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愛讓人受傷？：迷惘、煎熬、躁鬱、厭世……愛情的痛，社會學也懂！

問世間，情為何物？愛情，為何令人遍體鱗傷？
到底情感挫折來自童年陰影，或是源於社會與文化結構的影響？
跟著知名社會學家伊娃•易洛斯一層一層探索現代愛情產業鏈，找出讓我們創鉅痛深的真相。

愛情痛苦的經驗非常普遍，幾乎可以說是人類集體共通的經驗。情傷創造一大票專家，驅策出版業、電視、無數媒體產業持續運轉。正因為整個社會認為痛苦是個人精神史的體現，相信訴說與認識自我具有療效，「自助」產業才會如此欣欣向榮，並將感情煎熬的矛頭轉到自我的私密史，以及自我形塑的能力上。
面對現代親密關係產生的疑難雜症，《為什麼愛讓人受傷？》企圖切換分析的角度：問題的癥結不在失能的童年，不在個人自覺不足，而在社會文化的衝突和矛盾，已構成現代人自我與認同的基本架構了。
作者伊娃‧易洛斯想告訴大家：愛情是被具體社會關係形塑和創造的！愛情在市場內流通，市場內充滿相互競爭、地位不對等的行動者；某些人較有能力界定被愛的條件，認為自己比別人更有資格被愛。
社會學主要研究對象是痛苦的集體表現形式，不過對尋常精神痛苦卻相對輕忽。這是由於社會學為了避免蹚個人主義和精神分析這一潭渾水，不太願意涉足情感方面的痛苦，畢竟那被視為臨床心理學之骨幹。可是，社會學若想跟得上時代，就無法迴避這一塊，勢必得面對、探索可充分反映近現代自我脆弱性的情感。因為，自我脆弱易傷，有其制度性原因，也有情感層面的因素，而愛情正是這樣一種情感。
愛情痛苦，不是旁枝末節，也不是看起來比較嚴肅的痛苦型態的附庸。《為什麼愛讓人受傷？》揭開現代愛情產業鏈的真相，證實了愛情痛苦可具體呈現現代性自我無能為力的困境和樣貌。

伊娃‧易洛斯（Eva Illouz）
社會學家，巴黎高等社會科學院教授。著作有《冷親密》（Cold Intimacies: The Making of Emotional Capitalism）、《消費浪漫的烏托邦》（Consuming the Romantic Utopia: Love and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痛苦的魅力》（Oprah Winfrey and the Glamour of Misery）等，其中《痛苦的魅力》獲美國社會學聯盟圖書獎。2018年，易洛斯獲得了EMET獎，是以色列最高的科學榮譽。

譯者簡介
黃宛瑜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碩士。專職譯者，譯作包括《想望台灣》、《他方，在此處》、《觀光客的凝視 3.0》等書。

國際媒體專家一致推薦
不參考這本書，沒有人可以討論愛情。
──德國《時代週報》（Die Zeit）

一本大膽、發人深省的書！
──《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

伊娃•易洛斯向我們展示了最親密的感受的深刻社會性質，從而開創了一種全新的情感輿圖。
──蘿拉‧吉普妮斯（Laura Kipnis），西北大學廣播電視電影系教授，著有《反對愛情：那些外遇者教我的事》

切中現代情感狀態的核心，是解析社會權力以及性與愛的意義必不可少的一本書。
──季特林（Todd Gitlin），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著有《給青年行動者的信》

導論（節錄）
《咆哮山莊》（一八四七）隸屬的文學傳統，源遠流長，總是把愛情描摹成創鉅痛深的情感。主人翁希斯克里夫和凱瑟琳，原是一對青梅竹馬的戀人，從小感情深厚，但長大以後，凱瑟琳決定嫁給門當戶對的林頓。希斯克里夫無意間聽到凱瑟琳說嫁給自己有失身分，憤而離家。凱瑟琳追出去，一人在茫茫原野上尋找愛人，始終遍尋不著，結果一病不起，瀕臨死亡。
《包法利夫人》（一八五六）的故事遠為尖刻，描述一位生性浪漫的女子，從小嚮往羅曼蒂克的愛情，憧憬時髦的社交生活，無奈卻嫁給一位善良而平庸的鄉下醫生，兩人的婚姻並不快樂。後來，艾瑪．包法利結識風度翩翩的地主魯道夫，認定他就是自己在浪漫小說中時常讀到的夢中情人。兩人偷情三年，決定私奔。命運之日到來，魯道夫並未現身，艾瑪只收到一封失約信。故事裡頭的敘事者，每當在刻劃女主角的浪漫情懷時，不免流露嘲諷之意，這時卻斂容正色，憐憫起艾瑪的遭遇：

她抵著窗沿，忿忿不平，又重讀那封信。可她愈專注，想法就愈紊亂。她又看到他，聽見他，用雙臂環抱他。她的心幾乎要跳出胸臆，像榔頭一擊又一擊，愈催愈快，間距不一。她環顧周遭，希望地板片片崩裂。何不一了百了？還有什麼攔著她？她有自由。她探身注視鋪路石，自言自語，「跳吧！跳吧！」

從我們的標準看來，凱瑟琳和艾瑪的痛苦看似太過極端，但我們多少可以理解。不過，誠如本書一貫的主張，兩位女子經歷的浪漫劇痛，其內容、色彩、紋理早已徹底改變，今非昔比。第一，凱瑟琳和艾瑪受苦，是因為她們的愛情難以見容於世，但社會阻力在當今之世早就銷聲匿跡，與今人何干？當然啦，不管是凱瑟琳或艾瑪，縱使生為現代人，依然有可能礙於道德規範，或囿於經濟困境，無法跟自己的真命天子長相廝守。但就算現在出現什麼反對聲浪，也多半要我們「聽從內心的聲音」，而非屈從於世間壓力。第二，我們現在有一批專家，可及時搭救猶豫不決的凱瑟琳，挽回艾瑪平淡乏味的婚姻。心理諮商、伴侶治療、離婚律師、冥想專家，一干人浩浩蕩蕩，圍在即將嫁作人婦的凱瑟琳或無聊人妻艾瑪身旁，干預、論斷她們的私人困境。就算沒有專家協助，為情所困的現代女子，總能找個人（女性朋友居多）訴說她們不可告人的愛情，至不濟，還可找個不期而遇的匿名網友傾訴，減輕獨自面對情慾的煎熬。在她們慾望和絕望之間，流淌著綿密的文字、自我分析和密友專家的建議。現代的凱瑟琳或艾瑪可能花大把時間反思，訴說內心的痛苦，甚至有機會發現問題的癥結原來出在自己（或情人）兒時的缺憾。事過境遷，現代凱瑟琳和艾瑪內心如果浮現一絲榮耀，那不是因為她們歷經一段傷痛，而是因為她們借助各種自我療癒術，戰勝了憂傷。面對浪漫之痛，世人一再闡述、解釋，鍥而不捨，只因為，我們不只渴望一窺痛苦的根源，更希冀斬草除根。當今之世再也沒有為愛情殞命、自殺、離家出走遁入空門這種文化戲碼了。但這不表示，吾輩「後」現代或「晚期」現代人不識愛情創痛，相反地，我們可能看得比前人更透澈。不過，這確實意味著說，整個社會面對跟處理情傷的方式，跟過去大相徑庭。因此，為了了解變革的本質，全書將追溯自我三大關鍵面向本質上有何改變，它們分別是：意志（我們究竟多麼渴望一樣東西）、認清（什麼才是我們認為有價值的東西），慾望（我們到底在追求什麼，又是如何追求它）。
現代人鮮少能擺脫情愛之苦：尋找公主∕王子的路途上親吻了太多青蛙；在茫茫網海中載浮載沉；從酒吧、派對、盲目約會落寞而歸。就算找到對象，也不可能離苦得樂，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交往後，人照樣感到厭倦、焦慮、憤怒。雙方可能爆發激烈的爭執和衝突，最後面臨分手或離婚的混亂、沮喪、自我懷疑。愛情路上崎嶇難行，身心飽受煎熬，以上列舉的例子，不過是冰山一角，現代男女鮮能身免。假使社會學家聽得到尋愛男女的聲音，她∕他聽到的肯定是陣陣悲嘆與呻吟，綿長又響亮。
感情痛苦的經驗非常普遍，幾乎可以說是人類集體共通的經驗，可是我們的文化卻依然堅稱這一切都是扭曲或不夠成熟的心靈所致。無數自助手冊和工作坊將矛頭指向個人，說一切都是個人潛意識作祟，導致我們一步步走向失敗，所以我們應該學習如何覺察自我，妥善處理自己的感情生活。而無所不在的佛洛伊德文化更振振有詞道：想了解一個人的性魅力，答案就在她∕他以前的經驗和遭遇；人偏愛什麼類型的對象，從她∕他早年的親子關係便可見端倪。佛洛伊德學說認為家庭決定一個人的情慾模式，對許多人而言，這就足以解釋為什麼我們找不到或維繫不了一段感情。儘管難以自圓其說，佛洛伊德理論卻仍推斷道，無論我們的伴侶跟我們的父母像不像，對方都直接反映了我們的童年經驗—而童年正是解釋一個人感情宿命的關鍵。而佛洛伊德本人所提出的「強迫性重複」（repetition compulsion），更將精神分析領域往前推進了一大步；他說童年時期若遭逢重大失落，儘管痛徹心扉，將來長大成人，那樣的經驗還是會在生命中一再重演，如此才有機會戰勝它、克服它。這一概念對西方社會造成了劇烈衝擊，扭轉民眾看待跟處理感情痛苦的方式，也就是說，感情痛苦有它健康的一面，是人類邁向成熟的必經之路。佛洛伊德文化甚至宣稱，感情痛苦很難避免，且多半是人自己一手造成的。
現今有不少人認為，既然，我們必須從個人的精神史來解析一段感情的成敗，這不就意味說，感情成敗是個人完全能掌控的事；而此一觀點的普及與推廣，臨床心理學不只扮演了關鍵角色，更賦予它科學合法性。不過佛洛伊德當年提出潛意識，原先是為了消解傳統的責任概念（traditional authorial notions of responsibility），沒想到在實際操作時，心理學卻反將愛情和情慾劃歸成個人私領域責任。心理分析和心理治療提供了大量的技巧，他們有意也好、無心也罷，現代人在心理專家引導下，喋喋不休，冗長訴說，得為自身的感情煎熬自負全責。
回顧二十世紀，或許是因為心理學答應提供我們一套慰藉的方法，向我們保證一切都可以挽回，所以「浪漫痛苦乃咎由自取」這一論調才會出奇地成功跟普遍。愛情痛苦像座強大引擎，創造一大票專家（精神分析師、心理學家，及各種治療師），驅策出版業、電視、無數媒體產業持續運轉。正因為整個社會認為痛苦是個人精神史的體現，相信訴說與認識自我（self knowledge）具有療效、釐清痛苦的型態與源頭可幫助大家擺脫痛苦，「自助」產業才會如此欣欣向榮，並將感情煎熬的矛頭指向自我，轉到自我的私密史，及自我形塑的能力上。

導論　愛情的悲苦
何謂現代性？╱現代性中的愛情，作為現代性的愛情╱為何社會學不管當前或將來都是必要的？╱社會學與精神痛苦

第一章　愛情大轉型或婚姻市場的崛起
品格和浪漫選擇的道德生態╱品格之愛，愛之品格╱社會網絡下展開婚前交往╱明規暗矩╱符號一致性╱利益之為激情╱名聲和信守承諾╱角色與承諾╱愛情生態大變革：婚姻市場崛起╱愛情選擇的性愛化和心理學化╱婚姻市場和性場域╱小結

第二章　承諾恐懼症與新興愛情選擇架構
從女性矜持到男性疏離╱男子氣概與承諾的式微╱女性專一型策略之動態╱享樂型承諾恐懼症╱意志缺乏型的承諾恐懼症╱全新的愛情選擇架構，抑或意願的瓦解？╱信守諾言和現代選擇架構╱性充裕與情感不平等╱小結

第三章　認可之需求──愛情和自我的脆弱
愛情為何如此美好？╱從階級認可到自我認可╱現代性的認可與本體不安全感╱認可vs自主性╱從自愛到自責╱自責的道德結構╱小結

第四章　愛情、理性、反諷
魅惑之愛╱將愛情變成一門科學╱政治解放：理性化的一環╱去常規化的權力╱職場戰勝情感╱程序主義和中性語言╱對等原則崛起╱選擇技術╱愛慾，反諷╱情色是一種創造深厚差異性的行為╱情色之為間歇性╱全神貫注與自我放棄╱情色是一種浪費虛擲的行為╱符號確定性╱不確定感、嘲諷或是追求平等所引發的不安╱小結

第五章　從浪漫幻想到失望
想像，愛情╱虛構情感╱逼真╱敘事認同╱失望作為一種文化實踐╱失望的人生╱日常生活的失敗╱摩擦╱心理本體論╱想像與網路╱自成目的之慾望╱小結

結語
注釋

第一章　愛情大轉型或婚姻市場的崛起
愛情選擇的性愛化和心理學化
「品格」所表達的其實是某種符合公眾價值的內在性。就這意義上來說，評斷一個人的品格雖屬個別行動，但它在某種程度仍是公開、共享、特定他人核可過的行為。
其實從兩大評估標準的興起和盛行，便可看出擇偶標準日趨個人化，跳脫道德框架的箝制與束縛：標準一是「情感親密度和心理兼容性」，標準二是「性感」。「情感親密度」跟過去以品格為基礎的愛情很不一樣，因為它的目標是促使兩個高度分化、心理特質錯綜複雜的獨特個體相互兼容。「性魅力」、「性慾求」或「性感」等字眼更充分體現出現代文化何等重視性和肉體吸引力，遠離道德價值世界。
翻開史冊，情色魅惑的力量、英雄難過美人關的例子不勝枚舉。「性感」不是今天才有的東西，從古至今始終都存在，只是比較隱晦，頂多被歸為魅力和愛情的其中一個面向，直到當今它才真正成為一個明確、普遍、合法化的文化類別和評估標準，有廣大的經濟和文化組織支撐著，並將性誘惑和性感納入文化編碼。「性感」作為一重要文化類別，它跟美貌（beauty）不一樣。十九世紀中產階層女性被視為有吸引力，多半因為她們的美貌，很少因為我們今天所說的性魅力。以前的人認為貌美不光是肉體層面的事，還帶有精神層面的屬性。（這就足以說明羅勃特‧白朗寧（Robert Browning）為什麼會愛上長年臥病的伊莉莎白‧巴雷特（Elizabeth Barrett）。在羅勃特心目中，內在美比外在容貌更重要，就算伊莉莎白身體孱弱，也無損羅勃特對她的愛。）由此可見，性魅力在以前絕非正規的擇偶標準，它是近代才興起的評估準則，獨立於美貌和品格之外，自成一格，甚至可以說，品格和心理特質最後通通被劃歸到性感範疇下。「性感」暴露了一件事：現代男女的性別認同早已變成了性認同（女性尤其明顯）；也就是說，性別認同已經轉成一組肉體、言語、穿著的符碼，人可以在自覺情況下刻意操弄，目的是為了挑動異性的性慾。性感於是成了現代人擇偶的評估準則，獨立且具決定性。為什麼會發生如此劇烈的轉變？消費主義崛起，加上性慾在心理學及女性主義文化觀強勢主導下，日漸取得合法化地位，兩相作用促使觀念轉變。
當然，除了女性主義和波希米亞精神高呼的性解放之外，真正性愛化女人（其後才性愛化男人）的其實是消費文化。約翰‧代米利奧（John d’Emilio）和埃斯特‧費里曼（Estelle Freedman）合寫了一本一九二○年代的書，書中寫道「以前的美國資本主義鼓吹堅持不懈的工作倫理和禁慾主義，以便積累資本，興建產業基礎建設，可是他們現在不需要這些了。企業領袖要的是消費者。……鼓吹消費購物的同時，也不斷灌輸民眾放膽接納歡愉、自我獎賞、個人滿足感，這觀念可輕易移植到性領域。」消費主義文化將慾望放在主體的最核心，性慾則有點像是慾望的廣義代名詞。
化妝品發展史最能說明轉變的歷程。根據十九世紀的審美觀，時尚或化妝品，跟當時所謂的「道德美」完全是兩碼子事；前者日新月異，變化無常，易受外部因素驅策，後者則帶有「永恆」、「內在」的特質。所以，十九世紀所認定的美從未明確指向性或性慾。他們反而認定，唯有能充分反映品格的，才叫作美。維多利亞時代對化妝品始終心存懷疑，認為化妝品非法取代了「真實」的內在道德美。不過到了二十世紀初，香水、化妝品、粉底、彩妝、乳液，大舉湧入新興消費市場，廣告商為了行銷產品，決意讓美跟品格徹底脫勾。「女人彷彿從維多利亞暗無天日的地底世界獲釋一般，開始濃妝豔抹，準備去廣告商的影像世界踩街遊行。只見她們游泳、日光浴、跳舞、開車─照片中的女子，個個身手矯健，健康明亮，享受玩樂」。
化妝品產業先建立管理系統，開發一套全新的包裝及配送方式，然後才擬定行銷策略，將人體塑造成一具可供欣賞的美學表象，摒除人格與道德的界定。不過直到化妝品產業跟時尚、電影攜手合作，才加速審美觀念的改變，並普及到社會上所有階層。化妝品和時尚產業在當時可謂如日中天，因為獲得文化產業的支持與認可，包括電影業、模特兒業、廣告業等等，當然，他們也因為有了文化產業的加持而更加茁壯強大。製片廠、女性雜誌、廣告商、告示排行榜等等，莫不絞盡腦汁，開發各種展示人體、凸顯臉蛋、情色化肉體的新招式，徹底發揮普及、擴大、符碼化的功能。各經濟部門憑恃著強大行銷手段，聯手鼓吹某種完美的性慾化美感，將女人整合到消費文化裡，販賣及構建情色本位之自我；在這消費文化裡，女人不但被賦予特定性別，本身也是性感的施為者。而在女性雜誌和電影，這波新興「耽美」熱潮將「化妝明確指向性吸引力」，從而把化妝品、女人味、消費、情色天衣無縫地連結起來。換言之，整個女性情色化歷程（及後來的男性情色化）基本上是仰賴一批新興產業強力行銷，推動合法化工程。人體被理解為感官肉體，鎮日尋求感官上的滿足、歡愉及豐富多彩的性生活（sexuality）。追求感官滿足，到最後卻演變成性慾化身體，認定人可以、也應當要喚醒體內的性意識和情慾，繼而呈現在外，以撩撥對方的性意識和情慾。建構情色化女體並非侷限在少數群體的特殊現象，而是橫跨所有社會階層，堪稱是二十世紀初消費文化最傲人的文化成就。
結果，美和青春變成情色與性慾的意符（能指）。以美和青春來商品化人體，不僅致使身體面臨密集情色化，更令它幾乎跟浪漫愛情畫上等號。美、情色、愛情之間的關聯一目了然：「擦脂抹粉不再令端莊淑女喪失戀愛或結婚的資格」，反能引領她們直接走入愛情和婚姻。「在那日日上演戀愛和拒絕、勝利和羞辱的人生舞台上，化妝品的戲份愈來愈吃重。」民眾如此費心經營美，理由再淺顯不過了，就是希望找到真愛。愛美「真正的目的」是為了「釣到金龜婿」。美麗確保出身微寒的女子有機會透過向上流動的婚姻擺脫當前的處境。美也好，某種凸顯性慾的女人味也罷，一切都跟愛情意象脫離不了干係；因為在廣告商、片廠老闆、化妝品製造商的眼中，愛情和美麗都是穩賺不賠的暢銷品。愛情鞏固了性別界線，強令男人女人永無止盡地展演兩性差異；可是卻又跟紅塵男女承諾說，只要進入去性別親密烏托邦，就會廢止掉兩性差異。
男性身體也歷經情色化轉變。雖然男人較晚被納入消費文化，可是早在十九世紀的消費文化、享樂主義及性愛活動中便能找到陽剛認同的種子。天平的另一端較醜惡，有妓院、血腥競技運動和非法娛樂場所；更重要的是，那兒還匯聚了一批專做男人生意的店家。……在餐館、理髮店、菸草店、裁縫店、城市酒吧、劇院，還有其他小本生意的周邊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單身次文化」，商家多虧有了年輕多金的「城鎮男子」上門光顧才蓬勃發達起來。
不過，一直要到一九五○年代，以男性身體為目標的消費文化才算成熟完備。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一九五三年發行的《花花公子》雜誌。這本雜誌標誌著「『花花公子式倫理』的崛起，鼓吹及時行樂，在五光十色的世界裡無止境地消費、享樂、縱情聲色，以個人的滿足感為優先。」男性身體商品化之初，並非借助美或化妝品，而是從體育運動著手，直接訴諸男人的性幻想。雖然在行銷語彙裡，男人的性模式不斷標榜陽剛氣質、男子氣概，不過卻同女人的性模式一樣，帶有情色誘惑的意味在，且男女性模式有個頗值得玩味的差異：男人性模式對浪漫情愛的著墨，顯然遠低於女人。
打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情色魅力的標準改由攝影及後來的電影主導，由它們來界定什麼叫性感，並予以標準化，促使民眾更加重視自身及他人的外表。既然美的標準統一了，性感的準則和符號旋即傳遍世界各地，許多社會願意接受這一套標準，從而改變了擇偶標準。
由於美國文化格外強調身體的重要性，加上性和性慾高度商品化，「性魅力」很快就獨立出來，自成一個文化類別，跟道德評價分道揚鑣了。從早期的美貌崇尚，到後來的瘦身熱潮，或是以情色和性感的屬性來定義男子陽剛氣概和女子陰柔氣質……這一切靠的都是文化產業不遺餘力地鼓吹，連帶也引發後續效應：將性魅力和性感轉化成正面的文化類別，性感成為擇偶與人格形塑的核心指標。隨著性和性慾高度商品化──滲透到資本引擎核心──性不再是跟生育、婚姻、情感、長期紐帶有所牽連的屬性跟經驗了。
多虧有精神分析師和心理學家鼎力襄助，賦予權威性及合法性，消費文化才能成功剷除性教條與性禁忌，啟動人體及兩性關係的情色化工程。每當在重新定義自我（selfhood）時，這批專家常把自我的兩大根基歸因於性慾。第一，他們認為個人精神史基本上是環繞（嬰兒時期的）性慾而組建起來；按照這觀點，性慾可說是界定一個人及其精神本質的基本要素。第二、性慾迅速成為「健全」自我的指標和據點。許多臨床心理學家和諮商師聲稱，美好的性生活對民眾的健康福祉具有至高無上的重要性。於是，性慾穩居美好人生和健全自我的核心位置上，為「性經驗」的正面涵義鋪路。心理學將性慾定位成主體的核心──也就是說，現在由性和性慾來承載私密的、獨特的真實自我，性生活健全，人才能擁有美好的自我──性和性慾被擺在自我敘事時間軸的兩端，一個人的過去跟未來皆圍繞著性和性慾打轉。自我不但把自己的故事講成一則性故事，更把性慾當成故事的終極目標，它是理想，也是實踐。
一九六○年代以降，隨著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掀起的文化革命和性革命浪潮，心理學訊息益發強盛。第二波女性主義浪潮之所以猛烈，正是因為這一批女性主義者改從政治的角度來重新設定性慾的概念。追求性高潮和雙方快感，如今反倒成了合乎道德的行為，肯定兩性平等和個人自主權。性快感現在成了肯定的手段，肯定女人作為一個自由、平等的個體，足以跟男人平起平坐，性慾彷彿一座豐沛的儲藏庫，不斷賦予自我正面、道德上的肯定。同性戀平權運動雖未跟女性主義直接結盟，可是有了他們的裡應外合，性慾幾乎和政治權利畫上等號，兩者之間的連結成為再自然不過的事，一談到性，馬上聯想到民主政治的核心價值──選擇、自決、自主。自從被劃歸到政治權利底下，性慾就成了自我之中自然且常規化的一面，掙脫了女陰柔、男陽剛的道德期許。這幾股文化力量結合起來，不僅讓性、性慾和性感取得了合法化地位，更使它們成為擇偶的核心標準，最後還賦予這一評判標準獨立自主的地位。「被某人的性感所吸引」成了一段感情的必要條件。
隨著「性感」成為全新的文化類別、全新的關係評估模式，特別是現代人常拿它來衡量自己與他人的愛情，這反而凸顯了「性」涵義不同階段的轉變。然而，性魅力和性感並非憑空出現的文化類別，而是多重管道齊頭並進的結果：消費文化把美從品格和道德的桎梏之中解放出來，讓性慾一步步取得獨立自主的地位、足堪代表一個人的為人，再把性高潮包裝成某種令戀人夫妻趨之若鶩的能力。根據《牛津英語字典》記載，「性感」一詞在一九二○年代以前都還帶有負面涵義。約莫到了一九五○年代，這詞用在人身上才顯現出正面現代涵義，與美、道德徹底切割。例如，一九五七年威廉‧坎普（William Camp）在《愛的前景》一書中寫道：「她身上一定有個東西在大聲告訴人家她是個好床伴。女孩子不一定要長得漂亮才能性感。」隨著性感成為普遍的文化現象，性感所指涉的遠遠不只是簡單的外貌；它形容人的本質，雖然涵蓋肉體，可是又不純然侷限在肉體上。蘇菲亞‧羅蘭的說法是：「性感是發自內在的東西，妳身上要麼有、要麼沒有，跟乳房、大腿、噘嘴，真的沒有多大關係。」在蘇菲亞‧羅蘭看來，性感是女人天生固有的普遍特質，性感不僅令女人魅力十足，甚至是民眾擇偶時最看重的特質。舉個例子，艾倫是名五十二歲男性，藥品銷售經理，以下這番言論正反映出多數人普遍的想法：

艾倫：長相對我來說是基本要求；不光臉蛋，腰也很重要，她必須有個楊柳細腰，漂亮豐滿的乳房，扁平的小腹，嗯，還有長長的腿。不過你知道的，比起長相，更重要的是她得性感。
訪談者：這是什麼意思？
艾倫：好比說，你感覺得出她很火辣，她喜歡性愛，她喜歡製造快感，也享受快感。
訪談者：那麼，這樣的女性多嗎？
艾倫：嗯……當然沒那麼多啦，不過我相信還是有一些，這點毫無疑問，不過必須找到真正讓你興奮起來的人。這很難用言語表達，不過你看到你就會明白。性感很重要，可是又很難界定。反正你看到就會知道。

這男人的視覺感官顯然隨時準備好要辨識一些約定成俗的性感特點，偵測性慾化身體的線索和訊號。從艾倫的例子便可看出性感在擇偶一事上具有至高無上的重要性，以及民眾怎麼發展出一套詳盡的評判標準，以捕捉對方的性感。
這裡的重點顯然不是要說性感這概念有多新穎，或證明以前的人不被「性感」之類的東西所吸引。真正的重點毋寧是要表達：肉體吸引已成為一種有意識、明確、合法、可被掌控的擇偶標準，且現代社會提供了更多方法讓男性和女性將他們的性魅力轉化成愛情和婚姻。「我們發現，伴侶的肉體吸引力是好感度最重要的指標，反倒是學術成就、智力、人格評價等等，則跟好感度無關。」肉體吸引力在擇偶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愈來愈大，這點可從底下事實看出：新近研究發現男性或女性都很重視肉體吸引力，顯示現在女性也加入男性陣營，追逐這傳統上只有男性才會特別珍視的東西。在一個大規模、橫跨半個世紀擇偶標準趨勢的研究中，大衛‧巴斯（David Buss）和他的團隊找到了非常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據顯示，美國社會在過去五十多年間，將性魅力當作擇偶標準的現象一直持續穩定上升，男女皆然。換言之，肉體吸引力的地位顯然是隨著媒體、化妝品、時尚產業的擴張而成長。
一戰結束後性意識（sexuality）開始有所轉變，不過二戰之後變化更為清晰顯著；許多學者認為性意識改變才會導致「娛樂型性慾」（recreational sexuality）的崛起，而娛樂型性慾盛行，又將性慾推向異化、商品化、高度自戀的境地。但我認為我們應當將「性」解讀成跟美一樣，具有「擴散地位」的特質；也就是說，「性」可以授予地位。「性感」既然已經是很重要、乃至於很關鍵的擇偶標準了，我們不妨再進一步思索這件事可能引發的種種後果。首先，「美」如果跟道德品格交織很緊密，就表示美跟社會階層的關係較為貼近（品德高尚，意指一個人能夠完美展現該階級應有的舉止，以及該階級所認可的合宜性）。媒體─時尚─化妝品產業當年在塑造「性感」時，是希望吸引各階層女性，因此「性感」這項特質，跟道德標準相對較無關，也比較少被社會階層影響和左右。安潔莉娜‧裘莉最能體現「性感不分階級」這樣的信念了：原則上，性感是任何女性透過仿效便能習得、獲致的特質。但這樣一種信念顯然是在暗示說，在過去傳統階級內婚制，性感具有潛在破壞力。換言之，性感美麗不僅不一定跟社會階層有所重疊，實際上反倒能夠為經濟教育條件較差的女性開啟一條攀權附貴的途徑，所以性感一旦獲認可，取得合法化地位，就表示民眾進入婚姻的管道增加了，打破傳統以金錢決定位階的模式。「在社會最底層，情色位階（erotic hierarchy）恐怕比別的地方更加顯著，畢竟無權無勢、未受良好教育的窮人，各方面都屈居劣勢，他們會更希冀情色位階帶給自己豐厚的報酬。」由此可見，婚姻市場和性競技場之間有時會相互干預，有時彼此重疊，有時後者取代前者，為性而性；競技場內吸引無數競爭者同場較勁，裡頭不乏有錢人、有教養的人、極富性魅力（但未必有錢或受過良好教育）的人。
其次，選擇標準多樣化，就表示人在擇偶時可能面臨更多衝突。如果說，階級內婚是促成婚姻的最大社會拉動力──跟教育程度、社經地位相當的人結婚──那麼，性感就會導入跟社會再生產這樣「正常」邏輯相牴觸的面向。過去當然不乏出身不同階級但彼此吸引的例子，只是從前賦予他們的正當性遠遠不及今日。這也表示，若要將同樣合法卻未必重疊的標準加以結合的話，將使覓偶過程更加複雜化，讓做選擇的人在衝突屬性間小心翼翼地巡遊（有時必須做取捨）。若用社會學術語來講，我們可以說現代人擇偶是奠基在慣習（habitus）上──經由社會化所習得的身體方面、語言方面、文化方面的性格傾向（disposition）。這種擇偶方式其實更複雜，當事人必須吸收、內化好幾套評估標準，有些評估模式傾向複製社會階級，有些評估模式則偏向媒體文化所創造的無階級差別意象。浪漫慣習（romantic habitus）先天就無比複雜。
多重擇偶標準所造成的第三個影響或許是最為明顯的：性本身即是目的，跟婚姻徹底脫勾。「性經驗」類別出現後，性跟婚姻脫勾的情況更為明顯，性生活脫離了情感生活，愈來愈多人為性而性，純粹想要體驗性生活。性愛脫勾表示情感意向和性行為之間的距離愈拉愈大，代表當前的感情跟將當前感情轉化成未來承諾的道德責任漸行漸遠。不僅如此，性感一詞更在在印證性行為跟感情分道揚鑣，因為感情多半是在道德框架底下組織跟醞釀的，但性感不一樣，它本身即是獨立的文化類別、文化行為，不受道德框架約束。性愛脫勾已成普遍趨勢，對男性尤然，根據統計，色情網站男性訪客占七二％，付費色情網站更高達九五％，由此可見女性仍傾向將情感和性慾混為一談。此外，性、愛分離變成主流後，就表示當事人的意圖和實際感受更難被解讀出來了。
第四個影響，性感讓墜入情網這件事變得全然主觀，再也沒有人能用客觀標準來衡量兩人的性吸引或化學反應（即便美麗的標準漸趨單一化，本論點依然成立）。在奧斯汀文學世界裡，有套公開、客觀的擇偶標準為眾人所共享；但是在今天，擇偶變得很主觀，（基本上）都是根據難以言傳、莫可名狀的吸引力。總的來說，個人只能自己判斷有沒有被對方吸引，跟該不該愛上對方，因此選擇伴侶，更像是個人透過複雜的情感和認知評估程序所達成的決策。
第五個影響，性感使民眾愈來愈仰賴圖像和視覺來衡量一個人的魅力，這顯然跟當今主流擇偶標準──可以用理性和語言明確表述──是相牴觸的。若請當事人解釋被吸引的原因，答案多半是些在認知上、在意識上、在理性層次上無法說得通的理由。吸引力的基礎其實很薄弱，大抵建立在兩個陌生人短暫接觸後所做出的倉促判斷，無怪乎近年會出現速配這種新興文化現象（如眾所周知的「一夜情」，及較晚近的「勾搭〔hook up〕」）。「性感」一旦被當作評估模式，也就標誌為性而性的風氣形成了，但反過來說，民眾或許不願再以家庭的框架或長久存續的框架來經營性生活。
最後一個影響是，隨著美麗與性感的影像標準化且廣為傳布，造成身體外觀和樣貌日趨一致。將浪漫邂逅裡的性慾加以標準化，認定某些身體特徵和臉部樣貌是好看、是性感的，其中以時尚和文化產業所推出的模式最占優勢。美麗和性感一旦被標準化，「性吸引力階序」（a hierarchy of sexual attractiveness）便隱然成形：根據那套演練純熟的文化符碼，某些人明顯比其他人更性感、更有魅力。由於性感標準已內化成現代社會深層結構的一部分，因此現代人常用這套標準來評估和品評未來伴侶，認定某些人的「性吸引力」排名高於其他人。因此，擇偶主觀化（自我成了唯一有效的評估來源）、性感容貌標準化，以及品評性感的能力，三者是相輔相成的。
上述改變為經濟學家口中的婚姻市場創造了條件，並設定了時代背景：男女交往被個人選擇和品味監控著，人人皆可自由選擇和交換對方身上我喜歡的特質─最典型的交換是用女人的魅力換取男人的地位。經濟學家蓋瑞‧貝克（Gary Becker）是最早提出「婚姻市場」的理論先趨，他認為婚姻跟其他經濟行為一樣，都是自願的，因此適用偏好理論（the theory of preferences）。此外，擇偶原本就存在著競爭關係，因此我們可以說婚姻是市場，而能在其中提供最多屬性的人將對其他人握有更大權力。貝克的論點精準反映出一般人普遍接受的看法：婚姻是自由選擇下的結果，選擇標準各不相同。但貝克卻犯了幾項重大錯誤：他認為決策是偏好所造成的結果，每項偏好都是平等的，所以不用區分父母的擇偶觀或未來伴侶的擇偶觀。但從社會學的立場看，這兩者極為不同，自我選擇其實比想像中來得複雜，因為當事人有可能想要滿足多重用途：也就是說人的偏好是多樣的，但偏好跟偏好之間卻有可能相牴觸。此外，貝克還忽略了一件事：婚姻市場，以及覓偶與擇偶的環境，通常會因為管制婚姻的方法（或不管制）而產生極大的差異，也就是我先前所說的選擇生態。經濟學家認為「偏好誘使人做選擇」，卻從來不問偏好是在什麼條件下養成的。最後、或許也是最關鍵的一點，經濟學家忽略了一件事：婚姻市場不是自然生成，也不是普世皆同，而是歷史演變的結果，也就是男女交往獲鬆綁，跟控管選擇程序的傳統道德框架徹底脫勾。因此浪漫邂逅「大轉型」指的是，不再用正規社會界線去管制覓偶的管道，然而在求姻覓緣的過程裡，競爭卻變得萬分激烈。經濟學家將「婚姻市場」視為自然範疇，但實際上它是歷史發展的結果，與廢除同階級內婚的規定、賦予個人愛情選擇權、覓偶競爭日益普遍等等有關。唯有現代性才能提供發展婚姻市場的環境與條件，而婚姻市場本身就是現代性固有的一部分。所以在這方面（In that respect），與其說是婚姻市場，倒不如說是「性場域」（sexual fields）更為貼切，因為場域概念假設行動者在資源不平等的情況下，於既定社會場所內展開激烈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