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銀帝國：從唐帝國到明清盛世，貨幣如何影響中國的興衰

明朝大航海時代，中國進入世界經濟體的洪流中，
繁盛的貿易使大量白銀流入，古老帝國成為貪婪的巨獸，
但白銀卻從經濟風火輪，轉為天朝斷魂碑？
《白銀帝國》不只是貨幣史，更是一部從幣制管窺國運興盛的政經史。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研究員 陳國棟 作序推薦

王成勉 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研究員
甘德星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沈中華 實踐大學財務金融學系講座教授
游博清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劉瑞華 清華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蔣竹山 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讚賞推薦

■ 紙鈔為何自宋朝始用後，總是悲劇性收場？
■ 不產銀的中國，為何被迫成為銀本位國家？
■ 甲午戰爭、中日抗戰的引線，白銀也是其中關鍵？
■ 鴉片戰爭的背後，其實是全球經濟之戰？
■ 一九三○年的大蕭條時代，何以是民初經濟的黃金十年？

中國是最早展開紙鈔試驗的國家，在貨幣史上常與錢幣、白銀三者並用。錢幣通常由銅、鐵、鋼等廉價金屬鑄成，不利遠行攜帶，進而發展出便於匯兌、攜帶的鈔票；但為何最便利的鈔票，卻難以通行於民間，反之是白銀成為朝廷屢屢禁不得的貨幣？甚至最終給予合法地位，使白銀流通天下？

明朝以後絲綢、茶葉、瓷器流通至全球貿易，使白銀大量流入，至此中國成為銀本位國家，締造繁榮盛世。然而「白銀帝國」之路，是光環，也是詛咒。當十八、十九世紀全球從金銀複本位轉向金本位，而後過渡到現代金融法定貨幣系統時，中國未跟隨世界潮流，導致對外戰爭如鴉片戰爭、甲午戰爭的失敗。一國財經政策，足以左右國運，日本藉經濟改革一躍成為亞洲強國；中國則因幣制的混亂、紙鈔的信用破產，讓列強有機可乘，千年根基於百年內傾圮。

自宋元以降到近代，白銀的使用與演變，從內需至接軌國際，一部中國千年貨幣史悄然成形。然而做為經濟學者，徐瑾的書寫野心不僅止於此，透過爬梳歷史變易，她發現王朝的傾滅都與疲弱的幣制有關；而中西金融史的比較，更顯現了中西大分流和中國銀本位對後世帶來的影響。因此，此書不僅是中國貨幣史，也是一部經濟如何影響國家命運的政治史，從歷史的迴音中，為現世敲響警鐘。

名人推薦語
中國能否稱為｢白銀帝國｣，恐怕還有爭議，但本書借用白銀入手，深入淺出的概述中國貨幣史，自有其貢獻。
白銀從自古以來就是受到大眾喜好的貴金屬，但是重要的是，自明代中葉大量的美洲白銀東來，使得中國納入了世界歷史的脈絡。白銀自此不但成為中國的貨幣，後來晚清的大量白銀流出與民國時期美國的銀元政策，都影響到中國政權的穩定。這本中國貨幣史一方面顧及世界史和中外的互動，另一方面兼論中國國情與時人意見，都是值得稱述之處。
王成勉
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研究員

《白銀帝國》一書介紹白銀在中國兩千多年的以來的地位演變，書中內容都很精采，是一本讓我們瞭解白銀在中國歷史演化的重要參考書。這裡提出兩個觀點與讀者分享。首先，日本在甲午戰爭（一八九五年）時成立了正金銀行，以中國賠償的庫平銀為基礎，在倫敦出售轉成黃金，成立金本位，從此與西方金融建立更密切的聯繫，中國則受到銀價下跌影響，購買力日趨衰落。第二點，當時美國購銀法案對中國的影響為何？是否能使中國從一九二九、一九三○年代的危機渾沌之中逃脫？讓我們跟著作者從本書中一窺究竟。
沈中華
實踐大學財務金融學系講座教授

白銀作為影響中國近代數百年來國家財政運作最重要的機制之一，其本身具有重大意義。本書從白銀觀看中國自宋以降的政治發展、金融制度、政府與商人的關係等議題，且兼論西方各國財政決策、系統做為對照，旁徵博引，從貨幣表徵的政府效率、政策、信用等層面，嘗試為國家興衰，乃至東西分流等重大歷史問題提出解答。書中若干觀點有其見地，值得深思和進一步討論研究。
游博清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過去有關貨幣史的書籍，其中多數都充滿了貨幣數量與價值的估計及數字資料。不過，這本《白銀帝國》顯然不一樣，我發覺它是一本非常好看的書。作者參考了不少經濟理論而能不限於貨幣數量學說，掌握商品貨幣的關鍵問題，讓這本貨幣史的著作包含更多制度的成分。
宋元之後，白銀成為流通中國的貨幣，隨著明、清兩朝建立疆域的過程，白銀帝國因而形成。然而，在那之前，中國曾經出現紙幣。書中抓住了紙幣消失的疑問，掀開商品貨幣的特徵與局限。
現代的貨幣理論發現，任何貨幣制度都是建立在信任之上。金、銀讓人信任，因為它們是實質商品，可是即使如此，難以預料的價格變動也會動搖信任。在虛擬貨幣已經層出不窮的今天，回顧商品貨幣的歷史，所獲得的知識可以讓人心裡踏實不少。
劉瑞華
清華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徐瑾的《白銀帝國》的視野相當獨特，不僅充分掌握了過往西方學界經典名著《白銀資本》與《大分流》的論點，且能用各種深入淺出的優美文字及紮實資料，呈現出這數百年來以白銀為主角的中國經濟史演變的故事，讓貨幣歷史不再只是一堆硬梆梆的數字，全書面對大眾的書寫成果令人驚豔。
蔣竹山
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推薦序 面紗下的經濟史 陳國棟
總論 白銀的詛咒

第一章　東西：白銀的不同命運
貨幣起源
白銀的東西命運
金銀博弈
金銀複本位的失敗
不完美的金銀複本位

第二章　宋元：紙幣的試驗
唐宋變革中的紙幣試驗
北宋交子與紙幣的誕生
南宋錢荒與起伏不定的會子
鈔票的沒落與馬可．波羅的局限
通膨的教訓與白銀的崛起
一二六二年：賈似道買公田與威尼斯賣債券

第三章　明代：銀本位與全球化
洪武體制的建立與突破
發鈔救不了明朝
禁不住的白銀
白銀貨幣化與西門慶們
明朝的「李約瑟之謎」
白銀流入與明朝滅亡
中國錢與豐臣秀吉

第四章　晚清：混亂中崩塌
幣制混亂的清朝
「黃宗羲定律」遭遇「馬爾薩斯陷阱」
朝貢生意經與天朝心態
從朝貢到條約
入超、熱錢、世界失衡
一八四○年：鴉片戰爭還是白銀戰爭？
復盤：帝國銀荒因何而起？
外國銀洋在中國
貨幣主權的喪失
甲午戰爭：中日金本位的迥異命運
江戶時代中日的不同傳統
從磅虧到幣制改革
幣制改革大熱潮
白銀為何再次勝出

第五章 民國：告別白銀，迎接通膨
洋銀行來到中國
錢莊在二十世紀的興衰
「京鈔風潮」裡的中國銀行
天時地利的「廢兩改元」
從《白銀收購法案》中走出的法幣
通膨的尾聲與啓示

後 記
附錄一 延伸閱讀
附錄二 東西貨幣金融大事記
參考文獻

白銀流入與明朝滅亡

明代白銀的使用普及，首先是經濟自身的貨幣化需求，就外在供給而言，也依賴於海外白銀的流入，這是中國海外貿易與地理大發現的因緣際會。白銀繁榮於大明帝國之際，無意之間，也埋下毀滅的種子。
對於中國而言，一六○○年是一個分水嶺。一生都為中國著迷的韓森，其視角與我們慣常的思維不同。她指出一六○○年之前，中國其實是「開放的帝國」。她放棄慣有的王朝劃分，將一六○○年之前的中國定義為三個時期：首先，從商周到秦為第一階段，這是公元前一二○○年到公元前二○○年的構建中國時期；其次隨著公元前三世紀秦代的統一，本土道教開始有組織地興起，眾多佛教徒也來到中國，中國開始了面朝西方以及印度的一千兩百多年；最後則是從十世紀到十七世紀開始轉向北方，大部分時間中國都處於北方游牧民族的統治之下──同時他們也被日益中國化，蒙古人仍舊是明朝的最大戒備對象，最終則有東北滿族的崛起。
一千六百年前後發生了什麼？伴隨著巨量白銀的流入，白銀在中國的地位在明代中葉之後有增無減，從各方面鞏固了銀本位的地位。不少學者強調張居正「一條鞭法」的作用。「一條鞭法」的推行徹底廢止了洪武體制，上接中唐楊炎的兩稅法改革，下接清初雍正的攤丁入畝制度，令中國財賦體系最終告別實物稅，轉向貨幣稅。學者們普遍同意，它進一步加大了明代經濟白銀化程度，根據學者彭信威估算，明代兩百多年內，金銀比價從明初的一比四、一比五到明末的一比十甚至一比十三。貴金屬的流動看似只是經濟行為，但其作用以及副作用則相當漫長，甚至影響了一個帝國的興衰。
明朝末葉中國與世界貨幣體系的交換關係，甚至與二十一世紀初葉的入超與熱錢情況很相似。中國最早從羅馬時代便被認為是歐洲貨幣的歸宿，由於國際收支結構有利於中國，白銀從全世界源源流入中國，十七世紀在美洲白銀推動之下更是如此，「西屬美洲所產白銀，有二十％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運過太平洋到達馬尼拉，然後運往中國購買絲綢和瓷器。還有一部分美洲白銀通過中亞貿易到達俄國的布哈拉，然後間接轉入中國。美洲新大陸出產的貴金屬，有一半之多經上述渠道流入中國」。
對於偉大的羅馬帝國，其生命力曾經被認為因貴金屬大量外流而枯竭，在這一點上，白銀與明帝國也與此類似。美國學者魏斐德認為，一六四四年明朝的滅亡和清朝的勃興，是中國歷史上所有改朝換代事件中最富戲劇性的一幕，而白銀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歷史的真相必須基於比較，歐洲其時也正經歷著名的「十七世紀危機」──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發明了這一名詞，主要表示經濟衰退、人口下降、社會動蕩等一系列危機。更進一步而言，這場危機其實是一場全球性危機，史學界有一派認為，東西方應對這一幾乎同時段危機的不同方式導致歷史的大分流。
「十七世紀危機」之下，東方被認為延續著王朝更迭的模式，而西方則由此率先邁入現代化社會，「面對每一次的全面性的危機，不同的國家反應不同，據此而帶來了發展的不平衡，這一點最終定格了歷史」。於是，瞬間的戰略定格成為永恒的歷史，一個看似細小的分叉導致了結局的大相徑庭。
通過白銀，中國的動蕩也與世界脈動隱祕地聯繫在一起。魏斐德認為，十七世紀的中國危機與全球危機之間存在彼此呼應關係，「中國對馬尼拉遙相呼應的支配達到了這樣一種程度，使得中國貿易和世界貿易的長期周期性波動出現了一致性；甚至還達到了這樣的程度，使中國貿易的波動幅度比世界貿易的波動幅度大得多。因此，我們可以斷定，不管表面現象如何，正是跟中國之貿易的興衰，支配著西班牙海上貿易本身的消長」。
「福兮禍之所伏，禍兮福之所倚。」白銀上位之後，白銀與明帝國的命運更加密切地交織在一起，對於這一事實，歷史學家們褒貶不一。有人強調即使沒有白銀中國經濟也會發展，海外白銀湧入被認為是中國丟失貨幣主權的象徵，甚至認為這開啓了數百年貨幣主權外移的歷史。直到今天，甚至有人認為正是貨幣主權外移導致明朝滅亡、清朝沒落。
事實上，我認為貨幣主權在貴金屬時代並無太多意義，而貴金屬對於古典經濟活躍自然是一個躍升。即使在現代，貨幣主權也不是可以爭而得之的權力。明代從禁銀到用銀是迫不得已，貨幣主權並非可以爭而得之，中國產銀太少也是事實，而海外白銀流入枯竭的影響遠不只通貨緊縮。
擁有貴金屬幾乎曾經是所有古老帝國的渴望，海外白銀與大明帝國彼此成全。歷史學家布勞岱爾曾經說，亞洲從羅馬帝國時代起，只同意歐洲用貴金屬來進行交換，而且亞洲主要接受白銀，中國和印度已成為在世界各地流通的貴金屬的最後歸宿。中國如此渴望白銀而且能夠吸引白銀持續流入，最初看起來是優勢，其實也構成了其脆弱之處。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入促成了中國銀本位的確立，使得商品貨幣化前所未有地增加，而一旦這樣的流入遭遇衰竭，那麼其對於明代經濟也將帶來致命性的打擊。
十七世紀上半葉，中國爆發過多次重大饑荒。過去的解釋往往歸結於自然原因，事實上除此之外，更可將其歸結於積患已久的經濟社會問題的悲劇性產物，甚至涌入亞洲的金銀也難辭其咎。歷史學家艾維四指出，「這些金銀促成高水平的公共支出，快速的城市增長，以及激烈的經濟競爭，而這一切被證明是社會和政治的腐蝕劑」。他認為中國困境源自幾乎完全仰仗於進口白銀來保證貨幣供應比例，一旦美洲白銀流入中國的實際數量急劇減少，明朝政府就迅速跌入經濟夢魘之中，而明朝的滅亡其實就在於財政的難以為繼。
事後回溯，一系列近乎偶然、卻彼此串聯的事件，為明帝國打上了棺材鐵釘。一六三四至一六三六年，西班牙決定限制西屬拉丁美洲白銀流入菲律賓的數量，一六三九年冬天，在馬尼拉西班牙人與中國人長期的緊張關係最終爆發為暴力衝突，兩萬多中國人被殺，隨後，經菲律賓流入中國的美洲白銀大量減少。同年夏天，日本德川政府決定禁止從澳門來的商人在長崎進行貿易，曾經給中國帶來大量日本白銀的路線也宣告關閉。一連串因素作用之下，中國的白銀進口量驟然跌落。而隨著白銀流入量的銳減，銀錢比價崩潰。這些歷史的線索，靜靜地勒住了套在大明帝國脖子上的經濟繩索。
白銀的減少導致各種窖藏出現，出現了「人為的疾患」。由於許多捐稅要使用白銀支付，賦稅負擔變得不可忍受，許多人因此破產，曾經的富庶地區出現「人去屋塌」的現象，而朝廷榨取到的財政收入大幅減少。白銀枯竭之下，銀錢比價暴漲，對窮苦民衆而言，他們使用銅錢購買活命糧的能力大幅下滑。加之其時正逢小冰期（Little Ice Age），各地自然災難不斷，糧食減產之下，糧食價格暴漲，一六四○年河南災荒之後，米價每斗三千錢，小麥每斗兩千七百錢，從北方到南方許多人餓死。因饑荒與時疫，人口也一時之間減少數千萬人，這導致民間暴力革命在所難免。
白銀是導火索，伴隨著白銀危機而來的經濟危機、自然危機、人口危機，疊加構成了明朝歷史的大轉折。「流亡載道」、「人相食」等記載見諸歷史，饑荒背後則是民變，各類起義揭竿而起。滅亡明朝的李自成部隊出現在西北，對此後世歷史學家認為並非偶然，因為那是一塊遠離白銀浸淫而又飽受饑荒的土地。
通膨的破壞導致社會全面性潰敗，不僅導致饑荒、死亡、民衆受苦，引發各地反叛，也使得官僚集團的薪資縮水，進而又因腐敗動搖了明代政權的合法性。糧食價格不斷上漲，而以銀兩計算的俸祿則相對穩定，這意味著官員收入也面臨著通膨的侵蝕，「到一六二九年，朝廷每年向在朝的官僚、貴族（僅在京城的就多達四萬人）發放的俸祿，只有十五萬兩，不到國家財政預算的一％」。
顯然過低的官員俸祿並非好消息，因為這必然引發更為嚴苛的搜刮。以清官形象在歷史中存在的海瑞，似乎就是為了印證明代的腐朽。像海瑞這樣的朝廷命官，依賴俸祿過活的結果是其畢生清苦，生前為母親祝壽買兩斤肉都可以成為新聞。他雖然最終官至禦史，高達二品，死後贈太子太保，謚忠介，然而身後無子，只留下白銀二十兩，甚至喪事也靠他人凑錢。《明史》記載：「白衣冠送者夾岸……天下稱剛峰先生。」可是，有多少人願意像海瑞那樣活著甚至悲切地死去呢？海瑞經歷了正德、嘉靖、隆慶、萬曆四朝，天下聞名，但在仕途上起起伏伏，並沒有被真正委以重任。
可想而知，海瑞的清廉不僅是少數，而且在那個時代顯得不合時宜。當謀求非法收入成為政治潜規則，甚至明朝歷代皇帝也盡力充實內府金庫，將天下視為私產，軍費緊張卻「不得請發內帑」──諷刺的是，到最後李自成占領北京時，明朝內外府庫僅剩下黃金十七萬兩，白銀十三萬兩。當腐敗成為一種制度性現象，上層對下層平民殘酷壓榨，那麼社會的潰敗不可避免，滅亡也為期不遠，「明末的經濟衰退，是由於制度的破壞導致了整個社會秩序的崩潰」。
誠然，白銀對於中國經濟貨幣化以及制度變革帶來深遠影響，從銀本位的確立到明代覆滅，持續的入超也帶來了鴉片戰爭之類的後續問題──某種意義上，稱鴉片戰爭是為白銀而戰也不過分。白銀貨幣化和晚明商業化相互刺激，一方面使得中國部分融入世界經濟，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國不得不在繁榮之後領會蕭條。正因如此，顧炎武、黃宗羲之類的思想家對於白銀大多抱以負面評價，典型如黃宗羲認為廢除白銀有七大好處：「粟帛之屬，小民力能自致，則家易足，一也；鑄錢以通有無，鑄者不息，貨無匱竭，二也；不藏金銀，無甚貧甚富之家，三也；輕賫不便，民難去其鄉，四也；官吏贓私難覆，五也；盜賊勝篋，負重易跡，六也；錢鈔路通，七也。」學者王夫之和當時不少啓蒙學者的結論類似，即認為白銀加大貧富差距，甚至白銀越多，差距越大，「其物愈多，而天下愈貧」。
對比之下，中國明代啓蒙家一方面嗅到了時代轉折中的貨幣因素，另一方面，民間疾苦的現象也刺激他們提出了犀利的批判，這些言論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後世的判斷，即使這些判斷以更為現代、更為學術化的形式呈現。但是無論古代還是今天，多數人始終忽略了經濟的邏輯，白銀並非大明帝國的主動選擇，而是皇權與市場博弈之下的無奈結果。值得注意的是，明朝的興亡歷史中，白銀流入減少固然重要──可以說白銀成就了明朝的繁榮，也部分造就了其滅亡的命運──但是更大的背景在於中國無法走出殘破政府體制的約束，是制度的大失敗。
歷史並非單一原因可以解釋和推動的，國人對於大歷史的偏執往往罔顧現實的複雜性，探求歷史真相意味著接近可能的真相而不是尋求單一的推動力。白銀是歷史的血脈，但並非歷史的原因以及目的。白銀流入與國際貿易、經濟市場化和貨幣化本來並存，對白銀的接納與否，其實並非官方的希望或推動一手造成。白銀的流行，仍舊由明代商品經濟繁榮決定。無論是何種貨幣，最終得到市場認可仍舊源自民衆的選擇，中國交子、歐洲貨幣甚至明代最後的紙幣鬧劇都證明，君主或許可以選擇某種貨幣，甚至將自己的頭像印在貨幣之上，卻無法強迫人們使用。而白銀流入啓動晚明商業經濟繁榮之際，其流入枯竭也成為套在明王朝脖子上衆多繩子中的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