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復觀的政治思想

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於2009及2013年分別舉辦「徐復觀學術思想中的傳統與當代」及「徐復觀的政治思想」兩場學術研討會，就徐復觀先生的思想史、文學史、藝術史、政治思想等各方面進行研究與討論。兩次會議論文合併考量，編輯成兩冊。第一冊定名為《徐復觀的思想史研究》，本書為第二冊《徐復觀的政治思想》。

全書共收錄論文十四篇，為分「儒學傳統的政治思想」、「與西方政治思想的對話」、「徐復觀的在地實踐」三篇，評價徐復觀先生在政治思想上的精闢論述，並將他與當代生活世界及臺灣草根社會的作深刻連結。

【編者簡介】
陳昭瑛

1957年生，父親臺灣嘉義民雄人，母親臺南市人。臺灣大學中文系學士、哲學研究所碩士、外文研究所比較文學博士。現任臺灣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曾任臺灣大學儒學研討會召集人、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特約研究員、臺灣大學語文中心主任（2009-2010）、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短期客座教授（2002年4月）、哈佛大學燕京學社訪問學人（1998-1999）。曾獲科技部傑出研究獎（2016）、臺灣大學教學傑出獎（2015）、臺灣大學教學優良獎（2005、2009、2013）、第二屆五四文藝評論獎（1999）。

著有小說集《江山有待》（1980）、《臺灣詩選注》（1996）、《臺灣文學與本土化運動》（1998）、《臺灣與傳統文化》（1999）、《臺灣儒學：起源、發展與轉化》（2000）、《儒家美學與經典詮釋》（2005）、《荀子的美學》（2016），譯注馬庫色《美學的面向》（1987），主編《徐復觀的思想史研究》（2018），另著有馬克思主義美學論文多篇及東亞儒學論文多篇。

編者導言

陳昭瑛（臺大中文系特聘教授）

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以下簡稱「高研院」）於2009年和2013年分別舉辦了兩次徐復觀（1903-1982）的學術研討會，兩次會議皆由我向高研院爭取經費並負責籌辦。第一次會議於2009年12月5日、6日舉行，會議名稱為「徐復觀學術思想中的傳統與當代」，共二十二人發表論文，內容涵蓋徐先生的思想史、文學史、藝術史方面的研究與思想。因感於徐先生的政治思想深具特色，又是他的學術中與其生命史不可分割的部分，於是在2013年9月28日高研院又召開第二次徐復觀的會議，會議名稱為「徐復觀的政治思想」，共發表七篇論文。2013年之後關於這兩次會議論文的結集出版事宜也由我負責。但由於家事與教學工作太過忙碌，造成論文集的拖延，我實難辭其咎，必須向所有與會者致上最深的歉意。在拖延中稍感有益的是部分學者得到更多時間修改論文或先行將論文發表於期刊，獲得學界的回饋。

目前特將兩次會議論文合併考量，分為兩冊。第一冊定名為《徐復觀的思想史研究》，第二冊為《徐復觀的政治思想》，第一次會議中較偏重政治思想的論文則收入第二冊。兩次會議的論文或許尚不能涵蓋徐復觀的全部研究領域，但已經達到相當全面的地步。論文發表人為一時之選，其中多位為徐先生弟子，亦能在客觀的角度上進行研究與評價。因此兩次會議之論文集的出版不僅是紀念徐復觀對中國思想的偉大貢獻，也是現階段徐復觀研究的一次跨學科、跨領域的成果展現。徐復觀在兩岸學術界的地位逐漸提昇，就學術系譜而言，徐先生主要被納入民國新儒家（或「港臺新儒家」）；作為熊十力的弟子，徐先生經常在「唐、牟、徐」的敬稱中被提及。徐先生地下有知，應不會反對這些定位，但我們卻不能忽略徐先生於生前即經常提及他與熊先生、牟先生、唐先生之間的差異。一個有活力、有未來性的學派必然在共同主張之下包含諸多異質的元素。若要以學術關懷來凸顯徐先生的思想特色，大概是他的反形上學立場，他的思想史論，他在文學藝術上的絕高造詣，他對政治思想的精闢論述，以及他與當代生活世界及臺灣草根社會的深刻連結。上述這些特色皆能在這兩冊論文集中表現出來。

茲就第二冊《徐復觀的政治思想》中的論文略作介紹。本冊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主題為「儒學傳統的政治思想」，第二部分為「與西方政治思想的對話」，第三部分為「徐復觀的在地實踐」。

第一部分「儒學傳統的政治思想」包含六篇論文。盛洪的〈經濟自由與富國強兵──以《鹽鐵論》及徐復觀先生的評論為思想資源〉從徐復觀對漢代典籍《鹽鐵論》的研究中，發現具有現代意識的重要命題，即如何協調經濟自由與復國強兵。《鹽鐵論》記載了漢武帝時期賢良文學一派與御史大夫一派的辯論，辯護核心問題是為了抵禦匈奴，政府能否對鹽、鐵、酒等產品加以壟斷？賢良文學一派代表儒家思想，反對此種壟斷中官商一體的現象，因此等與民爭利的政策將造成「商工市井之利，未歸於民」。作者以經濟學家的學養看出徐復觀在《鹽鐵論》研究中所顯現的現代意義。

姚中秋的〈試論儒林傳統與現代中國民主政治的內在聯繫：書徐復觀先生〈中國知識分子精神之回向──壽張君勱先生〉文後〉從徐復觀紀念張君勱七十壽慶的短文出發，探討儒士的政治主體性，作者認為徐復觀提出一個重要命題：「由文苑傳統而回向儒林傳統者，常表示個人生命之向上，社會亦常因而得一轉機。」此一轉向，即成就儒士之政治主體性，與一般文士、官僚有所不同。作者同時指出徐復觀還進一步將此儒林傳統與中國的民主政治加以連結，徐復觀認為儒家其實「已突破了專制政治，形成了民主治理的理念」，而儒家的民主理念的缺陷在於缺乏限制君權的制度規劃。

肖濱的〈從「植根論」到「支援論」：對徐復觀融合儒家與民主之理論建構的當代反思〉將有關於儒家傳統與民主理論之間關係的各種論述區分為兩種：「植根論」與「支援論」，並且探討植根論的不足，提出支援論以取代植根論。作者質疑「植根論」將儒家精神視為「根」，將民主政治視為「花」，既是如此，對於不開花的現象並無法提出有力解釋。作者因此提出「支援論」，主張儒家足以在民主政治的制度中，對政治人的責任倫理、道德情懷、自律意識等方面提供具有支援功能的文化資源。

林碧玲的〈徐復觀〈大學〉政治思想的創造性詮釋與省思〉聚焦於徐復觀對〈大學〉政治思想的研究，指出徐復觀的努力在於將孟子「性善思想」和現代「民主體制」加以會通，同時強調徐復觀對「格物致知」的創造性詮釋，認為徐復觀除提出對「格物致知」的「原義」詮釋，也有所謂的「時義」調適，亦即將「格物致知」之原義轉化為「現代時義」，亦即以修治工夫提升民主政治的素養、道德與公民生活品質。文末作者作詩緬懷徐先生，詩云：「用時立義明新善，憂患當仁勇抗言」，頗能彰顯徐復觀的精神。

黃兆強的〈徐復觀先生（1903-1982）論政治人物的道德修養〉梳理了徐復觀雜文中多篇評價當代政治人物的文章，這部分的文章是較少受到注意的，作者從中發現徐復觀一以貫之的論述，即是從儒家思想出發，提出對政治人物道德修養的要求。作者指出徐復觀對美國、日本、蘇聯、希臘、韓國、越共、柬共等政治的領導人物的評價，一方面是指出某些人物的反民主作用，另一方面是指出某些人物是反政治中的道德，作者引用徐復觀一句精采的結論：道德因素「是民主政治的靈魂」。

耿波的〈禮俗互動傳統中徐復觀農本政治觀的提出與反思〉亦涉及「道德政治」相關問題。作者認為徐復觀的「道德政治」觀雖然深入，卻有侷限性。作者認為徐復觀提出的「憂患意識」是卓越之見，「沿著內聖而外王的思路」，便出現了「道德政治」，亦即「德治」。作者進一步指出此一德治在儒家傳統中亦表現為「禮治」，當士人群體由「憂患意識」而形成禮治，農民群體亦由「崇敬意識」而形成民俗傳統。作者強調此一「禮俗互動」才是周代禮治政治的整全含意。

本書第二部分為「與西方政治思想的對話」，這部分既包含徐復觀本人參酌西方傳統而立論的思想，也包含學者從西方政治思想出發對徐復觀思想進行的比較研究。

高瑞泉的〈儒家社會主義，還是儒家自由主義：從徐復觀看現代新儒家「平等」觀念的不同向度〉具有敏銳的問題意識，即徐復觀究竟是社會主義，還是自由主義？作者並嘗試釐清具有現代新儒家特色的「平等」觀與西方平等觀的不同。作者認為包括徐復觀在內的現代新儒家的平等觀包含三個向度：人格平等的原則，如「人皆能為堯舜」之說；再者是平均主義，如「有教無類」之說；第三是人倫關係之「對等」，如「友道」，是有差異而又互補的關係。而這一項與當代社群主義有所共鳴。作者最後主張徐復觀是儒家自由主義者，強調群己和諧，與西方基於原子化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不同。

鄧育仁的〈隱喻與公民論述：從王者之治到立憲民主〉從徐復觀將孟子與莊子並論的思想史脈絡出發，嘗試將孟莊合觀，將兩人的思想置於西方「著重論述與推理的哲學場域」，探索《孟子》與《莊子》的推理特點。在方法上，作者援引認知科學中「隱喻」（metaphor）研究的分析模式，藉以深入《孟子》、《莊子》的推理脈絡。另一方面，作者也以羅爾斯的理論為參照系，指出孟莊思想與當代立憲民主中之公共論述的可能聯繫。作者指出此文旨在成全徐復觀莊學中所掘發的多元寬容的政治內涵。

徐振國的〈從政治學方法論的摸索反觀徐復觀教授的「論述轉向」〉包含一小部分個人與徐復觀私誼的回憶，以及個人就讀東海大學政治系的學思歷程，全文正是基於上述兩項回憶而發的學術思考。作者嘗試將徐復觀文學理論中對「文類」、「文體」的辨析結合於西方政治學中的「論述轉向」。作者指出當代政治科學逐漸從借重統計調查的實證研究，轉向著重綜合論述性格的「詮釋社會科學」。作者身為政治學者，對此一轉向相當敏銳，提出深入的觀察，並強調徐復觀的「追體驗」工夫對思考此一轉向具有啟發。

劉鴻鶴的〈政治文化的綜合創新：徐復觀的政治思想探析〉探討徐復觀融會中西方政治思想的綜合創新，作者指出徐復觀對於經典自由主義取其精華，而去其糟粕，即反對自由主義中之原子化個人主義，而主張個人與社會的調和，徐復觀並將自由主義著重個體公民意識與權利意識的精華，與古典共和主義相融合，並將此二者與先秦儒家的核心價值如仁政、德治的思想互相融合，同時作者也指出徐復觀早年對馬克思主義的吸收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作者稱這樣的努力為「政治文化的綜合創新」。

謝曉東的〈在休謨與康德之間：論徐復觀政治哲學的基本走向──以其對先秦儒家政治哲學的研究為例〉將徐復觀定位為「自由－保守主義者」，並認為徐復觀政治哲學的基本走向是介於休謨和康德之間。作者全文圍繞著自律、優良政府和正義立說，主張這三者是儒家政治哲學的關懷。作者認為徐復觀論政的思想資源主要來自於自由主義，尤其接近休謨的自由主義（重視道德的情感起源），但作者亦強調徐復觀主張心為道德主體，此則近於康德的自律道德。最後作者強調徐復觀的政治哲學為儒家政治哲學的現代重構，指出了明確的方向。

本書最後一部分為徐復觀政治思想的在地實踐，作為政治參與者的徐復觀是一位「公眾知識分子」，是政治刊物《民主評論》的創辦人，更是一位與一群經歷日據時代的臺灣知識分子聲氣相通的外省知識分子。對徐復觀而言，這部分的三篇文章幾乎足以曲盡其在地實踐的精神與故事。

洪銘水的〈緬懷徐復觀先生：從傳統「智謀之士」到現代「公眾知識分子」的轉向〉將徐復觀思想從早年擔任蔣介石的「智謀之士」到後來成為「公眾知識分子」的過程娓娓道來，從中可以看見徐復觀早年鄉村生活中的經歷如何影響他後來生涯中處處以生民為念的政治關懷。作者強調徐復觀終其一生並不滿足於做一個智謀之士或書齋學者，而是志在成為公眾知識分子，通過作者細數，我們知道徐復觀不僅為鄉土文學作家申冤，也為林義雄家命案落淚。作為徐復觀的入門弟子，作者的回憶非常生動而且充滿溫情。

李淑珍的〈《民主評論》的民主想像：儒家／民主的多重詮釋〉聚焦於徐復觀創辦的《民主評論》，一方面為這份刊物的創辦、發展與結束寫大歷史，另一方面也探析這份刊物中表現的儒家民主的多重詮釋。作者指出《民主評論》通過刊載徐復觀、錢穆、唐君毅、牟宗三的著作為中國文化傳遞香火，同時也辨析徐復觀與其他學者在民主認知上的差異。作者認為徐復觀對「儒家式民主」充滿信心，並且徐復觀的「常民主義」與其他學者的「菁英」取向實大相逕庭。不論內部差異如何，作者認為《民主評論》為華人民主實踐奠定了理論基礎。

楊儒賓的〈徐復觀與臺中學人〉是一篇溫暖的文章，作者雖然與徐復觀並無私人情誼，卻彷彿親眼目睹徐復觀與他的臺中友人的交往。作者特將徐復觀與每位臺中友人的交往一一細數，並將葉榮鐘日記中提及徐復觀的部分列表呈現，確實令人對如此頻繁的交往感到驚奇。作者認為擁有共同的文化語言自然是雙方結交的基礎，而徐復觀於這些交往中表現的不尋常的主動態度，可能是出於救贖的心情。作者觸及文化心理的深層，雖無文獻佐證，卻是相當合理的推斷。從此文，我們可看到徐復觀以臺中為家，以臺中學人為家人的一段他人生中難得擁有的寧靜美好的歲月。

編者導言／陳昭瑛

儒學傳統的政治思想

經濟自由與富國強兵──以《鹽鐵論》及徐復觀先生的評論為思想資源／盛洪
一、戰爭公共物品與民眾的生產積極性
二、《鹽鐵論》：一個漢代的例子
三、徐復觀：對《鹽鐵論》的思想梳理
四、如何將經濟自由與富國強兵協調起來
五、對中國現代歷史的解釋

試論儒林傳統與現代中國民主政治的內在聯繫：書徐復觀先生〈中國知識分子精神之回向──壽張君勱先生〉文後／姚中秋
一、對張君勱的定位：儒家的書生政治家
二、傳統文士與政治：以古喻今
三、儒士道德與政治主體性之成立
四、儒士政治主體性的傳統表現：政治的與社會的進路
五、儒士政治主體性之現代轉進：社會為自己立憲
六、結語

從「植根論」到「支援論」：對徐復觀融合儒家與民主之理論建構的當代反思／肖濱
一、檢討兩項理由：質疑植根論
二、審察三重進路：否定植根論
三、重解歷史難題：走向支援論

徐復觀〈大學〉政治思想的創造性詮釋與省思／林碧玲
一、前言
二、徐復觀〈大學〉政治思想的創造性基本論斷與省思
三、徐復觀「格物致知」創造性「原義」詮釋及其「時義」調適
四、結語
後記

徐復觀先生（1903-1982）論政治人物的道德修養／黃兆強
一、前言
二、徐先生論政治人物的道德修養
三、結論

禮俗互動傳統中徐復觀農本政治觀的提出與反思／耿波
一、徐復觀「道德政治」觀的深入闡解與局限
二、徐復觀對「殷周之變」闡釋的偏頗與中國政治傳統中的禮俗互動
三、徐復觀「農本政治」觀的提出歷程
四、從「農本政治」觀重新理解徐復觀思想

與西方政治思想的對話

儒家社會主義，還是儒家自由主義：從徐復觀看現代新儒家「平等」觀念的不同向度／高瑞泉

隱喻與公民論述：從王者之治到立憲民主／鄧育仁
一、導言：由徐復觀對先秦儒學的立論角度說起
二、故事思考裡的隱喻
三、君子之言到謬悠之說
四、公民論述的位置
五、民主別傳
六、結論：永恆的鄉愁到能實現的理想

從政治學方法論的摸索反觀徐復觀教授的「論述轉向」／徐振國
一、前言
二、東海學生時代的啟蒙
三、開始摸索政治學方法論
四、留學時期的方法論學習與資料庫認識
五、論述分析研究與方法論的深層爭議
六、徐復觀的「論述轉向」
七、文體和文類的分辨：對論述分析的回饋
八、結語

政治文化的綜合創新：徐復觀的政治思想探析／劉鴻鶴
一、先秦儒家思想的核心價值
二、秦漢以來儒家的妥協與抗爭
三、對西方經典自由主義的評析
四、作為自由主義重要因素的個人主義

在休謨與康德之間：論徐復觀政治哲學的基本走向──以其對先秦儒家政治哲學的研究為例／謝曉東
一、徐復觀對先秦儒家政治哲學的基本詮釋
二、介於休謨與康德之間的孔孟荀政治哲學
三、徐復觀政治哲學的基本走向：依違於休謨與康德之間

徐復觀的在地實踐

緬懷徐復觀先生：從傳統「智謀之士」到現代「公眾知識分子」的轉向／洪銘水

《民主評論》的民主想像：儒家／民主的多重詮釋／李淑珍
一、前言：流亡者的「建國方略」
二、徐復觀與《民主評論》
三、中國傳統與民主政治：徐復觀與錢穆的思想歧異
四、學術與政治之間：徐復觀與唐君毅的君子之爭
五、結論：廿一世紀初的省思

徐復觀與臺中學人／楊儒賓
一、前言
二、從遺民到臺中學人
三、莊垂勝的獨特地位
四、百年儒學兩盛會
五、結論

跋／陳昭瑛

《民主評論》的民主想像：儒家／民主的多重詮釋（摘錄）

李淑珍（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教授）

二、徐復觀與《民主評論》

《民主評論》誕生於烽火連天的1949年。

那一年春天，國民政府兵敗如山倒，蔣介石（1887-1975）退居溪口，電召徐復觀共商國是。「大陸初告變色，國運空前危殆之際，由於時局的激變，知識分子不能不懷有亡國亡天下之憂」。基於三個理由，徐復觀建議蔣介石支持他在香港創辦一份雜誌。其一，是希望在「鬥爭最前線」的香港，以這份雜誌擔當對共產黨「思想鬥爭」的責任，並讓他自己與現實政治保持距離。其二，則是希望透過思想的針砭，督促國民黨員和自由主義者進行反省。其三，則是希望在文化虛脫混亂的時代，奠定文化思想的大方向，作為未來建國的基礎。蔣介石同意了，提供他港幣九萬元的預算，刊行長達十七年的《民主評論》（1949-1966）於焉啟航。

《民評》以香港作為雜誌基地，主要是因為這個英屬殖民地是「自由世界」與「共產世界」交會的要衝。再者，雖然港英政府對國民政府懷著敵意，但是英國人尊重言論自由，中國人各種不同的政治立場都可以在香港自由發聲。對退守臺灣、亟於擴大影響力的國民黨而言，《民評》只不過是另一個傳聲筒；但在徐復觀等人看來，如何在「被毀滅的俄頃之前，從文化上撒下使國家得以翻身的種子」，卻是無比莊嚴的使命。

1949-1950年間，為了創辦《民評》，徐復觀在港臺兩地頻繁往返，甚至一度舉家遷港半年。他擔任督印人，但自身沒有支領任何薪水。和他合作的主要同仁是經濟學家張丕介（1905-1970）、史學家錢穆和哲學家唐君毅。徐復觀的「吵架朋友」張丕介負責經常性社務，而錢、唐二人則從旁協助。他們三人當時也共同創辦「新亞書院」，《民評》與「新亞書院」旨趣相通，主事者也大多與留在大陸的哲學家熊十力有師友關係，二者的合作並非偶然。

除了香港設有本部之外，《民評》在臺北長安西路也有分社，哲學家牟宗三（1909-1995）、經濟學家戴杜衡（1907-1964）和邏輯實證論者殷海光（1919-1969）是臺灣的主要撰稿者。在狹窄的日式房子中，棋聲、喧笑終日不絕，晚上大家便一起打地鋪。不論是在香港或在臺灣，天翻地覆的世局與顛沛流離的生活，使這群流亡書生互依取暖、相濡以沫──至少暫時如此。

從商業的角度看來，《民主評論》半月刊印刷簡陋、陳義過高，每期五六萬字，完全不譁眾取寵；它之能夠存活十七年，堪稱一項奇蹟。它以追求「國家獨立、政治民主、經濟平等、學術思想自由」為宗旨；闡揚儒家思想的時代意義、對共產主義窮本溯源、引介世界文化思潮，則是它的主要的內容。不過，打從創刊開始，它就為稿源不足、發行量太小、財務困窘等問題所困擾；只是徐復觀等人仍以「頑固的信念」咬牙硬撐，直到油盡燈枯為止。

先看稿源不足的問題。創辦伊始，這份雜誌擁有陣容堅強的作者群：唐君毅以深純之筆發掘中國人文精神，牟宗三質樸堅實地發揮道德的理想主義，史學家錢穆以清靈風格吸引讀者，胡秋原（1910-2004）則以〈中國的悲劇〉深刻地做文化上的反省。徐復觀所負責的，主要是政治上的反省，希望把復興大業奠基於民主政治之上。至於對中共現況的批判，除了徐氏本人之外，還加上張丕介、王干一（1921-）、鄭竹園（1927-）、金達凱（1925-）等人。這樣扎實的內容，一度使《自中》相形見絀，使《自中》發行人胡適頗為不滿。

可是《民評》的自我要求高，文稿水準不佳者固然不收，為避免政治麻煩而使用筆名的好文章，它也婉謝。除此之外，它在文化上的保守態度，也使原來一些支持者卻步。殷海光就抱怨，《民評》鮮少介紹英美實證主義，卻儘談歐陸哲學、系統哲學、中國文化；戴杜衡則是「一聽到中國舊的語言文字便討厭」，因此後來他倆都轉向《自中》陣營。到了1950年代中期，隨著謝幼偉（1905-1976）、程兆熊（1906-2001）、勞思光（1927-2012）、王德昭（1914-1982）等較為傾向傳統的學者的加入，《民評》的「文化保守」色彩愈來愈濃，而「政治反動」的標籤也變得牢不可破。

《民評》的第二個困境是銷路太少，而這與雜誌編輯方針有關。目前雖無確切的發行資料，但早在1953年，錢穆就已經為《民評》在港、臺兩地的銷售狀況向徐復觀提出警訊。在香港的作家王聿修也發現，《自中》銷路甚佳，而《民評》在香港的書報攤上根本見不到。要能吸引一般讀者，徐復觀犀利的政論是一張王牌，但最終《民評》還是採取了錢、唐、張等人的編輯路線，「重在積極方面之有所樹立，不重在消極的零碎政治上之事之批評」，寧可強調人性、中國文化性、民主自由，而不以刻薄文章反共。這麼一來，自然很難拓展銷路。

懷抱這樣嚴肅理想的刊物，在商業氣息濃厚的香港勢必曲高和寡。有些讀者抱怨該刊文章理論艱深，不夠深入淺出；該刊缺乏激動人心的時事評論，也令某些人不滿。創刊六週年之後，連牟宗三也認為《民評》顯得「散而又老大」，「光是些大文章，無點綴陪襯與烘托」，有「隔住之象」；他建議《民評》應該提拔青年，讓雜誌注入新細胞。

儘管如此，狀況似乎一直沒有改善。到了出刊十年時，徐復觀以「孤臣孽子」形容《民評》的處境：大環境日趨「（西方）殖民地化」，中國文化經常橫遭詆毀，他為《民評》所受的委曲、所做的掙扎，是「為了要堂堂正正地做一個中國人所無法避免的委曲，所不能不做的掙扎」。由此也可以看出，讀者對《民評》的反應愈來愈冷淡。

《民評》在香港的銷路不佳，在臺灣又如何？當時外省人連餬口都困難，沒有餘錢可以購買雜誌。出了外省人的圈子，臺灣讀者對《民評》的反應也不如理想。臺灣本地知識分子才經過二二八事件不久，對中國文化普遍抱著冷漠懷疑的態度。再說他們才脫離日本統治數年，中文程度普遍不足，要接受《民評》這樣的雜誌，恐怕相當困難。雖然徐復觀等人融合儒家與民主的努力，的確得到日治時代活躍於「臺灣文化協會」的少數本省菁英（如莊垂勝〔1897-1962〕、葉榮鐘〔1900-1978〕、張深切〔1904-1965〕、蔡培火〔1889-1983〕等人）的肯定，但是這些人經歷二二八事件的打擊之後，在50年代時多已隱居歷史舞臺幕後，對輿論影響不大。

相對地，反中國傳統的《自中》（以及60年代的《文星》）得到臺灣年輕一輩更多的青睞。因為他們相信，「傳統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是官方的意識形態，是國民黨威權的理論靠山；而《民評》既然宣揚中國傳統，自然也難脫保守反動的嫌疑。

《民評》長期的財務虧損，更令人困擾。徐復觀希望國民黨能夠「由反省而更生」，但事與願違，他反而被看成「拿了國民黨的錢，來罵國民黨」，使得國民黨大員極為不悅。《民評》在發刊兩年之後，就因為繳不出香港政府規定的雜誌登記費一萬港幣，而停刊半年。1956年教育部長張其昀（1901-1985）示意《民評》攻擊《自中》，徐復觀卻反其道而行，寫了〈為什麼要反對自由主義？〉一文，於是原來可獲得的三千美元補助，就此沒有下文。

憤怒又挫折的徐復觀幾度想要放棄，但是錢穆和唐君毅都力勸他忍辱負重、顧全大局。對徐復觀而言，要一再向他所不屑為伍的國民黨低頭要錢，是極大的羞辱；但對許多國民黨高官來說，這一份他們補助的刊物總是炮口朝內，簡直豈有此理！（其實徐復觀已經很節制，凡是真正激烈的批判，他往往投稿給其他更獨立的刊物，而不在《民評》上發表。）

為了要湊齊每個月四千港幣左右的預算（後來縮減為兩千港幣），徐復觀必須要和總統府、教育部、國民黨中央黨部第四組和第六組（分別負責宣傳和情報工作）不斷打交道。有很長一段時間，國民政府是以提供「匯差」的方式，提供「惠而不費」的協助。

當徐復觀得不到國民黨奧援時，錢穆、唐君毅都曾分頭幫忙尋找財源，而徐復觀自己每年總要自掏腰包貼一些錢。

在《民主評論》最艱難的時刻，與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有關連的「亞洲協會」（Asia Foundation）曾補助每月六千港幣的印刷經費。據說在這段時期，徐復觀對國民黨的批評比前此更不留情面。不過，在美國方面的補助停止之後，徐復觀又不得不硬著頭皮，重新回去找國民黨友人幫忙（包括他的師範同學涂壽眉〔1905-2002〕），甚至自行賠貼，以救燃眉之急。

當一切可能資源與熱情都被用盡，《民主評論》終於在1966年停刊，徐復觀已經筋疲力竭，連一聲嘆息都沒有了。他承認，他們維護中國文化、反抗極權主義與殖民主義的奮鬥已經失敗，但他還是感謝「奉化蔣公」涵容之量，讓遊走於國民黨容忍底線邊緣的《民評》能夠存活這麼久。

儘管徐復觀努力和政治權威保持距離，但不可否認的是，國民黨在1960年查禁了《自中》，卻維持對《民評》的象徵性補助，使得徐復觀百口莫辯。這也似乎意味著，《民評》的政治異議不足以威脅國民黨，而它的文化保守立場，反而可以被國民黨利用來壓制激進的反對派（包括《自中》與《文星》）。徐復觀希望釐清「儒家」與「現實政治」的關係，但終究沒有得到當時社會大眾的理解與共鳴。

《民主評論》的志業雖然功敗垂成，但是它的幾位代表人物──徐復觀、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卻在顛沛流離中為中國文化傳下一線香火。以徐復觀本人而言，創辦《民評》就使他受益匪淺。雖然他自幼即奠下扎實的國學基礎，二十年軍旅生活也不能兩三天不打開書本，但是他承認：因為沒有清楚的讀書目的，多年下來只是泛觀博覽，無法在學問立下根基。可以說，一直到四十七、八歲為止，他「不曾讀過一部書，不曾讀通一本書」。《民評》創刊之後，為了要趕上出身學界的幾位師友，他痛下苦功，非一流書不讀、非與自己研究有關的書不讀，大量吸收中日文翻譯之西方哲學、文學理論、歷史理論、倫理思想，以掌握西方文化關鍵問題，並藉由西方學者犀利的批判分析，砥礪磨洗自己的思考能力。

幾年下來，他的進步連錢穆也刮目相看：

此數年來，朋輩相知學業猛進無有如兄之比。誠能再有數歲閒居，兄之所詣更不可量。〔……〕兄此數年來對社會影響之大，殆難計量。〔……〕有一民評，正可逼兄才思汨汨而來也。

錢穆也希望，徐復觀能把「題目提高、理據加深」，使《明夷待訪錄》後繼有人。

整體而言，《民評》諸君子之所以聲氣相通，是因為他們都認為共產主義威脅人性、也威脅民族文化，他們是基於人性與民族立場而堅決反共。不過，他們雖然都肯定「發揚儒家、推動民主」是未來建國的大方向，但是他們對「儒家」與「民主」的定義卻大相逕庭，對二者融合之道的看法更是南轅北轍。為此徐復觀和《民評》友人數度爭持不下；他們是他的文章最好的評論者，也往往成為他的質疑對象。

在菁英取向濃厚的文化保守陣營中，徐復觀的「常民」（populist）立場顯得十分突出。早期他以師禮事之的錢穆，在「儒家」、「民主」的理念上與他最為懸隔；同為熊門弟子的哲學家唐君毅，也因對「民主」的價值有所質疑而屢遭徐復觀挑戰。比較他們的觀點異同，正可彰顯出徐復觀政治思想的特色及其可能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