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見的力量：破解內隱偏見，消弭歧視心態

我們真的能公平待人嗎？
其實我們都有潛意識的內隱偏見

艾柏哈特博士在史丹佛大學專攻社會心理、文化暗示所造成的內隱偏見。
你不一定是個種族主義者，但你絕對深受偏見影響；因此本書亦試圖對日漸兩極的辯論提出新解套。
作者常與犯罪學、人類學、社會學專家進行跨領域研究，並試圖與刑罰部門、法院合作，調整政策以突破規訓與懲罰的偏見困境。艾柏哈特博士最知名的實驗結果顯示，即便受過專業訓練，國中小學老師仍然傾向將黑人學生打上「愛找麻煩」的標籤；當他們與白人學生犯了一樣的錯，老師對黑人學生的處罰會偏重。運用數據交叉比對，謀殺案的嫌犯為黑人而受害者為白人時，嫌犯被判死刑的機率也會提高。 這些種族偏見的心理暗示不僅存在於法院，在日常生活裡也隨時可見。
艾柏哈特博士相信教育的力量可以讓我們超越偏見，讓社會更具同理心、公平和正義。

珍妮佛．艾柏哈特 Jennifer Eberhardt
艾柏哈特博士在史丹佛大學專攻社會心理、文化暗示所造成的內隱偏見。
她常與犯罪學、人類學、社會學專家進行跨領域研究，並試圖與刑罰部門、法院合作，調整政策以突破規訓與懲罰的偏見困境，史丹佛大學的社會心理解答網 SPARQ (Social Psychological Answers to Real-World Questions) 正是其計畫之一。


譯者簡介：
丁凡
　留美遺傳學碩士，由分子生物研究轉戰教育界，長期關心學習障礙與另類教育，曾任台北市學習障礙者家長協會理事長、兒童教育實驗文教基金會董事長、種籽學苑校長。
目前是自由文化工作者，同時學習、創作、寫作、翻譯、演講、教課，對戲劇及繪畫獨具興趣。
翻譯作品有《QI教養，啟動幼兒大腦》、《分心不是我的錯》、《分心也有好成績》、《孩子，你的敏感我都懂》、《我的天才噩夢》、《因才施教》、《瑟谷傳奇》、《如果男人有月經》和《你是我一生的願望》﹔著作《小孩萬歲》、《留級生教授》等書。

偏見與執法
謝文彥
 
在學習的過程中，知覺系統人們幫助我們對人事物作分類，大腦過濾掉某些我們自認為較無相關的訊息，以便能作更快速的決策判斷；但此種分類機制常使我們在缺乏充分事實依據之下便下定論，造成對某特定團體成員持有某種否定性的偏見與刻板印象，且透過學習毫不質疑讓偏見世代相傳。 
珍妮佛．艾柏哈特（Jennifer L. Eberhardt）這本《偏見的力量》中指出，種族偏見的心理暗示在日常生活裡也隨時可見，即便受過專業訓練，國中小學老師仍然傾向將黑人學生打上「愛找麻煩」的標籤；當他們與白人學生犯了一樣的錯，老師對黑人學生的處罰會偏重。
而本書所論述「種族偏見是如何影響執法人員」的內容最吸引我的興趣，任教於警察大學逾三十五年的經驗，讓我深感公正執法是最重要的警察倫理議題，警察人員（其實應包括所有刑事司去體系的相關人員，包括警察、檢察、法官與犯罪矯正人員）不僅應該思考其執勤如何不受黨派、政治、及其他不當干預的影響，更應經常檢視自己內在是否對其對象存有性別、年齡、社經地位、外表打扮等持有各種內在偏見，以致造成執法不公或侵犯人權之現象。
在犯罪問題的研究上，種族一直是重要的研究變項，例如渥夫幹(Marvin Wolfgang)與其同僚在一九七二年的「世代少年偏差行為」研究中發現，在二九O二位非白人之研究對象中，有50.24%曾有與警察接觸的紀錄，相對的，在七O四三位白人之研究對象中，卻只有28.64%與警察有過接觸。該項研究第一項結論指出，種族（尤其是黑人）是影響少年偏差行為最重要的變項，甚至是決定其犯罪生涯最主要的因素。然而這項研究結果不但無法釐清其間的因果關係，反而讓人們對黑人與犯罪二者間產生更緊密的聯結。正如珍妮佛．艾柏哈特在本書中所述：「只要想到暴力犯罪，我們就會把視線從白人面孔挪到黑人面孔上」。這種對黑人與犯罪高關聯的刻板化印象很可能影響到執法人員的認知與判斷。Eberhard曾檢視警察交通盤查中與民眾所使用的語言是否有種族對待的差異，結果顯示，當警察與黑人駕駛說話時，較缺乏尊重、較不禮貌、較不友善。此外，黑人比白人更容易被警察搜身，警察也比較容易對黑人使用肢體力量，這種偏見也易讓警察誤判嫌疑犯的行為，誤認嫌疑犯持有槍枝，並讓警察易對嫌疑犯開槍。
台灣八萬多個警察人員經常面臨超荷負擔的工作壓力，除了維持交通秩序外，其在對抗犯罪時，常疲於奔命卻不易得到支持，也可能因而容易感到挫折與憤怒而形成過度使用身體力量之情形。警察人員必須隨時提高警覺以便能應付各種危急，這也容易產生身心疲憊與緊急事件之情況誤判。其所處理的各種犯罪案件與悲慘情境也讓他們容易產生憤世嫉俗的心態，讓他們的視野越來越狹窄。
我很認同 Eberhardt 所述，糾正這些偏見的方法之一，不僅是利用偏見訓練或其他方式，更要試圖了解哪些做法或政策可能會加劇這種不平等，例如為減少目擊者的錯誤識別。Eberhardt在本書中也提醒警察人員需常作偏見的自我檢視（看看鏡子），才能看到自己的內在偏見及這些偏見如何影響我們的判斷與行決策。
而在台灣的警察人員與各種刑事司法人員雖未能直接獲得其訓練，卻可透過閱讀本書在辦識、理解與面對內在的各種可能的偏見上獲得啟示。因此，我樂於推薦本書給各司法、警察教育機構及現職執法人員閱讀，藉此來提高執法人員的服務品質，並改善其與社區之間的關係。
 謝文彥
現任：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專任副教授
(犯罪學學會副理事長、警察學學會理事)
曾任：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主任暨犯罪防治研究所所長
中央警察大學推廣教育訓練中心主任
學歷：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博士
學術專長：暴力犯罪（尤其殺人犯罪研究）、犯罪心理學、少年犯罪與輔導、各犯罪類型研究
 ***
「不知覺常常是偏見發出的錯誤行為。」 Miru｜一本書店
*** 
「一個理性的社會，應該避免以一個人『先天』的性質作為分類標準。試著修正自己的偏見，才能看到完整的世界。」
張正｜燦爛時光東南亞書店創辦人

前言：
我走了進來，穿過一整片藍色制服。大廳裡塞滿了人，一百三十二位奧克蘭（Oakland）警官動都不動地坐著，姿勢完全正確：背部挺直，雙臂交叉。我經過通道，走向舞臺。我無法看到他們的臉，但我已經知道他們在想些什麼。
通往這次演講的路特別漫長。警方剛剛才發生重大醜聞，社區長期充滿了不信任感。一切正在慢慢復原之中。我正在幫一份長達兩年的報告收尾，即將公開發表——奧克蘭警方廣泛違背公民人權，中央政府介入調查，而我的報告是中央政府要求的必要程序中的最後一步了——我不希望我們的研究結果讓警方覺得受到突襲。社區裡有許多人要求廢除種族剖析（racial profiling）。他們要求公平的對待。他們要求正義。很多警官覺得，自己每天都在執行正義——有時犧牲還很大。我想要協助警官了解，即便他們擁有高尚的動機，也刻意做了努力，內在偏見還是能夠不知不覺地影響一個人的決定。
記者對我施加壓力，要我在公布報告之前，談論我們的調查結果，但是我不能這樣做。需要考慮的事情太多了。我希望警方能夠先有準備，願意和我們的團隊合作，對於我們的報告提出的任何問題，先研究出對策再說。
我非常累——精疲力竭——好幾個月來，我忽視了我的教學、我的丈夫和我們的三個兒子，無休無止地做這項研究。當我經過走道時，可以感覺到大廳中的寒意。
我走到了舞臺。雖然不像我平常在史丹佛大學教書用的設備那麼現代或高科技——木板牆面，一排一排鋪了紅色坐墊的的金屬椅子——但是這個大廳看起來很熟悉。我望向臺下聽眾，試圖從他們臉上找到一絲連結。我發現每一張臉都面無表情，眼神保持距離。每一位警官都穿著燙得筆挺的乾淨制服，裡面還穿了防彈背心。腰間的寬腰帶上掛著他們的重要工具：手銬、電擊棒、胡椒噴霧、手槍。警官們看起來隨時待命，但是好像完全不想跟我有任何接觸。
這是我在工作上，第一次面對一群有敵意的人。沒有人發出噓聲或喊叫。沒有任何抱怨——就只是一片頑強而嚴厲的靜默，比任何話語更為有力。我試著說幾句笑話。沒有任何反應。我帶著他們玩「要不要開槍」的互動遊戲。通常，觀眾都非常喜歡這個遊戲。這次，沒有人有任何反應。我播放了幾段通常會引起觀眾爆笑的影片。仍然沒有反應。
最後，我注意到了大隊長里諾．阿姆斯壯（LeRonne Armstrong）。我以前跟他合作過，我們一起訓練警官，以改善警方和社區的關係。我知道他理解這個演講想要對警方傳達的訊息有多麼重要。看到他的臉，讓我感到放心。但是後來我發現他的表情是在為我擔心。他環顧四周，露出我在舞臺上試圖掩飾的擔憂。我看到他在椅子裡不自在地動來動去。我心想，如果我沒有把握好好完成第一場演講，我接下來要如何對其他警方單位再發表十次演講？
最後，我停了下來，不再照著講稿進行，不再播放任何數據、影像、笑話和電影片段。我決定放棄講稿，分享一個我個人的故事。
我談到數年前，我的兒子艾佛瑞（Everett）和我在飛機上。他那時五歲，睜大眼睛，好奇地看著一切。他轉頭看到一位黑人。他說：「嘿，那個人看起來像爹地。」我看著那個人。其實一點也不像爹地——完全不像。我四處張望，想看到艾佛瑞說的是誰。但是飛機上只有這一位乘客是黑人。
實在是很諷刺：一位研究種族的專家，必須對她自己的黑小孩解釋，不是所有的黑人都長一個樣。我停頓了一下，想到了孩子看世界的方式和成人不同。或許艾佛瑞看到了什麼被我忽視的元素。我決定再仔細看一下。
身高，不像。他比我丈夫矮了十公分左右。我研究他的臉，五官都不一樣。我看他的膚色，也不像。然後我看他的頭髮。這個人有著一頭長長的辮子，艾佛瑞的爸爸是禿頭。
我轉頭看我的兒子，正打算跟他說教，就像我在班上教訓缺乏觀察力的學生一樣。我還沒開口呢，艾佛瑞抬頭看我，說：「我希望他不會劫機。」
或許我聽錯了。「你剛剛說什麼？」我問他，一心希望我聽錯了。他又說了一遍。這個大眼睛男孩試圖理解世界，用著他無辜、甜美的聲音說：「我希望他不會劫機。」
我快要生氣了。「你為什麼這麼說？」我試著用最溫和的聲音說：「你知道爹地不會劫機啊。」
他說：「是啊，我知道。」
「那你為什麼那樣說？」這次，我的聲音降了八度，變得嚴厲了。
艾佛瑞抬頭看我，面容哀傷，嚴肅地說：「我不知道我為什麼那樣說。我不知道我為什麼那樣想。」
光是回想這個故事，我就感覺到當時我有多麼痛苦。我深深吸了一口氣，看著大廳裡的觀眾，我看到大家的表情都變了，眼神變溫和了。他們不再是穿著制服的警官，我也不再是大學的專家。我們都是家長，無法保護我們的孩子，讓他們不要接觸這個瘋狂而可怕的世界。世界深刻地、隱微地、無意識地影響著孩子們，他們——以及我們——不知道為什麼我們會這樣或那樣想。
我的心情沉重，繼續說：「我們生活在如此嚴重的種族歧視之中，即便是一個五歲男孩都可以告訴我們，他擔心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即便沒有敵意——沒有仇恨——黑人與犯罪的聯想都滲入了我五歲大的兒子心中，滲入了所有的孩子以及我們所有人的心中。」
我結束演講，邀請大家提出問題，或分享他們自己的故事。事前就有人告訴我，不會有人開口的。果然。但是等到大家都離開之後，有一位警官留了下來。他走近舞臺，我也走下舞臺迎向他。警官跟我說：「你跟你的兒子在飛機上的故事，讓我想到我在街上的一個經驗。我已經很久沒有想起這件事了。」
「那一天，我便衣出巡。我遠遠看到一個人，看起來不太對勁。這個人看起來很像我——你知道的嘛，黑人，一樣的身材，一樣的身高。他鬍子很亂，頭髮也很亂，衣服有破洞，看起來就是一副要做壞事的樣子。他開始往我這裡走來，當他越來越接近時，我覺得他身上有槍。我心想，這傢伙不對勁。這傢伙有事。
這傢伙正在走下山坡，靠近一棟很棒的辦公大樓，有整面玻璃牆的那種辦公大樓。他走過來的時候，我一直覺得他身上有槍，而且很危險。
我走近大樓時，有一瞬間看不到她。我開始驚惶。忽然，我又看到他了，但是這時他在大樓裡面。我可以透過玻璃，清楚地看到他。他在建築裡面走著——跟我一樣的方向、一樣的步伐速度。
不對勁。我加快腳步，可以看到他也加快了腳步。最後，我決定突然停下來，轉身面對這傢伙。」
「他也停了下來，我面對面看著他。」警官對我說：「我看著他的眼睛，非常驚訝。我這才明白，我其實正在凝視著自己。我害怕的那個人竟然是我自己。我在鏡面牆上看到的是我自己。整個過程裡，我都是在跟蹤自己。我在剖析自己。」
故事一個一個地冒出來。每次演講，總是有人來告訴我一個故事——這些故事不但讓我更了解警方與社區的關係，也更了解人類的困境。
這本書就是要檢視「內隱偏見」(implicit bias)——我們有何偏見、偏見如何產生、如何影響我們、我們能夠如何面對。「內在偏見」不是要用一種新的方式說某個人是種族歧視者。事實上，你根本不需要有種族歧視，就會受到內在偏見的影響了。內在偏見是一種曲光鏡，由我們大腦的結構與社會的不平等造成。
對於種族，我們都有自己的想法，即便是思想最開放的人也是。這些想法能夠影響我們的認知、注意力、記憶和行為——我們有意識的覺知或刻意的動機都無法改變這項事實。我們對於種族的想法受到刻板印象的影響，我們每天都會接觸到這些刻板印象。美國社會最強的刻板印象之一，就是黑人與犯罪之間的聯結。
根據刻板印象形成的聯想非常強而有力。只要有黑人臉孔在場，即便只是出現了一下下，我們其實根本沒有注意到這張臉，都會讓我們更快地看到武器，或是想像現場並不存在的武器。只要想到暴力犯罪，我們就會把視線從白人面孔挪到黑人面孔上。雖然膚色黝黑本身不是一種罪刑，但是當黑人犯罪時，如果他的臉孔有比較強烈的黑人特徵，陪審團會比較容易做出死刑的決定，尤其當受害者是白人的時候。
從幼兒園退學，到公司領導地位，處處可見偏見可能導致種族不平等。種族不平等則反過來再度加深偏見。例如，知道絕大多數的暴力犯罪者都是年輕黑人男子，會加深對黑人整個種族的偏見。這個偏見將在各個層面上影響我們對黑人的看法——無論是坐在教室或是咖啡廳裡，無論是是領導一間大公司或是努力撲滅加州野火，都有刻板印象的陰影。
本書裡，我會讓各位看到，在我們的生活中，種族偏見如何以各種令人驚訝的方式影響我們的決定，不管是購屋、僱用員工、對待鄰居都是。偏見不限於生活的某個層面。偏見不限於某種專業、某個種族、某個國家，也不限於某一種刻板印象的聯想。本書內容主要是我對「黑人與犯罪的聯想」的研究，但這不是唯一值得深究的聯想，黑人也不是唯一受到影響的族群。在犯罪司法的範疇裡，無論我們屬於哪個社會族群，或是我們對哪個族群有偏見，研究內在偏見都可以更寬廣地教導我們，我們是誰、我們的經驗真相、我們能夠成為怎樣的人。
人們可以在各種特質上帶有偏見——膚色、年紀、體重、族裔、口音、殘障、身高、性別。我談論的主要是種族偏見，尤其是黑人和白人的族群，因為這個主題在研究偏見的學術圈裡研究得最多，也因為黑人和白人之間的種族互動非常戲劇性，對社會有強大的影響力，並且已經存在很久了。在美國，幾世紀以來，黑白之間的緊張甚至影響了我們如何看待其他族裔。
我們需要看看鏡子，才能面對內隱偏見。要了解內在種族偏見對我們的影響，我們必須看著鏡子裡自己的眼睛——就像那位便衣警察發現自己一直在跟蹤自己時，看著他自己的眼睛那樣——才能真正看到刻板印象和潛意識的聯想如何形塑我們的現實。一旦承認了恐懼與偏見的曲光鏡的存在，我們就更能看清楚彼此。我們將能更進一步，清楚看到偏見帶給社會的傷害與破壞。
我們的演化歷程和當前文化，致使我們無法擺脫偏見的控制。改變需要我們用開放的心胸注意這個議題，這是我們都做得到的。無論是我們想要改變自己，或是改變生活、工作和學習的環境，我們都可以從很多成功的做法中學習，也可以藉由一些新的思維建構新的態度。
本書呈現的是我的旅程——我發現的現象、我聽過的故事、我遇到的掙扎、我獲得的鼓勵以及成功。我邀請各位一起來經歷這個過程。

主編的話：
破解內隱偏見，消弭歧視心態
 陳莉苓 / 遠流出版四部副總編輯
克爾卻事件震驚了美國，也驚動全世界。
有個早晨，大家都在討論剛剛出現在媒體上的影片，奧克拉荷馬州土沙鎮（Tulsa），一位沒有武裝的黑人被警方射死。影片中，托倫斯．克爾卻（Terence Curtcher）高舉雙手，慢慢走著，後面跟著一群警察。一會兒之後，有人開槍，克爾卻倒在地上。二〇一六年，美國幾乎有一千人被警方殺死。其他個案也激起民眾憤怒，但是，一切似乎都沒有改變。
書中一樁樁令人不敢置信的誤殺或誤判案例，很多都是因「內隱偏見」所致。我們如何才能不受潛意識的偏見或刻板印象所控制呢？此書作者艾柏哈特博士除了提供因偏見所引起的案例和故事外，也述說了其親身體驗。他說明要如何檢視內隱偏見、發覺自己潛意識的偏見、偏見如何產生，又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我們又應怎麼面對。
種族的差異也一度造成跨越種族指認的難度。二O一四年，在奧克蘭黑人青少年喜歡在接上遊蕩，搶奪中年亞洲女性的皮包，因犯罪率著實過高，因而引起警方的特別注意。他們發現一般的亞洲女性，根本無法指認搶他們皮包的黑人青少年。這段期間，讓奧克蘭中國城瀰漫著恐懼的氣氛。這自然也造成了亞洲女性將黑人青少年與犯罪的連結。
目前我們需要的不只是靠著個人之間的連結，打破制式的偏見，提倡平等，讓大家都能茁壯成長。於此，教育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艾柏哈特博士經常到監獄去講課，在她的課堂上，囚犯可自由發言，毫不在意種族界限。她說 : 「每次上課都提醒了我，教育的力量可以讓我們超越偏見，也提醒著學生，偏見的力量塑造了他們的人生。」
對於執法的警察人員、老師或職場經理人更需經常自我檢視，看見自己的內隱偏見，也才能不讓這些偏見影響日常的判斷與決策。而我們對於偏見的教育也要從家長做起。成人影響兒童觀點的力量主要落在父母身上。一點也不意外地，研究確認有偏見的父母會養出有偏見的孩子。一項研究中，研究者在美國中西部小城裡，針對一群大部分是白人的父母測量偏見程度。研究者在學校電腦教室讓這些孩子完成內隱連結測驗（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在這個研究裡，研究者發現，家長在填寫問卷時，對黑人越有偏見，比較認同父母的孩子在做內隱連結測驗時，對黑人的偏見就越強。結果顯示，他們的父母不但和孩子分享時間、愛和資源，也分享父母大腦裡的偏見。
偏見的力量強大到讓我們不容忽視，希望讀者藉由此書認識偏見，發現自己的內隱偏見，從而面對它，用教育的力量帶來更公平正義的世界。

出版緣起
推薦文 偏見與執法 謝文彥
 
前言
第一部份 眼睛所見
第一章：看見彼此
第二章：培養偏見
 
第二部份 我們在何處找到自己
第三章：壞傢伙
第四章：男性黑人
第五章：自由的心靈如何思考
第六章：恐怖的怪物
 
第三部份 出路
第七章：家庭溫暖
第八章：嚴厲的教訓
第九章：更高階的學習
第十章：底線
 
結論
致謝

李普曼了解刻板印象的角色和影響。他在一九二二年出版的《公眾輿論》（Public Opinion）一書中說：「大部分的時候，我們都不是先看到，再下定義。我們都是先下定義，再看到。」以及「在外界吵雜的混亂中，我們選出文化已經幫我們下了定義的事物，然後我們會用社會的刻板印象來理解一切。」
他的工作讓他很擔憂，如果人們看到的資訊不符合他們已經相信的事物，刻板印象讓他們盲目，就可能做出衝動、非邏輯的公民選擇和政治選擇。這正是現在正在發生的事。
今日的心理學家將此現象稱為「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或稱確認偏差）。大家會找出並注意合乎他們信念的資訊。即使我們已經看到有信用、看起來無可否認的相反事實時，我們還是比較信賴符合我們成見的資訊，對這些資訊的態度比較不嚴格。我們一旦發展出事情如何運作的理論，就很難打破框架。
確認偏誤是允許不正確信念傳播與存在的機制。現代社會有各種管道，為你相信的任何信念提供確認。在二十一世紀，我們能夠經由網路取得比以往更多的資訊。這些資訊有各種不同的角度，提供給有共同信念的人看。資訊的隔離讓人看不到令人不舒服、不方便、不適合的資訊，只看到與我們已經相信的信念一致的資訊，因此我們都可能接收到支持我們先入為主的觀念的「假新聞」。
***
刻板印象無需解釋，就可以被理解或複製。一次感恩節，我才六歲的大兒子艾比提醒了我這一點。我忙著準備烤火雞，正在塗抹醬汁和香料，而他坐在廚房的餐桌旁。忽然，他毫無預警地說：「媽咪，你覺得大家認為黑人和白人不一樣嗎？」我嚇了一跳，問他為什麼會問我這個。「喔，我也不知道。我就是覺得好像不同。」我鼓勵他繼續說：「你的意思是什麼？」他皺著眉頭，好像在努力思考。最後他說：「我不知道。我就是覺得不一樣。好像大家看黑人的時候，比較特別。」
我請他舉例。他安靜坐著，陷入思考。他想起最近去購物中心的一件事：「你記得那天我們在超市嗎？」他的音調從沒把握和遲疑變成熱心和有自信：「我記得有一個黑人走進來，好像他四周有一層隱形的力量。」兒子那時正在迷《星際大戰》，「他走進來的時候，大家會離他遠一點，好像不想太靠近他。我記得他排隊的時候，好長一段時間，那條隊伍都是最短的。」
我問：「你覺得是怎麼一回事？」我希望我的聲音足夠平穩沈靜。我鼓起勇氣，準備迎接即將聽到的話。他又皺眉了，他的自信似乎消失了。但是他繼續思考。幾分鐘之後，他的眼睛變大，轉頭看我。我正在把火雞放進烤箱，他用之前從未出現過的低沈嗓音說：「我覺得是恐懼。」我嚇了一大跳，我的手一震，被烤箱架子燙傷了。
小學一年級的孩子怎麼會懂？我們從未討論過這種事。我不覺得他在電視上聽過或看過。對話讓我更加相信，孩子真的非常擅長解讀日常生活中，世界給他們的諸多訊息，包括在家裡、學校、遊樂場和超市。
***
成人影響兒童觀點的力量主要落在父母身上。一點也不意外地，研究確認有偏見的父母會養出有偏見的孩子。一項研究中，研究者在美國中西部小城裡，針對一群大部分是白人的父母測量偏見程度。參與者回答一份問卷，看看他們是否同意「對大部分美國人而言，非裔美國人都具有肢體威脅」或「非裔美國人從這個國家獲得太多了，他們不值得」。然後要求參與者正在念小學四五年級的孩子完成另一份問卷，看他們是否認同父母的觀點。最後，研究者在學校電腦教室讓這些孩子完成內隱連結測驗（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
在這個研究裡，研究者發現，家長在填寫問卷時，對黑人越有偏見，孩子在做內隱連結測驗時，對黑人的偏見就越強。但是這個結果只適用於比較認同父母的兒童——他們表示自己經常服從父母的指令、長大想要像自己的父母一樣、希望父母為他們感到驕傲、喜歡花時間和父母相處。結果顯示，他們的父母不但和孩子分享時間、愛和資源，也分享父母腦子裡的偏見。
***
這個早晨，大家都在討論剛剛出現在媒體上的影片，奧克拉荷馬州土沙鎮（Tulsa），一位沒有武裝的黑人被警方射死——兩年來已經發生了一連串眾所注目的射擊案，這是最新的事件。影片中，托倫斯．克爾卻（Terence Curtcher）高舉雙手，慢慢走著，後面跟著一群警察。一會兒之後，有人開槍，克爾卻倒在地上。
二〇一六年，美國幾乎有一千人被警方殺死。其他個案也激起民眾憤怒，但是一切似乎都沒有改變。托倫斯．克爾卻死前兩個月，費蘭多．卡斯提爾（Philando Castile）在明尼蘇達州被殺。當時他正在開車，被警察攔了下來。他很有禮貌地告訴警察，他合法持有槍枝，而警察射殺了他。槍擊發生之後，卡斯提爾的女朋友旋即開啟直播，同時她的四歲女兒也目擊了一切。超過三百萬人在社群媒體上看著卡斯提爾坐在駕駛座，流血致死。近距離開了七槍的警察則情緒崩潰。
壓力越來越大，社區領袖和執法人員都開始找我和全國其他專家指導。每次發生了引起公眾注意的槍擊事件，影片釋出後，我都要努力安撫自己的無力感。我擔心（我現在還是擔心）大家過度信賴這些訓練。訓練可以教育警方，但是無法消除那股讓警察容易出事、讓社區緊張的力量。
多年來，我一直在對社區團體演講，我可以感覺到情勢越來越急迫，關於警方槍擊的議題，氛圍正在改變。我現在必須勇敢面對站起身的母親，她們流著淚乞求，問我：「我們能夠做什麼，才能讓我們的兒子安全？」
我從不確定該如何回應大家提出來的問題，我試著用事實和統計數字回答：超過百分之九十九的警方勤務不會用到暴力，更不會用到致命武器。
但是，最終，我還是要以母親的身分回答。我有三個兒子，我也會恐懼。很難告訴別人不要擔心。不成比例地，黑人經常被警察攔下來盤查，也比較容易被暴力對待。我知道社會如何看待我們的兒子，而這將會影響警察如何看待和對待他們。
***
死刑案中，賭注很高，種族就是正義之秤上面加上的那根拇指。幾十年的研究顯示，謀殺白人的人比謀殺黑人的人更容易得到死刑判決——即使考慮過可能影響判決的非種族因素之後也是如此。
在一項重要的研究，也是截至目前最完整的研究中，犯罪學家大衛．波德斯（David Baldus）發現，不但謀殺白人的人比謀殺黑人的人更容易得到死刑判決，同時，黑人被告比白人被告也更容易得到死刑判決。
死刑的哲學基礎就是：邪惡的人「罪有應得」。十八世紀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曾說過很有名的一句話，反映了這種思維：「懲罰應該根據罪犯的內在邪惡程度，成比例地宣判。」
內在邪惡的外在代理人是什麼呢？我的研究顯示，光是黑人的容貌特徵就足以讓他更可能被判死刑。如果受害者是白人，被告容貌越符合黑人的刻板印象，就越可能獲得死刑判決。就像監獄黑人越多，公眾越會支持犯罪司法政策採用嚴厲的懲罰一樣，被告的黑人特質越多，陪審團越傾向於最重的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