他們殺害了德國傳教士。威廉收到消息，找到了尋釁的藉口，終於心滿意足；他立刻去電沙皇尼古拉斯（Tsar Nicolas），通知俄方：他決定奪取山東的膠州灣港口（早已經由德國軍官詳細勘查過）以作為報復。尼古拉斯對此「不置可否」。十一月七日，德意志帝國海軍上將迪德里希（Diedrichs）率軍佔領膠州灣。四個月後，中國負責外交的總署大臣力爭無效，只能勉強同意德國租借該灣，為期九十九年，同時也讓德國人築兩條鐵路、和在山東開礦。

這正是歐洲各國領袖一直以來等待的、「爭奪勢力範圍」競賽開始的信號。沙皇尼古拉斯當即訓令駐北京大使，也在遼東的旅順、大連提出類似的要求。法國在南方要求廣州灣作為勢力範圍、義大利宣布必須要取得浙江台州的三門灣、還有英國也提出租借威海衛、以及承認其在長江流域的特殊權益。這些要求相互觸發、接踵而來；每次的讓步，都引發其他強權「瓜分中國」的胃口。中國人面對這樣你爭我奪的局面，竟然束手無策。在一年不到的時間裡，這個國家被各國的勢力範圍扯弄得四分五裂，這些勢力範圍由國家所訂立的租約保障、由外國官員治理、剝削商業利益的是外國投資者、維持治安靠的是外國軍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