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誤讀的哲學家：從笛卡兒、霍布斯到盧梭，九位啟蒙時代重要思想家對現世的影響

※認識西方近代哲學思想最佳入門書※
偉大的哲人不再似神一般遙遠，而是如你我有血有肉之人。

愛德華．威爾森（Edward O. Wilson），普立茲獎得主、暢銷科普作家｜湯瑪斯．內格爾（Thomas Nagel），暢銷哲普作家、當代最著名的哲學家之一｜麥可．伍德（Michael Wood），著名BBC & PBS歷史紀錄片製作人｜納西姆．尼可拉斯．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黑天鵝效應》、《反脆弱》作者……………………讚譽推薦

本書以如故事般的敘述方式，
介紹在人類展開在思潮與知識啟蒙的年代裡，九位經常被後世錯誤詮釋的哲學家，
還原其思想誕生背景，以及他們對於開啟現代化的深遠影響。

西方哲學至今有兩千五百年的歷史，但大部分的進展都源於兩次大爆炸的黃金時代：希臘時代，以及啟蒙時代。作者安東尼‧高特列柏將帶領讀者從一六三○年代，一路到法國大革命前夕，看這一百五十年來歐洲歷經了哪些哲學演進：從霍布斯、笛卡兒、史賓諾沙、洛克、萊布尼茲、貝爾、休謨、伏爾泰、盧梭等人的故事，看現代哲學是怎麼誕生的。
安東尼‧高特列柏認為，這些哲學家全都是素人，沒有任何一位與和大學院校緊密相連。他們自行探究新興科學以及宗教劇變背後的潛藏意義，最後質疑起傳統的知識與思維方式。科學的發展究竟如何影響我們對自身的理解，以及對神的認知？政府究竟應該如何處理不同宗教的歧見？這些問題仍然存在於現世之中。
正因為他們的影響力依然存在，我們很容易誤讀這些哲學家，以當代的脈絡與語言去揣測他們的思想。作者挑出這幾位經常被錯誤詮釋的哲學家，還原歷史脈絡，加上個人觀點，並闡述他們對後世的影響。本書不但清楚還原這些大師的真實面貌，更讓讀者了解如今的世界依然深深受惠於這些先哲。

【名家讚譽】
★愛德華．威爾森（Edward O. Wilson），普立茲獎得主、暢銷科普作家
觀點極為敏銳，文筆極佳。本書不僅帶讀者認識啟蒙時代的哲學家，更在讀者心中點起火花，讓我們像過去的前輩一樣，尋找當代的啟蒙方式，翻轉當下的世界。
★湯瑪斯．內格爾（Thomas Nagel），暢銷哲普作家、當代最著名的哲學家之一
生動而富有靈光……行文緊密但相當全面，以大量歷史資料為佐證……對於想認識那些睿智先哲的讀者而言，本書是一本相當吸引人的入門磚。
★麥可．伍德（Michael Wood），著名BBC & PBS歷史紀錄片製作人
高特列柏介紹這些哲學家的思想，但並不將其扭曲為過去人們心中的面貌……他會開這些哲學家的玩笑，但卻讓我們離他們更近。在作者筆下，這些人不再是遙遠的神，而是聰明，但有血有肉的人。
★納西姆．尼可拉斯．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黑天鵝效應》、《反脆弱》作者
……包羅萬象的知識，配上清晰而精細的筆法，寫成一本罕見的作品。我從不知道討論哲學可以這麼有趣，論述可以如此清晰。我等了這本書十五年，結果成品竟然還能超乎我的想像。作者的哲學能力在學術界象牙塔中吹進一股清新之風。

【本書特色】
◎掌握思想精要，行文易懂有趣，清楚講述每個哲學家產生思想體系的理由，
幾乎每一章都能讓讀者對該章主角產生認同感，不只是非理性上的理解或情緒上的崇拜。
◎指出許多對哲學家的常見誤解，包括經常被過度美化的洛克盧梭，以及總是被誤解的霍布斯等等。

作者

安東尼．高特列柏Anthony Gottlieb
思想史學者，《經濟學人》前總編輯，曾任哈佛大學、牛津大學萬靈學院訪問學人。文章散見於《紐約客》與《紐約時報》，著有《蘇格拉底》（Socrates）、《理性之夢：從希臘人到文藝復興的哲學史》（The Dream of Reason: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from the Greeks to the Renaissance）等書。

譯者

劉維人
臺灣師範大學生物系、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畢業。現為自由譯者，在閱讀與創作、哲學與科學的邊緣擺盪。譯有《世上最完美的物件》、《論暴政》（暫名）等書。

名家讚譽
★愛德華．威爾森（Edward O. Wilson），普立茲獎得主、暢銷科普作家
觀點極為敏銳，文筆極佳。本書不僅帶讀者認識啟蒙時代的哲學家，更在讀者心中點起火花，讓我們像過去的前輩一樣，尋找當代的啟蒙方式，翻轉當下的世界。
★湯瑪斯．內格爾（Thomas Nagel），暢銷哲普作家、當代最著名的哲學家之一
生動而富有靈光……行文緊密但相當全面，以大量歷史資料為佐證……對於想認識那些睿智先哲的讀者而言，本書是一本相當吸引人的入門磚。
★麥可．伍德（Michael Wood），著名BBC & PBS歷史紀錄片製作人
高特列柏介紹這些哲學家的思想，但並不將其扭曲為過去人們心中的面貌……他會開這些哲學家的玩笑，但卻讓我們離他們更近。在作者筆下，這些人不再是遙遠的神，而是聰明，但有血有肉的人。
★納西姆．尼可拉斯．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黑天鵝效應》、《反脆弱》作者
……包羅萬象的知識，配上清晰而精細的筆法，寫成一本罕見的作品。我從不知道討論哲學可以這麼有趣，論述可以如此清晰。我等了這本書十五年，結果成品竟然還能超乎我的想像。作者的哲學能力在學術界象牙塔中吹進一股清新之風。

推薦序 
引言
黑暗國度
西方哲學至今已有兩千五百年的歷史，但大部分的進展都源於兩次大爆炸，時間都只有約一百五十年。第一次大爆炸發生在雅典，核心是蘇格拉底（Socrates）、柏拉圖（Plato）、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時間從西元前五世紀中葉，到西元前四世紀末。第二次爆炸則發生在歐洲北部，源於歐洲宗教戰爭，以及伽利略式科學的興起。時間從一六三○年代，到十八世紀末法國大革命前夕。在這段相對短暫的時間中，笛卡兒、霍布斯、史賓諾莎、洛克、萊布尼茲、休謨、盧梭、伏爾泰，這些最有名的近代哲學家各自留下了自己的足跡。他們每一位都是素人，沒有任何一位與大學院校緊密相連。但卻探索了新興科學以及宗教劇變背後的潛藏意義，踏上反對傳統思維與傳統態度之路。科學的發展，究竟如何影響我們對於自己的了解，以及上帝的概念？政府究竟應該如何處理宗教之間的歧見？而政府這種東西，本身又為何要存在？這些問題直到現在依然沒有消失。正因如此，我們直至今日依然會提到笛卡兒、霍布斯等人的名字，並討論他們的哲學思想。
然而，正因為他們的影響力依然存在，這些哲學家很容易被我們誤解。我們很容易以為他們使用的是我們的語言，活在我們的年代。但要正確地了解他們的思想，我們得回到過去，從他們的角度來思考。而這正是本書的目標。
十八世紀啟蒙時代的種子，其實早在十七世紀就已埋下。當時開始有人認為過去的歷史拐錯了彎，人類該尊崇的前輩並不是柏拉圖或亞里斯多德，而是他們自己。第一個具體提出這種想法的，應該是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但把它說得最好的人，卻可能是培根的諸多贊同者之一：布萊茲‧帕斯卡（Blaise Pascal, 1623-1662）。帕斯卡在談論真空的文章中（無論古人怎麼說，根據當時的實驗，自然並不厭惡真空）這麼寫道：
「那些我們稱為先人的前輩，其實在一切事物上都才剛起步，可說是人類的嬰兒時期。在那之後，我們又在他們的知識上，額外添加數百年的經驗。因此，我們從這些先人身上看到的遠古遺產，其實正在我們體內。」[1]
帕斯卡還指出，如果古希臘人敬畏前輩的程度，就像後人敬畏他們這麼強烈，他們就永遠不可能完成那些重要成就了。
培根的言論，相當有效地讓人開始對過去的一切思想存疑。他堅持我們不該繼續浪費時間在那些堆滿灰塵的古書上，必須親自去世界裡蒐集事實。這樣才能解開大自然的祕密，找到讓世界變得更好的方法。由於培根呼籲我們系統性地仔細觀察事實，他便成了倫敦皇家學會（［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於一六六○年成立的歐洲第一個科學研究組織）的代表人物。一百年後，法國啟蒙時代名著《百科全書》（Encyclopédie）將他尊為引領人類走入嶄新黎明的英雄。不過這些崇拜他的法國人也承認，培根的科學觀念似乎有點搞錯方向。如今我們認為當時最重要的科學發展，都被培根忽略、誤解或沒能看見。伽利略與克卜勒的著作裡有太多瑣碎的數學，他幾乎沒有讀過；他相信哥白尼的天文學「大部分都是錯的」[2]，因而也沒有仔細思考。 儘管如此，培根依然如他自己所言，成功地「搖響了鈴聲，招集各方智者」[3]。在某些敏銳的人眼中，培根認為過去幾百年「學術退化」[4]相當有道理。這現象表示一個新時代正要開始：
「那些經院哲學家……都擁有一顆聰明厲害的腦袋，一堆無所事事的時間，讀過一些不同的書；但他們把腦袋困在少數幾位哲學家的字句上（幾乎只聽亞里斯多德的話），身體鎖死在修道院與大學的小房間裡，對歷史、自然以及當下時代幾乎一無所知。在這些人奮力織出的知識之網中，既沒有大量的事實，也沒有讓人無限激昂的智慧。他們的書中只有一堆知識蜘蛛網，讓人欽佩作者的精細作工，卻沒有任何實在的東西，也不能給讀者任何效益。」
對湯瑪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這位短暫當過培根助手的哲學家而言，當時的大學依然受到太多中世紀哲學的影響，但這種哲學風格屬於「黑暗國度」[5]，裡面的人們依然迷信，容不下不同的意見。哲學家的任務，就是找到方法逃離此地。

本書是《理性之夢：古希臘至文藝復興時期的哲學史》（The Dream of Reason: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from the Greeks to the Renaissance；該書的原文修訂版與本書原文初版同時發行）的續作。在前一本書中，我們看到某些十七世紀的人，開始對古人的見解、教會的權威，以及中世紀的科學與哲學產生懷疑。而本系列下一冊的故事，則將從伊曼紐‧康德（Immanuel Kant）開始。康德在伏爾泰與盧梭死後三年，一七八一年，出版了他影響力最大的著作，並開創了相關主題的新時期。
所有的哲學史都有選擇性。因此我在書末列出一些關於十七與十八世紀的書目，供讀者延伸閱讀。

[1] Blaise Pascal, Préface sur le traité du vide (1647), trans. O. W. Wight, in Blaise Pascal: Thoughts, Letters and Minor Works, Harvard Classics, 1910, p. 442.
[2] Bacon, De augmentis scientiorum (1623), III.IV, in Philosophical Works of Francis Bacon, ed. J. M. Robinson, Routledge, 1905, p. 461.
[3] 參見The Letters and Life of Francis Bacon, ed. James Spedding, vol. 3, Longmans, 1868, p. 301.
[4] Bacon,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1605), I.IV.5, in AL pp. 27–28.
[5] the Kingdome of Darknesse: Hobbes, Leviathan (1651), pt. 4.

第八章
啟蒙時代給了我們什麼？伏爾泰、盧梭以及哲學思想家
WHAT HAS THE ENLIGHTENMENT EVER DONE FOR US?
Voltaire, Rousseau and the Philosophes

本書最後的兩個不合拍夥伴，如今一同躺在巴黎先賢祠（Panthéon）墓穴的兩邊。一七九一年，也就是巴士底監獄被市民攻陷的兩年後，法國大革命領袖將民族英雄移靈至先賢祠，伏爾泰就是第一位。革命的血腥時期在一七九四年以羅伯斯比（Robespierre）的處決告終，此時盧梭的骨灰也遷入與伏爾泰同在。然而，這兩人生前幾乎一直彼此為敵。盧梭在一六七○年寫信給伏爾泰時，直言「我討厭你 」。兩年後伏爾泰看見盧梭出版的教育相關論文，覺得自己有責任讓民眾知道一些事實，於是大肆宣揚盧梭的五個孩子全都在嬰兒時期就被這位所謂的教育家遺棄，甚至還惡作劇地聲稱盧梭對孩子們的外婆之死也有責任，但事實上她當時還活著。伏爾泰一度揶揄這位大名鼎鼎的《社會契約論》作者「不太善於交際 」。這倒是一件盧梭不會否認的事實，盧梭曾經表示：「我從來就不太適合文明社會，那裡充斥著各種刺激、義務、責任……我的獨立天性，讓我無法符合與人相處時的限制 。」
這兩人在法國大革命前十年便已去世，而且也很難稱得上是革命英雄。盧梭曾說自己「對革命極度反感」、「始終堅持維持既有制度」 。雖然他主張直接民主制──集結人民直接投票的制度──是最適合小型城邦的政治體制，但他也認為像法國這麼大的國家最適合的還是君主制。伏爾泰也同意君主制，他反對處決路易十六（Louis XVI），但路易十六在一七九三年還是被送上斷頭台。伏爾泰在許多方面是捍衛百姓自由的鬥士，不過他並不認為自己算是一般百姓。他非常的有富有，還因為買下大批地產獲得低階爵位。他先是靠著賣書與劇作收入賺了一些錢，後來成為跨國銀行家之後，財產愈滾愈大；還曾經用數學家告訴他的法國彩票漏洞賺了一筆。他住在居民約莫一千人的村莊中，在各方面都算是個大善人，有時還會和村民一起辛勤勞作──這是指他會像他筆下最知名的文學角色憨第德一樣，耕作自己的園子。不過伏爾泰沒有非常支持平等主義，他曾經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啟蒙時代只能啟發一小群真誠的人，庸俗的大眾永遠都執迷不悟 。」
另一方面，伏爾泰也對既有體制，尤其是天主教教會極盡挖苦和不斷地打擊。他批評教士濫用權力，致力捍衛思想寬容性，並且數次介入違法審判，這些事蹟都是後世激進分子（尤其是想把法國「去基督化」的人）的推崇目標。伏爾泰就像許多十八世紀批評教會的人一樣，雖然對上帝有些信仰，但對耶穌並不感興趣。在某則有點可信度的軼事中，他曾與一名賓客一同上山看晨曦，在冉冉上升的朝陽面前五體投地，先是說，「偉大的神啊，我相信祢了！」隨即冷冷地對隔壁的朋友解釋，「不過那位聖子先生以及聖母女士就另當別論 。」他在《哲學辭典》中寫道，傳統宗教「是我們所能想像的一切蠢事之源、混亂之根，是狂熱心態與社會分裂之母，它是人類之敵 」。
盧梭喜歡「福音中的純粹與簡約 」，他認為基督福音要告訴我們的精神是四海之內皆兄弟。他不大遵守大部分的神學教條，被保守的教士視為危險人物，想驅逐基督宗教的人則受到他的鼓舞。盧梭的想法與基督宗教的原罪觀念直接衝突，他認為「人類天性本善……是因為體制才變得墮落 」。他和爾泰一樣，都認為人們需要信仰上帝，藉此避免陷入無政府狀態；也跟霍布斯同樣認為政府應該規定國教的相關細節。然而，盧梭幾乎沒有提出公民宗教（civic religion）的準則，只說這種宗教需要「一個強大、有智慧、善意的神祇；賦予預言與護佑；要有來生的概念；要讓義人幸福，讓惡人受懲；並維持社會契約與法律的神聖性 」。
法國博學者約瑟夫‧德‧邁斯特（Joseph de Maistre, 1753-1821）這樣的保守派，顯然無法接受盧梭這種高度稀釋的基督精神。根據記載，邁斯特的天主教信仰比教宗更深，心中的保皇思想比國王更強烈，在他的眼中，凡是破壞教會權威的，都要為大革命造成的血腥悲劇負責。他認為斷頭台上的冤魂，全都死在伏爾泰與盧梭的原則之下：

「把伏爾泰與盧梭當成大革命領袖很有道理……伏爾泰那些腐化人心的著作，在六十年內啃蝕掉基督宗教結構的卓越基礎，讓整個歐洲為之動搖。盧梭那些動搖人心的話術誘惑群眾，讓想像力的吸引力超越了理性。他四處宣揚輕蔑權威的態度與叛亂的精神……我們眼前的恐怖，正是他那些毀滅性的理念直接造成的 。」

拿破崙也認為盧梭以某種方式「為法國大革命鋪好了道路 」。法國大革命中，某些領袖的確自稱為盧梭的信徒，其中包括羅伯斯比 。在推翻舊制度的人眼中，《社會契約論》裡頭有許多概念符合他們的想法。該書論證指出「合法權威」的唯一基礎就是獲得人民的同意 ，而當時法國人顯然普遍對統治者並不滿意。《社會契約論》討論要有哪些共同利益才能讓人民團結，並評述不平等的壞處。它開場就高聲呼告「人生而自由，卻無處不在枷鎖之中 」。其實盧梭並沒有想要鼓動革命，但這句話聽起來就像一句宣言，鼓勵人民揭竿而起。
我們很難從盧梭的著作猜出他真正的想法。他經常在不同地方提出彼此矛盾的主張，而且極為特殊的個性也是原因之一。他在《懺悔錄》中寫道，「自出生以來，我沒有認識過任何與我類似的人，甚至可以大膽地說，全世界沒有任何人與我一樣。 」因此，他的著作不能只用字面意義解讀。他曾提醒某位記者：「我的詞彙幾乎都不是常用的意思；我永遠以自己的心與你交談，也許某一天你會發現，這顆心說的話和其他人都不一樣。 」我們確定盧梭的這顆心不可能支持獨裁暴政，然而卻有些人拿他的《社會契約論》以及定義不清的「公共意志」（general will）概念，做為獨裁統治的理論基礎。
盧梭所謂的「公共意志」，包含了社會的真正利益與欲望；但我們沒有任何方法能夠直接知道這個意志包括哪些內容。他說，「群眾……經常並不明白自己的真正意願，因為他們很少知道什麼東西對自己真正有利。 」我們必須讓那些真正了解群眾需求的人來帶領，甚至在必要的情況下強迫群眾聽從領導。盧梭還說，有時群眾必須「被迫自由 」。伯特蘭‧羅素在一九四六年寫道，上述思維讓盧梭成為「假民主真獨裁的政治哲學發明者 」。在羅素的眼中，「希特勒就是盧梭思想的產物」，他認為盧梭的公共意志思想：

「讓領導者能用某種神祕的方式，將自己與人民直接畫上等號，而不需要靠投票箱這麼無聊的設備來獲得人民認可……這種思想的最初結果，就是讓羅伯斯比上台。後來俄羅斯與德國（尤其後者）的獨裁專政，也都受到盧梭學說的影響 。」

事實沒有羅素說得這麼誇張。早在盧梭出生之前就有很多獨裁暴君，其中某些人顯然以為自己擁有民意支持，而且滿足了大眾的真實需求。也許盧梭發明了一種政治哲學能讓獨裁者引用，但他並沒有發明出獨裁者。

比較早期的盧梭，可能會覺得死後能夠與伏爾泰葬在一起相當光榮。當他三十出頭時，伏爾泰五十出頭，盧梭相當欽佩這位長輩寫的作品，在一封寫給伏爾泰的信上滿是溢美之詞。盧梭一開始與《百科全書》的作者群似乎處得很好，他受邀撰寫音樂的條目，還跟狄德羅交上朋友。但一七四九年的某一天，他前去探望因顛覆性文字下獄的狄德羅的途中，覺得頭暈便坐在樹下休息，此時突然出現一個改變他一生的天啟。盧梭看見一張第戎科學院（Academy of Dijon）的論文競賽廣告，他突然意識到自己知道答案。學院的題目是：「藝術與科學的復興是否有助於道德淨化？」盧梭認為文明社會是破壞一切美德的元凶。當時的知識發展提供了很好的例子，這些知識造成的傷害總是大於幫助。後來這個想法成了盧梭的哲學基礎，不但讓他與伏爾泰和狄德羅身邊的知識分子不再志同道合，而且似乎直接與這些人對立起來。正如盧梭在論文的序言中指出，他抨擊的對象就是那些「當代最受敬重的一切思潮……但我已經決定自己的立場，完全不想討好……那些隨波逐流的人 」。
盧梭的論文贏得了比賽，也讓他初次嶄露頭角。文章一開始，他先承認人類最近在自身與大自然的認識上獲得很大的進展。幾個世紀前，歐洲還處於「比無知更糟的狀態中」，到處都是難懂的術語以及混亂的經院哲學 。如今人們已經「受到高度啟蒙 」。然而不幸的是，「隨著藝術與科學的進展，我們的心智也愈來愈墮落。 」這種事以前也發生過，盧梭解釋道，在古希臘與古埃及，「科學發展之後，很快就造成道德崩壞。」羅馬也在出了幾個淫穢作家之後開始墮落，幸好「毫無用處的知識四處傳播」，才讓人繼續保持正直快樂 。羅馬人在開始研究道德之前，都一直實踐著道德。但哲學家卻毀了一切，最後讓他們「無視軍事紀律，輕視農業活動，人們結黨營派，忘了自己的國家 」。
在盧梭的論文中，藝術與科學不僅讓人行為敗壞，而且其本身就是我們惡習的產物。藝術「被奢華所滋養」，天文學「出於迷信」（從占星學發展而來），物理學源自「無所事事的好奇心」，幾何學則出自「貪欲」（最初的用途是測量土地面積） 。科學通常帶給我們錯誤的結果，因為出錯比正確更加容易。它們「努力研究卻一無所獲」。例如物理學無謂地探索「難以解釋的電的奧祕」，卻「產生了許多危險的結果 」。盧梭認為，正因為科學是遊手好閒的產物，它們也會讓人變得遊手好閒。科學不會讓我們更有紀律、更為開心，或者比較不容易失常；反而會削弱宗教力量與愛國之心，造成帝國崩頹。他後來在另一部作品中說道，「理性與哲學精神……總是悄悄地侵蝕每個社會的真正根基。 」此外，他還認為知識性的工作對健康有害，如果想要打發時間，去鄉間散步或下田務農會比較好（然而盧梭並沒有親身做過農事的經驗）。

前面也曾提到，盧梭覺得新科技經常帶來傷害。他在投稿第戎科學院的論文中甚至譴責了印刷術，認為這種東西會傳播「人類的錯誤看法與奢華思維」，是一種「可怕的技術」；拜這種發明所賜，史賓諾沙這些作家的「有害思想」得以流傳千秋萬世 。盧梭並沒有提到他自己的「無知的快樂狀態 」之類的離經叛道看法，就是靠印刷術得以傳播，他甚至以典型的挑釁口吻，聲稱蘇格拉底公開讚揚無知 。事實上，蘇格拉底從未表達過盧梭所說的意思，他不認為無知是好事，而是建議我們在掌握知識之前最好誠實承認自己無知。無論如何，盧梭在論文的結尾表示，如果我們的子孫夠有智慧，就會對著上天呼喊：

「全能的上帝啊！請以祢的手握緊人類的心，帶我們遠離先人的藝術與科學吧。讓我們重歸無知、純真、貧困之境。唯有這些才能給我們快樂，唯有這些才在祢眼中稱貴。 」

在十八世紀中葉，伏爾泰以及許多人都聲稱世上有一些地方已經「受到高度啟蒙」。事實上，正如某位晚近歷史學家所言，啟蒙知識運動的典型特徵之一，就是當時的人們「認為自己活在一個開明的時代 」。雖然盧梭對此相當不滿，但伏爾泰和他周圍的人都認為生在這個時代很幸運。伏爾泰曾在一本談論路易十四時代的書中表示，「我們在這個快樂的時代中……看見人類心智出現一場革命 」，這場革命從培根、伽利略、笛卡兒一路演進下去，孕育出「史上最為啟蒙開明的時代。 」在一七五一年開始陸續問世的《百科全書》中，有很多文章都將該時代稱為「充滿智慧之光」的「哲學世紀」。約莫二十年後，另一位作家更熱情地說這個時代的「理性帝國，每一天都不斷擴大著疆域 」。
狄德羅的副主編達朗貝爾為《百科全書》寫的《百科全書序論》（Preliminary Discourse）後來成為啟蒙運動的行動宣言。它列出啟蒙運動的重要名人，並指出培根、笛卡兒、牛頓、洛克都是「人類應當追隨的重要天才 」，這些天才的協助讓人類得以克服「大量偏見」，推翻「盲目的崇古思維 」，謹慎蒐集各種事實，最後得以拋棄一切宏大的思想體系。笛卡兒開創了重要的懷疑態度（雖然他對於「先天」的概念有點偏離正軌）；牛頓讓自然哲學擁有穩固的實驗基礎；洛克則指出心智的運作機制與極限，對哲學做出牛頓等級的重大變革。不過達朗貝爾倒是對萊布尼茲褒貶參半，雖然他以卓越的方式證明許多問題的「過去所有答案都不夠適當」，但卻「不僅滿足於提出懷疑，而是希望消除一切懷疑」，結果在還不成熟的時候，就自己造出了一個宏大思想體系，裡面有很多概念都不太可信，對人沒什麼幫助 。
狄德羅曾用一篇文章解釋《百科全書》想完成的目的。他在文章中強調謹慎地思考有多麼重要：「如果事情的發生有理由，我們指出理由時就得務必小心；必須先確定原因，才能指出原因，必須先確定結果，才能指出結果……我們必須讓人們時時質疑，並且願意等待……」我們之所以引進「哲學精神或懷疑態度」，就是為了讓人「甩開身上的權威枷鎖」，因此如果只是以新教條取代舊教條，這項偉業必然失敗 。《百科全書》中的「哲學思想家」（Philosophe）條目，更是進一步闡釋了這些抱持懷疑的思想家對自己的看法，以及對人們的價值。這個條目將現代的「哲學思想家」與古代那些「愚蠢地想要拒絕心中激情」的斯多噶智者拿來對比。真正的「哲學思想家」即使聽從理性的引導，也不會試圖消除自己的情緒，他們知道這種事不可能成功，所以反而會「努力不被情緒控制，從情緒中獲得益處，尋找利用情緒的合理方式…… 」
人類心智的弱點一直是這些「哲學思想家」關注的核心議題。他們景仰的先進洛克，以及貝爾與休謨這兩位他們的後輩也都一直不斷關注這個主題。有鑑於此，如今把這些人的全盛時期稱為「理性的時代」（the Age of Reason），其實有誤導之嫌。從宗教保守派的觀點來看，哲學思想家這樣的人的確過份強調理性推論，經常在不該提問的領域提出難解的問題，因而侵犯了信仰的領域。但在哲學思想家眼中，他們的問題應該都是必須提出的合理問題，而且他們提問時都知道人類的智力有其極限。照這樣看來，他們的時代應該換上一個不那麼時髦，但比較切中要旨的名字，叫做「努力變得更講道理的時代」（The Age of Trying to Be More Reasonable）才對。
「哲學思想家」之間的共通性，是討厭人們過分尊崇傳統、正統觀念、聖經經文以及宗教教條，因為這些已被證實阻礙知識進步，妨害人類幸福。舉例來說，他們發現牛痘似乎對天花有用，便開始推廣接種牛痘。伏爾泰在這個運動中有很大的貢獻。但這個新療法在當時遭到大量的神學論述反對，這些論述認為它干預了上帝的意志，從而降低人類對上帝的敬畏。在一七二○年代的法國、英國和新英格蘭殖民地，宗教保守派都認為天花是件好事，因為上帝隨時可以用天花來懲罰人們的罪，人們就會敬畏上帝。不過英國對於接種的接受度倒是比法國好一些：當伏爾泰指出它可以拯救成千上萬法國人的性命時，有人就用「只有被英國那種荒謬說法影響的無神論者，才會為了不確定的效益，去傷害我們的國家 」這樣的話來試圖勸阻他。
的確，當時接種的科學效力並不像伏爾泰想的那麼穩固，與日後取代它的疫苗接種不同，反而有一定機率讓原本不會得到天花的民眾染病 。某些在法國反對接種的人是科學組織成員，這些人的反對不無道理，但伏爾泰與那些「哲學思想家」的論點也同樣有力：他們認為在文明社會中，神學不應該干涉醫學。
那些法國啟蒙時代的名人，雖然都嚮往新的思維方式，卻經常在許多主題上意見相左，例如宗教。霍爾巴赫男爵和（晚年的）狄德羅是無神論者，而伏爾泰與大部分的成員卻依然相信上帝。在政治立場上，這些人的差異也很大，幾乎沒有任何政治系統或政府體制，能夠獲得他們的廣泛支持，在政策意見上也沒有共識。伏爾泰甚至並不認可自己提出的政治方案。某些「哲學思想家」熱衷於推廣商業，某些則認為大量農業的社會比較安定。某些人提倡公眾教育，某些人則不認為這有什麼意義。
如果我們將「啟蒙」的意義進一步擴大，不要僅限於「哲學思想家」與相關人士的行為，那麼啟蒙時代的意見多樣性甚至會變得更高。廣義的「啟蒙」是一個有點難以清楚劃界的知識運動，世界上許多不同角落的先進思想家都是其中的成員。在典型的「啟蒙時代」文選裡面，最老的作家生於十六世紀晚期，最晚作家的直到一八三○年代依然活著 。當然，這種膨脹版本的啟蒙時代概念，會讓人一不小心就誤解裡頭的思想家。即使只是有些人的想法出現錯誤或遐疵，整群人還是會被貼上同樣的標籤。
正如某位歷史學家所言，「擴張版本的啟蒙概念囊括一切現代事物，以及西方文明的所有東西，因此人們會認為這個概念要為世界上的各種錯誤負責…… 」我們自詡為啟蒙時代的後代，所以很容易把各種問題都怪罪在過去的思想家身上。現在的人是不是有時缺乏人性？一定是啟蒙時代那些冰冷的理性主義的錯。在歷史上，人們多次認為啟蒙運動必須為法國大革命的恐怖政治負責──儘管盧梭也有責任，他大部分時間都在反對那些「哲學思想家」——也認為後世的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錯誤的精神醫療、經濟剝削、性別歧視、物種滅絕、魯莽的烏托邦政策、環境破壞等問題，都與啟蒙運動有關 。大家都知道沒有任何一位十八世紀的啟蒙大將會支持或容忍上述惡行（性別歧視除外），卻依然聲稱其思想在某種意義上為這些事奠定了基礎，或者影響了那些行為人。
深具影響力的思想史家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就認為某些「哲學思想家」中有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的種子。雖然他寫道自己不能指控「任何一位啟蒙時代的思想家……直接催生了威權主義、恃强凌弱，或者最終的極權主義本身」，但也強調「後世詮釋這些思想家的人，尤其是……馬克思主義者以及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的確導致了一部分的問題 」。換句話說，如果幾十年後有人自稱是你的信徒，曲解你的理念，你就得為此負部分責任。
柏林指責啟蒙運動產出一些會被曲解的概念，提出某些過度誇張的方案，四處鼓吹樂觀主義，以及訂定難以達成的目標。他認為在一個並不完美、經常出錯的世界中，這樣的態度實在太過天真。柏林在某封信中，表示自己認同「哲學思想家」的精神：「這些思想家……有效地打擊了人們的迷信、無知、殘忍行為、黑暗狀態、宗教教條、過去傳統以及各種形式的專制暴政，我因此非常尊崇他們。 」但這些偉業顯然不能滿足世上的每一個人。當代就有一位能言善道的評論家和盧梭一樣超級悲觀，他說，「啟蒙時代留給我們的……是一個由心計與惡意所統治的世界，它無法以人類的心智理解，而且處處充滿毀滅性的荒謬。 」
二十世紀有一種觀點，認為雖然「哲學思想家」具有高貴的動機，但啟蒙運動卻造成了某些可恥或愚蠢的結果。這種觀點非常普遍，甚至寫進了《牛津英語詞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之中。從一八九一年與二○一○年之間，該詞典的「啟蒙」條目都是這樣的：

1. 啟迪思想的行為；被啟迪的心智狀態……
2. 有時候……用於指稱十八世紀法國哲學家，或其他試圖連結前者的人，所抱持的精神與目標。它可能讓人產生淺薄而自以為是的知識分子心態，或者對傳統與威權的無理輕蔑等等 。

也許盧梭無論用任何方法，都無法融入當時的文明世界，甚至融入任何時代的文明世界。他可能稱讚過古代的斯巴達（Sparta），但從未活在那種社會，他的想法只不過是一廂情願的思古幽情。即使他知道十八世紀的法國思想家完成了哪些微小而確實的成就（借用以撒‧柏林的清單：這些人戰勝了「人們的迷信、無知、殘忍行為、黑暗狀態、宗教教條、傳統思維以及各種形式的專制暴政」），可能也不會改變對這群人的看法。畢竟到後來，有些批評家顯然可以看見這些先人的功勳，卻仍舊不買帳。這些反對啟蒙時代的人簡直就像《萬世魔星》（Monty Python’s Life of Brian） 裡的猶太人民解放陣線（People’s Liberation Front of Judea）領袖（由約翰‧克里斯［John Cleese］飾演），太過遲鈍的腦袋看不出國家被羅馬人占領之後帶來哪些好處：

「這些傢伙把我們榨乾了，混帳！他們拿走了所有東西……然後給了我們什麼!?
嗯，輸水高架渠（aqueduct）？
是沒錯。他們給了我們這個……
還有下水道……
好吧。我同意羅馬人蓋了高架渠和下水道，但只有這兩個而已。
還有道路……灌溉系統……醫學……教育……葡萄酒……
好啦，那除了下水道、醫藥、教育、葡萄酒、公共秩序、灌溉系統、道路、自來水、公共衛生以外，羅馬人又為我們做了什麼 ？」

當然，知識分子並沒有建造哪座高架渠、鋪設任何道路，或是釀造葡萄酒。和「哲學思想家」較為相關的進步是在健康與教育方面，儘管很難找到有哪些書直接促成公共利益的提升。啟蒙運動最確實的貢獻是削減了宗教權威的力量，讓宗教不那麼容易干預人民的生活，甚至結束人的生命，並促使宗教之間彼此容忍、促進科學進展，以及逐步拆解那些過於封建而太不民主的政治制度。雖然我們很難知道哲學家實際上對這些事情有多大影響，但不得不承認本書提到的十八世紀思想家和他們推崇的十七世紀先進，的確在這些戰場上選擇站在正確的一方，可能還幫助他們打了勝仗。
不過盧梭的後人與伏爾泰的後人，還是永遠有仗可以打。人類追求的科學知識以及某些啟蒙時代的其他目標，究竟會不會產生盧梭所說的副作用？達朗貝爾對此有段聰明的答辯：

「我們不會怪罪盧梭把教化人心的功能，與濫用這些功能的惡果搞混，畢竟他一定會說這兩者永遠形影不離。但我們會請他仔細看看，大多數他所說的那些惡果，究竟是科學與藝術造成的，還是一些完全不同的原因導致的。這些原因得花很長的時間才能仔細列舉出來……總之，即使承認人類知識具有某些缺點（這並非我們原本的意圖），我們還是很難相信摧毀這些缺點會帶來任何好處。摧毀之後，我們體內的邪惡依然存在，而且還會變得無知 。」

換句話說，也許啟蒙時代的結果真的像盧梭說的那麼糟。但如果這些進展沒有發生，世界會不會變得更糟呢？
在萊布尼茲的寓言裡面，高階祭司泰奧多勒斯能夠在無限宮殿中看見世界的每一種可能發展；然而我們不是泰奧多勒斯，不會知道如果某些事件沒有發生的話，世界可能變成怎樣。如果笛卡兒當初沒有找那個路人一起解答弗萊明語的謎題，沒有做那個「偉大科學」栩栩如生的夢，世界會變得怎樣？如果萊布尼茲當初接受了大學教職，沒有在歐洲到處跑，沒有一直生出各種點子，對各地領主推銷他的計畫，世界會變得怎樣？如果休謨的商人生涯一切順利，牛津大學沒有拒絕頒給洛克醫學博士學位，霍布斯也沒有對伽利略的研究成果過度樂觀，沒有迷上歐幾里得幾何學，世界會變得怎樣？或者，如果史賓諾沙一輩子待在猶太集會堂，世界又會變得怎樣？我們這個世界也許不是最好的可能世界，但這些探索先鋒的努力，讓世界變成了一個充滿知識冒險的場域，更讓我們如達朗貝爾所言，變得沒有那麼無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