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本世紀最大規模心理危機，看美國高等教育的「安全文化」如何讓下一代變得脆弱、反智、反民主

這是人人為了正義出征的年代，也是飽受憂鬱焦慮所苦的年代
差別只在於：你是為自己討回公道的受害者？還是咎由自取的加害者？
而無論何者，每個人都感覺自身安全岌岌可危，個人權利遭受剝奪



當教育方針不斷暗示年輕人「你很脆弱」
我們正親手將下一代推向毀滅之路
 

亞馬遜網站4.7顆星好評
史迪芬‧平克（哈佛大學教授）、麥克‧彭博（前紐約市長）│重磅推薦
2018年《彭博商業周刊》年度好書 ▎2018年《紐約時報》最值得關注的100本書 ▎2018年「美國公共廣播電台」年度推薦書單 ▎2018年「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獎」非虛構類決選 ▎《商業周刊》1674期書摘報導

 

為什麼在崇尚自由民主風氣的美國大學校園裡，「走出同溫層」成了一件最危險的事？
因為數十年來，美國的整體社會氛圍持續鼓勵年輕人以扭曲的「三大謬誤」來思考！

什麼是三大謬誤？

★「脆弱」的謬誤：殺不死你的，讓你更脆弱（╳）
★「情緒推理」的謬誤：永遠信任自己的感覺（╳）
★「我們」VS「他們」的謬誤：人生是一場好人與壞人的戰爭（╳）

▶▶「脆弱」的謬誤讓人們誤以為應該要避開受挫的風險，一切「安全至上」，包括情緒上的安全感；
▶▶「情緒推理」的謬誤引導我們迅速回應負面情緒，而非理性論證，陷入負面回饋循環；
▶▶「我們」VS「他們」的謬誤則把人分為「我們」與「敵人」，而「我們」才是唯一的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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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心對立，民粹崛起，假新聞紛至，大型社會衝突不斷
「三大謬誤」取代了理性思維，「安全至上主義」成為校園的最高指導原則
與此同時，全國性的青少年情緒疾患比例不斷創下新高
新世代人類該如何重新打造強壯的心理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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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柏克萊大學校園爆發左派學生對右派講者的演講抗議，1500名示威者湧入，引發流血暴動；同年的夏綠蒂鎮事件裡，一名年輕的白人至上主義者開車衝進左翼團體、少數族裔人士串連的遊行群眾中，當場輾斃一名示威者，十九人受傷。

早在數十年前，三大謬誤便已為龐大的玻璃心世代埋下種子，逐漸在美國人的日常與教養經驗裡生根。如今，它們更激化了社群中的批鬥與獵巫文化，使公共事務討論難以進行，在川普當選後，這樣的現象愈發嚴重，仇恨言論四起，連帶加劇校園衝突。

本書乃美國最具權威性的社會心理學家強納森‧海德特偕同憲法第一修正案專家諾基亞‧路加諾夫振聾發聵之作，他們指出，安全至上與過度保護主義正侵蝕美國高等教育以及它們最珍貴的民主，腐蝕言論自由的根基，甚至催化了極端民粹。對此，兩位作者從自身專業領域出發，包括道德心理學、認知行為療法（CBT）與言論自由等相關學說，探究了自2013年以來，美國的多起重大校園事件與高社經地位父母教養方式改變、社群媒體崛起、川普上任等變化之間的交互關係，抽絲剝繭地檢視了近年來新世代人類心理以及國家未來面貌的走向，並提出珍貴的建言。

【本書架構】

在第一部分，作者詳細闡述了自2013年起席捲大學校園的「安全」文化，並說明如何學習辨識三大謬誤。除此之外，這部分也介紹了認知行為療法（CBT）的關鍵概念，指出CBT模式如何改善批判思考技巧、抵銷重大謬誤的不良心理後果。

第二部分是三大謬誤造成的不良實例，並從社會學角度討論獵巫和校園暴力。作者解釋，由於大學的核心使命是教育和研究，若因立場相左而拒絕溝通討論，將導致大學功能失靈。本部分亦檢視了美國大學中逐漸增加的罷邀講者、嗆聲文化，探討新流行的「言論即暴力」觀念，並解釋這種觀念為何有害學生心理健康。

在第三部分，兩位作者剖析了從2013到2017年的大學變化成因，並以六條線索循序漸進：
（1）美國政治趨向兩極化，黨派對立上升；（2）罹患焦慮症和憂鬱症的青少年增加，學生因此更自認需要獲得保護，更容易接受三大謬誤；（3）家長教養方式改變。雖然童年時期早已變得更為安全，但犯罪事件的比例卻被媒體放大，加劇家長與孩童的恐懼；（4）基於上述恐懼，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的兒童缺乏自由遊戲和不受監管地冒險的機會，但若要長成懂得自我管理的成人，兒童必須具備這兩種經驗；（5）校園行政管理組織擴大，保護學生的任務無限上綱；（6）人民追求正義的熱情日益高漲，但對正義的定義與看法卻與以往有所不同，甚至不惜訴諸暴力。

在第四部分，作者對家長和老師提出建議，希望他們能依此教育出更有智慧、更堅強也更獨立的新世代。同時，他們也對大學教授、學校管理階層和大學生提出忠告，建議他們將其運用到生活之中。

＝本書特色=

繼《好人總是自以為是》之後，美國最受歡迎的社會心理學家兼公共知識分子
強納森‧海德特全新力作

＝各界重磅推薦＝

「沒有人無所不知或不會犯錯，所以願意評估新觀念對了解世界很重要。然而，雖然大學應該是開放辯論的論壇，它們卻漸漸有了教條主義和不寬容的風評。路加諾夫和海德特都是傑出的言論自由擁護者，對於大學出了什麼問題，還有我們該如何讓大學維持最高理想，他們提出了深刻的分析。」
――史迪芬・平克（Steven Pinker），哈佛大學教授，《再啟蒙的年代》、《語言本能》作者

「不容忍不同觀點的現象增加，不僅是大學校園浮現的挑戰，也是我國政治論述面臨的考驗。民主制度要求我們了解現況如何、原因何在――這樣才能找出解決方案，並採取行動。讀《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是很好的起點。」
――麥克・彭博（Michael Bloomberg），彭博有限企業及彭博慈善基金會創辦人，紐約市第一〇八屆市長

「人在社會裡的行為不能免於理性科學分析的力量。請以本書為鏡，正視美國逐漸軟弱的事實，並思考我們能做些什麼。」
――奈爾・德葛拉司・泰森（Neil deGrasse Tyson），海頓天象館（Hayden Planetarium）館長，《宇宙必修課：給大忙人的天文物理學入門攻略》作者

「路加諾夫和海德特解釋了『直昇機家長』現象及其危險――過度保護如何放大孩子的恐懼，讓他們更不容易成為能管理自己生活的成人。為了成長茁壯，孩子必須接受考驗、承受壓力――包括面對不同觀點的挑戰。」
――蘇珊・麥可丹尼爾（Susan McDaniel），羅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Rochester）教授，美國心理學會前任會長

「如果要讓不同背景的年輕人成為真理的追求者、民主的維護者，我們這個國家該怎麼做比較好？在《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裡，路加諾夫和海德特嚴格分析這項由來已久的挑戰，檢討這個問題在今日的樣貌，並為如何應對開出縝密的處方。本書作者正確指出推動進步必備的德行和實踐智慧，本書也體現了這些德行和智慧。路加諾夫和海德特不僅以身作則，也提出金玉良言，教育了孩子，也教育了我們。」
――康乃爾・韋斯特（Cornel West），美國當代哲學家，哈佛大學教授，《民主很重要》（Democracy Matters）作者；以及羅伯・P・喬治（Robert P. George），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著有《良知及其敵人》（Conscience and Its Enemies）作者

強納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

紐約大學史登商學院（Stern School of Business）湯瑪斯・庫利（Thomas Cooley）倫理領導教授，一九九二年於賓州大學取得社會心理學博士學位，曾於美國維吉尼亞大學任教十六年。著有暢銷書《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象與騎象人》，並與人共同編輯《心盛：正向心理學與幸福生活》（Flourishing: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the Life Well-lived）。

葛瑞格‧路加諾夫Greg Lukianoff

個人教育權基金會（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Rights in Education, FIRE）會長兼執行長，畢業於美利堅大學和史丹佛法學院，專長是高等教育中的言論自由和第一修正案議題。著有《忘卻自由：校園言論審查和美國論辯的終結》（Unlearning Liberty: Campus Censorship and the End of American Debate）及《免於言論的自由》（Freedom From Speech）。

譯者簡介 姓名：朱怡康

專職譯者，守備範圍以宗教、醫療、政治與科普為主。譯有《為神而辯》、《塔木德精要》、《二十一世紀生死課》、《自閉群像》、《怎樣說科學》等書。其他歷史、科普譯作散見於《BBC知識》月刊。

第一章　脆弱的謬誤：
殺不死你的，讓你更脆弱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公元前四世紀

二○○九年八月，維吉尼亞州夏綠蒂鎮（Charlottesville），三歲的麥克斯．海德特（Max Haidt）開始在幼稚園上學。不過，在他獲准走上十八年的求學路到大學畢業之前，他的父母喬和潔恩（Jayne）必須參加強制出席的入學說明會，聽麥克斯的老師講解校方規定和各種程序。從討論所花的時間判斷，最重要的規定是：不可以帶堅果。因為可能有學生對花生過敏，所以絕對禁止帶含有堅果的東西進學校。當然，花生是豆類，不是堅果，但有些學生也對木本堅果過敏，所以乾脆把堅果、堅果醬和花生、花生製品全都禁了。為以防萬一，只要是在有處理堅果的工廠製造的食品，學校也不准帶，所以很多乾果和點心亦在禁止之列。
隨著違禁品清單逐漸變長，隨著時間滴答滴答過去，喬問在場家長一個他認為能幫助討論的問題：「這裡有沒有人的孩子對堅果過敏？ 如果哪位的孩子真的有過敏，我想大家一定會全力配合。但要是班上的小朋友都沒有這類過敏，我們是不是能稍微放寬規定，不全部禁止，只禁花生就好？」
老師顯然對喬的問題有些不快，她馬上阻止其他家長回應。別讓其他人為難，她說。別讓其他家長不自在。不管班上有沒有人過敏，校規就是校規。
你總不能怪學校小心謹慎。直到一九九○年代中期以前，還很少聽見美國孩童對花生過敏。一項研究顯示：在當時，八歲以下兒童有這類過敏的只占千分之四（照這個比例，麥克斯讀的幼稚園可能沒有人過敏，畢竟全校差不多才一百個孩子）。可是據同一份報告：用相同的方法在二○○八年再做一次調查，過敏率增加超過三倍，變成每千名孩童有十四名過敏（換句話說，麥克斯的學校可能有一兩個孩子過敏）。美國的孩子為什麼越來越容易對花生過敏呢？ 沒有人知道。但合情合理的反應是：小孩子比較脆弱，我們得保護他們，別讓他們碰花生、花生製品和所有接觸過堅果的東西。做得到的為什麼不做？ 反正，除了家長準備便當得麻煩一點，這不會造成任何傷害，不是嗎？
不料，這帶來的傷害挺嚴重的。後來發現：花生過敏率之所以暴增，正是因為從一九九○年代以後，家長和老師開始保護學生，不讓他們接觸到花生。二○一五年二月，權威研究出爐。及早認識花生過敏（Learning Early About Peanut Allergy, LEAP）的研究假設：「規律食用含花生之製品，能誘發保護性免疫反應，而非過敏式免疫反應」。研究人員徵求家長協助，對六百四十名四到十一個月大的嬰兒進行實驗（這些嬰兒或是濕疹嚴重，或是檢驗證實有其他過敏，因此是花生過敏高風險群）。研究人員請半數家長遵照對高風險兒的標準建議，完全不讓孩子接觸花生和花生製品；再給另一半的家長用花生醬和膨發玉米做的點心，請他們每週至少讓孩子吃三次。研究人員仔細追蹤每個家庭，等到小孩年滿五歲，再檢查他們對花生有沒有過敏反應。
實驗結果令人詫異：在受「保護」不碰花生的孩子裡，有百分之十七發展出花生過敏；而刻意接觸花生製品的那組孩子，則只有百分之三發展出過敏。其中一位研究人員在訪談中說：「為預防食物過敏，幾十年來，過敏學家一直建議別讓嬰幼兒吃過敏食品，例如花生。但從我們的研究發現看來：這個建議不但不正確，可能還造成對花生和其他食物過敏的人增加。」
這種解讀完全有理。免疫系統是演化工程的奇蹟。既然它無法預測孩童會遇上哪些病原體和寄生蟲（而人類這個物種既雜食又能行動，預測更難），它就被（天擇）「設計」成能從早期經驗中快速學習。免疫系統是複雜的適應系統，我們可以說它是動態系統，它既能適應環境變遷，也能隨環境變遷改變。它必須接觸各式各樣的食物、細菌，甚至寄生蟲，才能充分發展對應能力，以免疫反應回擊真正的威脅（例如造成鏈球菌咽喉炎的細菌），同時忽視種種非威脅（例如花生蛋白質）。預防接種也是運用同樣的道理。小時候接受疫苗注射之所以能讓我們更健康，並不是因為世界上的威脅減少了（「病菌禁入校園！」），而是因為在接觸少劑量的威脅之後，我們的免疫系統有機會學習怎麼應付威脅，將來再遇到類似的敵人便能成功抵禦。
這也是所謂「衛生假說」（hygiene hypothesis）的基本理據。對於為什麼國家越健康、越乾淨，過敏率通常越會上升（這又是一個進步的問題的例子），衛生假說是最主要的解釋。發展心理學家艾利森．高普尼克（Alison Gopnik）對衛生假說的說明簡潔清楚，我們有幸受惠，正好引來佐證本書主旨：

由於重視衛生、抗生素普及和戶外嬉戲太少，孩子們現在不像以前那麼常接觸微生物。這可能影響他們的免疫系統發展，讓免疫系統對其實不具威脅的東西過度反應，從而造成過敏。同樣地，一味幫孩子擋開各種風險，我們可能讓他們過度懼怕毫不危險的情況，無法習得他們將來必須熟悉的成年技能（粗體為筆者所加）。

這帶我們回到神使的第一個重大謬誤，脆弱的謬誤：殺不死你的，讓你更脆弱。當然，從字面上細細考究尼采的原句（「殺不死我的，讓我更堅強」），它也不完全正確：有些東西固然殺不死你，但還是能對你造成永久傷害，讓你元氣大傷。可是，讓孩子相信失敗、羞辱和痛苦經驗會讓自己永遠受損，這種做法本身就是傷害。人類需要在身體和心理上接受挑戰和壓力，否則我們會退化。舉例來說，肌肉和關節都需要承受壓力才能適當發展。休息太多會讓肌肉萎縮、關節活動範圍縮小、心肺功能降低，甚至造成血栓。少了重力的挑戰，太空人很容易肌肉無力、關節退化。

反脆弱

對於逃避壓力、風險和少許痛苦所造成的傷害，沒有人解釋得比納西姆．尼可拉斯．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更好。這位博學之士出身黎巴嫩，他是統計學家，也曾當過股票交易員， 現為紐約大學風險工程學教授。他在二○○七年出版的暢銷作《黑天鵝效應》（The Black Swan）中指出：我們大多數人是用錯誤的方式在思考風險。複雜系統裡幾乎一定會出現無法預見的問題，可是我們卻堅持要用過去的經驗計算風險。生命自有方法創造全然無可逆料的事件，塔雷伯將這種事件類比為黑天鵝──你照過去的經驗假定天鵝全是白的，怎料眼前突然出現一隻黑天鵝（塔雷伯是少數預測到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機的人，他的根據就是金融系統難以招架「黑天鵝」事件）。
在後來出版的《反脆弱》（Antifragile）一書裡，塔雷伯說明人和系統如何突破困境，如何在安度生命中無可避免的黑天鵝事件之餘，還能像免疫系統一樣在回應中日益強大。他要我們區分三種東西。有些東西是脆弱的（像瓷器茶具），它們很容易破，而且無法自行修復，所以你得小心呵護，不讓小孩子碰它們。另一些東西是堅韌的，經得起碰撞。舉例來說，家長之所以讓小孩子用塑膠杯，就是因為塑膠杯掉地上多少次也不會破，只不過這些碰撞對杯子毫無益處。除此之外，塔雷伯要我們擴大視野，超越被過度使用的「堅韌」一詞，找到那些反脆弱的事物。在經濟和政治生活中，很多重要系統就跟免疫系統一樣：它們需要藉由壓力和挑戰來學習、適應和茁壯。反脆弱的系統要是沒有東西挑戰它們或促使它們奮發回應，就會變得僵化、脆弱而功能不彰。塔雷伯提到，肌肉、骨骼和兒童都是反脆弱的：
只要在床上待一個月……就會造成肌肉萎縮。複雜系統一旦沒了壓力，就會衰弱，甚至死亡。結構化的現代世界有很多事物在傷害我們，有的是由上而下實施的政策，有的是各式各樣的古怪安排……它們恰恰是在羞辱系統的反脆弱。這是現代性的悲劇：它們就像過度保護孩子的神經質家長，提供的幫助經常對人傷害最大（粗體為筆者所加）。
塔雷伯在書一開頭就拋出頗具詩意的意象，這個意象值得所有家長深思。他注意到燭火遇風則滅，野火因風而熾。他建議我們別學燭火，也別把孩子變成燭火：「你應該成為渴求朔風的野火。」
只要你了解反脆弱的概念，便能清楚看到過度保護的不智。如果風險和壓力都是生命中正常而無可避免的部分，家長和老師該做的就是幫助孩子發展成長能力，教他們從這些經驗中學習。有句老話說得好：「讓孩子做好上路準備，而非準備好路給孩子。」但現在，我們做的似乎恰恰相反： 我們試圖排除一切可能讓他們不愉快的事，卻沒發現這又犯了防止花生過敏的錯。要是我們出於保護之心，不讓孩子接觸各種可能令人不快的經驗，我們無異於讓他們更容易陷入無助，讓他們在離開我們的保護傘後無能應付這些事。我們認為：現代人對別讓年輕人「感覺不安全」的執著，是青少年自殺率和罹患憂鬱症、焦慮症的比例快速增加的原因（之一）。這一點我們還會在第七章詳加討論。

安全至上主義的興起

在二十世紀，「安全」這個詞通常指人身安全。美國在二十世紀末期的重大成就之一，就是讓兒童的人身安全更受保障。由於集體訴訟迭起、調查記者揭弊（例如羅夫．納德［Ralph Nader］揭露汽車產業黑幕之作《任何速度都不安全》［Unsafe at Any Speed］）、消費者運動蓬勃、國民常識提高，危險產品和習慣已不如以往普遍。在一九七八到一九八五年間，全美五十州全部通過法令，強制乘載兒童必須使用安全座椅。家庭和日間托育中心也紛紛採取保護兒童措施，仔細拿開尖銳物和可能造成孩子窒息的小東西。這些作為成效斐然，兒童死亡率大幅下降。這當然是好事，只是在某種方面，對人身安全的重視可能已經過頭（我們剛才引用了艾利森．高普尼克的話，那段話出自她的文章：〈我們該讓小孩玩鋸子和刀嗎？〉［“Should We Let Toddlers Play With Saws and Knives?”］她的答案是：也許應該）。
然而，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安全」的意義在某些大學逐漸發生「概念蠕變」（concept creep），擴大納入「情緒安全」。例如在二○一四年，歐柏林學院（Oberlin College）寄指引給全體教師，敦促他們用觸發警告來「讓學生看到您關心他們的安全」。那份文件其他部分清楚顯示， 校方真正要告訴老師們的是：讓學生看到您關心他們的感受。在這份文件另外一處，你可以發現將安全和感受混為一談的例證：校方要求老師使用每位學生偏好的性別代名詞（例如對不願被稱做「he」或「she」的學生，老師應該用「zhe」或「they」稱呼他們），但原因不是出於尊重或適度保持敏感，而是因為教授要是用了不正確的代名詞，「會讓學生在課堂上不安全，或危害他們的安全」。如果學生知道自己能要求老師使用性別中性的代名詞，而老師沒有做到，學生也許會感到失望或不快，但這叫不安全嗎？ 教授在課堂上用錯代名詞，學生會面臨任何危險嗎？ 教授們是該留心學生的感受，可是，一再告訴校園成員應以「安全」和「危險」來評判別人的言論，歐柏林的學生和課堂討論難道不會因此變質嗎？
想弄清歐柏林校方為什麼會這樣使用「安全」這個詞，我們可以看看澳洲心理學家尼克．哈斯蘭（Nick Haslam）二○一六年發表的文章：〈概念蠕變：心理學傷害及病狀概念的擴大〉（“Concept Creep: Psychology’s Expanding Concepts of Harm and Pathology”）。哈斯蘭檢視好幾個臨床和社會心理學裡的關鍵概念（其中包括虐待、霸凌、創傷和偏見），觀察它們的用法從一九八○年代起發生了什麼變化。他發現這些詞指涉的範圍向兩個方向擴大：一方面「向下」蠕變，應用在較不嚴重的情況；另一方面則「向外」擴張，含括在概念上相關的新現象。
以「創傷」 為例。依據精神病學主要指引《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的早期版本，只有造成身體傷害的物理性因素才能稱為「創傷」，用法就跟現在在談「創傷性腦傷」時一樣。可是到一九八○年出第三版（DSM III） 時，「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也被視為精神疾病──這是第一種非身體的創傷性傷害。不過，PTSD必須是由非常（extraordinary）而恐怖的經驗造成。從過去到現在，認定創傷事件的標準一向嚴格：一起事件要能「在幾乎每一個人身上引發顯著的痛苦症狀」，而且「在一般人經驗範圍之外」，才能被認定為創傷事件，因此造成的心理傷害也才能診斷為PTSD。換句話說，DSM三版想強調的是：創傷事件不可依主觀標準認定，它必須能讓大多數經歷它的人產生嚴重反應。戰爭、強暴和酷刑屬之，離婚和單純的悲痛則否（例如配偶因自然原因過世），因為後兩者即使事出不意，仍是生命中正常的部分。雖然這些經驗也令人悲傷痛苦， 但痛苦和創傷不可等量齊觀。遭遇不屬於「創傷事件」的人也許能從諮商中獲益，但他們通常不需治療介入也能從失落中恢復。事實上，即使是經歷創傷事件的人，大多不需介入也能完全復原。
可是到二○○○年代初期，「創傷」的概念在醫療圈內嚴重向下蠕變，納入所有「個人視為身體或情緒傷害的經驗……（這些經驗對他們的）官能、心理、身體、社交、情緒或靈性幸福持續造成不利影響」。由於「傷害」的主觀經驗變成評估創傷的決定性因素，「創傷」一詞被用得更廣。不只心理健康專業人員這樣用，他們的委託人和病人也這樣用──而這些人裡有越來越多大學生。
哈斯蘭檢視的大多數概念，都和「創傷」一樣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些概念都轉向了主觀標準。決定你的遭遇是不是「創傷」、「霸凌」或「虐待」的，不再是別人──只要你覺得有，就相信你的感覺。當一個人說某件事對他來說是創傷（或是霸凌、虐待），大家越來越傾向把當事人的主觀評估當成充分證據。而既然被診斷出精神疾病的學生急速增加（我們在第七章會再談），校園社群保護他們的需求也快速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