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統治世界？：主張民主人權的政府為何霸凌他國，勾結財團操控媒體、扭曲真相

榮登《紐約時報》暢銷書榜
英國亞馬遜網路書店「戰爭史」第1名

《紐約時報》
《紐約客》雜誌
《衛報》
《波士頓環球報》
《芝加哥論壇報》
《商業週刊》
《新政治家》雜誌
《科克斯書評》
……等等
──一致推薦

「杭士基是當代最重要的知識份子，也是分析國際外交政策最多讀者的作家。」
──《紐約時報》
「我是國家與民族的敵人。」──杭士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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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杭士基？
誰怕杭士基？

今年九十歲的杭士基，是猶太後裔、左派學者、麻省理工學院榮譽教授，是國際重量級知識份子，也是全球票選十大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

有人稱他是當代先知，是英雄、才子，也是叛徒、大說謊家；也有人讚譽他，是美國最偉大的異議份子、當代最重要的公共知識份子。他一生前四十年是全球頂尖語言學家，之後數十年則成為公共政策的領導人。

杭士基一生處於衝突，永遠是反對派先鋒。

他是基本教義派猶太人，卻堅定支持巴勒斯坦，反對以色列建國；他是美國公民，卻時時指謫美國政府霸權；他是德高望重的公共知識份子，卻一輩子在批判知識份子為權力服務，而無益公平正義。

他抨擊美國當權者與既得利益者不遺餘力，直言美國是超級流氓大國，2010年受中研院邀請來台演講時直言不諱：「美國口口聲聲反對恐怖主義，但其實全球頭號恐怖主義國家就是美國，受美國制約的台灣則是幫凶之一。」他因此被美國主流媒體排斥，讓美國政府頭疼，但受到眾多國家人民稱讚，說他是「美國人的三大良心」。

杭士基在《誰統治世界？》書中分析目前的國際政局，從美國與古巴的關係，到中國如何崛起成為世界強國；從美軍的酷刑手冊（Torture memos）被揭露，到對伊朗的制裁行動，主張自由與人權的美國政府，為何為了鞏固軍事地位卻帶來世界災難。

他在書中精闢解析，美國為何與中東國家產生衝突、與中國拉鋸，他以細微的觀察及一針見血的剖析，說明美國如何走向帝國主義之路，而人民又如何被媒體操控，成為冷漠及無知。
媒體之於民主社會，宛如棍子之於極權國家，稍不小心就成為權力者控制大眾心智的利器。當媒體一致的以「和諧」、「穩定社會」為空洞口號，而將這個社會真正該面對的問題拋諸腦後時，大眾很容易跟著失去深入思考議題的意願和能力，最後成為民主的旁觀者，淪陷於相信「明天會更好」的虛妄中，而將民主政治的權利拱手給那些權力的掌握者。

杭士基認為，全球日益增長的政治亂象、媒體墮落，與美國蠻橫的介入息息相關，包括無人機暗殺行動、核戰危機、中東戰爭威脅。杭士基指出，美國的菁英份子越來越習慣待在自己的象牙塔裡，無心透過民主制衡力量限制國家的權力，而一般普羅大眾，則是被媒體操控，變得弱智且冷漠，只懂得花費精力在消費，汲汲營營追求個人名利。

杭士基的思想一貫不妥協，他的政治觀點不是狹隘的「反美」，而是對所有形式的國家暴力和政治權威所做的挑戰。政府、媒體、財團以篩選與審查方式，讓媒體傳遞的訊息與價值常常是失真與扭曲，杭士基要做的就是揭發那些被掩飾的真相，把政府與財團犯下的醜惡事情公諸於世。

杭士基（Noam Chomsky，1928－）
當代最具影響力的語言學家、思想家，也是活躍的政治評論家。自一九五五年起，擔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語言學與哲學系教授，現為該校榮譽教授。杭士基著作甚豐，在語言學、哲學與政治，都有重要論述，包括一百多本專書、超過千篇文章，其著作是現今尚存學者被引述最多的學者，從古至今第八位，僅次於馬克思、列寧、莎士比亞、聖經、亞里士多德、柏拉圖與佛洛伊德。
杭士基經常周遊各國發表演說，超過半世紀對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提出批判，是國際民主運動重要人物，曾被選為十大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亦被稱為「美國最偉大的異議份子」、美國當代最重要的「公共知識份子」，並與諾齊克（Robert Nozick）、羅爾斯（John Rawls）並列「美國人的三大良心」。
2010年，杭士基受中研院邀請來台演講：「世界秩序的輪廓：常與變」，並獲頒清華大學名譽語言學博士，接受《天下雜誌》專訪；2013年，他手持「反媒體壟斷，拒絕中國黑手，捍衛新聞自由，我在MIT守護台灣」標語，支持反「旺中」。


譯者簡介
林添貴
台灣大學畢業，歷任企業高階主管及新聞媒體資深編輯人。譯作逾一百本，包括《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蔣經國傳》、《宋美齡新傳》、《毛澤東：真實的故事》、《季辛吉大外交》（合譯）、《大棋盤》、《李潔明回憶錄》、《雅爾達》、《被遺忘的盟友》、《核爆邊緣》、《棉花帝國》、《南海：21世紀的亞洲火藥庫與中國稱霸的第一步？》、《2049百年馬拉松》、《地理的復仇》、《中國的亞洲夢》等。

「杭士基引發爭議的著作，常常能敲醒自負的美國人……他以過人的勇氣，勒住了傲氣的美國。」──《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杭士基是全球一位特殊人物……他可能是地球上最了解美國外交政策的人。」──《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不論同不同意杭士基的言論，但若不聆聽他的疾呼，我們將全盤皆輸。」──《商業週刊》（BusinessWeek）
「杭士基是全美最有助益於百姓的公民，他為我們解釋為何美國成為帝國。」──《波士頓環球報》（The Boston Globe）
「想要了解我們所處的世界，最好的方式就是閱讀杭士基的著作。」──《新政治家》雜誌（New Statesman）

「如果正如杭士基所言，美國若是步上十九世紀大英帝國的後塵，杭士基將是百年來最優異的歷史學家。」──《紐約客》（The New Yorker）

導論

第一章 知識份子的責任新解
第二章 全世界通緝要犯
第三章 刑訊備忘錄和歷史健忘症
第四章 看不見的權力之手
第五章 美國式微：原因及結果
第六章 美國完結了嗎？
第七章 大憲章及其命運以及我們的命運
第八章 世界靜止不動的一週
第九章 奧斯陸協定：脈絡與結果
第十章 毀滅的前夕
第十一章 以色列—巴勒斯坦：實質選項
第十二章 不留東西給其他人：美國的階級鬥爭
第十三章 誰的安全？華府如何保護本身及企業界
第十四章 憤怒
第十五章 還差幾分鐘就是午夜
第十六章 始終不斷違犯的停火
第十七章 美國是帶頭的恐怖主義國家
第十八章 歐巴馬的歷史性行動
第十九章 只有兩條路
第二十章 《紐約時報》讀者的一天
第二十一章 伊朗威脅：誰對世界和平構成最大危險？
第二十二章 末日時鐘
第二十三章 人類的主人

後記

五十多年前，十月的最後一週，世界靜止不動；從獲悉蘇聯把核子飛彈部署在古巴那一刻，到危機正式終止，大家屏息不動。其實民眾不知道，那只是官方宣布危機終止。
世界靜止不動，其實是任職甘迺迪總統圖書館的歷史學者史騰（Sheldon Stern）的傳神形容。他把白宮國家安全會議執行委員會（ExComm）的會議錄音帶整理成為權威性的紀錄，讓我們明白甘迺迪及其親信顧問是如何辯論應該怎麼應對危機的經過。這些會議被總統祕密錄音下來，因此我們發現在所有的錄音討論中，比起其他與會人士，他的立場相對溫和，別人並不曉得他們是在向歷史發言。
史騰就此一非常重要的文獻紀錄整理、發表準確的評論，在一九九○年代末期才解密。我在本章將謹守他的文字。他的結論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從來沒有過人類文明的存亡絕續，繫於那短短幾週的危險評估、討論」，而在「世界靜止不動的一週」達到最高潮。
全世界有很好的理由應該提心吊膽。核子戰爭迫在眉睫，艾森豪總統曾經提出警告，這樣的戰爭可能「摧毀北半球」。甘迺迪本身的判斷是，爆發戰爭的或然率高達百分之五十。新聞記者鐸布斯（Michael Dobbs）就古巴飛彈危機寫了一本縝密研究的暢銷書，提到對峙達到最高點，華府「啟動末日祕密計畫，確保政府猶能存在運作」時，估計爆發核戰的機率更加上升。（不過，鑒於核戰的性質，他沒有更進一步說明為何需要這麼做。）
鐸布斯引述「中央情報局監視蘇聯部署飛彈進展情形的團隊成員」布魯吉歐尼（Dino Brugioni）的話；布魯吉歐尼認為，時鐘走向「午夜前一分鐘」之下，除非「戰爭和全面毀滅」，看不出有其他解套方法。鐸布斯的書名就取為《午夜前一分鐘》（One Minute to Midnight）。甘迺迪的親信顧問、歷史學者史勒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形容這是「人類史上最危險的一刻」。國防部長麥納馬拉（Robert McNamara）也懷疑自己「是否還能活著再看到另一個星期六夜晚的來臨」，後來他更表示，「我們幸運脫險」。

最危險的一刻
我們更深入去看當時的情況，就對這些判斷益發增加嚴峻的感受，事件的迴響迄今不曾稍減。
「最危險的一刻」其實不只一個。其中之一是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美國驅逐艦在古巴四周水域執行檢疫隔離行動時，朝蘇聯潛水艇投擲深水炸彈。國家安全檔案館指出，根據蘇聯方面的記載，潛艇指揮官「被震得考慮要發射核彈頭魚雷，它的一萬五千公噸級爆炸威力大約相當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夷平廣島那顆原子彈。」
據報導，副艦長阿基波夫（Vasili Arkhipov）在最後一分鐘取消核彈頭魚雷上膛待發的命令，他可能拯救全世界免於一場核災。蘇聯若是發射魚雷，美國會有什麼反應，殆無疑念；蘇聯遭到攻擊後，俄國人會有什麼反應，也令人毛骨悚然。
甘迺迪已經宣布最高級的核子警戒，只差沒有啟動第二級備戰狀態，消息靈通的哈佛大學戰略分析家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外交事務》上撰文說，這一等級的備戰狀態批准「土耳其……（或其他國家）……飛行員駕駛的北約組織飛機起飛，飛到莫斯科投擲炸彈」。
B-52飛行員柯勞森（Don Clawson）少校認為，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堪稱「最危險的一刻」。他駕駛一架北約軍機執行「鉻鍍圓頂任務」（Chrome Dome mission），後來對此提供令人毛骨悚然的報告：「B-52升空備戰」，「機上載著核武器，準備使用」。
他在〈一個空軍飛行員不敬的軼聞〉中寫說，十月二十六日當天，「全國最接近核子戰爭」。這一天，柯勞森本人極有可能啟動終極劇變。他說：「我們真是好狗運，沒有炸掉整個世界。但是不必感謝這個國家的政治和軍事領導人物。」
柯勞森所報導的錯誤、混亂，差點爆發意外，以及領導階層的誤判，但是最可怕的是作業的指揮和控制規定，或者應該說是缺乏明確的規定最可怕。柯勞森敘述他執行十五次二十四小時全天候鉻鍍圓頂任務的經歷，這是最高上限；他說，指揮官「沒有辦法防止莽撞的一個機組或個別成員裝彈、發射他們的熱核武器」，或者甚至廣播一個可以發動「整個機載警戒力量而沒有可能召回」的任務。一旦機組人員攜帶熱核武器升空，他寫道：「很可能在沒有地面指令之下，把武器全部投擲下去。任何系統裡都沒有抑制機制。」
空軍總部參謀本部計畫主官柏奇納（David Burchinal）將軍說，大約三分之一的總兵力全部升空備戰。技術上，總司其事的戰略空軍司令部顯然沒有什麼控制可言。根據柯勞森的說法，戰略空軍司令部並沒把詳情向文官主持的全國指揮本部報告；換句話說，國家安全會議執行委員會的「決策者」在考量世界命運時，更不清楚全盤狀況。柏奇納將軍的口述歷史也令人毛骨悚然，透露出對文官指揮本部更大的輕蔑。根據他的說法，軍方一直深信俄國人會投降。鉻金圓頂任務就是要讓俄國人透明清晰地明白，他們根本沒有能力在軍事對抗中競爭，只會被迅速摧毀。
史騰從執行委員會的紀錄得出結論，甘迺迪總統在十月二十六日「傾向以軍事行動消滅（在古巴的）飛彈」，然後再按照五角大廈計畫，出兵攻占古巴。當時就很清楚，這項行動可能導致終極戰爭，日後顯示的證據更強化此一結論，因為戰術核武器已經部署了，而且俄國人的兵力比美國情報機關所估計要大出許多。
十月二十六日下午六點，執行委員會會議即將結束時，蘇聯總理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指名給甘迺迪總統的一封信直接送到白宮。史騰寫道，他的「訊息似乎很清楚。如果美國承諾不入侵古巴，飛彈可以撤離。」
次日上午十點，甘迺迪又打開祕密錄音機。他朗讀剛收到的一則通訊社報導：「赫魯雪夫總理今天致函甘迺迪總統，如果美國從土耳其撤走火箭（他指的是具有核彈頭的丘彼得飛彈），他可以把攻擊性武器撤離古巴。」這項報導很快就經證明所言不虛。
雖然這封信像是晴天霹靂突如其來傳到執行委員會，實際上美方已經預期會有這項提議。甘迺迪告訴大家：「我們知道可能會有這個要求，已經有一個星期了。」他知道，要拒絕公開默認會很困難：這些是過時的飛彈，很快就將換上更有殺傷力，更實質難以抵抗的潛基北極星飛彈。甘迺迪知道，「如果這成為（赫魯雪夫的）提議」，他將處於「無法獲得支持的地位，因為駐紮在土耳其的地位沒有作用，而且遲早要撤走，也因為聯合國裡的任何人或其他任何理性的人，都會覺得這是公平的交易。」

維持美國力量不受拘束
因此計畫人員面臨嚴重的兩難。他們手上有兩個來自赫魯雪夫略有不同，可以終止災難大戰的威脅之提議，而且在任何「理性的人」看來，每一項提議都是公平的交易。美國要如何反應呢？
有一種可能性就是鬆了一口氣，文明終於可以存續，趕快全部接受兩項提議；宣布美國將遵守國際法，取消入侵古巴的任何威脅；並且執行從土耳其撤走老舊的飛彈，按照既定計畫，提升針對蘇聯的核子威脅，防備蘇聯更大的威脅。當然，這只是在全球包圍蘇聯的部署之一環。但是，這是無法想像的選項。
國家安全顧問彭岱（McGeorge Bundy）說出為何這個想法不可行的基本原因。這位哈佛前任院長，是甘美樂朝廷（Camelot firmament）最明亮的明星。他堅稱，世界必須要了解，「當前對和平的威脅不在土耳其，而是在古巴。」因為古巴的飛彈直接指向美國。更加強大的美國飛彈部隊目標指向相當弱小的蘇聯敵人，不能被認為是對和平的威脅，因為我們是好人，在西半球及其他地區的許多人都可以證明這一點。但是，許許多多的其他人，是美國當時針對古巴的恐怖戰爭之受害人，還有許多令艾森豪總統困惑不解，國家安全會議卻心知肚明捲入「仇恨運動」的阿拉伯人，都會有異議。
接下來的討論，甘迺迪強調，如果我們拒絕在倖存者（如果還有人介意倖存者的話）看來是相當合理的提議，而選擇觸發國際大兵災的話，我們將「處於很惡劣的地位」。這個「務實」的立場代表道德考量的極致。
哈佛大學拉丁美洲事務專家多明奎茲（Jorge Dominguez）檢視近年才公布的甘迺迪時期恐怖活動的文件，觀察到「在這些將近一千頁的文件當中，只有一次，有一位美國官員針對美國政府資助的恐怖主義，提出近似薄弱的道德反對。」有位國家安全會議幕僚提到，「隨意攻擊、殺害無辜……可能在某些友好國家引起輿論負面評論。」
古巴飛彈危機期間的內部討論，一直有相同的態度，譬如，羅伯‧甘迺迪（Robert Kennedy） 提出警告：全面入侵古巴會「殺死許多人，我們將會因此遭到各方猛烈抨擊。」這種態度直到今天都占上風，只有非常罕見的例外，而且很容易找到紀錄。
如果世界更清楚美國當時做了什麼，我們可能「陷入更惡劣的地位」。最近我們才知道，古巴飛彈危機前六個月，美國在沖繩祕密部署俄國人將送到古巴的相似飛彈。當時，此一地區的緊張上升，飛彈的目標當然是針對中國。直到今天，縱使沖繩居民激烈反對，該地仍然是美國重要的攻勢軍事基地。

完全不尊重輿論
後來的討論有許多內情，但是我在這裡先擱下不談。他們的確獲致結論。美國答應從土耳其撤走過時老舊的飛彈，但是不會公開做，也不會寫成書面文件。很重要的一點是，必須看起來是赫魯雪夫屈服、退讓。美方提出一個有趣的解說，學術界和評論家也都認為合理。鐸布斯說：「如果顯得是美國在蘇聯壓力下，片面拆卸飛彈基地，（北約組織）同盟可能會爆裂。」或者換個比較精確的文字來敘述，如果美國按照原定計畫，以更有殺傷力的威脅取代老舊的飛彈，來和俄國交易，而任何「理性的人」會覺得相當公平，那北約同盟可能會爆裂。
公允地說，當俄羅斯撤走古巴唯一可以對抗美國進攻的嚇阻力量——美國的確還以直接入侵做為更嚴重的威脅——並且悄悄退出古巴時，古巴人將會大為憤怒（事實上，他們的憤怒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依據標準的理由，這是不公平的比較。我們是人類，這才重要；套用歐威爾的字詞，他們只是「非人」，怎麼能相提並論。
甘迺迪另外也有一個非正式的承諾：美國不入侵古巴。不過附有條件：蘇聯不僅要撤走飛彈，還有終止，或至少「大幅減少」在當地駐軍。（和近在蘇聯邊境的土耳其不同，休想美國軍隊會撤走。）套用甘迺迪總統的話，當古巴不再是「武裝營區」，「我們或許就不會侵犯他們」。他又說，如果古巴希望擺脫掉美國入侵的威脅，則必須停止在拉丁美洲的「政治顛覆」（這是史騰用的字詞）。「政治顛覆」多年來一直是美國的口頭禪，譬如艾森豪總統就以此為理由推翻瓜地馬拉的議會民主政府，使這個可憐的國家陷入深淵，迄今還未爬出來。這個藉口直到一九八○年代還未消褪，雷根仍在中美洲進行邪惡的恐怖戰爭。古巴的「政治顛覆」就是支持反抗美國荼害人命的攻擊及其扈從政權的團體，有時候或許最為可怕的，提供武器給受害人。
雖然這些假設已經深鑄在常見的理論當中，大家習以為常、視如不見，偶爾也會出現在內部紀錄當中。以古巴為例，國務院政策計畫局解釋說，「我們在卡斯楚身上遭遇的首要危險是……他的政權之存在會影響許多拉丁美洲國家的左翼運動……最簡單的事實就是卡斯楚代表反抗美國成功，推翻美國將近一個半世紀以來在西半球的整個政策。」美國宣布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就是想要主宰整個西半球，只不過當時實力不足，無從實現而已。
有權利主宰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則，幾乎出現在各地區，只不過典型上會拿防禦性的說詞來掩飾。譬如，冷戰期間動輒拿「俄國人的威脅」做藉口，即使根本看不到俄國人的蹤影。伊朗學者阿布拉哈米安（Ervand Abrahamian）就美、英聯手在一九五三年推翻伊朗議會民主政府，這一重大事件寫了一本重要著作。他嚴謹地檢驗內部紀錄後，提出可信的證據指出標準的說法不能成立。主要原因不是冷戰因素，不是伊朗的不理性破壞華府「善意意圖」，也不是為了取得石油或獲利，而是因為美國所要求的「全面控制」，也就是獨霸全球，受到獨立的民族主義之威脅。
我們在調查古巴危機在內的種種特殊案例時，一再發現相似的狀況，只不過針對古巴這個特殊案例的狂熱程度，值得我們更加注意。美國對古巴的政策在整個拉丁美洲，乃至世界大部分地區，都受到嚴厲批評，但是「合理尊重人類的輿論」，只是在七月四日隨意頌唱，毫無意義的言辭。自從對這個題目進行民意調查以來，占相當多數的美國人贊成與古巴關係正常化，但是這也起不了作用。
摒棄民意當然也是司空見慣，這是相當正常的現象。在這個案例上挺有意思的是，竟然摒棄美國經濟勢力極強大的一些部門，它們贊成美古關係正常化，通常在制訂政策方面也有相當高的影響力，包括能源、農產商業、製藥業等行業。這表示除了甘迺迪的甘美樂朝廷知識份子在歇斯底里中洩露的文化因素之外，懲罰古巴也涉及到強大的國家利益。

拯救全世界免於核子毀滅的威脅
按照官方的說法，古巴飛彈危機是在十月二十八日結束。它的結束轟動天下。當天晚上，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網特別節目中，主播柯林伍德（Charles Collingwood）報導，全世界走出「二次大戰以來最恐怖的核子浩劫的威脅」、「蘇聯政策慘敗」。鐸布斯評論說，俄國人試圖掩飾這個結果的說法是，「莫斯科愛好和平的外交政策，大勝窮兵黷武帝國主義者的又一場勝利」，「無上智慧、一向理性的蘇聯領導人，拯救了全世界免於核子毀滅的威脅」。
從流行的譏諷中汲取基本的事實，赫魯雪夫同意退讓。的確，「拯救全世界免於核子毀滅的威脅」。
可是，危機並沒有完。十一月八日，五角大廈宣布，所有已知的蘇聯飛彈基地都已拆除。史騰報導，同一天，「一支爆破隊對一家古巴工廠執行攻擊」，不過甘迺迪這個恐怖行動「貓鼬行動」計畫（Operation Mongoose），在飛彈危機鬧到最頂峰時已經正式減低規模。十一月八日的恐怖攻擊支持彭岱的觀察，即對和平的威脅是古巴而不是土耳其，讓俄羅斯人不再對美國執行致命的攻擊。儘管這肯定不是彭岱腦子裡的想法，或能夠理解的。
受尊敬的學者賈特浩夫（Raymond Garthoff）也有豐富的政府公職經驗，他在一九八七年詳細研究飛彈危機，補充了更多詳情。他寫道：在十一月八日，「從美國派出的一支古巴祕密行動爆破隊，成功炸毀古巴一座工業設施。」而依據古巴政府發給聯合國祕書長的信函，共有四百名工人喪生。
賈特浩夫評論說：「蘇聯只能認為（這項攻擊）對他們而言，仍是關鍵問題的反悔，因為美國保證不會進攻古巴。」特別的是，這項恐怖攻擊是從美國發動。他的結論是，這些攻擊以及「第三方行動」再次透露，「對於雙方，風險和危險會很極端，不排除發生大災難。」賈特浩夫也檢討甘迺迪恐怖行動的屠害人命及破壞作業，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如果美國或其盟國或扈從國家是受害人，而非加害人，勢必被拿來當作發動戰爭的正當理由。
從同一個資料來源，我們又知道，甘迺迪總統在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三日下達「一八一號國家安全行動備忘錄」，「指示策畫一項內部叛亂，然後美國即發動軍事介入」，美方的軍事介入將涉及「重大的美國軍事計畫、運作和部隊及器械的調動」，肯定古巴和蘇聯會知道。同樣在八月份，美國增強對古巴的恐怖攻擊，包括以快艇掃射攻擊「蘇聯軍事技術人員喜愛去的一處古巴海濱旅館，殺害數十名俄國人和古巴人」，攻擊英國和古巴的船隻；汙染古巴出口的糖，以及其他的暴行和破壞。極大部分是由美國允許在佛羅里達州，自由活動的古巴流亡團體所執行。過後不久發生的，「人類史上最危險的一刻」絕不是無緣無故發生。
甘迺迪總統在飛彈危機沉寂之後，又正式恢復恐怖行動。他在遭到暗殺身亡前十天，批准中央情報局一項「破壞作業」的計畫，准許美國的代理人部隊「攻打一座大型煉油廠和儲油設施，一座大型發電廠、糖廠、鐵路橋、港口設施，以及水下爆破碼頭和船隻。」甘迺迪遇刺當天，暗殺卡斯楚的行動顯然也獲得核准。賈特浩夫報導，針對古巴的恐怖活動在一九六五年才取消，但是「尼克森一九六九年上台後的第一個動作，就是指示中央情報局增強對付古巴的祕密作業。」
我們後來終於在加拿大歷史學者波連德（Keith Bolender）《來自另一方的聲音》（Voices from the Other Side）這本書中，聽到受害人的心聲。這是針對美國恐怖行動的第一部口述歷史。由於內容太勁爆，這樣一本書在西方世界通常不大可能受到注意。
《政治學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是美國政治學會發行的專業刊物，克恩（Montague Kern）發表專文提到，古巴飛彈危機是一項「重大危機……一個意識型態敵人（蘇聯）被普世認為發動攻擊，造成全民團結的效應，大大擴張對總統的支持，增加他的政策選擇方案。」
克恩說，「普世認為」是對的，只不過另外有些人掙脫他們的意識型態枷鎖，注意到事實真相。事實上，克恩就是頭腦清醒的一員。史騰也是頭腦清醒的人，他注意到長久以來存在的異常現象。從他的寫作，我們現在知道，「赫魯雪夫對運送飛彈到古巴的原始解釋，基本上是說真話。這位蘇聯領導人從來無意以這些武器威脅美國的安全，而是要部署它們做為保護其古巴盟友不受美國攻擊的防禦動作，也是拚命要表現蘇聯在核子均勢上和美國力量相當的一種作態。」鐸布斯也注意到，「卡斯楚及其蘇聯靠山的確有理由擔心美國企圖推翻其政權，包括以美國入侵古巴為最後手段……（赫魯雪夫）也的確真心希望保衛古巴革命，不讓北方強鄰顛覆。」

（摘自第八章：世界靜止不動的一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