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暗影：一段橫跨兩場冷戰、三十年歷史的東歐邊境之旅

《外交政策》雜誌評選「全球百大思想家」，
《世界的盡頭》、《南中國海》、《地理的復仇》作者羅柏．卡普蘭2016年最新力作

理解俄國與歐盟紛爭的一把鑰匙，除卻2014年烏克蘭克里米亞，下一個將受到國際關注的衝突地域
本書將帶引讀者走入一個位處歐洲邊陲，歐、亞文化交融並陳的「德古拉」神祕國度──羅馬尼亞

【本書內容】
羅柏．卡普蘭於一九七○年代初次造訪羅馬尼亞，當時他是一名年輕記者，羅馬尼亞則是共產世界中一個慘澹蕭條的偏遠國度。它位於歐洲的一個晦暗角落，鮮少受到西方人的關注；它具有攸關世局的重要性，但卻經常受到忽略。隨著那次初訪而來的，是作者畢生對這個國家的迷戀。時至今日，俄羅斯以不同方式對歐洲構成威脅，而羅馬尼亞正是理解這個局面的關鍵要素。

《歐洲暗影》行文風格明快有力，融合回憶錄、旅行誌、報導文學、歷史書寫等元素，是作者醞釀三十年而成的大師之作，完整呈現一名青年記者力求成長、一個弱勢國家奮力向上的歷程，將一個外來個體的身影與一個在地國族的命運巧妙地交織在一起。從地緣特質、帝國主義、納粹大屠殺、冷戰，到國際關係中扮演的角色，作者透過羅馬尼亞這面透鏡，檢視諸多影響深遠的議題。

在本書中，卡普蘭詳細闡明拉丁化的西歐與希臘化的東歐如何鎔冶出羅馬尼亞，以及包括拜占庭帝國、鄂圖曼帝國、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俄羅斯沙皇國，希特勒納粹德國、共產蘇聯，以至現代的俄羅斯與歐盟，是如何從各個方方面面影響羅馬尼亞的盛衰起伏。這是位處地緣敏感帶國家的宿命，但也是她的機會。

透過卡普蘭的筆尖，羅馬尼亞的過去與現在化成本書中一頁頁鮮活而優美的散文，讓一個又一個電影畫面般的場景躍然紙上：冷戰期間那些神情枯槁、在冷風中排隊買麵包的布加勒斯特民眾；千百年間被入侵者蹂躪成一片荒蕪的柏勒甘大草原；宏偉地矗立在外西凡尼亞及馬拉穆列什地區的哥德式教堂尖頂……卡普蘭時而同過去的偉大思想家們對話，時而與今日的羅馬尼亞民眾交談；於是我們看到，這群人是如何在這個俄羅斯重新崛起的時代，致力讓人文主義的火焰持續發光。

【國際書評】
一部聲勢浩大的文化性及政治性旅行書寫，讓羅馬尼亞錯綜複雜的過去及混沌迷離的現在鮮活地躍然眼前，展現全新的急迫性。
──柯林．施伯龍（Colin Thubron），《走進西藏聖山》作者

羅柏．卡普蘭擁有令人讚佩的能力，可以將目光伸展到地緣政治的天際。現在他把注意力轉移到歐洲的邊陲要地，位於巴爾幹及日益復興的俄羅斯之間的羅馬尼亞。在這場穿越書本、地景、歷史的三重旅行中，作者剖析地理的意義、知識分子的影響力、民族主義的癡狂及力量……坦白、深刻，充滿犀利洞見，及時問世的好書。
──查爾斯．金（Charles King），美國喬治城大學國際事務教授，《午夜的佩拉皇宮：近代伊斯坦堡的誕生》作者

若想評鑑當代羅馬尼亞的千姿百態，羅柏．卡普蘭這本書具有無與倫比的價值。做為一名深入當地脈絡的外來者，作者對羅馬尼亞進行了結合博學與權威性的深入分析。他的思考靈光閃爍，引人遐思，從歷史及地景擷取無盡靈感，捕捉到這個國家及其人民的DNA。
──丹尼斯．德勒藤特（Dennis Deletant），美國喬治城大學伊凡．拉邱講座客座教授，倫敦大學學院名譽教授

一部動人的作品。一本照亮視野、充滿悲憫之情的指南，帶引讀者穿梭在迷宮般的羅馬尼亞歷史中，探究那個盤繞糾結、充滿創傷的過往……《歐洲暗影》描述了許多我們絕不能忽略的黑暗而悽慘的時刻，但同時卻洋溢希望，傳達出美好願景與不斷重生的訊息。
──弗拉基米爾．提斯馬內亞努（Vladimir Tismăneanu），美國馬里蘭大學政治學教授

卡普蘭有如一把火炬，為我們照亮羅馬尼亞及東歐各國人民不可思議的旅程，探索二次大戰結束後數十年間蘇聯專制造成的悲劇，以及這些國家如何能透過加入北約組織及歐盟，享有更富於希望、更民主的未來。卡普蘭緊密交織錯綜複雜的歷史、宗教、記憶及政治思想，展現出極難有人與其匹敵的論述功力。
──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教授，前政治事務副國務卿

羅柏．卡普蘭Robert D. Kaplan

美國資深記者、地緣政治專家、旅行作家。過去三十年間，他擔任《大西洋》（The Atlantic）月刊記者，撰述可見於《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等重要報章雜誌，觀點經常引發相關政治、媒體、學術界討論。他也曾擔任美國智庫戰略預測公司（Stratfor）地緣政治分析主任、美國海軍學院（United States Naval Academy）客座教授、五角大廈國防政策委員會（Defense Policy Board）委員、華盛頓新美國安全研究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資深研究員。《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兩度將他列入「全球百大思想家」之林。

卡普蘭曾實地採訪中東、兩伊戰爭、巴爾幹半島、前蘇聯與阿富汗戰爭等戰略要地與新聞前線，至今已有十數本關於外交事務、地緣政治及旅行相關書籍。在台出版作品包括《世界的盡頭》（The Ends of the Earth）、《南中國海》（Asia’s Cauldron）、《地理的復仇》（The Revenge of Geography）等書。

徐麗松

台大外文系畢業，世紀交替之際旅居法國多年，陸續於巴黎第七大學、里昂第二大學及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修讀語言學及跨文化研究，並在法國及台灣從事英文、法文翻譯及跨界合作工作。

序幕　納博科夫的房間
我的書房是個負擔。它集結了各式各樣的筆記，在我加以運用以前，我害怕失去它們。因此，我需要寫下這一切。這樣一來，我才能拋棄我的書房，並繼續捨離我的所有物，這著實是身為一名年邁者必須承受的最大屈辱。
一本書意味著自由；然而太多的書卻會對進一步發現這個世界構成阻礙。倘若每一個新視野在眼前展開之際，腦海中都會浮現出某個可以立即套用的名言警句，我們就無法清晰地觀覽。
精裝書適合定居者的靜態生活。我擁有的精裝書數量相對少，其中初版書更是少之又少。沒有任何愛書人會讚嘆我的藏書。我的書房裡主要都是些破損的平裝書，裡面充滿歷年來我潦草寫下的筆記。儘管如此，每本書對我而言都異常珍貴。購書經費低會讓人以個別方式珍惜每一本書，並敦促人仔細揀選哪些書才該買。我在五十三歲以前不曾擔任全職工作，後來卻連續做過好幾個，而且有時是同時進行。於是，我在中年時期開始更大量地累積書籍，但就個別而言，其中每一本書對我的意義卻愈來愈不重要。真正要緊的都是那些我在幾十年前買的書。那些書就像失去連絡的老朋友，無論它們有多少缺陷，我們就是無法甩去關於它們的記憶。
問題是，跟老舊的回憶一樣，我曾經珍視的物件在比較晚近的東西凌駕之下，逐漸都被推送到成堆物品後方。一名羅馬尼亞藝術家給我的聖像從前享有那麼顯耀的地位，現在被擠壓在一本關於巴爾幹的書以及一尊柬埔寨塑像之間，掩藏在塑像後方的則是多年前我在印度拉合爾（Lahore）一間博物館購買的印製畫。我必須把這一切都扯離掉。當心，收藏是很自戀的一件事！
但做這件事很難。一本有價值的平裝書擺在床頭，可以讓最低俗的旅館房間也顯得文明。一九三一年，一群暴民燒毀英國籍塞普勒斯總督羅納多．史托爾斯爵士（Sir Ronald Storrs）的圖書室以後，他寫道：「就連通常被認為沒有生命的物品，在一個人經常長時間對著它們冥思以後，也會變得幾乎像是心愛的人，表面上的消亡永遠無法把它們真正帶走。我仍然可以閉上眼睛，感受到每本書擺在它所屬的位子上……。」這段話出自我確實擁有的少許初版書的其中一本。
書是最具感官色彩的無生命物。我手裡拿著一本一九七七年由赫金森（Hutchinson）出版的平裝本查爾斯．勞爾夫．巴克瑟著作《海洋帝國葡萄牙，一四一五至一八二五年》（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1415-1825，初版於一九六九年問世），對所有熱愛葡萄牙事物的人而言，這本書宛如一本聖經。我凝視它的封面，上半部是優雅的黑、白雙色字體標題，下半部則是一幅以地圖背景襯托的畫作，描繪一艘帆船航行在線條豐富、驚濤駭浪的青藍大海中，那本書具有中世紀花瓶般的質地。
數十年間，我在每項新計畫展開之際都會購買一本與那個主題有關的美麗書籍：撰寫關於非洲之角那本書時，我買了《白色尼羅河》（The White Nile，一九六○年出版）及《藍色尼羅河》（The Blue Nile，一九六二年出版）的插圖平裝本；為了寫阿富汗那本書，我首先買的是歐拉夫．卡洛一九五八年的著作《帕坦人》（The Pathans，喀拉蚩／牛津大學出版部版本）；寫巴爾幹那本書時，我買的是約翰．李德的《戰爭在東歐》（The War in Eastern Europe，一九一六年出版），而且我難得給自己一份奢侈，買下珍貴的初版書；寫關於印度洋那本書時，我又讓自己奢侈了一下，買下查爾斯．羅里亞特公司於一九三三年出版的巴索．拉博克著作《鴉片快船》（The Opium Clippers）；以上僅舉數例。一個人為了某個特定目的而保有了許多年的書不只夾帶著記憶（這是不言而喻的事）；那些書也展現出主人的真正價值所在。因為，我們擁有的書可能指示出某些關於我們的事，而且那與我們所想的非常不同。
不過我們也不要完全把書籍所含的記憶價值打折扣。一本書能以更勝於老照片的方式隱含著它被閱讀時的地方。以我本身為例，《布登伯洛克家族》召喚出的是一九八一年初冬的布拉格，當時冷戰為那座城市賦予了某種令人疲軟無力的寂靜，廣場冷清寂寥，使那些雕像和建築物的滴水嘴怪顯得更讓人望而生畏。我記得在採訪完一位共產政府官員以後，一名祕密警察一路跟蹤我回到旅館；然後我在旅館房間裡讀到一段發生在梅克倫堡海岸的故事，在一棟飄著咖啡香的小房子裡，安東妮．布登伯洛克對一名年輕醫學院學生產生感情，但那場仲夏之戀因為家庭義務的因素，隨著夏天結束也戛然而止。我那本《父與子》是一九七三年夏日的兩天暴風雨期間，我獨自閉關在一間羅馬尼亞的林間木屋裡讀的，於是它會為我呼喚出那座長滿橡樹、冷杉和山毛櫸的森林。由於屠格涅夫把一個晦暗的現代訊息包裹進一場以十九世紀俄國為背景的田園羅曼史中，以至於那次我在羅馬尼亞體會到的與其說是寂寞，更像是種孤獨。
年輕人有種能生活在當下的福氣；中年及中年以上的人則在被各式各樣的煩憂毀壞了生活以後，拚命想找回那種能力。書籍代表一種反抗行為，不僅僅是反抗電子時代種種令人分心的事物，也是在反抗我們的問題和我們的自以為是。反抗的目標不在於成功，而是要重返現場，回到那些為屠格涅夫的故事聚精會神、心無旁騖，連續數小時不間斷的悠長閱讀時光。屠格涅夫將我帶進一個已然被熱情壓垮，因而變得冰冷無比的心靈深處，於是我第一次明白意識型態是如何在
莎士比亞式的深度上跌了跤，不管它展現出多少抽象思維。
跟老唱片一樣，舊的平裝書起初顯得古奇美妙，但隨著歲月流逝，它們卻難保不會展露出堆放在閣樓中的廢物那副模樣。發霉泛黃的書頁在液晶時代顯得格格不入。把書本割捨掉吧，我告訴自己。只保留那些真正要緊的書。修剪我的書房，把它化約到最精簡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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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寫過一部短篇小說，標題是〈雲，城堡，湖〉（Cloud, Castle, Lake）。主人翁迫不及待地想逃離一個喧囂嘈雜、迫使他必須遵守一堆嚇人規定的旅行團―其實他想逃脫的是一整個世界。他湊巧來到一間客棧。「樓上是一個提供旅人住宿的房間。『你知道嗎，我打算一輩子把它租下來。』」他這樣告訴客棧老闆。那是一個「再平凡也不過」的房間，「但從窗口望出去，可以清楚看到湖泊及屬於它的雲朵和城堡共同構成一幅靜止而完美、與幸福同義的畫面。」於是，「在一個靈光乍現的片刻」，他明白「在這個小房間裡，坐擁那個美得令人熱淚盈眶的景致，生活終於將會是他一直盼望的樣貌」。他只需要用「少許物品」充填那個房間，其中包括幾本書。
假使我要帶一些書到某個那樣的房間（頂多二十來本，足夠填滿一層書架就夠了），藉以在那裡度過餘生，那會是些什麼書？其中每一本都必須對我代表深刻的意義才行，必須是些改變了我的書；一些有如轉捩點般影響了我的書，而且不見得是用好的方式影響我，因為人生之所以是人生，它必然錯綜複雜，甚至充滿不愉快的枝節。
我心中確實知道我會挑哪些書。以下是其中一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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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書架取下一本破舊的書，《共產東歐各國政府》（The Governments of Communist East Europe），一九七一年平裝版，作者是哈洛德．戈登．史齊凌；這本書最初於一九六六年問世。我滿懷愛憐地翻看它。乾硬的標題充滿學術性的古板，封面設計也一樣：全灰背景上只印了褐色的標題，沒有圖畫襯托。整本書談不上任何美學或文學價值；不像那本探討葡萄牙帝國的書，這本書並不漂亮。然而，若要我帶幾本書到納博科夫的想像房間，它卻會是其中一本。
一九八一年夏天，我走在耶路撒冷的喬治國王街。陽光炙烈逼人，我汗流浹背，不但疲倦，還有輕微的頭痛，就那樣漫無目標地浪跡街頭，直到我注意到一家書店。那個路段大約跟大衛王旅館隔了幾條街，書店像個灰塵很多的小倉庫，裡面沒地方坐，書籍陳列在灰色金屬架上，不怎麼講求分門別類。跟我那天的街頭漫步一樣，當時我的生活沒有方向。
再過幾個星期，我就要從以色列國防軍退伍，而我還不清楚接下來該做什麼。那年我二十九歲。我沒有那種能在新聞媒體界助我一臂之力的院校文憑。我在阿拉伯世界某些地區及以色列當過自由撰稿記者，並且一直貪婪地閱讀和旅行，不過這些經驗很少化成文字出版。在以色列待了幾年下來，我不只對那個國家深感著迷，也醉心於那塊「聖土」，以及不同宗教在那裡編織出的風情。我不僅鍾愛猶太會堂，也對猶地亞沙漠中的希臘修道院及中世紀穆斯林古蹟興致勃
勃。我因此為一些以色列出版社代筆撰寫了若干本探討考古學或東正教的圖文書籍，但銷量不足為道。簡言之，基本上我是個沒有僱用價值的人。此外，耶路撒冷的生活令我感到窒息，我只想旅行，再度出發上路。
我一看到《共產東歐各國政府》就把它從書架上拿下來，這並不是個偶然，儘管在那一刻發現那本書確實屬於偶然。作者史齊凌是研究冷戰時期東歐國家相當重要的專家，他在多倫多大學執教，並以那裡為根據地，為反共人士提供支援。他特別感興趣的是當時的捷克斯洛伐克，主要是撰寫了那個地區的二十世紀歷史。但當時我完全不知道這些。對我來說，他只是印在一本價格低廉的沉悶書籍上的一個名字。我之所以決定挑出這本書來看，是因為它激起我的一個回憶。
一九七一年夏天，我搭火車在南斯拉夫遊歷了幾天。那次短暫造訪引發了我的好奇，因此一九七三年我大學一畢業，就用整個夏天的三個月時間旅行共產歐洲各地，從東德啟程，然後穿越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接著朝東南方向陸續遊覽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國。我有時住在青年旅館，有時則到沿途遇見的一些人家裡過夜。當時正值冷戰高峰期，那些國家被西方媒體視為一片灰暗地帶，籠統稱為「蘇聯的衛星國」。可是離開東柏林以後，我一到華沙，就開始注意到這些國家之間的差異有多大，各國政府的治理方式有多麼不同。東德是個監獄般的鎖國，波蘭則散發相當自由化的氛圍。匈牙利跟波蘭一樣充滿生氣，擁有熱情洋溢的年輕人，我很容易跟他們當朋友；反之，鄰近的羅馬尼亞則窮困得多，對西方訪客顯得非常封閉。我在那裡沒交到任何朋友。最後是保加利亞，在那裡的鄉間，我感覺自己彷彿已經完全離開歐洲，來到當時我心目中的中東世界。
一九七三年那次旅行並未化成任何出版品。我曾試圖發表一些即時報導，但沒有具體成果，一方面是我的寫作資質不足，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為民眾對那個幾乎不被媒體報導的地區興趣缺缺。回到美國以後，我在一家小報社找到工作，存了一些錢，然後再度出發旅行。這次走訪的是阿拉伯世界，最後落腳在以色列，但並沒有清楚的目標。我非常害怕自己是在糟蹋人生。
在那家布滿灰塵的書店裡，我倚靠在金屬層架上，開始閱讀史齊凌的撰述。看到第五頁時，我詫異地明白英國和法國於一九三○年代對希特勒採取的綏靖政策，如何導致西方的名聲在二次大戰尚未開打之前就已經崩壞；在那個年代的許多時期，民眾認為敢與納粹對立的主要都是共產黨人。由此可知，東歐之所以倒向史達林，歸根究柢是導源自一九三八年張伯倫在慕尼黑與希特勒簽署的協定。在第七頁，我又發現當初促成蘇聯征服東歐，而且得以持續加以控制的一大原因，是東歐國家形同一盤散沙。各衛星國之間的不團結正是我自己在八年之前對東歐的印象。我累得難以繼續在書店看書，乾脆把書買了下來，帶回我在耶路撒冷舊城附近穆斯拉拉區的頂樓公寓。
在接下來幾天中，史齊凌為我揭開了一個充滿強烈國家衝突及內部政治缺失的世界，界定清晰的地理區塊將各個族群相互隔離切割，但卻都很容易讓外來強權滲透，無論那是前幾個世紀期間由哈布斯堡家族統治的奧地利，或現在所談的蘇維埃聯邦。「多瑙河平原一直是民族遷徙及軍事入侵的要道……十餘個不同國族形成與地理環境同樣多元的族群拼圖……雖然斯拉夫人主要都屬於亞細亞民族，但文化上的血緣關係未能轉化為政治上的統一；不同的宗教傳統及被占領經驗衍生出斯拉夫人之間以及斯拉夫人與非斯拉夫人之間的衝突。」這段文字謄寫自當年我在書末做的速寫筆記，那時這本書已經是有十年歷史的平裝書了。「宗教從不曾帶來統一，因為東正教會具有各國獨立的特性，而且天主教與新教之間也一直存在著鴻溝。」當然還有一個因素：天主教徒與東正教徒的分裂，這可以回溯到羅馬與拜占庭分道揚鑣的時代。在史齊凌的書中讀到「東正教」這個詞彙時，我的思緒不禁一陣眩暈，因為我聯想到先前經常在猶地亞沙漠地帶造訪的那些希臘修道院：閃閃發亮的外觀，散發麝香氣息的圍籬，琳瑯滿目的聖像和蛋彩濕壁畫，以及周遭彷彿被烈火烤成酥皮、呈現鋅般色澤的地景。
史齊凌接著寫道，兩次大戰之間，民主在這些國家留下的根基非常薄弱，二次大戰在東歐以大規模方式清楚塑造出贏的族群和輸的族群，而歷史自一九四五年以降則近乎停滯不動。與此同時，羅馬尼亞人和阿爾巴尼亞人在顯著程度上依然務農維生，史齊凌的這個說明可以部分解釋我在一九七三年看到、感受到羅馬尼亞與匈牙利之間的差距時，為什麼會那麼震驚。我凝視第十三頁的地圖良久，它跟我約略熟悉的那些冷戰地圖是如此不同。
就跟那些最珍貴的領悟一樣，一個計畫的梗概可能在瞬間於心中構思成形。當時的以色列在外交層面上雖然與華沙公約組織國家隔絕，但與共產黨統治的羅馬尼亞之間確實有正式的關係，而且就我當時的打算而言，還有一點格外重要，那就是以色列跟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之間有直接的航空連結。我在退伍當天就決定我要飛到羅馬尼亞，展開一場縱橫東歐的旅途。
透過替人捉刀代筆，我已經存到一些錢。我告訴自己，這次絕不要糟蹋機會。有了史齊凌的書做為我的嚮導，這趟旅途將帶有特別的目的：寫文章賣給報社，藉以為我的履歷建立基礎。一九八一年的東歐（尤其是巴爾幹）可說是媒體世界的窮鄉僻壤。史齊凌將「崎嶇多山的巴爾幹半島」列為共產東歐地區的三個子區之一（另外兩個子區分別是北歐部分及多瑙河平原地帶），這樣的劃分法為「巴爾幹」這個數十年間不曾在頭條新聞中出現的地區（甚至是為這個詞彙本身）賦予了顯赫地位。當時的巴爾幹可說是以色列及中東地區的反例，在耶路撒冷之類的地方，數以十計的記者會追同樣的新聞、趕赴同樣的媒體招待會，但這個位於歐洲境內的地區卻沒有任何人加以報導，儘管這個地區無論就歷史或文化而言都跟我當時居住的地方一樣豐富有趣。史齊凌在他這本著作末尾表示，雖然這些國家都被納入蘇維埃帝國的版圖，但它們都用獨有的方式維持住自身的「特性」，每個國家都根據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歷史經驗實行各自不同的共產主義；我決定讓這個觀點成為我的報導工作的主題之一。我們之所以都是人類，不只是基於相互間的感知相似性，也是因為彼此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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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開始在媒體資料中搜尋與東歐（特別是巴爾幹）有關的一切，並到西耶路撒冷的美國資訊中心圖書館查閱報紙的微縮片檔案。某種特定的報導模式迅速浮現出來。幾個主要新聞機構在華沙或維也納派駐有通訊記者，在一九七○年代末期及一九八○年代初期，他們大約每年都會走訪一次共產東歐南部地區，然後寫一篇關於南斯拉夫、羅馬尼亞……等國的報導。我找到好幾篇文章描述羅馬尼亞貨幣是多麼沒價值，以至於人民寧可拿健牌（Kent）香菸以物易物。雖然這件事本身很有意思，但看到一個個通訊記者都在寫同樣的故事，我終究感到厭煩。我心想，一定有更多事在那個國家發生。
終於有一天，我看《耶路撒冷郵報》（The Jerusalem Post）時，某則印在內頁下方的外電報導吸引了我的興趣。日期行標了貝爾格勒，也就是南斯拉夫首都。顯然蘇聯正在縮減它提供給東歐國家的燃油補助，導致東歐各地三不五時就會停電。那時我無法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但事實證明蘇聯的做法為長達十年的經濟衰退揭開了序幕，而經濟衰退將導致各國社會動盪不安，開始反抗高層領導者。一九八一年十月期間，我還注意另一則被擺在不顯眼位置的外電報導，該報導發自貝爾格勒，內容是關於南斯拉夫南部科索沃省阿爾巴尼亞裔居民之間的騷亂。我準備離開以色列時，已經收存了十來份剪報資料。
退伍那天，我把軍服和裝備包交到特拉維夫郊外的軍事作業中心BAKUM，然後提出一般出國申請。由於我接下來的身分是後備軍人，這道手續非做不可。一名穿軍服的女子問我打算到哪裡去，我說是羅馬尼亞。她顯得有點驚訝。羅馬尼亞是華沙公約組織成員國，而且跟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和極端派阿拉伯國家關係密切。「去那裡的以色列人不多。」她說。接著她問道：「為什麼去？而且是在冬天開始的時候？」我跟她說我要參觀那裡的基督東正教修道院，那是我在一些書裡寫過的題材。「打個電話到耶路撒冷的外交部，向他們要以色列駐羅馬尼亞大使館的地址和電話號碼。」她一邊核發旅行許可證，一邊用不帶表情的單調語氣說道。「萬一在那邊遇到安全方面的問題，可能用得上。」然後她又補充說，許可證只在羅馬尼亞有效，以色列國防軍不允許我到以色列沒設使館的東歐其他地方旅行。我接受了這些條件，但心知肚明我並不打算遵守它們。無論我可能觸犯規定的情事有多微小，在那個當下，我知道我有可能不再返回以色列了。
隔天早上，我搭以色列航空公司班機前往布加勒斯特時，小心翼翼地將我的以色列護照放在登機行李袋最底部。抵達目的地以後，我會丟棄我的回程機票，並拿出美國護照，到駐羅馬尼亞首都的其他東歐共產國家大使館申請前往那些國家的簽證。現在，史齊凌的著作已經為我賦予了一份職責，一個方向，或說一個命運。閱讀就是學著認識一個人的成長環境具有什麼歷史背景。在接下來九年中，史齊凌以超乎任何其他人的程度帶領我接二連三地進入冷戰時期的歐洲，讓我全面意識到我是出生在什麼樣的時代。那本書使我成為一名駐外記者，儘管並沒有人聘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