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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自可觀風色:文人說經與清代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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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本書主要透過對學者經說、文集、日記等相關文獻的細讀,考察清中葉以降的「文人說經」之業及其意義,其目的在於嘗試跳脫某些固定的學術框架或研究模式,期能為清代學術史與經學史提供新的觀察與論述基點。書中所選諸家,包含:唐煥、姚鼐、洪亮吉、王芑孫、唐仲冕、李慈銘、譚獻等人,皆是有大量經說傳世的文章之士。這些經術文章雖然脫胎於舉業,卻是根本聖人,且又別有慧解,故與漢學考據路數,形成鮮明對照,實為共譜清代學術歷史的重要內容。同時,眾家文士的文集日記之中,有許多對當代學術學風的陳述與批評,所以,「文人說經與清代學術」的議題,有助吾人打破文獻與學術視野的雙重侷限,重新認識清代複雜的學術面貌。

 

蔡長林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曾任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副教授。曾獲國科會年輕績優具潛力學者補助。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經學史、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春秋學。著有專書《論崔適與晚清今文學》、《常州莊氏學術新論》、《從文士到經生——考據學風潮下的常州學派》。主編有《晚清常州地區的經學》、《隋唐五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林慶彰教授七秩華誕壽慶論文集》,校訂《翼教叢編》、《陳用光詩文集》。另有〈唐代法律思想的經學背景——《唐律疏議》析論〉、〈從對祭仲評價之轉變看公羊學「經權說」的歷史際遇〉等學術論文數十篇。

 

自序

應該用什麼樣的態度或視野來看待,乃至表述古人的學問,是這十多年來,沉澱在內心深處的大問題。在我看來,每一個學問人表述其學術見解的過程,其實也是追求其心中之「道」的過程。今人如此,古人又何嘗不如是。換言之,相對於將注意力放在學術形態上抑彼助此的校論是非,關注知識人的精神史,應是屬於更深層次的理解活動。不論受關注者是今日學術格局之下,我們所謂的文學家、史學家、哲學家,抑或是經學家。更何況,古人的學術格局,並不為今人的學術門類所局限。換言之,古人呈現其追求心中之「道」的過程,並不會局限在單一載體之上。那麼,我們追求古人的學問之「道」,探索他們的精神歷史,當然也不能因為我們擅長於某一學術類型,而做出在文獻與視野上的自我設限。基於這樣的認識,個人始終堅持,突破自身受學之際所帶來的眼界之局限,是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者,最難突破也是最需突破的障礙。這一對學術偏見自我揚棄的過程,也是開拓學術視野與建立自身學術之「道」的過程。

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期興起的後現代主義,對傳統史學研究中的「真實性」與「客觀性」,提出強烈質疑。這種認為歷史學家的工作與文學創造之間,在本質上並無不同的看法,值得我們認真對待。因為,這一後現代主義思潮對歷史學的衝擊與批判,有助於想要理解歷史真相的我們,得更加認真的思考,如何才能不使我們對歷史的探索,被嘲諷為文學創造。許多人提出了歷史語境理論這一對治之法,個人的研究受惠於此一方法論,亦復不少。原因很簡單,此一以歷時性的敘事結構編排材料,同時又提出理解某種共時性關係之可能的方法論,是專業史學普遍採用的解釋模式。但是,立足於探索歷史真相的大前提之下,更多的是研究者別出心裁的細密操作。我們可以將陳寅恪先生對論述中國古代哲學史的期待,作為我們論述傳統學術的一面鏡子。亦即對於古人之學說,應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筆。所謂真了解者,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陳先生指出,必須具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像之眼光及精神,然後古人立說之用意與物件,始可以真了解。這種立基於強烈歷史感的移情體驗,如果不只是把它當成某種崇高而理想的境界,而是視為可以達到追求歷史真相的手段。那麼,在我看來,並非空中閣樓,遙不可及,而是可以實際操作的方法。要強調的是,此處所謂的方法,並非方法論層次上的各種主義,也不是將文本框入某種歷史背景、政治隱喻或社會關懷等套路式的分析模式,而是對文本的自然親近。亦即透過互文式閱讀的細細品味,在各類文本的交互引發中,來建構脈絡化的認知,從而體悟乃至進入時代的歷史語境之中。就如同繪製地圖一般,加上等高線比例尺經緯度的現代地圖,當然比簡單標示出山水道路關隘橋樑這等古地圖來得精確少偏差。同樣的道理,對文獻的掌握愈加全面、解讀愈細緻到位,我們對歷史發展過程的理解,才能愈加完整而深入。換言之,在充當歷史的「裁判官」之前,我們得先善盡歷史的「陳述者」之責。

個人在此提出的這一類似新批評的所謂方法,看似卑之無甚高論,卻是在許多著作中看不到的。在此要強調的是,我無意去批評任何人。但是,至少就自己研究的相關課題而言,時至今日,我看到更多的是自以為掌握真理的學閥行徑與散發出的知識傲慢。看到的是抓住某些觀念、說法,乃至前人基於理念(或是個人好惡)的學術判斷,然後下筆跟風,完成一篇又一篇的論文。而不是帶著理性與同情,透過對各類文本完整而細緻的閱讀,乃至打通詩文、經說、史論或是文學、哲學、經學等各類文體或是各類學術論著之間的學門區隔,以求得相對而言較為客觀的體會與理解。換言之,許多著作都陷入了文獻與視野的雙重困境而不自知。既無法為自身的學術道途披荊斬棘,反倒是類似的敘述模式與評價觀點,不斷地在新舊學者圈中複製。

個人從不否認在著作中寓有自身的特殊情懷。只要讀過筆者從碩、博士論文以來的著作,大概都能夠輕易地掌握到這一點。這種情懷說穿了,就是對於前輩學者以大願力傳承學術乃至文化的崇敬之心。至於這種情懷的形成,其實也很簡單,或者說很直接。就是跳脫先行者評斷的視野,從對文本完整而仔細的閱讀當中,去領會前人著作之意。換言之,只要認真閱讀,細細品味,前賢在著作中想要表達什麼樣的立場與見解,是我們在文本閱讀的過程中,很容易掌握到的重點。但問題是,有太多前輩學者的著作,被某些先行者帶有自身理念的價值判斷所遮蔽,造成的後果是,我們既無法對前人的學術用心,有充分的認識。同時,我們對過往時段的學術史實,無法進行兼聽則明的理解與判斷。

更多的情況是,許多人不自覺地陷入某種思想史的敘事模式裏,將學術大勢嵌入其血脈之中,把注意力放在當時所謂的第一流學者身上。但是我們應當理解,許多映入眼簾的學者,其實是學術界造星運動的產物。就好像演電影寫小說一樣,沒了主角就失去靈魂。然而歷史畢竟是複調的多部合聲,所謂的主流、所謂的學術大勢,某種角度來看,是不是我們自身的學術惰性所造成?畢竟,塑造了主角,掌握了劇情的走向,將複雜的面向簡單化,如此主線明確的歷史走向,在理解上,可以少費後人多少的心思?但是,這種掩耳盜鈴式的認識心態,不是學術進步的健康之道。至少,在個人的研究生涯中,一直避免跟著大潮走,然後人云亦云。勉強為自己的研究形態,用寫小說的模式做點不是那麼恰當的比喻,那就是相較於從主角的視野看世界,我個人則是喜歡番外篇,也就是從某個特定人物或配角身上,觀察這個世界。

這本部頭龐大,被出版社編輯嘆為觀止的「小書」,是筆者十年來對清代中葉以降學術觀察之所得。從文稿粗具到全書得以付梓,這過程中要感謝許多人的幫助。謝謝瑞文、柏霖兩位賢棣,任勞任怨查核文獻之外,常犧牲假日陪我親近臺北郊山,為的是怕我獨攀危險。同時,也要感謝文哲所與臺大出版中心同仁,尤其是紀淑玲小姐在編輯上專業而細緻的把關,讓這部著作能以如此完美的形式面見世人,我的心中滿是感動與感激之情。當然,最需要感謝的,是內子秦云璐女士,每每從她不吝讚美的眼神中,燃燒起對學術以傳世的渴望,讓我得以在高低起伏的人生旅途上,長保清明之心,堅定走出自己的道路。十年一磨劍,我已厭倦了在學術界的東奔西走送往迎來,愛上了在青山之顛俯視蒼茫四野的壯懷與感動。所以,如同方才一再強調的,這本書沒有嵌入什麼特殊的研究方法。就像親近大自然一樣,有的只是自然而然徜徉文本之後,力求以文從字順之勢,儘量貼合歷史語境的視角,將自身的理解與所思所感,展現在世人面前。其中或有對學術藍圖的設想與實際操作之間的不合拍之處,此則有待他日之精進。至於書中所論之或是或非,就有待於讀者的細細品味了。是為序。

 

鄧序
吳序
自序

壹、導言
  一、前言
  二、文獻與視野的雙重困境
  三、漢宋論述的不對稱性
  四、文人說經的學術意義
  五、結語
貳、考辨經文多以義理文章斷之──讀唐煥《尚書辨偽》
  一、前言
  二、審辭氣事理以辨證偽書
  三、離析文章結構疏解經文
  四、義理疏解中的宋學脈絡
  五、結語
參、理論的實踐場域──《春秋三傳補注》所見姚鼐的經學理念
  一、前言
  二、姚鼐的治經理念
  三、《三傳補注》的經學見解
   (一)《左傳》探例
   (二)《公》《穀》二傳探例
  四、結語
肆、據馬班以高視許鄭──王芑孫對乾嘉漢學的批評及其意義
  一、前言
  二、對乾嘉漢學之批判
  三、古之學愈於今之術
  四、文士的人生蘄向
  五、結語
伍、學問何分漢宋──唐仲冕的經術文章
  一、前言
  二、以文章為學問之載體
  三、根柢宋儒而別有新解
  四、預於漢學而不失警惕
  五、結語
陸、乾嘉道咸經學采風──讀桂文燦《經學博采錄》
  一、前言
  二、漢學與經學
  三、經學與科舉
  四、經學與地域
  五、結語
柒、長日將盡 典型夙昔──李慈銘學術批評中所見的乾嘉情懷及其意義
  一、前言
  二、對盛世文章的緬懷
  三、對許鄭漢學的維護
  四、對反漢學者的撻伐
  五、結語
捌、文人的學術參與──《復堂日記》所見譚獻的學術評論
  一、前言
  二、譚獻的學術宗尚
  三、譚獻對漢宋學的評論
  四、譚獻對常州經學的評價
  五、結語
玖、文章關乎經術──譚獻筆下的駢散之爭
  一、前言
  二、譚獻的文章觀念
  三、譚獻的駢散論述
  四、結語
拾、結論

附錄:洪亮吉的感性世界——對一個乾嘉文士的側面觀察
  一、前言
  二、南樓憶舊時
  三、輾轉功名路
  四、更生終不悔
  五、結語
徵引書目
索引

 

伍、學問何分漢宋──唐仲冕的經術文章(摘錄)

一、前言

唐仲冕,字六幕,晚字六枳,號陶山,湖南善化(長沙)人。作為一個對泰山歷史沿革有深厚研究,在當時史林享有盛譽的學者,唐仲冕與許多他的同輩學人一樣,在清代中葉學壇所留下的聲光身影,到了兩個半世紀後的今天,已經模糊黯淡,乏人聞問了。不難想像,造成這樣的結果,往往與後代學者過度依賴前輩「篩選」後的學術史論述作為對前代學術的認識前提,導致對前人如何表現「學問」的認知產生偏差,有密切的關聯。所以,如果我們不僅止是藉由經過「篩選」後的乾、嘉論述,而是通過對乾、嘉文人著作的廣泛閱讀,來理解當時的學壇風貌,直觀地體認他們對所謂「學問」的看法,當能看出,不論贊成或反對,諸如唐仲冕、王芑孫、吳錫麒、秦瀛、法式善、石韞玉、張問陶、伊秉綬、陳用光、程恩澤、何紹基以及眾多被「篩選」掉的文章之士,也是共譜乾、嘉乃至嘉、道學壇之聲的重要音符,在眾人的文集中,留下了豐富的線索供後人採擇。所以,我們不但需要適度地把眼光或標準放寬,還要對自己想要理解的清代中葉學壇風貌,有一番出於自身,而不僅是來自於別人描述的想像。這兩項原則其實是一體的兩面,也唯有在放寬對清代中葉學壇風貌的想像之後,才能建構屬於自己對乾、嘉乃至嘉、道學術的論述風格。

例如,本章論述的主角唐仲冕,就是一個觀察乾、嘉學壇風貌的絕佳範本。出身湖湘,幼年隨父唐煥仕宦山東平陰,以母喪結廬陶山(今山東肥城),因自號陶山居士。乾隆四十六年(1781),未及而立的唐仲冕即應邀赴泰安主持泰山書院,教童子以科舉之業。直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四十歲成進士之前,除了作育英才之外,他把主要的精力用在修輯《岱覽》之上。由於久居泰山腳下,唐仲冕對泰山的歷史、宗教、地理、名勝、掌故、傳說、文獻乃至各支山情況瞭如指掌,從而培養出扎實的文獻與考據功底,成為日後他預於漢學之流以及校論漢學的學識基礎。

成進士之後,唐仲冕周流地方,歷任荊溪、吳江知縣,後升任海州知州,又調任通州、蘇州知府。嘉慶初由候補道擢福建按察使,晉陝西布政使,最後官至署理陝西巡撫。任職期間,興利除害,修治古蹟,興學教化,禮待賢俊,可謂多有惠政。換言之,唐仲冕既是一位學識豐贍、富有教學經驗的科舉名師,也是一位擅於處理地方政務的學者型官僚,更是一位活躍於乾、嘉之際的積學之士。張舜徽在閱讀《陶山文錄》後,曾有如下評論:

是集為仲冕自定,每篇之尾,附載錢大昕、王昶、姚鼐、孫星衍、洪亮吉、段玉裁、法式善、秦瀛、伊秉綬、許桂林諸家評語。錢、王、姚年輩視仲冕為長,蓋嘗褰裳奉手;孫、洪、段、法、秦、伊諸家,乃等夷之人,情好較密;許則其門下士也。證之《陶山詩錄》二十四卷中酬答之作,知其與乾、嘉學者,交游殆遍,宜其聞見博洽,卓然有成。

張舜徽以「學者」來概括唐仲冕所廣泛交游的乾、嘉人物,拙見以為,這是表述當時學壇風貌的最佳用語。這些人物當中,有錢大昕、段玉裁這樣的漢學大家,有孫、洪這類身兼學者與文人的漢學支持者,有文章大家與宋學維護者姚鼐、伊秉綬,也有詩文名家王昶、法式善、秦瀛、王芑孫。當然,在道問學氛圍濃厚的乾、嘉時代,能顯名於其間者,必有過人的學問識見,只不過表現其學問識見的載體,或因文章,或資考據,因人而有所偏重而已。換言之,以「學者」的身分來理解像唐仲冕、王芑孫這類以詩、文表述自身學術識見的傳統文士,是重新建構乾、嘉學壇風貌的重要步驟。

蓋張氏稱許陶山說經乃「實事求是,自抒心得」。並援引錢大昕、段玉裁推許其所說《易》義、《周禮》義為窮極窈眇,考核精審,剖析精確,懸諸日月不刊。又推許陶山所為〈編詩說〉一篇,「合〈小序〉、《鄭譜》,仿《周易.序卦》、《說文.繫述》之例,融會全經,蟬聯珠貫,尤有裨於初學,又當時言《詩》者所未及也」。可謂於陶山經說,推崇備至。而後話鋒一轉說:

顧仲冕治經,仍主於闡明大義,與乾嘉經師所從事者不盡同。⋯⋯然則仲冕之治經,蓋欲自附於賢者識大之科,而不囿於訓詁名物之末。顧其致力之端,力宗古注,語必有據,無宋、元諸儒架空立論之習,故不為乾、嘉經師所屏。

張氏對陶山治經,蓋欲自附於賢者識大之科,而不囿於訓詁名物之末,與乾、嘉經師所從事者不盡同的論斷,可謂已掌握了陶山治學之大端,然而限於篇幅,尚留有待發之覆。蓋陶山之父唐煥以義理治經,以制義名學,陶山深受其父學術之影響,詩文集中留下大量唐煥教以制藝之記載;而陶山之子唐鑑以理學名於嘉、道、咸之間,其學承自父祖,祖孫三代皆以制藝文章闡發義理為學問之歸趨,與乾、嘉諸老輩究心名物度數自有區隔。例如在〈岱覽自敘〉中,唐仲冕對其父唐煥之學術大端,有如是之介紹:

先大父上舍棕舟公,尤長者,好學,屬先公石嶺府君於鄉賢李朗軒先生之門,窮研性理,敦實行。先公乃深求三代為學之要,格物致知,忠恕一貫之指歸,患漢、宋以來煩言碎辭,支離穿鑿,隨聲是非,其高明者以扞禦開悟,逃儒入墨,於是揭循禮體道,契性達天,切近漸積之功,於制義中,深發明之,以為時文者,士子束髮從事,先入為主,故其為文,精括軒豁,使讀之者可以通經,可以入道,每一義出,時論翕然,所著詩古文詞,必衷諸道。

蓋於制藝中闡釋三代為學之要,與夫格物致知,忠恕一貫之指歸,發明循禮體道,以契性達天,累切近漸積之功,從而避免漢、宋以來煩言碎辭,支離穿鑿,隨聲是非之陋習,這是唐煥三代治學家法。只是勢異時遷,祖孫三代所面臨的學術環境,亦各有不同。以陶山而論,自言《文集》所載「經說多出通籍以前」,則是在漢學既為學術主流又滲透於科舉場域的乾、嘉之際,力宗古注,語必有據,使文章無宋、元諸儒架空立論之習,又能得先儒義理之正。簡言之,即是將舉業文章與漢學古注做有機結合,藉古注以闡發性道之義蘊,是長期準備科舉考試,同時又擔任科舉塾師,並且在釋褐後歷任州縣,身兼官師而不斷參與地方教育規劃的唐仲冕,所一再面對的現實課題。

另外,為了準備舉業而不間斷的文章訓練,也讓他自然而然地以文章表現學問,乃至以官僚之身議論政事而能融經術於文章之中。蔣業晉稱許陶山「愛民本學道,吏治經術飾」,可謂深得陶山學問之實。所以,藉文章以闡發義理,乃是他治學的第一義,與同時代依詩文名世的文人之學問觀並無不同。只不過由於他能很好地運用考據爬梳之功,因而得到了漢學家的認同。尤其,他對待學問的方式,與純粹於學問者之間,頗有差異。這一點,從唐氏所留下的相關文字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說明。例如他對舉業文章的重視,這一點就與大部分的漢學家絕不相同。另外,他善於借用文章以整合漢、宋之學,張舜徽對陶山經說「實事求是,自抒心得」的推許,理應從這個層面來考慮。至於他將經學知識施於政事的獨到見解,或對當代學術的觀察與反思,都不見得是出於純知識的探討,而是有其實用性的目的在內。

換言之,雖然同為文人或文章之士,但務實的唐仲冕與他的同齡好友王芑孫之痛批漢學頗為不同。亦即漢學或宋學對唐仲冕而言,更多的是對學問如何運用的問題,而不見得是學術立場歸屬的問題。也因為多從實用性的角度對待學問,所以他對依以出身的宋學,既顯示出深厚的根柢,亦有理性的駁斥;對於風行一時的漢學,既能嫻熟運用,亦有微詞譏諷。更重要的是,身在乾、嘉之際,作為一個既是參與者也是觀察者的文章之士,即使沒有刻意表現自身的學術主張,然從其文字之中,既可以見到對當時學術風氣的豐富記載,也可以看到至少有一部分的文章之士,能將兩種不同的學術方法與價值觀,自然地融合在文章中的現象。此種現象,雖不足以當學術風氣之變化,然或可以視為具有官僚或準官僚身分的文章之士對學問的普遍立場。亦即文章才是他們重視的主體,而不論是何種學術體系(漢學、宋學),在實用性的前提之下,皆可將其主張化用於文章之中。其中差別,僅在於對所化用學術體系的輕重主次而已。

二、以文章為學問之載體

如前所言,我們必須先以「學者」的身分看待這些傳統文士,了解這些傳統文士對學問的認識,以及如何表現學問,才能夠進一步討論他們學問的內涵。基本上,這類傳統文士是以「文章」表現他們的學問。與唐、宋以降的前輩並未有太大的差異,清代中葉這些傳統文士仍是以詩文為其「文章」表現之形式,如陶山所謂「文兼詩筆言」者。文士既是以「文章」為其學問之載體,亦是以「文章」表現學術識見。所以,古近體詩、辭賦、長短句之外,駢文、散文或時文、古文等各類「文章」體裁,已成為眾多清代文士詩文集中的共相,與考據家劄記式的讀書筆記,頗有殊致。換言之,以詩文為表達「學問」的手段,是注重「文章」的文士們優而為之也是普遍認可的方式。至於他們對「學問」的看法,或者「學問」所涉及的面向,則因個人的義理價值與學術氛圍而有異同。但有一個共通點,即表現「學問」之「文章」,普遍會有標榜通於「經術」,或是以「經術」為根柢的現象。

陶山既以「文章」為學問之載體,則一如詞家之尊詞體,尊其所熟悉的文章體裁,亦事勢之必然。而時文乃其表現學問識見慣用之載體,何能不尊?平心而論,八股時文自有其價值,明、清也有不少文人看重自己時代的八股文。明代如茅大芳、李贄、艾南英、王思任、焦袁熹與公安三袁之輩,清代如方苞、姚鼐、焦循、王芑孫、陳用光、李兆洛、龍啟瑞等,無不尊崇時文之體,如姚鼐即以為經義「可以為文章之至高」。當然,陶山也從不諱言其學問來自制藝時文之教,更自謙所為古文乃「散體時文」,而「其志乃欲以經義〔即八股時文〕為著書之事」。所以,對於時文的地位,陶山給予極高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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