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在他鄉：中華近現代海外移民史

美國著名漢學家孔復禮最後絕唱！
繼《叫魂》之後的最新一部、也是其最後一部中國史學鉅作，
歷經十年，潛心研究五百年華人移民史。
跨越歷史時間與地理空間，熟練運用社會心理剖析法，以大視野、大敘事、大歷史的獨特視角，重新審視海外華人移民史之重要地位！

孔復禮借用生態學與社會學，解讀近現代華人移民現象，建構了本書獨特的視野。在「移動」的觀點下，華人的歷史不僅存在於中國本土，也存在於海外的移民社會。

海外華人的歷史，更是中華大歷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華人的移民最早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鄭和七次下西洋如何影響當時中國向外發展的渴求？
海外移民的華人，如何與本地人互為「異族」（others）的情況下，找到其平衡及生存之道？
「僑居」（sojourning），如何讓華人海外移民出現了一種與眾不同的特質──讓「移民」的本質成為與故里的「聯繫」（connection），而非「離散」（separation）？

「移民」在中國，向來都是常態
漫長的五百年華人移民史，其實始於明代移民先驅──鄭和。鄭和七次遠航，開拓了近代早期的中國與世界經濟貿易的路線。中華帝國晚期專制的朝廷，漸漸與愈發活絡、複雜的社會產生矛盾的現象──商貿崛起的勢力，激起人民向外發展的需求，伴隨著人口遷移與空間流動。中國從內部漸進性的國內移民遷徙，到後期因鴉片戰爭革命性的經濟崩盤而向海外發展，「移民」在中國，從未停止過。

海外華人的「離散」、「流離」、「移動」與「歸屬」──
中國海外移民與眾不同的特質，在於他們對家鄉的情感的「聯繫」，空間的「分離」，並不是華人移民的本質，反而是強化、擴展、深入異地與家鄉間的空間維度，更深深影響中國經濟與政治的發展，進而創造了中國近現代史於全球經濟、貿易、政治體系中複雜綿密的網絡。

海外華人是利益創造者？還是麻煩製造者？
歐洲帝國主義在東南亞殖民體系形成的過程中，華人曾經是重要的推手。僑居於殖民當地的華人，成了殖民當局不可替代的臂膀，透過語言與地緣優勢，華人替殖民當局進行稅收與勞工的仲介者，漸漸形成殖民當地的「二等公民」。歐洲殖民者因「既需要華人，又害怕華人」的矛盾拉扯，進而引起大規模的排華與屠華事件！

孔復禮教授運用極具原創性的研究觀點，對華人的移民歷史展開深入的探討，將其置於世界歷史的大框架下重新檢視，闡述深刻、研究細緻入微、表達清晰簡潔，爬梳五百年漫長海外華人移民史，重新思考僑居海外華人與中國近現代中國發展之密不可分的關係。

孔復禮（Philip Kuhn，1933-2016）
又名孔飛力，美國著名漢學家。生於英國倫敦，1964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師從費正清（John Fairbank）和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其研究領域為清代史及海外華人史。孔復禮曾為哈佛大學希根森（Francis Lee Higginson）歷史之講座教授，與東亞文明與語言系（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之系主任。其指導之博士生有卜正民（Timothy James Brook）、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等人。
孔復禮曾先後出版《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1970）、《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1990）等著作，獲國際學術界高度讚譽。1990年後，孔復禮致力於海外華人史，並歷經十年潛心研究，推出本書。

李明歡

廈門公共事務學院人口研究所之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及教授。畢業於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Universiteit van Amsterdam）。主要研究領域為移民社會研究、族群及跨文化比較研究，尤擅長國際移民、海外華人社會及中國僑鄉文化研究。自1986年，曾於中國閩、浙、粵僑鄉，歐洲之荷蘭、法國、英國、義大利、德國、匈牙利等十餘國，及美國紐約、加拿大溫哥華等地從事華僑華人歷史與現狀之實地調查。其代表作品為《歐洲的東南亞華僑與海洋亞洲》（2005）、《歐洲華僑華人史》（2002）等。

導讀
誰道他鄉異故鄉

長樂林熙強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國立臺北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圖書館盈壁的庋架上，我曾得見以下諸書。
古巴作家黛依娜．查薇雅諾（Daína Chaviano, 1957– ）的《中國字謎》（La isla de los amores infinitos, 2006），故事的敷衍以廣東王氏家族遠颺古巴為主脈之一。在該書橫跨將近一百五十年的家族五代興衰敘事中，王家的高祖輩邦強（Pag chíong, b. 1842），在未明就理的懵懂中簽下賣身契（sujeto a un contrato que firmara sin saber lo que hacía），到古巴的甘蔗園當了七年農奴，最後殞命加勒比海異鄉；曾祖輩王陽（Yuang, b. 1868）同樣遠走古巴，卻因十九世紀晚期的因緣際會加入古巴「曼兵」（mambí）的行列，為古巴對抗西班牙的獨立戰爭效力，因而被視為志士還可領取共和黨政府發放的退休俸（pensión del gobierno republicano），在古巴落地生根，也起了西班牙文名字；故事主角的父母則因日軍侵華，廣東祖業毀於兵燹，故舉家出奔古巴投靠祖輩，在和廣東相同緯度的哈瓦那中國城經營起洗衣店的生意，從此異客融入異鄉為家。
循著《中國字謎》裡這個十九世紀中期華人離鄉背井在海外謀生（甚至投身行伍）的移民史脈絡，庋架上我們還會看到林露德（Ruthanne Lum McCunn, née Drysdale, 1946– ）的傳記小說《華裔北方兵》（Chinese Yankee: A True Story from Civil War, 2014），內容考據出生在香港的孤兒阿偉（Ah Yee Way），髫齡隨傳教士來到巴爾迪摩就學，卻淪為奴隸，也有了新的名字湯瑪士．席爾維（Thomas Sylvanus, 1845–1891）。一八六一年美國內戰爆發，他加入北方軍隊，參與蓋茨堡之役，戰後他取得美國軍人的養老津貼，落腳賓州開設洗衣店養家維生。在這個時空脈絡之下，我們也不會忘記架上還有林露德暢銷的傳記小說《千金》（Thousand Pieces of Gold: A Biographical Novel, 1981），故事的主人翁寶莉．貝米斯（Polly Bemis [Lalu Nathoy], 1853–1933）出身華北農村，一八七二年被賣到舊金山為奴，最後與美籍夫婿深入西部拓荒，在愛達荷州的鮭魚河谷（Salmon River）安身；當然還有《木魚歌》（Wooden Fish Songs, 1995）裡出身廣東台山，十歲遠渡重洋同樣來到舊金山，在異鄉培育出獲獎柑橘的呂金功（Lue Gim Gong, 1860–1925）。
庋架上的這類作品不勝枚舉，我們或許都耳熟能詳；而其中故事無論是自真實歷史考得，又或虛實相間混雜歷史與虛構的小說情節──比方傑克倫敦（Jack London [John Griffith Chaney], 1876–1916）以出身廣東的夏威夷糖業鉅子陳芳（1825–1906）為原型寫就的短篇小說〈陳阿成〉（“Chun Ah Chun,” 1910）──這些故事儘管發生的地點不同，卻有同符合契的一點：主角都是在近現代「遠渡他鄉的華人」（Chinese among others）。而隨著前述諸書的歷史背景由十九世紀中期推進到二十世紀前期，時至今日，這樣以他鄉的華人為主題的作品仍然持續出現在圖書館的庋架之上，比方義大利漫畫《春秋》（Primavere e autunni, 2015）與《來自浙江的米蘭華僑一百年》（Chinamen: Un secolo di cinesi a Milano, 2017）即為一例，內容就以一九三○年代浙江青田商販吳立山（Wu Li Shan）遠渡米蘭創業的真實故事為底本。
這些故事都與近現代華人的離散（diaspora）息息相關，而身為讀者，這些他鄉的華人故事或許也引發我們一探背後究竟的好奇心：華人的移民最早從什麼時候開始？他們因為怎樣的因緣踏上越洋西邁與南渡的航程？他們到了哪些地方？他們在他鄉遭遇怎樣的阻礙與隔閡？在「中國」的現代概念尚未成形之際，這些他鄉的華人又是如何認知自己的身分？他鄉的華人如何在新天地建立家園與自己的社群團體？而地理位置上的他鄉最後是否反而成為情感上的故鄉？而上述諸問，以及前及有關他鄉華人諸書的歷史背景，凡此窅然難言之道，這本《華人在他鄉──中華近現代海外移民史》（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2008），正可為我們言其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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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在他鄉》的原型是孔復禮（Philip A[lden] Kuhn, 1933–2016）教授在韓國的六次演講，擴展之後成為本書的八章，研究的內容則可以本書的副標題一言以蔽，即「中華海外近現代移民史」。本書定義的「近現代」（modern times）時間條貫五百年，始自明穆宗「隆慶開關」（1567），解除自洪武朝以來近兩百年的商業海禁，因此海外移民的私人貿易也日益蓬勃；時間的下限則終於二十世紀末的幾十年，因為其時中國大陸已全面涵浸於世界經濟的潮流。在孔復禮眼中，這五個世紀間中國與世界的聯繫是不得不然且避無可避的趨勢（inexorably connected to the outside world）。
在這樣的時間範圍設定之下，《華人在他鄉》全書伊始孔復禮首先探討的現象是「海上擴張與中國移民」。二十世紀末期，西方歷史學界先後有兩部重新審視長期以來歐洲中心論的專著獲得世界歷史學會圖書獎（WHA Bentley Book Prize）：其一是傅朗客（Andre Gunder Frank, 1929–2005）教授的《重探東方》（ReOrient, 1998），其二是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 1958– ）教授的《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 2000）。傅朗客以華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 1930– ）提出的「世界體系理論」（world-systems theory）為依，重新審視了一四○○年至一八○○年間的世界經濟體系，書名蘊蓄的自然是重新定位（reorient）的涵義，但一語雙關之處也在於重新探究東方（re-Orient）在世界體系中，核心與邊陲結構（core-periphery structure）上的位置。案傅朗克之見，實際上是當時的中國牽動整個世界經濟體系的發展，而察其交關肯綮，乃因世界市場中白銀的流動所致──中國大量輸出絲綢與瓷器換取西方的白銀，以滿足國內對於白銀的需求。而在《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 2000）中，「加州學派」（California School）的核心學者之一彭慕蘭也持相若之見，以為大約從一四○○年開始，歷經元代紙幣改革的失敗後，明廷開始著手新的貨幣政策；然其間白銀因其自身的價值，而成為大宗經濟交易中現代意義下的貨幣，對白銀的大量需求在中國因之而起，其結果是在西方人來到亞洲之前，中國已經進口了大量白銀。傅、彭二氏對白銀流通看法同樣見於《華人在他鄉》，而這也成為孔復禮探討近世中國（early Modern China）與世界經濟關係的出發點：蓋中國本土所能開採的白銀遠不及所需，商人因此私自進口白銀在市場流通，成為脫離國家掌控的貨幣。而這樣對白銀的強烈需求，便成為當時中國發展對外貿易的動力；中國、歐洲與東南亞經濟因此建立相互的關連，形成中國自身向海外擴張的基礎，同時也構成上述近現代歷史的中心議題。
然而在孔復禮眼中，白銀的流通以及因此而形成的貿易航線，背後其實還引發了另一個現象，而這才是他真正的關懷所繫──其時沿著貿易航線流動或者遷徙僑鄉的中國商人或苦力，形成中國近現代移民的先驅；而為了謀生遠走他鄉一段時間，但最後終究落葉歸根的「僑居」（sojourning），也因此成為中國人司空見慣的生活方式之一。永樂、宣德年間鄭和的七下西洋（1405–1431）帶回了遠洋航線以及潛在市場的訊息，儘管對沿海居民來說仍有海禁的限制，但海禁從未完全成功封鎖中國沿海，海洋利益（Maritime Interest）牢牢牽動著中國沿海社群的生存策略與商業型態，在地狹人稠以及前述對白銀的需求之下，「海上屯田」（create fields from the sea）因此形成一種特殊生態，繼之而來的現象則是海外移民。據此，孔復禮以中國疆域內的八個方言群為對象，探索近現代華人移民的緣由與足跡；按照順時針方向排列，《華人在他鄉》探討的八個方言群依序為溫州、福州、福建（閩南、泉漳沿海）、潮州、廣東、興化∕福清、客家及海南。
案書題的兩個鑰字「華人」（Chinese）與「他鄉∕他者」（others）觀之，本書的主題自非別出機杼，但本書另闢儔人蹊徑之處，在於借用生態學與社會學的詞彙解讀近現代華人移民現象；而這些詞彙除了成為本書必然的鑰字之外，也建構了本書的理論框架。舉例來說在第一章結尾，孔復禮借用了生態學名詞「生態棲位」（ecological niche），定義中國移民在新環境中的社會與生活空間；他又以「通道」（corridor）定義移民與舊環境間所有情感與文化的關聯，而「生態棲位」與「通道」乃密不可分的結構。孔復禮在第四章申論大移民時代的東南亞華人社群時，則援用社會學上「同質群體」（affinity group）的概念以及文化樣板（cultural template），探討海外華人移民社會的各種親和關係；而這樣因某種同質性而致的群體親和關係，正是華人文化調色盤上的主色調：地緣的親和（compatriotism，同樣出身於某省、某鄉、某鎮、某村，又每可以方言做為判準），血緣的親和（kinship，血親或者國民同胞），信仰儀式的親和（corituality，對某位神祇的欽崇抱持同樣的虔誠），以及兄弟情義（brotherhood，秘密幫會已然昭示之）。衡諸歷史，上述種種同質群體的關係儘管俱根源於來自「故鄉」中國的社會習俗，但在海外的移民地，其模式卻是因地制宜，隨著海外林林總總的人事時地調整，以迎合各類社群的需求，形成可以權宜變化的樣板。這樣的同質群體關係，不僅造就了移民異域中僑民的「生態棲位」，也使得移民異域成為在故鄉之外的「僑鄉」（qiaoxiang—a sojourner’s hometown）。
倘若就「通道」與「生態棲位」的結構質而再言，為了建立並維護自身特定的生態棲位，移民他鄉的華人必須與故鄉保持密切聯繫，原因無他，因為就商業利益而言，這對於獲取所需勞力是必不可少的通道。若再就前文所揭的血緣親和觀之，則空間上海外的華人無論離家多遠，都負有對家庭的道義責任，也繼承父祖的血緣關係，家庭的關係因而也在時間上延續，而這又是另一層面的通道。因此儘管故鄉與僑鄉之間的距離使得通道本具有空間的屬性，然而由於移民與故鄉家庭之間的各種聯繫，使得「通道」實際上乃是一種經濟與社會層面上的有機體（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sms）。故而在某種程度上，他鄉的華人移民從來就沒有真正離開家鄉，是以孔復禮在本書〈前言〉中即設定移民僑鄉與中國故鄉之間，因為這樣的通道而存在一種勞力分布系統（a system of labor distribution）。在「離開中國」的意義之外，移民現象代表的，更是勞工與家庭之間空間的延展，因此事情的本質並非「分離」（separation），而是「聯繫」（connection），更因此中國歷史與海外華人的移民史必須並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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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裡再踅回圖書館盈壁的庋架，則《中國字謎》裡廣東王家高祖與曾祖際遇的背景，我們恰可在《華人在他鄉》的第三章裡找到蛛絲馬跡：由於非洲的奴隸制度在十九世紀前葉相繼廢除，在對於勞力的迫切需求之下，原先西印度群島甘蔗園裡的非裔奴工，逐漸為簽下賣身契的中國和印度廉價勞工（indentured labors）取代。一八四二年香港因〈南京條約〉的簽訂成為香港殖民地之後，除了由香港出發颺航海外的廣東人數量超過既往任何年代之外，來自廈門的福建人，以及來自汕頭的潮州人和客家人，也經香港前往勞力集散地（labor entrepôt）新加坡，再轉往荷屬東印度、英屬馬來亞和北美等地，成為第一代的華裔移民勞工。此際的葡屬澳門則是另一個輸出華人勞力的港口，而他們的目的地則是古巴與秘魯──這樣的「苦力貿易」（Coolie Trade）正是《中國字謎》的情節所依。
義大利漫畫《春秋》裡的米蘭領帶商人吳立山來自浙江青田，而從《華人在他鄉》第八章的爬梳，我們也更清楚十九、二十世紀之交，青田人移民歐洲經商的始末：太平天國之亂後，溫州人（本書探討的主要方言族群之一）便因為土地短缺開始向周邊省分外移，尋找土地屯墾；光緒二年（1876）中英簽訂《煙臺條約》，溫州開放為通商口岸之後，向海外遷徙也成為溫州人的選擇之一。青田與溫州毗鄰，是著名的華僑之鄉，而最早來到歐洲的中國移民便來自青田。
在本書〈前言〉裡，孔復禮提起一則在凡爾賽宮外偕妻女用餐的往事：垂暮之際的昏暗中，一家人瞅見近處的中國餐館，想吃上碗熱騰騰的湯麵。然而三個斗大的霓虹中文字「翡翠宮」並不保證餐館主人也懂得中文，甚至更不保證餐館的菜色是道地的中國料理：就血緣來看，餐館主人是來自柬埔寨的華人後裔，其祖上來自中國沿海，而餐館主人則是從赤色高棉逃奔法國；這位他鄉的華人已經完全同化於他鄉法蘭西，不會說中文，也不清楚自己的中國姓氏，唯一剩下與中國關聯的特質，只有對於中國料理略知的皮毛而已。這讓我想起庋架上還有一本華裔詩人李立揚（Li-young Lee, 1957– ）先生的第一本詩集《玫瑰》（Rose, 1986），裡面有首〈共餐〉（“Eating Together”）：

蒸籠裡的鱒魚
用幾片生薑、兩條青蔥
和些許麻油調味。
哥哥、弟弟、姊姊和娘親
我們午餐一起吃魚配飯，
娘親熟練地把魚頭拈在指間
品嚐魚頭上最鮮美的肉，
就像阿爹
幾個禮拜以前一樣。那之後他躺下
沉沉睡去如同皚皚白雪覆蓋的小路
在比他還要老邁的松間蜿蜒而過，
沒有旅人駐足，也不渴求任何陪伴。

李立揚也是他鄉的華人，他的母親是袁世凱的孫女，而父母親在共黨勢力崛起後移居印尼創辦學校。詩人出生之後，父親在印尼的排華事件中下獄（這則是《華人在他鄉》第七章探討的主題之一），出獄後舉家輾轉經由香港等地移居美國。用英文寫詩的李立揚已經不太會說中文，也讀不懂中文，一如孔復禮在翡翠宮遇見的那位柬埔寨華裔掌櫃。但是在他的詩作裡面，我們依舊讀到華人對於家庭的眷戀，以及與家庭成員間緊密的聯繫與牽掛，當然還有文化情感上的傳承。
一如孔復禮所言，事情的本質並非「分離」，而是「聯繫」。
或許正是這樣的「通道」，讓他鄉的華人，其實也生活在故鄉。

導讀──誰道他鄉異故鄉 林熙強
譯注解說
前言

第一章 海上擴張與中國移民
近代早期的中國與世界經濟
近代初期中國社會中的遷徙
移民與帝國
移民的社會結構
方言群生態及其原鄉
生態棲位、通道和生計

第二章 早期殖民帝國與華人移民群體
海外華人社會的形成
不同的生態環境：殖民模式
不同的生態環境：無受殖民的王權國家
不同的生態環境：獨立的華人政體
連接家鄉的通道
18世紀的商業擴張：中國與英國
帝國合作者

第三章 帝國主義和大規模移民
鴉片戰爭及其影響
移民的處境
自願移民
非自願移民
群眾移民的管制和立法
新方向　新地點

第四章 大移民時代的社群I──東南亞
殖民政策演變與華人的應對
親緣群體與文化範本
大移民時代海外華人社會的結構變化

第五章 大移民時代的社群II──移民社會的內部與排外
19世紀歷史上的移民社會
華人在移民社會的生活和勞動狀況
排華運動的源起和影響
澳洲的排華之路

第六章 革命和「民族救亡」
東亞地區的革命
反華主義：早期階段
日本入侵與華人的「民族救亡」

第七章 後殖民時期東南亞的華人社會
日本侵略和西方殖民主義的沒落
排華主義的根源
排華浪潮與華人之應對

第八章 新移民
移民社會摒棄種族性的排華法案
中國放棄毛主義並向世界貿易開放門戶
新移民的特徵
歐洲重置
中國移民政策的再定位
新移民的通道

文末註
譯後記

（摘自本書第一章 海上擴張與中國移民）
就在哥倫布美洲探險後不久，兩個偉大文明中一些具有進取精神的人在東南亞相遇，並且由此開始了在世界貿易中的聯手經營。中國商人參與東南亞商貿歷時久遠，此時他們邁出了後來被證明是走向近現代世界市場的重要一步，即與歐洲殖民者合作。歐洲人的航線將歐洲、非洲、亞洲和新大陸連為一體，而中國移民則成為此商貿體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歐洲文明與中國文明的海上擴張之路全然不同。歐洲各國數世紀以來在相互征戰中熟練駕船的戰爭技能，被用到了武裝遠航之中，他們往東南亞尋找香料，往中國尋覓絲綢和瓷器，而在伊比利半島天主教王國那裡，他們所尋覓的則是「需要拯救的靈魂」。歐洲政府的貪婪與狂熱推動歐洲商人、冒險家透過武力四處建立商站。反之，冒險涉足東南亞的中國商人背後卻幾乎沒有中國政府的支持，雖然那時的中國政府已不再公開禁止海上貿易，但其對海商的容忍程度依然相當有限。在中華帝國的最後階段，即明朝（1368-1644）、清朝（1644-1911）時期，中國國內經濟、社會的變化對海上貿易及伴隨而起的移民流動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如此壓力促使官方對本國人口向外遷移採取比較務實的態度。因此，國家利益與社會內在活力之間的相互作用，是此後五個世紀中國移民流動的重要塑造力量。
近代早期的中國與世界經濟
在1400年後的兩個世紀內，中華帝國的政策和商業經營改變了東南亞的歷史進程。明成祖永樂帝篡位登基後，急於確立自己的正統地位與合法性，為此，他特地派遣大將鄭和率龐大船隊七次遠航（1405-1431）。這支配備了千名水手的武裝船隊航行於東南亞海域，甚至向西穿越印度洋，遠抵波斯灣。明成祖此舉旨在宣威異域，吸引諸番首領前來朝貢，但是，如果我們將其置於歷史發展的整體進程中予以審視，那麼此舉更重要的意義尚在於船員們帶回了關於遠洋航路和潛在市場的資訊。移民是沿著貿易航線流動的，因此吾人完全可以將明王朝的遠航視為中國近現代移民的先驅。然而，1430年代後，由於北方蒙古人的入侵，明王朝被迫轉而背向大海，放棄了朝向海洋的發展戰略，進而試圖長期禁止中國的海上私人貿易。可是，前人遠航帶回的資訊已經激起了沿海商人的極大興趣，促使他們設法逃避禁海令的控管。
北京朝廷嚴禁海商私販的主要原因，在於害怕民間與外番私下往來可能威及朝廷的安全。在朝廷眼中，沿海一帶有海盜、走私、騷亂，似乎危機四伏，而且好些時候也確實如此。明朝自1368年建立後就一直追求以朝貢形式控制著與東南亞之間的關係，東南亞統治者必須透過定期的「朝貢之旅」承認中國的宗主權，而且，與中國的所有商貿往來都必須納入朝貢體系之內。如此，帝國威權與國家利益都能維護，同時也可保證沿海一帶的安寧。
然而，朝廷的決定很快便面臨中華帝國歷史晚期的一大矛盾現象：帝國政府愈來愈專制，社會卻愈來愈複雜、活絡。雖然統治階層的專制程度不斷強化，但商貿勢力及其伴隨而來的人口社會性、空間性流動，使社會得以從國家的控制之下解脫出來，海外貿易的動力與海禁政策的演變即為例證。
由於中國國內經濟的增長，海上私人貿易的復興顯然指日可待。早在15世紀後期，「豪門巨室，間有乘巨艦，貿易海外者，奸人陰開其利竇」僅是一種當代「政治正確」的說詞，事實上，官員既無法阻止走私，亦不得收稅；到了16世紀中葉時，「甌粵諸貴人多家於海」。海禁的結果自然導致沿海地區走私、海盜氾濫。深知海上貿易乃沿海省份重要財源的行省官員和地方權貴構成了非正式的「海商利益集團」，並最終促使海禁於1567年遭到廢止，中國與東南亞港口的貿易隨之勃興。按照相關規定，私人商船必須登記並納稅，然而當時的貿易發展迅速，使得稅務徵收完全無法跟上其速度。1644年，興起於東北的滿州人占領中國並建立了清王朝，在統治初期，清王朝再度實施海禁（甚至實行沿海遷界），而且不時發布各類禁商令。當清王朝感到威脅消除並最終於1727年廢除海禁時，沿海的「海商利益集團」總算贏得了初步勝利，而國家對於人口向外遷徙的掌控力也相應削弱了。
中國對於白銀的強烈需求是其發展對外貿易的動力。截至16世紀，銅錢和白銀仍然流通於中國南方省份。白銀用於長途貿易和繳交稅款，銅錢則被老百姓用來支付日常生活開支，流通於本地的小商小販手中。可是，由於中國經濟擴張，中國本地所產白銀遠遠供不應求。於是，既非由國家進口，亦非由國家鑄造，而是由商人們私自進口並在市場流通的白銀，成為脫離國家掌控的貨幣。透過海上貿易，中國出口的貨物如絲綢、瓷器和茶葉換回了大量白銀，這既是中國16世紀經濟增長的支柱，也是帝國財政制度的根基。一個國家的流通貨幣不但不是政府所能控制，而且還需要透過對外貿易獲取，這無疑使商業貿易能夠獨立於政府法令之外一事又向前推進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