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再闡釋

前言(節錄)
甘陽

1999年8月7日，鄒讜教授( 1918–1999 ) 以八十高齡去世於美國芝加哥大學醫院，芝加哥大學特下半旗致哀，以紀念他在芝大政治學系五十餘年的奉獻以及他對北美中國研究的開創性貢獻。這本《中國革命再闡釋》是鄒先生臨終前遺留下來的一部文集，鄒先生原想為這本文集撰寫一篇長篇導論以集中闡述他對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基本看法。但遺憾的是，由於鄒先生的瘁然病逝，這個導論終於未能完成。

鄒讜教授執教於芝加哥大學政治學系半個世紀以上，在這漫長的學術生涯中，他的全部思考可以說都致力於一個問題，這就是如何理解二十世紀中國這部極端複雜的歷史。

鄒讜教授本人一生無黨無派，屬於在美國學府中渡過大半生的典型學者，但是像二十世紀的所有中國人一樣，鄒先生也有他自己的「中國故事」。鄒讜於1918年出生於廣州，父親鄒魯( 1885–1954 ) 是著名國民黨元老政治家並曾著有《中國國民黨史稿》，歷任國民黨中央青年部長、中山大學校長，以及國民黨中央執行常委、國防最高委員會常委等職，最後於1949年隨國民黨敗走台灣；這一比較特殊的家庭背景，無疑使鄒讜對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政治有比一般人更深的感受，但也因此有更多的疑惑與問題，而最困擾他的問題顯然是，為什麼曾經相當強大的國民黨最後會敗於起初相當弱小的共產黨？這一問題自然迫使他必須更深入地理解國民黨，同時也更深入地理解共產黨，而最後則促使他把國民黨和共產黨都置於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和中國政治的更大歷史視野中來把握。此外，鄒讜畢業於中國抗戰時期的最高學府——西南聯大，他曾說：
「我作學問的態度是西南聯大培養出來的，我對政治的基本看法也是和抗戰期間的時代背景分不開的。」 但西南聯大的經歷同時也對鄒讜提出了另一個大問題，亦即由清華、北大、南開三校聯合組成的西南聯大，最初本是中國親美派知識份子的大本營( 聯大170餘名教授中有100名以上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 ) ，在抗戰初期亦基本支持國民黨政府，但如費正清所指出，自從1943年蔣介石發表《中國之命運》，蔣介石和國民黨政權就「失去了中國知識階層的信任和忠誠」， 而在抗戰結束後沒多久，聯大師生從反內戰的立場出發日益疑慮美國的對華政策( 西南聯大學生在1945年11月率先發表〈西南聯大等三十一校全體學生告美國人民書〉以及〈致美國政府書〉等， 而當時的聯大教授費孝通等亦發表〈美國你不應該這樣〉等文章，認為美國對華政策「實有助長中國內戰之嫌」 ) ，當鄒讜1946年進入美國芝加哥大學研究院深造時，他自然無法忘懷1945年12月國民黨血洗西南聯大的「一二．一慘案」(聯大四學生被殺)，而1946年聯大著名教授聞一多被國民黨特務暗殺等事件，更是對鄒讜這一代知識份子刺激極深。

從1946年到1951年鄒讜在芝加哥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的這幾年，同時也正是中國內戰爆發，最後國民黨退守台灣、共產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大變動時期，不難想像，在這一他本人思想形成的關鍵期。鄒讜的基本問題意識正是上述這兩個問題，即國民黨為什麼會敗於共產黨，以及中國知識階層特別是青年學生為什麼會在四十年代後期從親美轉向反美。

這兩個問題事實上也正是他日後寫作《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這部名著的原初問題意識。 雖然《美國在中國的失敗》一書由於最初是受由美國政治學巨擘摩根叟( Hans Morgenthau ) 主持的「美國外交軍事政策研究中心」(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American Foreign and Military Policy ) 委托的研究計劃，因而從學科和體裁上講是一部嚴格的美國外交史專著，並被摩根叟盛讚為「既是宏大的史學也是最佳的政治學」( bothhistory in the grand style and political science at its best ) ， 但對鄒讜教授個人而言，這部著作首先是他自己力圖透徹理解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第一步，並由此初步形成了他日後
研究二十世紀中國的基本出發點。

第一，他特別強調，研究二十世紀中國必須具有國際政治的視野。因為二十世紀中國的國內政治強烈地受二十世紀國際政治經濟大變動的影響，特別是受美國、日本、俄國在東亞爭霸形勢的制約。他不同意單純從中國內部因素來分析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研究取向，認為這種取向忽視了二十世紀國際政治形勢的消長往往直接影響中國國內政治形勢的消長。他的《美國在中國的失敗》首先就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東亞的基本格局已經明朗化為日本與美國的對峙，如果美國能夠較早採取有力手段遏制日本軍國主義在東亞的擴張，從而阻止或推遲日本對中國的全面侵略戰爭，那麼中國國內政治的發展可能將相當不同，亦即國民黨政府將會有更多的時間來維持和鞏固其統治。

事實上我們今天都知道，毛澤東本人在1961年的一次談話中就坦承，日本全面侵略中國的戰爭根本改變了中國國內的政治形勢，從而使中國共產黨得到新的發展機會並最終奪取政權。 換言之，日本的全面侵華直接影響了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形勢的消長。而鄒讜認為，由於當時中國的極端貧弱，日本是否發動全面侵華並不取決於中、日關係，而主要取決於日、美關係。他在以後的一次訪談中國二十世紀歷史的動盪與發展，有內在的原因，也有外來的原因。我們過去對這些問題的分析，往往有很大的偏差，其中一個突出的傾向，就是對內因估計太高，彷彿什麼都是由內因決定的。我覺得中國政治受外國影響的程度比其他國家要大。當然這並不排斥內部的因素。

我說的外因不僅指資本主義在經濟上的侵略，也不是說哪個帝國主義支持哪個軍閥( 這些僅僅是小節) ，我指的是國際政治的變化對中國內部政治變化所產生的作用。具體地說，歐美和日本的政治、經濟力量與中國在國際政治中地位的變化，引起了中國社會文化乃至經濟的整體變化。沒有這些外來的衝擊，中國的變化就不會在這種形勢下出現。外來的衝擊把中國傳統文化、政治制度徹底打垮了，使中國面臨着全面危機，並產生兩種結果：一是社會革命，即用政治的方法來解決社會每個領域中的問題；一是外來因素常常決定了中國內部政治力量的孰勝孰負，比如，抗日戰爭和國民黨統治的迅速垮台就有着十分直接的關係；中蘇關係的破裂，是否和十年動亂有直接關係，這也是一個值得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論中共政黨國家的形成與基礎

二十世紀中國的危機意識與國家重建中的持久問題

1895年5月2日，在給皇帝的上書中，康有為和他那些公車上書的同志要列出他們關於制度改革的構想，並表達了對這些改革措施未能及早被採納的遺憾。他們以下面的文字表達了他們的民族危機意識：

及今為之，猶可補牢，若徘徊遲疑，苟且度日，因循守舊，坐失事機，則諸夷環伺，間不容髮，遲之期月，事變必來。後欲悔而改作，大勢既壞，不可收雖有聖者，無以善其後矣。

康有為所意識到的危機是由1894–1895年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所激發的。這場戰爭再一次顯示了國際權力結構以及中國在這一結構中的位置所發生的變化。除了導源於對外戰爭新近失敗的危機感外，國際環境中的另外兩種因素將持續對中國產生明顯的影響，強化這種危機意識，直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止。這就是西方意識形態和範例( 現代社會科學術語稱之為「模式」) 的影響以及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衝擊。這種危機感一直存在，儘管有所減弱。甚至在1978年後的四、五年間，中國一些高層領導人在努力爭取人民接受其全面徹底的改革計劃時，仍然會偶爾提及「亡黨亡國」的可能性。

在探究中國積弱的原因，尋找消除危機、促進國家富強的道路的努力中，中國知識份子和政治領導從本世紀初開始逐步意識到發展與調動個人和社會團體活力( energy ) 、能力( capacities ) 與創造力( creativity ) 的緊迫性。

史華慈( Benjamin Schwartz ) 在關於嚴復的著作的結論部份寫道：對於嚴復而言，「( 中西之間) 的關鍵差別不在於物質，而在於活力。西方在所有重要方面——知識的、道德的與物質的——提升了人的活力。它認同精神上的活力與自信，而不是被動與退隱。西方發現了人類能力的無限性本質並且無所畏懼、一往無前地在傳統中國文化夢想不到
的程度上實現了人類的潛能。」在五四運動期間，對這種差距的認識以及對解除中國傳統在政治、社會、意識領域強加給個人或團體的明顯或隱蔽的束縛的要求達到二十世紀的頂峰。此後，激發並發展「人民」的活力、能力與創造力一直是中國在重建國家和社會過程中必須面對的最重要的兩個問題之一。迄今為止，這個問題並未完全得到解決。唯其如此，目前中國努力為個人和團體提供更多的激勵與更高程度的自主以激發其積極性與主動性。這些努力包括鼓勵實行「責任制」，以及在經濟和其他領域進行「體制改革」。

儘管人們尚未完全意識到，但是，對一個充滿活力的政治共同體的需求可能會而且事實上已經與另一需求發生衝突。這就是重建一個強有力的、集權的政治權力，以便能夠重新統一中國、保持政治穩定，同時也能夠增加其滲透與控制社會經濟的能力。事實上，第二種需求總是被置於優先地位，在五四運動後更是如此。而第一種需求則被視為實現更優先目標的手段。其原因並不難發現。在傳統中國存在的國家至上觀念( 或J.P. Nettl 所稱的高度的「國家化」) 以及中央集權的皇帝和官僚的權力加劇了軍閥割據期間對政治解體的危機意識，以及重建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制國家的慾望。

馬列主義和列寧主義政黨作為救亡的方案在國內，這種危機表現在科舉制度和絕對君權的崩潰、民主政體試驗的流產，以及隨之而來的軍閥割據的興起。在五四運動期間，它一方面表現為對儒家思想和傳統
道德教條及社會制度的毫不妥協的攻擊，另一方面體現為從外國意識形態和模式中尋求解決方法的巨大努力。正如吉爾茲( Clifford Geertz ) 根據他對印度尼西亞和其他文化的研究中所注意到的那樣：事實上，恰恰在這樣的時刻，即政治制度開始一方面從公認傳統的直接支配下、從宗教或哲學規範的直接而具體指導下解脫出來，另一方面從傳統道德主義的僵化信條中解放出來時，正式的意識形態傾向於首次
出現並產生影響。⋯⋯只有當一個社會最一般的文化傾向和最實用、最實際的文化傾向都不足以提供一個政治過程的恰當圖景時，意識形態作為社會政治意義和態度的源泉才開始變得至關重要。⋯⋯不管意識形
態有多少含義⋯⋯但最重要的是，它們是不確定的社會現實的地圖( maps ) 以及創造集體意識的基石。

如果措辭稍加變化，Geertz的總結完全適用於二十世紀初特別是五四期間中國的狀況，通過稍微不同的方式，它甚至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自1978年在解釋毛澤東思想及探索「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方面的辯論。

從Geertz的觀察出發，根據對中國政治發展狀況的判斷，我們可以進一步推論：意識形態除了用來對制度和政策作事後理性化和合理化論證外，它還能在「創造新歷史」以及「協助」新政治權威體制的形成中扮演重要角色。從外部世界引進並最終在中國取得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之一是馬列主義。在俄國，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曾經在「創建布爾什維克政黨、賦予它高度凝聚力、決定黨的策略與戰略，以及賦予黨一種創造歷史的使命感」方面扮演了獨特的角色。這樣，一種組織模式就伴隨着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起傳到中國。二者被一些中國知識份子接受，他們對這種意識形態以及在列寧主義原則基礎上建立的有組織的群眾政黨的含義僅有膚淺理解。

為什麼許多激進的中國知識份子將馬克思主義作為解決中國的問題的方案？這是一個人們不斷探討的問題。
人們也可以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即為什麼馬列主義適合這一時期的理論和實踐需要。讓我複述一下這些解釋中的幾種，並加上我自己的推測，以便為我們要在本章提出的論點提供背景，同時也指導我自己的進一步研究。馬列主義對中國知識份子具有吸引力，這是因為，正如史華慈恰當地指出那樣，它為中國知識份子提供了「從西方觀點來評價並批評資本主義西方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