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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社會學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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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社會學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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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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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首屆社會學論壇以人間佛教的社會學研究為主題,在理論層面,與會學者共同關注了人間佛教的神聖來源和社會銜接問題。神聖是信仰的內核,也是宗教社會學研究的核心問題,人間佛教雖然曾在此方面遭受質疑,但與會學者認為,人間佛教的神聖性,從儀式變遷到進入社會的實踐方式,都與傳統佛教不太相同。神聖作為中華歷史文化的重要問題,同樣也是人間佛教的最基礎要素。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及其人間佛教發展模式,猶如重新建構起一種具有神聖性的社會事業,在解脫道與菩薩道雙重建構的基礎上重造人間佛教共業共修的神聖信仰。因此,人間佛教的神聖性和社會理念,既是佛陀本懷,亦是星雲大師的現實關懷;既是人間佛教之制度神聖,同時亦包含每一位人間佛教修持、信仰、修持者的神聖身心。

本次論壇持續一天半,與會學者集中展開的生動論述,為此次人間佛教社會學論壇奉上了精彩的學術盛宴。論壇的順利召開,極大地推動了人間佛教的社會學理論與社會實踐研究,有益於人間佛教社會學話語體系的建設。這些基於不同角度的討論,共同構成了當前人間佛教社會學研究的主要研究特色和學術關注。四海學者齊聚一堂,圍繞人間佛教的理論與實踐,共議人間佛教的社會學議題,不僅反映出佛教社會學研究的公共特質與學術拓展性,也體現了佛光山人間佛教對於人間佛教社會研究的密切關注,更彰顯了星雲大師及佛光山人間佛教的內容廣度、思想深度與現實情懷。

作者簡介

李向平,同時是這次會議的召集人。現任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社會學系系主任,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為宗教社會學與當代中國宗教。曾出版《文化正當性的衝突》、《佛教信仰與社會變遷》、《信仰但不認同――當代中國信仰的社會學分析》等著作。

導論—人間佛教社會學發凡∕李向平
本次論壇上,與會學者報告的學術論文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大主題:人間佛教的社會史研究、人間佛教的信仰方式以及宗教社會學理論本土化實踐。
其一,人間佛教社會學的歷史維度與經典研究:宗教的歷史研究,既是宗教研究人文取向的主要進路之一,也是探討宗教發展史的重要研究方法。而宗教的社會史及其社會思想史,則在此基礎上引入了社會維度,拓展了既有的研究取向與問題意識。
其二,人間佛教的信仰方式研究:信仰方式作為聯結信仰實踐與信仰關係的中介,對宗教的發展變遷舉足輕重。本次論壇有多篇論文,集中探討了人間佛教的信仰方式及其實踐機制。
其三,人間佛教社會學的本土化實踐:社會學理論既是對既有社會事實的高度概括,同樣是推進宗教社會學研究的思想源泉。本次論壇上也有不少學者在中外社會學理論對話之中對人間佛教的社會學實踐進行了闡發。
作為人間佛教社會學首屆論壇的論文合集,其學術意義與理論價值,恰如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李建欣教授在閉幕禮上指出的那樣,佛教研究乃至宗教研究的人文取向,與學科發展及其制度設置有關。宗教學仍不成熟,需要各學科互相認同,共同參與。改變宗教學的學科地位對宗教學的發展至關重要。對佛教來說,佛教社會學研究西方較多,關於印度、斯里蘭卡佛教的研究較多。我們不需要跟在西方學者的後面,西方學者的研究是一個基礎,但是歸根結柢是要回歸中國問題,集中於人間佛教與現代社會的互動關係。

目次

導論
人間佛教社會學發凡∕李向平

建設社區佛教∕甘滿堂
制度轉型作為一種身分敘事行動―佛光山人間佛教模式淺論∕何子文
孤弦雅韻―太虛大師的佛教社會理論∕何蓉
「宗教遊移」視角下的人間佛教思想及其實踐∕吳南
星雲文教館的功能設置與都市人間佛教的弘化趨勢∕吳華
制度建設與人間佛教信仰方式―以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制度理論為中心∕李向平
凡聖之橋:人間佛教與社會關係再造―以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及其宣導的信仰方式為中心∕李峰
從出世到入世―以太虛大師和星雲大師為中心的人間佛教現代性轉型∕李華偉
都市佛教社會工作實踐―以佛光山公益慈善事業為探討∕杜立婕
人間佛教的儀式變革∕段玉明
試論「佛教共同體」的近代演變與當代發展―以近現代上海居士佛教為中心的考察∕唐忠毛
原始佛教的三大核心價值暨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對佛教社會思想的新貢獻∕程恭讓
作為「公共佛學」的人間佛教理論∕黃海波
生活、主體、內在―中國佛教社會史研究的三個轉向∕聖凱法師
人間佛教的理念與修行方式―佛光山人間佛教的社會學分析∕廖楊
情感.儀式.信仰―佛光山「人間佛教」的實踐機制研究∕趙翠翠
「人間佛教理念的傳播」―基於中國知網資料庫的分析∕韓恒

書摘/試閱

制度建設與人間佛教信仰方式—以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制度理論為中心
李向平(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社會學系教授)

一、人間佛教的發展亟需制度創新
就人間佛教的社會性建構而言,實際上就是佛教的道風建設、叢林制度與現代管理制度、佛教之社會關係、佛教與非佛教之間、佛教信徒與非佛教信徒之間、寺廟組織與其他社會團體之間的互動關係。它既包含了寺廟、僧眾、居士等等層面的關係,同時也包含了寺廟、僧眾、居士與其他宗教組織、宗教信徒、非宗教組織、非信教公民之間的交往關係和交往結構。而佛教社會性建構的真實意義,就不僅僅是佛教內部的自我認同,佛教信仰的個人修持,而是社會其他組織、其他社會成員在與佛教寺廟、佛教信徒交往中,對佛教的一種接納、一種認同。傳統的佛教寺院,往往難以去強調一個信仰群體本身所具有的自我認同和自我組織能力。當佛教信仰在涉及、從事各種社會活動時,其基本行動邏輯常常就是以個人的神聖崇信行為、精神個體的安身立命作為主要的考量原則,而非社會連帶價值關聯的社會行動,從而淡化了無數佛教信仰者的認同要求及其制度化運作形式,難以建構一種社會化、制度型的佛教認同模式。
因為,這些傳統的佛教活動本身,並非一種社會組織的建設,僅僅是一種信仰功德的表現而已。其中的主要問題,絕非佛教社會性的打造所能奏效的,而應當把佛教為社會所提供的信仰功德,視為一種以佛教信仰為基礎的社會建設能力。這就是說,人間佛教弘法利生的功德發揮,不能缺乏應有的社會基礎。一旦缺乏社會實踐的基礎,佛教功德就只能是國家組織的道德工程的參與者而已,佛教信仰及其群體組織也就始終成不了一個「社會建設的行動單位」。不是依附於國家權力,就是依附於經濟市場,從而導致佛教本身的神聖性無所掛搭。
實際上,佛教作為制度宗教,其本身就是一種集中的、群體的、組織化資源,在其內涵豐富的「緣起」觀念之中,就包含有共生和內在的社會依賴原則,社會成員和佛教信徒之間的「連帶責任」。它們應能發展為一種複雜的、人際交往結構,進而建立一個對宇宙、社會的整體觀見。只是因為佛教的社會性表達和社會組織的建構,缺乏了現代社會組織應當具有的組織化、公開性、自立性三大特徵時,它們就唯有左右依傍而無法自立了。它們無法構成「一個個人對另一個個人—直接地或者通過第三者的媒介—產生影響」1 而變成的一個小社會,它涉及到佛教組織的建構模式、信仰表達模式、團契模式、身份及信仰群體的認同方式,同時也決定了佛教文化的信仰表達、人際互動、團體認同、人群信任……等層面的社會化建構路徑。

二、傳統叢林制度與現代社團制度
從佛教社會學的理論來看,人間佛教或佛教在人間社會的制度即是一種行為規則,一種以信解行證為主要內容的信仰方式,同時也是一種引導社會、淨化人心的價值規範,引導社會行動的方式,使他人的觀念與行為變得具有確定性與預見性,為社會交往提供一種確定的結構。制度作為人類行為的結果,是一系列被制定出來的規則、守法程式和行為的道德倫理規範。包括了以憲法、法律、法規為基本內容的正式規則(Formal Constraints)和以習俗、傳統、習慣等形式存在的非正式規則(Informal Constraints)。
從社會學領域來看,「制度是一種公開的規範體系」,它不僅是包括了非正式制度如:風俗習慣、道德、傳統等,而且還包括了大量的正式制度,這些正式制度存在於企業、市場、政黨和國家中。諾斯在《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中已經指出:「制度是被制定出來的一系列規則、守法程式和道德倫理規範,它的目的是追求主體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個人行為。」從諾斯的角度來看,制度就是一種規則,它能規範人的行為。而早期制度經濟學家康芒斯對制度有另一種解釋,即「集體行動控制個體行動」。制度不健全、不完善,一般稱之為「制度缺失」。中國佛教傳統的一個最基本的要素即是叢林制度的建設,作為佛教存在與淨化人心社會的基本支持。近代太虛大師集中在教理、教產、教制層面的佛教革命思想,在很大的層面上就是針對佛教叢林制度的渙散、無用而發動的,正是佛教制度才是教理、教產的基礎問題。只有解決了佛教制度的設計與建構問題,才能夠把教理、教產的問題予以最後、最好的解決。
固有的叢林制度能夠保證僧團制度的有效性與神聖性,但是卻無法保證僧團進入社會的有效性與神聖性。因為在叢林制度結構內部與社會運作制度等不同制度安排之間的作用方向層面,它們存在著極大的差別,甚至在信仰方式、行為規範上存在著一定的相互矛盾和彼此牴觸。這種制度衝突現象說明,對同一行為某些制度給予激勵, 而對另一些制度則加以制止,實際上將嚴重影響人們的信仰選擇、信仰方式與社會交往行為,阻礙了制度結構系統整體功能的發揮。這些制度衝突現象延至中國近代,很自然就呈現了太虛大師的佛教革命思想及其佛教革命運動。具體來說,這就是太虛致力於建設的僧團、教團與社團的一系列佛教革命。

三、制度創新與佛光山人間佛教模式
人間佛教星雲模式或佛光山模式的一個基本特徵,即是基於佛教傳統,同時也創新了傳統佛教制度;即是對太虛佛教革命思想的繼承,同時也是對太虛佛教革命的創新式發展。就此特徵而言,這就是把傳統中國佛教的叢林制度與現代社會法人制度緊密整合,建構了適應於全球發展的國際佛光山會員制,以最後實現「以共修淨化人心」的人間佛教建設目標。人間佛教的「星雲模式」,即是把佛陀所展現的人間佛教如人間性、生活性、利他性、喜樂性、時代性與普濟性六種特性,使用現代社會社團制度予以創新性的建構,以現代社會理性的方式把一個人的信仰及其智慧傳遞給更多的人群、更加普遍的社會,把傳統僧團的「六合眾」與「六和敬」的共同體特徵予以現代社團制度的改造與支持。
星雲大師在佛教制度創新層面的的主要思想,可從他一再強調的「我在眾中,眾中有我」的群我關係之中來加以理解。比如,大師一直強調自己:「一直生活在眾中」、「不喜歡一對一的往來,不喜歡個人獨居,喜歡過團體生活。」因為生性歡喜大眾,歡喜參與公共的活動—共修,可以說,是貧僧一生生活的寫照。僧伽,本來就叫做「和合眾」,所謂「六合僧團」,佛教的教團就是靠一個「和」。在團體中生活就是出家做和尚,也是以「和」為「尚」,團體如果不和,怎麼能共住呢?
為此,佛光山人間佛教模式才會建構了「以共修淨化人心」、乃至淨化社會的基本原則與遠大目標。
遵循星雲大師建設人間佛教的核心價值理念,佛光山弘法利生五十年來,勵行改革,對傳統佛教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佛光山的佛教發展模式,實際上即是漢傳佛教中最有代表性的人間佛教發展模式,其最基本的社會特徵是:
1. 從傳統的佛教到現代的佛教
2. 從獨居的佛教到大眾的佛教
3. 從梵唄的佛教到歌詠的佛教
4. 從經懺的佛教到事業的佛教
5. 從地區的佛教到國際的佛教
6. 從散漫的佛教到制度的佛教
7. 從靜態的佛教到動態的佛教
8. 從山林的佛教到社會的佛教
9. 從遁世的佛教到救世的佛教
10. 從唯僧的佛教到和信的佛教
11. 從弟子的佛教到講師的佛教
12. 從寺院的佛教到會堂的佛教
13. 從宗派的佛教到尊重的佛教
14. 從行善的佛教到傳教的佛教
15. 從法會的佛教到活動的佛教
16. 從老年的佛教到青年的佛教
在上述有關人間佛教的建設構想之中,星雲大師特別強調的「從散漫的佛教到制度的佛教」,應該是人間佛教的一個核心理念。唯有一個制度化的佛教,傳統佛教才能夠從靜態的佛教走到動態的佛教,從山林的佛教轉變為社會的佛教,以及其他社會特徵才能夠全面呈現出來。雖然傳統佛教有很深厚的個業與共業觀念,但是傳統佛教集中於叢林制度,很容易使信仰方式集中於個體解脫的修持與信仰方式,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與社會大眾不同社會群體信仰交往的制度建構,從此而言,人間佛教的制度建設與人間佛教有關制度的設計、構想,可以說是人間佛教的基礎。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社會思想中,最重要的思想也可以說是人間佛教制度建設的思想。
以佛光山為主體的人間佛教模式則致力於制度創新,在以叢林制度「僧團」的基礎上,幾十年如一日,致力於「教團」、乃至人間佛教「社團」的建構。正是以此為基礎,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及其實踐,不再局限於寺院叢林,同時又以叢林制度規範下的僧團佛教為核心,能夠進入社會大眾,進入社會的不同領域,促使僧團僧眾與在家信眾共同、積極地參與社會,進而影響社會。從佛教社會學的理論看來,「此乃人間佛教的社會化要求,是外在於國家和市場之外的社會性表達方式。循此邏輯運作,中國佛教徒可以將信仰落實於生活,把信仰自我社會生活的實踐內容,真實實現自利利他、做人成佛的社會使命」。由此,佛教的未來才能成為以社會為對象的真正的人間佛教。
台灣《覺世》旬刊曾經刊出一篇文章,題為〈今日佛教不能復興的癥結在哪裡?〉字裡行間,作者愛教的熱忱洋溢其中,其提出八點今日佛教不能復興的癥結有:第一、佛教缺乏組織和制度。第二、佛教不夠有企業的精神。第三、佛教太過宣導厭離世間。第四、佛教申斥物欲的罪惡,不易為社會大眾接受。第五、佛教忽視教育。第六、佛教過分保守。第七、今日佛教徒沒有服務熱忱。第八、今日佛教裡大家瞋恨嫉妒,不重視人才。針對上述八點不足,星雲大師鄭重指出,今日佛教復興的希望首在健全制度。
現在的社會講究組織、講究制度,不僅工商業要制度化,甚至現代的戰爭,都叫做組織戰。台灣公職人員的參選,講究健全的組織,以冀競選的勝利。就算是一個大家庭,也要有健全的制度,家庭分子才能相安無事。佛教僧團,本來就有健全的制度,例如戒律,是維繫佛教大眾生活安好的制度;六和敬的原則,可以維護僧伽彼此相安相處。過去大陸的寺院叢林之所以有規矩,就是因為講制度。早期台灣的佛教,不但沒有制度,而且各自為政、不肯服從,顯得過於散漫。不論哪個人,想做什麼事,就做什麼,連佛教會都無法管理。因此,要想復興佛教,首先必須從健全制度著手。
現在台灣的佛教,制度雖然尚未很健全,但教界慢慢已達成共識,例如宗教立法一事,為了保護佛教的權益,大家都能不斷的會商、討論,逐漸取得共識,以便健全佛教的制度。又如佛光山叢林學院的教育課程,數十年來,為了因應現代社會的潮流,及學生的根器,僧團不斷地集體討論、更新、創新。譬如初級班應該有些什麼課程?高級班、專修部、研究部又應該有些什麼課程?這些都要制度化。
講到佛教的制度,需要建立的制度太多了,例如:人事要有人事制度,經濟要有經濟制度,寺院要有寺院制度,傳教要有傳教制度,甚至舉行法會,也要有辦法會的制度。此外,如剃度的制度、傳戒的制度等,這許多制度若能更健全,佛教就能更團結。大師指出,為什麼佛教需要制度?舉例說明:有些人才剛剃度出家,就稱「法師」,可是出家五十年的人,也稱「法師」。還未受戒,就到處化緣建廟;海青袈裟還沒學會穿,就經常做法會;自己還沒有受戒,就已收徒納眾;自己才受戒,戒疤未乾,還不懂規矩,就充當戒師。法會太容易做,傳戒、剃度太草率,這些都是由於佛教沒有健全的制度所引起的現象。
因此,我們要復興佛教,首先必須加強組織建設,健全制度。要復興佛教,必須要重新制定佛教的制度。佛教的制度,要重新整頓的地方非常多。但今日今時今處,不得不視其可行者行之。比方說:統一僧服的顏色,雖然是易行小事,卻會能收到很大的效果。……僧裝改革,是不易實行的,但現前僧裝顏色統一,只要佛教會制定,就比較容易實行和統一了。……要出家人都穿黑色,這要從各佛學院、傳戒會、大寺院裡的住眾做起,比較易於推行。制度就是信仰方式與修行的規範。對此,大師的思想很明確:佛教很重視群我的關係,叢林寺院管理的原則,從啟發心靈及服務大眾著眼,而且主張自動自發、自我約束。兩千多年來,佛教以佛、法、僧三寶作為信仰的依歸,以經、律、論三藏為管理的法則,令僧眾有明確的方向目標,和最佳的修行指南。其實,這個管理方法亦可用之於國家、社會、各行各業,乃至個人的身心管理。基於這一社會思想的考量,大師認為:佛教一向重視人事管理,我對現代人間佛教的人事管理規則,有以下幾點意見:
1. 要顧全大局。 2. 要明白分工。3. 要知道協調。 4. 要用心策劃。
5. 要全力推動。 6. 要向上報告。7. 要知道承擔。 8. 要追查成果。
就此而言,「管理學」是因應時代進步而產生的一門學問,顧名思義,指的就是有計畫、有組織、有系統、有目標的運作方式。管理是一種藝術,有其靈活巧妙之處。每個人資質不一,各有妙用,只要善於帶領,敗卒殘兵也能成為驍將勇士,最重要的是,要能看出他們的優點長處,給予適當的鼓勵;看出他們犯錯的癥結,給予確切的輔導。尤其,不能傷害他們的尊嚴,要讓他的人生得到正面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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