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黎明到衰頹：今日文明價值從何形成？史學大師帶你追溯西方文化五百年史（共二冊）（18周年典藏版）

 ◆人類文明最具關鍵性的五百年史，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文化史巨作◆

「這不是一本普通的史書，而是一位博雅老人一生讀書與反思的最後結晶！」──余英時

◎ 問世18周年典藏版，大開本全新排版校訂

為何西方文明成為舉世標竿？又如何走向衰頹？
史學大師巴森以最具人文主義的洞見素養，細緻耙梳西方文化的深層結構。

◇論述西方文明五百年的歷史，反襯當前文明的困境

五百年來，西方文化成為人類文明的指標、普世價值的標竿。幾次宗教、政治、思想、社會層面的重大變革：民主政體、社會主義、個人自由、女權運動、性解放、工業化社會、原子彈、網際網路──西方文明帶來的美德與罪惡，形塑了今日世界的樣貌，滲透入每個人的生活，而這一切究竟從何開始？史學大師巴森帶你回到過去，細說西方文明如何在五百年間漸漸開花結果，又如何盛極而衰，面臨再生的瓶頸。

◇四場革命交織出今日你我的世界

巴森認為，自西元1500年起西方有四場「真正的革命」：宗教改革、君主集權、法國大革命、俄國革命（共產革命）；他以此為軸，詳述這些變革對思想與物質層面所帶來的衝擊，如何交織出今日的世界。五百年的歷史裡，有爆炸性的大事件，也有乍看瑣碎卻寓意深遠的瑣事，在巴森流暢的文筆之下，多不勝數的種種事件人物，逐漸融合成一幅西方文明的立體圖像……

◇二十世紀的結束，正是西方文明價值的終結？

五百年時空之旅到了尾聲，巴森敏銳地指出我們這個時代的問題：除了科學與技術之外，文化發展似乎陷入停滯。文化進入衰退期了嗎？未來還可能復興嗎？這是大師巴森的深慮，也是今日仍在鼠籠中不停奔跑的我們，不容忽視的隱憂。

◎ 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終身成就獎得主余英時專文推薦
◎ 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郝譽翔專文推薦
◎ 「故事」網站創辦人涂豐恩專文導讀
◎ 本書榮獲金鼎獎首屆最佳翻譯人獎
◎ 《紐約時報》書評評為絕世之作，暢銷書排行榜連續14周名列前茅
◎ 入選美國國家圖書獎2000年年度非小說好書
◎ Amazon五星強力推薦；邦諾書店Top10推薦；每月之書俱樂部重點選書。
◎ 誠品書店「年度之最重量出版」；博客來書店「年度百大人文類暢銷書」。
◎ 《時代週刊》、《新聞週刊》、《紐約客》、《金融時報》、《泰晤士報》、《衛報》等歐美近百家權威媒體一致推薦。

巴森Jacques Barzun
西方文化史大師，一九〇七年生於法國，一九二〇年隨父抵美，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研讀歷史與法律。畢業後即留校執教，歷任該校羅塞斯歷史講座教授，後曾任教務長、院長，同時為劍橋大學邱吉爾學院的榮譽研究員。七十年來，巴森教授編著有三十餘部著作，內容無所不談，包含音樂、思想史，當代藝術、科學評論，甚至還有偵探小說的導讀。他獲有美國國家藝術人文學會金質獎章，兩度任該會主席。

早於二十世紀三〇年代，巴森就有撰寫一部西方文化史的念頭，但被長者阻止，認為他太年輕，最好推遲到八十歲之後再動筆，於是他接納這個意見，到了八十五歲開始著手撰寫此書，於高齡九十三歲時出版。二〇一二年逝世，享嵩壽一〇五歲。

相關著作：《從黎明到衰頹：今日文明價值從何而來？史學大師帶你追溯西方文化五百年史（問世18周年典藏版，上冊）》《從黎明到衰頹：今日文明價值從何而來？史學大師帶你追溯西方文化五百年史（問世18周年典藏版，下冊）》《從黎明到衰頹：五百年來的西方文化生活》


譯者：鄭明萱

文學、文史、文物翻譯人。著有《多向文本》，主要譯作包括中譯《極端的年代》、《少年時》、《費城奇蹟》、《哥倫布大交換》、《到葉門釣鮭魚》、《數學天方夜譚》、《青花瓷的故事》，以及英譯《故宮勝概新編》、《匠心與仙工－故宮明清雕刻》等多種。並以本書《從黎明到衰頹》榮獲第二十九屆金鼎獎最佳翻譯人獎。二〇一四年因病離世。

◎各界菁英聯名推薦：（依推薦先後排序）
王汎森∕中研院院士
李匡悌∕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
吳文星∕師大歷史系名譽教授
陳正國∕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
單德興∕中研院歐美所研究員
李遠哲∕前中研院院長
王岫∕作家、文字工作者
梁其姿∕中研院院士
金恆煒∕《當代》雜誌創辦人
李筱峰∕北教大台文所名譽教授
陳超明∕政大外語系兼任教授
盧建榮∕文大歷史系退休教授
彭鏡禧∕台大外文系名譽教授
周英雄∕交大外語系榮譽教授
沈君山∕前清大校長
黃俊傑∕台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員
楊澤∕作家
晏山農∕文化工作者
葉李華∕前交大科幻中心主任
龔鵬程∕佛光大學創校校長
劉美君∕前交大外文系教授
胡平生∕台大歷史系名譽教授
蔡文甫∕九歌出版社發行人
張哲嘉∕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
詹宏志∕PChome Online網路家庭董事長
黃進興∕中研院副院長
廖隆盛∕師大歷史系兼任教授
孫中興∕台大社會系教授
劉亮雅∕台大外文系、台文所合聘教授
熊秉真∕前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所長
朱偉誠∕台大外文系副教授
何春蕤∕中央英語系榮譽教授
陳華∕清大歷史系榮譽退休教授
楊牧∕前中研院文哲所所長
李家同∕清華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推薦序
一部文化史巨著
余英時

讀書的經驗因人而異，介紹公認的「必讀書」是很難的。從張之洞的《書目答問》 ，到一九二〇年代胡適和梁啟超開列的「國學書目」，都曾熱鬧過一時，但在專門研究國學圈外究竟有多少影響卻不容易估計；即使在專門圈內，其效果也難說得很。所以一九二五年魯迅答《京報副刊》關於「青年必讀書」的問卷，便諷刺地說：「從來沒有留心過，所以現在說不出。」我並不想學魯迅的筆調，不過對他的窘困卻是同情的。
現在只說我個人的經驗。我對於歷史、文化、思想之類的知識發生了追求的興趣，大概是一九四七至四八年間的事。當時閱讀的範圍很廣，但都是淺嚐即止。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我在一九五二年從香港新亞書院文史系畢業還沒有大變化。每一個人都受時代的影響。在我成長的歲月中，中國文化思想正處於最衝突、也最混亂的狀態。所以中國傳統的、西方自由主義的和馬克思派的書刊我大致都接觸過。《圍城》小說中的方鴻漸，讀書「興趣很廣，心得全無」，大概也是我早年的寫照。現在回想起來，唯一可報告的是我是帶著許多困惑和問題去泛觀群書的。而這些困惑和問題則都起於我必須解答關於自己的價值抉擇和人生取向。我不願意為當時混亂的思潮所淹沒，總想找到一條可以心安理得的道路，使自己可以清醒地走下去。這點想法是我們當時東摸西看的主要動力。但是在閱讀過程中，並沒有某一部或幾部書對我起過「頓悟」的作用，也沒一位或幾位古今中外的大師使我崇拜到五體投地的境界。在讀書世界中，我是一個「多神論者」，我觀賞許多名著，也佩服許多傑出的大師，從不敢存一絲狂妄的念頭。然而我要追尋的畢竟是自己的精神歸宿，這不是任何別人能給我的，無論他是多麼偉大。所以我的經驗可以用杜甫「轉益多師」這半句詩作為總結。不過讀書必須取法乎上，在任何一門學問中都要選取第一流的著作。青年人的興趣各有不同，只能各就所需，向識途徑者請教。這在今天並不是難事。
上面的說明雖是我的早年經歷，其實大體上也通用於中年以後進入專門研究領域的階段，不過有「多惑」與「少惑」之別而已。總之，我一生讀書只不過是一個多方面摸索的過程，「困知」、「日知」的感受很深，大徹大悟的境界則從未到達過，這也許是學術研究不同於宗教信仰的緣故，始終支持著這個摸索過程的動力則是一種與日俱增的求知樂趣。
最後，我也願意介紹一部書，但不是我早年所讀的名著，而是在偶然讀到的新作。西元兩千年美國出版了歐洲文化史大師巴森的《從黎明到衰頹：五百年來的西方文化生活》，寫的是五百年來西方文化生活的演變史。這不是一部普通的史書，更不是教科書，而是一位九十三歲高齡的博雅老人一生讀書和反思的最後結晶，他面對著西方文化價值受到全面質疑的今天，提出了他個人的觀察。我不可能在這裡介紹這部八百頁的大書，有興趣的讀者必須自己去發掘它豐富的內容。此書深入淺出，大可雅俗共賞。後現代派的讀者也許會覺得其中某些論點不甚相契，但這是不相干的。我推薦它是因為它可以讓我們窺測西方人文修養深厚的學人究竟是像什麼樣子。此書出版是當年美國文化界一件大事，報章和電視都有評論和訪問。中國人如果真要想重振「人文精神」，這是一塊大可借鑑的他山之石。順便介紹一下巴森，他出生在法國，十三歲移民美國，一直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史學教授和文科領袖，但已退休二十多年了。
這部令人百讀不厭的《從黎明到衰頹》，現在有中譯本了，這是使我十分興奮的事。這部中譯本完全對得起原著。我抽閱了譯本的有些篇章，並與原書比勘之後，我發現譯者的巧筆很能盡原文的曲折。這是一部很難譯的書，因為其中充滿著西方文化史上各方面的專門名詞和典故。但譯者都能反覆推敲，最後以流暢的文字表達出來。讀了這部譯本，不懂英文的人也可以對五百年來的西方文化演變，獲得一種有深度的認識。我願意鄭重推薦這本好書給中文的讀者。

余英時 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

第一章 西方在分裂

「近代」之始，極富典型特色，係以一場革命揭開序幕，一般稱之為「新教宗教改革」（直譯抗議宗，又稱更正教，即一般習稱之基督教）。然而這樁從十六世紀之初發端，前後持續一百多年方告結束的事件（姑且假定它已經真的結束了），事實上根本就是一場革命，具有革命的一切特色。我以為革命的特色，就在權力與資產因某種思維、理念之名，發生劇烈極端的轉移。
我們已經養成習慣喜歡凡事必稱革命，於是這也革命，那也革命。隨便一項新器物、一種新用途，改變了我們慣常襲用的事物或習慣，便要大驚小怪地嚷嚷：「革命性！」殊不知真正的革命，所改變者豈僅止於某項個人習慣或某種廣泛常規。革命為文化帶來嶄新面目；從一五○○年代這場大變動之後算起，一直走到當前，只有另外三大事件可歸入革命類別。沒錯，歷史書中冠上革命頭銜的變亂繁多，前後不下十數起，但若論其重大，卻只在其劇烈，而不在其革命性。更何況這些撼動其實都只是局部性的餘震。真正震央僅只有四︰即十六世紀的宗教革命，十七世紀的君主政治革命，橫越十八、九兩世紀標榜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法國」革命，及二十世紀楬櫫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的「俄國」革命。
之所以用引號，意在表明所謂法國及俄國革命，只是一種沿用的習慣說法。因為在這兩場動亂爆發成戰事以前，背後的思維理念都早已分別在整個西方世界醞釀有年了。而通常所說的一七八九年及一九一七年，意義也只在標示出引爆的年分日期。須知四大革命一經發動，其後都歷經數十年歲月，才理出一個頭緒，釐清當初原始的意向及連帶產生的眾多副作用─而其主導的精神思想，作用甚至至今未歇。
在此，務必將十六世紀之際矛盾分裂的這個主體稱作西方，而非歐洲，因為「歐洲」一詞不盡精確。歐洲其實只是亞細亞大陸塊突出的一個半島，和大陸本土的連接明明沒有間斷，卻莫名其妙地獨立命名，變成另一個大陸。十六世紀革命的影響範圍，則只及於這塊半島的西隅：從日耳曼開始，經波蘭、奧地利、義大利，西迄大西洋岸。至於當時的巴爾幹地區，還在穆斯林土耳其治下；俄羅斯一帶則奉（東）正教，與羅馬公教（又譯天主教或舊教，以別於新教）無涉。因此在這項明確定義之下，所謂西方，也許用「西洋」（the Occident，拉丁原文意指日落之地，與東方 orient 日出相對）稱之為宜。
將四大革命裡的第一宗定位為宗教性質的革命，其實也不盡合適。誠然，經此一革，數百萬人因此改變了崇拜的形式，及對人生命定運數的看法。但是其中的變革處不僅止於此。透過這場革命洗禮，「多樣性」觀念因此提出，包括意見的多樣與信仰的多樣；國家國族的新情感因此養成；本國本地語言的地位因此提升；對工作、藝術、人性弱點的觀點亦因此改變。西方世界原有的那種一本同源、世系相傳的合一感也因此剝奪失去。後來影響所及，更藉著向海外新世界的移民，額外加強了西方一詞的意義與西方文明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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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馬丁．路德在威登堡的眾聖堂大門上張貼出九十五項論綱。身為羅馬公教普世教會的一員（公教的「公」〔Catholic〕字，即代表著「普世共有」之意），這名薩克森尼礦工之子心裡此時完全無意引起教會分裂，也不想把自己的世界拆散成敵對攻訐的陣營。
這項公開質疑的動作，其實也不是什麼少見的異事。路德是名修士，正在新近設立的威登堡大學教授神學（哈姆雷特也在此校攻讀），當時教士常用這種形式發起辯論，就如同今日有人在學術刊物上刊登一篇具有挑釁意味的文章一般。不過最近也有德國學者認為，路德公開張貼之事全屬子虛烏有。無論是也不是，路德這〈九十五條論綱〉流傳極快，他自己就抄寫了好幾份分致友人，友人再謄再轉給更多的人。不久就從南日耳曼又回流路德手中，令他好不驚慮，因為這些回籠本已經變成印刷版了。
小小一樁事實，意義昭然若揭。若非印刷術發明，路德的改革願望很可能照樣步上失敗後塵，一如前此兩百年間諸多改革建議之命運。谷騰堡發明活字印刷，此時行世已有四十餘年，正是造成西方分裂一事的具體器物。不過關於這項新「術」（techne，希臘字，指人手造物的技術或技藝），有一點值得注意：亦即徒有印刷之術不足成事，還得有更好的紙張、改良的油墨，以及一批經驗老到的印刷工人，才能充分發揮活字的影響。如今諸事齊備，宣傳小冊遂得快速、正確並大量地印製，而且成本亦較手抄低廉。
更正派人士撰寫散發的傳單張冊，常配有當時一流藝術家克拉那赫、杜勒等人繪製的木刻插畫，不識字者因此可以邊看圖畫，邊由友人唸出正文解說，因此更增宣傳效果。而且，更正派人士還使用通行的普通話寫作，不再只用神職人員才懂的拉丁文。於是十六世紀的聖經辯理與謾罵筆戰文字，便透過這堪稱首度出現的大眾媒體，展開了我們今日所謂的觀念通俗化與普及化。
這個稱作「書」的人造物品，力量之大，可以從以下估計看出：據計，及至十六世紀元年年底，發行的各類書種版本已達四萬─約合九百萬冊，印刷所則超過一百間。更正派奮鬥期間，有些城鎮同時有六七家印刷工廠日夜趕工，每過幾個鐘點，就有信差出門，斗篷下藏著一紮紮剛印好的紙張，墨瀋幾乎未乾，便急急送往各處可靠的分銷點去─這可說是第一個地下出版業（可讀 Lucien Febvre 和 Jean Martin 合著的 The Coming of the Book，中文版：《印刷書的誕生》，貓頭鷹出版）。
回說路德，如果他的確無心發動革命，那麼其目的何在？他「只是想探出懺悔聖事一事的真理真道而已」（懺悔是告明自己的罪過而求赦免，乃天主教徒七件聖事之一）。此問看似單純，其實問得正是時候，因為此時贖罪券的銷售正大行其道。贖罪券也者，幾近一種赦罪保證支票，由教皇開立，開票行庫則是「歷代教會聖者所累積的善功庫」。當時人相信，買了這張赦券，持券人的罪過便可技術調整，縮短在煉獄受苦的時間─甚至可以為親人友好代辦。路德想知道，真心的悔改及贖罪的善工，難道真可以用外物取代，在公開交易下購得嗎？他認為，教會的寶庫裡面無他，只有福音是寶藏。
路德之外，另有許多人受到虔心感召，希望能不假外求，誠心誠意地事奉敬拜，而不必靠買路錢進天堂。他們的信心被喚醒，取得新的形式，其中一支叫做「現代敬拜」（devotio moderna），此名意義相當深長。其他如「同生兄弟會」等團體的成立，新式公學校的創設，日耳曼教士多瑪斯．肯皮斯所著的《效法基督》等作品的出現，及一般平信徒自發的信仰態度，都顯示前人種下的改革種子正在開花結果。
致力於改革的前人很多，從十四世紀英格蘭的威克里夫，到十五世紀波西米亞的赫斯，前仆後繼，都曾甘冒風險勇敢地做出「歸回起初教會」的努力，亦即回到早期基督徒質簡素樸的信仰。起初的教會，只有由眾人中間選出的長老一職。對他們而言，福音即是一切─因此應該永遠如是。
威克里夫被尊為「改革之晨星」，其實在他之前，早在十三世紀，法國南方城鎮阿爾比的四周全區，就已經開始實行這種簡單的信仰生活。阿爾比教派最後被完全撲滅，阿爾比教派之後的異端提倡者也都燒死在火刑柱上。至於在天主教會神職組織的內部，雖也屢有改革呼聲：「從頭到肢體都須改革」，但真正制度化的全面自我改革則絕無僅有。心裡雖然願意，固有的教會文化卻太頑強了。
就在這種背景氛圍之下，路德開門見山的直截主張立刻顯得爆炸性十足。他先把文章抄了一份送呈給梅茵茲的總主教，此人是一名粗鄙貪婪的年輕人，剛剛斥資買得主教職位，贖罪券三分之一的收益就是用來貼補他的本錢，因此路德之議自然與他息息攸關。不見回音之下，路德又呈送了一份給教皇，然後便逕去追求他的冥思默想了。
路德這一年三十四歲，已不再是血氣方剛的急躁小夥子。曾有七年的時光，他日夜苦惱，對自己的屬靈狀態常感失望不滿。他與肉體作戰（不僅對肉體的欲望，也包括恨惡與嫉羨的心思），卻總是軟弱不敵。這樣下去，哪有獲赦得贖的指望？然後有一天，同門一位修士唸誦信經，其中一句驀地打動了他：「我相信，罪得赦免。」立時豁然開朗，看見其中的啟示：「我覺得自己彷彿重新再生。」信心，猝然降臨到他身上，而且是不勞而獲，不必特意努力來配得。他那支離碎裂的自己，或所謂「有病的魂」，也就是美國心理學暨哲學家威廉．詹姆斯所謂「典型的宗教心靈經驗」，奧妙地霍然而癒。這個神祕的奧妙，就是神恩典的授臨。若沒有神的恩臨，罪人不會有信，不能走在救贖的道上。更正教的教義精神在此，更正教的信仰經驗亦在於此。
路德楬櫫的奧祕立刻得到強烈快速的回應，可見與他同病者不在少數，甚至數以千計。同樣纖細易感的受苦靈魂，可能在田間扶犁，可能在城中買賣，可能在勃勃雄心的宮廷中，可能在傾頹廢修的城堡內，也可能在神聖幽微的祭壇前─可能就在這些貧憐的小農、遲鈍的商賈、雄圖的王公、沒落的騎士或虔誠的教士身上發現。當時在位的教皇，卻是酷好風雅，縱情奢欲的良十世。路德迸發的呼聲，自入不了他的耳：不過是又一名小小修士在賣弄學問而已。路德呈閱的文字，教皇發交教廷的神僚體系審查，咬文嚼字了三年，專挑裡面不合教義的異端說法。
不過路德可沒有在那裡按兵不動。六七年前，他曾代表所屬修會派赴羅馬，親眼目睹教廷現象，記憶猶新，如今再加上新得的恩典啟示，遂使他化約出另一項更單純的觀念：人人是神甫。這樣一個人，絕非天主教神甫任命儀式中所謂的「另一位基督」；可是，他卻也不需要羅馬教會的層級組織隔在中間做中介，他可以直接通神。教廷那種頭重腳輕的設置，對整個西方世界是種負荷，毫無用處。為進一步建立其主張的絕對性，路德更加上一項他稱之為「基督徒的自由」的基本原則：「基督徒完全自由，是自己的主人，不聽命任何人的轄制。」
「人人是神甫，個個做主人，教會站邊去」這項宣示，係用日耳曼語向日耳曼人公布，只能有一種解釋，一種領會，就是一種全新的人生方式。不過路德並無意製造出反抗威權、不要權威的亂民，他同時也提出基督徒自由作主的另一面：「基督徒也是世上最忠實最盡職的僕人，服從一切。」這裡的一切，意指由君王轄管的地上俗世社會。
如此一來，不但令世俗的掌權者安心，也為路德清楚規畫出他所選擇的道路。他下意識地側跨一步，避開了宗教預言家的危險，卻扮演著普遍受歡迎的「反」天主教神職組織的角色。這個定位號召了各方利益來歸。因為長久以來，打擊教皇一事一向屬於某種神聖的高調大業，更帶有勒索要脅的雙重作用。藉此手法，君王可索得政治上的好處，非君王者則可戴上樞機主教的冠帽。然而歷來打擊教皇之舉，卻絲毫不曾改革過教會。不錯，教會的諸般弊病務必革除，很多人都贊同；不過，革除可以（每個人的態度也很堅定），可別革到我的頭上，把我的特權給革去了。
於是革命號角初響，就已經設定了革命對象：必去之害不是天主教本身，也不是其信眾，而是教宗其人，是教宗手下神職系統裡的員工，及他們弄出來的那套矇騙人的花樣，亦即天主教崇拜裡面的那些外在繁儀縟節。教皇諭令敕書終於來到，〈九十五條論綱〉裡有四十一條受到責難，正好給路德一個示威表現的機會：他公然把敕書燒了，擠在他身邊圍觀的威登堡大學學子自然大樂。這還不夠，為燒個完全，他還順便扔進一些教廷的聖座答書（教宗或有關主管以書面發布之措施、釋疑等應詢覆文），教宗克勉六世的教令集、《安傑立卡道德論集》，以及某位同仁厄克為教宗搖旗吶喊的著作數本。「燒劣書之風，自古即有之。」路德還不忘加上這麼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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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同一點波紋，造成滔天海嘯，一個尋常舉動，竟可以引爆成一場驚天動地的大革命，實在令世人稱奇不已。想當初，無論是一五一七年的路德，或一七八九年聚集在凡爾賽宮的群眾，對本身行動造成的至終後果，全都始料不及；而發起一九一七年革命的俄羅斯自由派人士，恐怕更想像不到旋踵而來的發展。這些始作俑者一如其餘茫茫眾生，全然蒙昧於多少的巨大毀滅將要隨之發生。他們也絲毫不能預見，革命不論大小短長，空氣中一旦瀰漫了它的火藥味，勢將激起何等的狂熱情緒及乖異舉止。
一開始，消息傳來：某事發生，某話云云，而且傳送速度之快，比平常更甚；因為事出必有因，不是消息剛好切中情況，就是大家心裡早就隱然有數：聽說，有位修士對贖罪券提出質疑，而且，他不是忽然無的放矢─因為此刻贖罪券的確又重新大量推出。既有販售之實，挑戰者又有名有姓，於是謠言、誇張、謬誤、假造遂開始滿天飛。眾人紛紛互詢，到底何者為真，到底怎麼回事。人心浮動，空氣中好像通了電似的，時間的脈動也開始產生變化、加速；模模糊糊，彷彿有些事情就快發生了。
氣氛實在太緊張，可能一時受不住，有人便在教堂喊了一聲，有人朝窗戶扔了一塊石頭，於是大家便打了起來（威登堡事件便是這麼點燃的），而且一發不可收拾，顯然不是普通的打架鬧事。不知是誰又熱烈地大放厥詞，或勸眾人保持冷靜，或竟是催促大家別光站在那兒張嘴發愣，該趕快幹點什麼事呀。風聲愈來愈多，人人都激動起來，對這檔已經弄得大家日子都不安寧的事情，一表贊成或反對的態度。可是，到底在吵什麼事呀？具體來說：少年人激昂慷慨，抓住點飄忽的理想餘緒滿懷憧憬；無聊人趁機湊熱鬧搗蛋好玩；積怨人逮住機會一洩胸中怨氣。各方神鬼全體出籠，神經病從深宅跑上街頭，江洋大盜從躲藏處現身，人人都出來大聲宣揚己見。
禮貌不顧了，習俗也打破了，若有人還拘泥這些，就都成了笑話。髒話、謾罵，全成家常便飯，才合當前激情氣氛；房屋遭塗鴉，圖像遭破壞，店鋪遭搶劫。印刷傳單從一手傳遞到另一手，有人讀了稱心，有人讀了發怒─聽聽這個，成什麼話！八百年早有定局的老話題，又被挖出來激烈爭辯：愛情自由！神父結婚、修士破戒！財物公有、妻子共享！消滅所有罪惡！掃除一切腐敗！全部！全面！立刻！馬上！凡事汰舊換新、人間一片光明幸福！
一種知識水平忽然拉平的奇妙現象發生了：平時一般人根本不熟悉、沒興趣的字句觀念，此時卻琅琅上口，大家都像知識分子般煞有介事地討論不休。而另一批人也忘了自己的正事（藝術、哲學、學問），因為此時此刻，只有一個逼人注目的大話題，就是眼前燃燒正旺的革命大理念。至於有錢人及「正派」思想之人，則個個膽戰心驚，趕緊聯合起來，捍衛自己的所有物與生活形式；可是意見紛紛，又眼睜睜見自家年輕人竟然「誤入歧途」。當權者則嚴密觀察情勢，想要弄清狀況，不時還有念頭掠過，也許可以趁此亂中取利吧。意見領袖急於抓住一些不斷湧現的浮動說法，以期做成可供鼓吹效命的立場。他們將消除眾人疑慮，呼籲大家放膽，總而言之，鐵定會一馬當先，成為運動的龍頭人物。
呼聲愈來愈高亢，各種黨團開始組成，或自取黨名以明志，或遭他人冠上綽號嘲弄。朋友決裂，家人反目，類此傷感情的驚人之事層出不窮。隨著情勢發展，「變節」的罵名不斷出籠，事實上夜奔敵營的現象也所在多有。當局頭昏腦脹，各界領袖恩威並用，或脅或讓，總希望眼前禍事可如以往一般很快消散。但是這一回不一樣，萬般手段也挽不回權力資產要換手的狂瀾。而權力資產的轉移，正是革命的正字標記，至終則將建立起當令的「正字思維」。
英王亨利八世假改革、道德之名，公然將英格蘭各修院攫奪歸公，固是眾所周知的醜行。可是這種取教會資產而俗世化的動作，卻不限於英格蘭一地。舉十六世紀之際，除義大利、西班牙兩地，各國都在進行。巧取豪奪的移轉過程中，往往不出數年就重新立約，或再度確定，或推翻反轉前次的取奪，端視交戰各方的運氣而定。事情演變曲折反覆，外人遙觀，猶洪流急奔；當事人身在其中，如深陷漩渦打轉。
以上，就是革命大致予人的「感覺」。至於流血的所得與形式，細部上容或因事件不同而有參差，但是背後的動機組合卻大同小異：期望、野心、貪婪、懼怕、欲求、嫉妒、盲目狂熱的熱烈情緒、英雄捨己的奉獻投入、對秩序對藝術的恨惡，和對破壞對毀滅的嗜血。
因緣際會的時機巧合，有時也會湊上一腳。亨利八世真心以為，他與凱薩琳王后結縭犯下了亂倫之罪（凱為西班牙公主，英格蘭嗣子亞瑟之妻。亞瑟早逝，亨利登基即立嫂為后，生女瑪麗，即後來的瑪麗女王），才會無法誕育男嗣，於是奏請教皇宣布這樁婚姻無效，此時正是路德思想如火如荼散布之際。其實，前此亨利還曾大做文章，有模有樣地駁斥了路德一通，教皇感動之餘，特封亨利為「真信的衛道者」。沒想到情勢逆轉，當初的衛道者，如今竟一反前衷，公開與這名沒膽批准離婚的教皇決裂；原來凱薩琳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的姨媽，甥兒皇帝自然斷難同意此事。於是從一場如戲般的圖謀裡，卻為世上生出了一個新的教會，亦即英格蘭國教教派（即聖公會）。這個以國王而非教士為首的教派，從此永遠獨立於羅馬教廷之外。
事實上，英王此舉非關信仰，完全是為他自己、為王家勢力而來。亨利本人的基本信仰觀念未變，但是他將教會土地收歸己有，無形中卻等於在下一波的悄然革命裡跨出一步（3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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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許會奇怪，當時的薩克森尼選侯腓特烈，為什麼不應教皇所請，出手制止管教路德等人的胡行呢？更何況教皇之請，是帶著金玫瑰勳章的大面子而來，應該頗能打動帝侯的心才是。腓特烈是路德的君侯，也是他的雇主，威登堡大學就是他一手創建，師資亦為其所聘。他又是虔誠的天主教徒，蒐集了許多聖人的遺骸遺物，據計為數約有八千之多，其中還包括耶穌誕生馬槽的秣草。儘管如此，終其一生，他卻始終保護著這名斗膽燒去教皇敕令的僧侶暨教授。
諸如此類違背教皇旨意的動作，可以察覺到當時俗世君王對教會統治者的抗拒、本土當局對中央威權的敵意、日耳曼國家意識的升高，以及對「外來」權利主張的惱火。在對抗教皇本人及其羅馬層級體制的衝突中，一些日耳曼人自然心生反感：那些「義大利佬」，竟來干預「我們的家務事」。也有人在古羅馬史家塔西陀所著的小書《日耳曼誌》中發現了本國本族的自豪─雖然此時事實上並無所謂日耳曼國存在。塔西陀筆下的羅馬，充滿了頹廢、奴役，而日耳曼各族則品德高尚又自由。薩克森尼的腓特烈，也許並不採信這種靠不住的對比，但是他護庇路德，卻另有一項私人感情成分在內：梵蒂岡官方竟然冒犯他心愛的大學，要大學中一名教師交代責任。這可得罪了腓特烈。
教皇這面猶不肯承認教會分離的事實，還在打處罰異端的混戰。見腓特烈不聽指揮，便徵召新當選的皇帝查理五世出馬。時方年少的查理滿懷俠義精神，立刻應允在下屆帝國會議上審訊威登堡這名製造禍端的傢伙。這就是有名的沃木斯日耳曼議會。審訊採剛柔並施策略，輪流以威相逼，以求相勸。受審人雖在第一天稍現軟化之意（小小點綴，頗合這個場面的悲情風格），次日卻又勇敢地堅持己意，不為所動。路德的固執，令腓特烈擔心事情可能會有不測，趕忙命人劫出路德，藏到渥特堡，此處今日已成旅遊勝地。
因此不論路德自己或是他提出的信條，都有賴俗世權力伸出臂膀護佑，方才得存；在某些地區，甚至立即生效。革命理念必須與看似「無關」的有力利益掛鉤，糾集其力量聲援，方有成功可能，而唯有軍事力量，才能確保其安全無恙。
雖然有撒但的粗暴噪音不時前來攪擾，深居在渥特堡的路德開始把新約聖經譯成德文，選用的是可以廣及最多人數的方言；如果大家都能直接親閱福音，就知道他所言非假，因為一切都有福音證明。因此新教又有福音派之稱，而且此名通行甚久，一度更勝後來居上的「更正教」（抗議宗）名稱。至於更正一名的由來，則是因為某些新教代表，抗議一項與舊教所做的暫時性協定，偶然稱謂遂成定名。
於是路德進入這個意外的長年休假狀態，從此刻起，舉凡攸關宗教、道德、政治和社會的種種議題，都可見路德對日耳曼人發表他的看法。他不斷寫作，宣傳手冊、書籍著作、被受信人拿去「付印」的私人信札、聖經注釋、宣道講章和讚美詩歌，源源不絕地從他筆下流出。他的門生則忙著把他的德文作品譯成拉丁文，拉丁文作品譯成德文。這真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密集文字宣傳火網，連珠彈般向各地傳講這項全國性的議題。反對者自然反脣相譏，大學裡紛紛演出遭遇戰，筆戰也層出不窮。有關真信之道、美好社會的白紙黑字大道理，如大雨滂沱打落在眾基督徒的頭頂上。這場脣槍舌劍的辯論，一直持續了三百五十年：直到一九○○年際，宗教出版品的數量（至少在英格蘭一地），才終於不再高於其他出版品的總和。
進入二十世紀末期，這場宗教意識大戰卻又重新開打。當今的基本教義派，精神上不啻延續著路德的「聖經絕對論」（又譯唯聖經論，認為聖經可解釋所有問題，一切以聖經為準為依歸的主張）（63; 389 >）。而西方世界全地，各種宗派名目繁衍之盛，與四百五十年前相較亦不遑多讓─單在法國一地，登記在案的宗教派別就有一百七十二種之多，多數都屬基督教派。這種針對信仰的重新尋求，其結果亦如當年。不過現代的這些激情攪動，當然不比十六世紀完全、絕對；當年的主張，是要全面回復早期教會的模樣，當年發出的主題呼聲，是歸回原初─回到根本去！當年深日久，當人們感到建制原有的目的、使命，已為種種附加物與複雜性所淹沒掩埋；當所有的改革主張都已聽盡道盡，所有的改革嘗試都已一敗塗地；最富思想與行動精神的人，便開始決定應該「把病根，即文明，徹底鏟除」。現代世界一個極醒目的主題意識，就是從束縛下解放出來，路德提出的「基督徒自由」，顯然為這個觀念的來臨刮起了第一陣大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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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大家想把教會「從頭到肢體」的什麼東西革掉？其一，就是眾所皆知的諸般「墮落腐敗」：富可敵國的修院內那些貪婪的僧侶、不肯親駐所派教區的缺席主教、豢養著妻妾情婦的破戒教士等等皆是。可是表面道德行為的乖違，卻遮蓋住了深一層更嚴重的問題：這些職務、角色的意義，已經完全失去了。教士原該做教師作育眾人，如今卻是無知無識之徒；僧侶原該靠其虔行以救世人，如今卻為坐享現成的得利者；主教原係教區靈魂看顧工作的總督導，如今卻成政客與商人。偶爾或有一兩個虔敬篤學的例外─足證善可為也。可是更多時候，主教卻只是一名十二歲的童子，早在家世勢力操作下，為他安置好這個大好前途的美缺。整個運作體系都已經爛到根了。不是沒有人指出來，事實上一提再提，可是百足之蟲難去，積習難改。徒勞之下，大家只好接受無奈，把荒謬作為正常，把變態視為常態；到了這個地步，這個文化即處於衰頹狀態。衰頹一詞，實非謗詞，乃一技術性的名稱。一個衰頹的文化，正是諷詠家大顯身手的時機，於是十四、十五世紀之交，這號人物特多，其中尤有一位大家：
伊拉斯謨斯
杜勒筆下的伊拉斯謨斯肖像，五官線條平和，低眉斂首沉思，一派謙謙君子狀，這幅畫像相當有名。至於後來幾篇文字素描，也都把他描寫成謹小慎微、取法乎中的學者型人物，在當時宗教論戰裡謹守中庸之道。路德是強人，伊拉斯謨斯則是一介文人知識分子；因此起義反抗若有什麼好結果，往往都歸功給了強人。
事實上大謬不然。伊拉斯謨斯是一名有膽識、具獨立精神的鬥士，而且跟路德一樣，同富於易激易怒之德─如果說，怒氣也可算作一項革命美德的話。早在路德尚未思及任何改革主張之前，他就已經在猛力推動這項大義了。伊拉斯謨斯的學問比路德好，機智才華比路德高，而且完全是另一路的文學才子。他很早就開始抨擊修士、懷疑聖人，宣稱「基督徒幾乎都在盲目、無知下做奴隸」。
伊拉斯謨斯自己也是僧侶，卻非自願；他是私生子，生父對他雖非完全不顧，但他畢竟還是在監護人的擺弄下被迫受了清規。他和路德、喀爾文一樣，本都無意在教會發展仕途；路、喀兩人原皆選擇法律。不過伊拉斯謨斯很幸運，得到某位主教青睞，特准他不必入宿修院，而且終生免役─這一點又可看出當時神職紀律的鬆弛。於是這名明明是僧侶的年輕人，卻可以過起文藝復興人文主義者的日子來（119 >）。
當時風氣之下，希臘文是新顯學，伊拉斯謨斯精通希臘文，自然成為寵兒，廣受亟於學習新知的王公貴人歡迎。於是他的意見儼然神諭，任何時興話題，有新思想有文化啟蒙的人都來向他請教。幾位教皇即曾先後請益，並以主教之位相候，甚至兩度奉上樞機主教的高帽。大學想聘他做教席，亨利八世殷殷留他在朝，查理五世採納他的建議，路德懇請他務必支持─結果被他拒絕，從此結仇。可是捧他的人多，貶他的也不少─就在尊榮禮遇之間，有僧侶修士齊聲高罵他，有教皇在羅馬教廷政策搖擺之時責難他，連老友也因他信中內容不合己意而冷淡他：當其時也，不論革命之前或革命期間，許多公開論戰都是以書信為之。伊拉斯謨斯筆下如此來得，其文字力量如此之大，連他自己也評道，他的威力不在任何頭銜，也不在黨同伐異的行動實踐，卻全在他一枝健筆。
伊拉斯謨斯本來很贊同福音派運動，並給予實際支持：不但編了一本希臘文新約，還寫了多種流傳甚廣的文字。他是頭一位靠寫作收入即可維生的人文主義者，由此可想見其影響力。伊拉斯謨斯左右當代言論之巨，堪稱後無來者，連後來的伏爾泰、蕭伯納都難望其項背。因為及至後者之世，新教運動已使僧侶教士與文人學者分為兩途，變成兩種截然不同的社群，知識分子思想家與廣大庶民之間的聯繫，早已因之斷裂。伊拉斯謨斯一生雖遭罵名無數，卻從沒有人指責他「高高在上賣弄學問」，要是換作今天，恐怕就很難逃過這個標籤上身。
代溝是思想戰中不可忽略的因素，伊拉斯謨斯年事已長（足足比路德約大上二十歲），自然不可能幡然變成福音派。他是名好基督徒，不過他對信仰並無熱情的親密經驗。身為學者，他對聖經的解讀也不相同；他相信經上所傳達的信息，對於其中記載的特定話語、事件，卻不完全採信─認為許多或只是詩化的陳述表達，或是傳說、寓言。他閱讀古希臘羅馬典籍，發現其中人物敬天愛人，竟幾近基督教倫理要求的高潔信德，不禁半開玩笑地驚嘆：「噢，聖蘇格拉底，請為我們祝禱！」
在路德眼裡，這簡直是大不敬、褻瀆神的輕浮舉動。福音派瞧不起人文主義者，雖然後者之中，有人早就已經棄置更正教徒猶在喋喋不休抨擊的舊觀念。最後在「自由意志」一點上相持不下，雙方遂告正式決裂；伊拉斯謨斯認為人有自由意志，路德堅決否認：因此伊拉斯謨斯鐵定是名無神論者─因為根據宗派中人的定義，若不相信接受我對信仰的看法，你就是不信神。
伊拉斯謨斯更是名幽默大師，看在那些一本正經的人眼裡，這是一種連嚴肅的事情也能拿來玩笑的傢伙。不過對於路德認為凡事皆為神所命定的說法，他的反駁態度卻極認真。路德主張人從永始以來，就受詛咒，命定要下地獄，只有極少數得以例外；而後者的好命，也不是因著自己今生的善行或努力而得，卻完全出自神不可解釋的救恩。憑神不憑人，我們今天若引用這句話，往往不太意識到背後那種幸與不幸、完全靠運氣的概念。但是當年英國宗教改革家百福特見死刑犯被帶到絞架台前，不禁有感而發呼叫：「若不是神的恩典，這會兒去死的就是我約翰．百福特了！」當時他可是從骨子裡面深信，神從起初就一定永定地分別了這兩個人的命運。這就是「神揀選預定」的觀念，至今猶盛，而且並不僅為新教教徒或具有宗教信仰者所獨有（46 >）。
路德卻以為這種神祕安排，正是基督教信仰內容的中心，而且讓人覺得「安心」；伊拉斯謨斯則認為沒這回事，因為完全不合理性。他寫了一些喜劇小品文，描寫周遭人的際遇，在各種或好或壞的選擇、或智或愚的行動背後，分明可看出有著相當的人為自由意志在作用。這些《交談錄》極受歡迎，係以一般人對話的形式出現，內容都是日常生活的瑣碎煩惱─軍士解甲後的困境、尋常夫妻間的口角、煉金術士的詭詐伎倆，以及與法國相較，日耳曼旅舍服務有多麼糟糕等等。
雖然經常貧病交加，伊拉斯謨斯卻熱愛旅行，也喜好人生的美好樂事。所謂樂事，包括在巴黎、牛津、巴塞爾鎮等地，與飽學友人做你來我往迅如閃電的益智交談。巴塞爾是他最後寄居之地，也是最受他青睞的印刷出版商所在之處（可讀 James Anthony Froude 著 Life and Letters of Erasmus）。
伊拉斯謨斯一生思辨精華，都收在一本反諷傑作裡面：《愚人讚》。他的友人畫家小霍爾拜因對此書愛不釋手，特別在自己手上那本的書頁上畫了許多墨筆插畫，現代版本經常予以複製。擬人化的這位愚人小姐在書中親自發話，舉證歷歷，指出人不分階級職業，往往愛她甚於愛好「常識」。可是明明如此，卻老要給她惡名，愈蠢的傢伙還愈愛罵她。至少，她很誠實（毫不裝假），誰都可以一眼看穿她。她老爹是財富之神普魯特斯，世上一切物事都由他掌管（當今唾棄「唯物文化」的人士請注意了，拜物好物，可不是我們今日才有的發明）。愚人小姐的結論道，總而言之，愈癡傻愈愚昧，就愈幸福美滿。
拜伊拉斯謨斯的妙筆，這齣娛樂性十足的矛盾本相，更擴而直指時代的眾生世相。雖屬虛構，卻毫不造作勉強。可惜進入全書的下半段，技法雖仍有力，卻放棄了「故事」筆法，陷入對神職弊病及其他陋習做直接抨擊。事實的呈現依然生動，藝術性卻不再，向政治熱情低了頭。伊拉斯謨斯這番口誅筆伐，為時甚早，遠在路德對自己的教會、甚至對自己的靈魂開始感到動搖懷疑之前。從前者的《愚人讚》，到後者的〈九十五條論綱〉之間，時間上足足有八年之久。
暴力事件在歐洲生活裡遂成常態，直到十七世紀方告段落。暴動、格鬥、攻城略鎮、火刑處死、自我放逐逃亡等等情事層出不窮，無時或減。日耳曼一地持續了二十三年戰事，其間僅容喘息空隙，使新教與舊教兩支內部陣營都不穩定的聯盟人馬，常時在戰場上捉對廝殺。尼德蘭地的拉鋸戰，進行時間較短。瑞士各省亦然，在那裡一名能幹領袖茨溫利，提出一套融容經濟改革的神學理論，激起了一場戰事，他自己則在陣中身亡。法國方面，十六世紀的最後三十年間，全用來投入八回合的內戰；沒有內戰的空檔，則突襲、行刺、屠殺事件不斷，包括發生在聖巴多羅買節慶日上那場有名的殺戮（成千上萬名法國更正派雨格諾教徒被屠）。至於也因宗派激情之爭而起的英國內戰，則保留到下世紀方才上演（392 >）。路德以他一貫的率直坦白表示：「我從來無意發展到這個地步。」
伊拉斯謨斯則不改初衷，始終是一名改革者，事實上正是他的性情氣質，一直到非常近代都還在主導著基督教會的信仰方向。在他以後的幾個世紀裡，多數基督徒信仰裡的神祕氣氛與宗派之別都逐漸淡化，對經文的字面解釋及對地獄之火的相信，也不再那麼執迷。各大教會也漸向寬容的潮流認命，開始採用與人為善的社會性福音政策；在此同時，不斷擴張的世俗知識也為教會接受，被視為可與經文並行不悖。有趣的是，發動這一切宗派心態的始作俑者本人，卻徹頭徹尾完全不具宗派偏執之心。這項觀察所得的對象，係指：

路德

後世不察，對路德的印象就只是一個鄉下老粗，憑鹵勇、惡言，隨時準備把對手打得落花流水─有人揶揄他：「標準的日耳曼氣質」。誠然，路德自己也承認，他最好的傑作都是在盛怒之下寫出，而且，往往還特意強調自己小農出身（其實他父親是一名手工藝匠），儼然是一種逆向的勢利心態。有此心理作用需要，卻正可窺出路德性格中帶有比一般流傳5所說更為複雜的一面。
路德戰果輝煌，足與史上任何一位睥睨群倫、徒手打出天下的造時勢英雄並列（如凱撒、克倫威爾、拿破崙、俾斯麥），但路德也像這些人物一樣，也有其纖微細膩並富於創造想像力的一面；如果忽略了這一點，對他就只能算是一知半解。路德為自己的靈魂狀況日夜憂心，可以想見原因並不只出在其自覺性強，同時也顯示其想像力的活躍。不錯，我們看見他得理不饒人，氣勢洶洶，卻不可因此視而不見他的熱情溫暖及多才多藝。幸好，我們有路德那本《圍桌談話》可供得見其全貌，這本書，真該如包斯威爾所著的《約翰生傳》一般廣為流傳才是（最好的版本，是 Preserved Smith6編的一本）。
與羅馬決裂之後，路德「把家打開」，像學生招待所般，接待各地來人：同道、門生、學者和流亡避難的，都來他家投止（多數是年輕人），而且往往不請自來，不宣而至，享用甚至濫用他的待客熱情。路德居處是先前為僧時的修院廂房，樓下大飯桌上，常見他就教義、時事和人事、人生各種話題發表意見。他的財務狀況時時捉襟見肘，其妻凱西抱怨免費食客太多，快把他們吃光喝盡了。路德自己則接些勞力活，或賣個銀酒杯，以貼補家用。這些常客之中，有八人倒不算白吃，在兩名祕書協助下，負責記錄「夫子」之言，並彼此相互審訂，算是抵繳食宿費用。從這些記載裡面，我們也可以看見這些熱心向學的青年人關心、討論的話題。
路德見識恢宏，是改革派人士中唯一可以與伊拉斯謨斯相提並論之人。儘管他謙卑虛懷若谷，倒也可以理直氣壯地宣稱：「神不能沒有智慧通達人。」日常生活裡的路德，通情達理，親切柔和。他娶妻，不是出於愛情，卻是為了心安；妻子相貌平凡，原是一位修女，因追隨他的道而離開修院無處容身。婚後的他，倚重她的忠心扶持日甚，愛她之心遂漸滋漸深。友誼於他，情深意重，幾成宗教狂熱。五十歲那年（在當時算是高齡）路德慟聞老友一個接一個撒手故去，簡直不知所措。待最親近的密友胡斯曼也離世了，路德傷痛難忍，茶飯無心，接連慟哭兩日。
言談溫和可親的墨蘭頓，很早就投入路德門下。路德比他年長十四歲，像父親一般待他，極重他的才氣，認為他比自己更強：「他言簡意賅，說理清晰，叫人明白。我卻喋喋不休，空有詞令，華而不實。」路德還表示，墨蘭頓是希臘文、拉丁文大家，他自己的拉丁文則嫌字彙不足，行文不夠雅馴。不過這位身為人文主義者的年輕徒弟，筆下的宣傳文字卻很尖銳：「我喜歡像小男生一樣亂揮拳頭。」意思就是說，這名「年輕男孩」，用的是成人謾罵的語言。他對猶太人的攻擊，簡直達到肆意辱罵的程度。十六世紀之際，以及接下來整整兩百年之久，學術辯論中夾帶言詞侮辱，是眾所認可的加料。連不苟言笑的彌爾頓、理性年代的諸驕子、評閱濟慈與雪萊詩文的彬彬君子人，也一樣隨意出口成髒。路德稱自己的大對頭厄克博士（Dr. Eck）為鵝夫子（Dr. Geck），算是他罵人話裡最客氣的嘲弄了。不過對於日耳曼人難登大雅的舉止，路德卻感到相當遺憾，還從德文 grob（粗糙）自造了一個半拉丁字 Grobiana 專為形容這種粗鄙不文的鄉下佬氣息。究其原因，出在日耳曼人常喝得酩酊大醉，他怒斥為「下流惡習」。
但是路德絕不假道學。他一再論到情欲一事，正見他通曉人情。他深悉情欲逼人難當，因為他有切身之痛：當年做修士時，為抗情欲之苦，曾經自虐己身，以石礫為床，結果只弄得欲火更烈。如他所說，「酡紅的雙頰，雪白的雙腿」，正是這些想入非非的念頭，誘得青年男子個個走上訂婚路。「少年的愛，熱情如醉酒，令我們雙眼蒙蔽，使我們身不由己。」因此早早用戒條把青年人縛住，叫他們發願禁欲守身，做教士、做僧侶、做修女，實在是不合理的殘忍行為。甚至在婚姻裡，人也難以守貞。人若屈服於大自然為衍孳後代而命定的吸引力，不應受到太嚴厲的懲治。
一個令他棘手的難題，卻來自何塞的腓力普。這位支持他改教主張甚力的君侯，想要重婚再娶。腓力普與原配性情不投，但是又絕不肯置納情婦。好好的一名福音派大將，路德當然要拉他一把，不願見他觸犯教規，因此搜索枯腸，總算在舊約裡找出以色列人上古先祖的事例，足證重婚之事正當可行。路德將經文出處指給腓力普看，並加上一句警告：「可以做，別張揚。」但紙哪能包得住火，更正教徒聞訊大加抨擊，天主教人抓住理字更是氣壯。
儘管有這個事例，我們卻絕不能定路德的罪，指責他向權貴屈膝。他對男女王公貴人發話，一向不假詞令，好像他們是調皮小孩（日後喀爾文、諾克斯也是如此作風）。革命雖革命，舊有作之師、作之尊的教士牧教風格，倒是一點未去─眾人豈不正因為他執掌道德權威，而稱一聲他「父」嗎？基於同樣精神，對那位護他最力的選帝侯腓特烈，兩人雖然從未謀面，只能靠一位總管居間傳話辦事，路德也照樣毫不見外，待他宛如密友，遇有怠慢疏漏，立時嚴詞責備，絕不客氣。
說起來，路德畢竟是一個強大團體的領袖，有人將他比作更正派教宗；教內大小事務，各方有問，自然都前來請他裁示。這個任務，路德覺得不勝其煩。「貴人，」他說，心裡顯然也包括他自己在內，「是負重擔、受試煉的神人；常人，卻只得福不受試煉。」他很佩服頭號大敵查理五世竟能一肩挑起那麼多苦差，而卻沉著自若，鎮靜如常。長達二十八年的時間裡，路德每逢周日必講道三至四篇，此外尚寫就前面所述的無數篇章、文冊、經釋、翻譯和書信。卷帙浩繁，收在英文標準版內，足有五十五巨冊。難怪他無暇他顧，將錢事與家事都交由凱西全權經管。
終日伏案奮筆疾書，路德靠大自然景色休憩解勞。他對自然界生命有一種熱愛，稱得上是一位自然觀察家。他擅吹笛，又會彈古吉他，還寫曲、作詞、為自己的詞文配樂，約有四十首聖詩係出自他的手筆，包括那首出色的〈上主是我堅固堡壘〉。當時人稱，他寫的詩歌，效力不下他寫的文字，對改革大業的推動同有深刻影響。事實上，對路德而言，音樂的地位「僅次於神學。魔鬼恨惡音樂，因為音樂可以逐斥誘惑，驅走邪念」。路德曾希望為男女兒童辦學，在他的學校裡，不會唱歌的人不准教書，「我也不會讓他講道。」
狂熱的工作節奏，卻不時與突發的低落情緒，以及身體的不適（「結石」）交替而來；外加信仰本身要求的自律，路德必須強迫約束自己天生不羈的心靈與情感，好服從他在聖經裡面看見的教訓。他一年讀經兩遍，認為聖經真是完美完全，不過他也承認：「如果單憑理性，真是不能拳拳服膺我們所信的每條每律。」因為充滿了不可解的奧祕：「想去解釋清楚，就太傻了。」這使得傳講基督信仰的任務，不單艱難，而且是一條畏途：「我要早知道，就不會做一個傳道之人了。」
這番告白，竟出自這位重新發現福音真理的先行者之口，足證路德與多數後來者不同之處（我們很難想像喀爾文或諾克斯也會如此坦承），因此他的境界，實在與伊拉斯謨斯更接近，只是他自己不知道。不過，有一件事他卻非常肯定，就是自己絕非「身列先知」，他「並沒有聽見天上來的聲音」，甚至不認為自己已蒙「釋罪／稱義」─意即得蒙拯救。然而他卻在這裡，戮力做神的工，甚至不惜違背自己天性氣質。「是的，我擊打農民；他們的血全在我額上；但主神命令我這麼做。」他甚至很不以自己某些早期作品為然。因為接觸那看不見的事物，他不斷與魔鬼爭辯，與之勢不兩立。他認為巫者必須處死，而且要快快執行，以免禍害蔓延。這方面，官府不該太過拘泥。「想想看，當慈悲有憐憫的神，規定：『咒罵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之時，祂的律法也是多麼嚴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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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這一面性情的反映，令人煩惱，卻正顯示他身處時代的一大特色。一旦按字面解釋經文的風氣根深柢固，凡可以想像的各種殘酷作風，道德的、社會的和政治的，都可以振振有詞在經文中找到依據。說到這一點，即使新舊兩約的精神南轅北轍─舊約嚴厲，新約慈愛，正如路德觀察所得，也不妨礙眾人斷章取義、各取所需地詮釋。一如日後那些要求信眾全然服從的俗世意識形態（如馬克思思想即是）如何解釋應用，全看你引哪卷聖經，哪段經文而定。更正教革命期間，新、舊兩約輪流支配一代又一代、一地又一地、一位又一位領導者的思想走向。有時候，也見新舊一起矛盾遵行，一會兒像基督般慈愛赦免，一會兒像耶和華般嚴厲懲處。為彰顯服膺神的公義，虔敬人即使慈悲為懷，也得犧牲壓抑這種天性；因此就天主教意義而言，處罰成為一種不得不為、痛苦的「善工」。
不過路德的熱心處罰有一特色，只專門保留給罪犯或與撒但結盟之人。至於其他人，則不應因其意見受責。喀爾文領導的日內瓦新教區的做法，路德頗不以為然。墨蘭頓喜研星象，還不斷預測皇帝死期；路德認為這是拜邪：「天上的星星，管不著我們。」不過他卻主張放過星象家和煉金術士，無須貶罰或甚至欺凌；哥白尼說太陽是天文中心，這是愚人發瘋話─不去管他就好了；人文主義派如伊拉斯謨斯者，根本是無神論，也自有他的下場；對那些「無可救藥的大問題」，過分嚴厲無濟於事。
路德自有其幽默感，因此他對人性軟弱頗看得開（這一點和伊拉斯謨斯相同，卻與其他改革人士幾乎個個有異）。他深知自己同樣也有弱點：為配合福音教誨真義，他看重悔改罪人，甚於自以為義之人。事實上，有幾回他甚至開罵教訓「區區好人」。這種信德與道德對立衝突的現象，在西方文化裡一再展現。日後那種不屑於「布爾喬亞中產階級及其價值觀」的心態，就是另一種形式表現。體面可敬，較之罪性罪行，立顯無趣怯懦。就是在這種心情之下，路德準備了一篇有關挪亞的講章。這位以色列人的老祖宗，在聖經中因一醉而名傳千古。前一晚寫著講稿，路德「咕嚕嚥下一大口啤酒，不覺哈哈大笑」。
但是難處也正在於此。真信若要站立得住，聖經是唯一指南：經上每字每句，都是一枚「珍果」，道理單純無飾，意義通曉明白，絕不可任意以寓言詮釋，無神者的逆論就是這麼造成的。路德看不起那一夥人：「我就可以寫幾個寓言給他們瞧瞧。」然而在此同時，在這些由神啟示寫就的經文裡面，明明有多處矛盾，智慧誠實如路德者，不可能視而不見。當時他內心一定很掙扎，一方面引舊約經文為依據，囑何塞的腓力普可以（祕密）重婚；一方面又心知肚明，他個人最喜愛的兩位使徒，聖約翰及聖保羅，絕對不會寬恕這種妥協做法。至於提倡善工，作為真信熱心表現的聖雅各，路德則嗤之以鼻，認為他是「草芥福音」（沒有真正價值之意）。
末了的人生，一如起初的修院生涯，路德坦然承認，屬世情感與屬天信仰時時在他裡面衝突激鬥。他最愛的女兒死了，他不禁傷痛而喊：「哦莉娜乖寶貝兒！死了對妳好，我靈裡為妳高興，肉體卻悲傷啊。」一年一年過去，煩心之事愈多─有人背離新道歸返舊路、自己的影響力日微、人心貪婪日甚（「君王競謀利」）。世人「對真理的福音毫無感念」、土耳其人「勢不可當」、皇帝與新教陣營交手不斷占得上風。總而言之，他一生心血的工作似乎都在白忙一場。世界末日一定快到了。到處有人看見異象─血光、圖像、天空顯現火焰熊熊的十字架。日子快不長了，結束就在眼前。
路德自己人生的終點，在一五四六年來到，離他提出改教論綱還不到三十年。次年，威登堡受圍，當時在位的薩克森尼選侯亦被擄除爵。路德的革命，一時之間似大勢已去，必須再經過八年的掙扎苦鬥，日耳曼境內的擾攘才重歸平靜。和平底定，新教派的獨立獲得承認，卻是以集體的形式出之。日耳曼每位王公在信仰上都可自行選擇，或走福音路線，或留守天主教內（每城亦然），可是他的臣民卻無此特權，受限於主子的抉擇而移轉。但他們可以自由離開；於是自我放逐，遂成堅決不從者的命運。這最後一款規定，暗示著個人精神的存在，而且多少具幾分真實性。此事所成就者雖然有限，未能達於全面，革命畢竟已成事實，而西方生活的一大部分也已因此劇烈地改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