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尊文集：漢藏文化一肩挑

新版序
因緣總是有著奇妙不可思議的進程，三十年間的緣起如幻，讓我心中充滿了感動。
民國七十六年（一九八七年），我與啟霖兄開始構思編輯〈當代中國佛教大師文集〉。當時思惟的是：中國佛教在現代化的過程當中，如何呈現這些引領現代佛教前進的大師們的思想與風格，並作為當代佛法的典範。因此，我們選擇了十位大師，並在此套書的總序中寫道：「在這種波瀾壯闊、風雲萬端的時代裡，往往會產生偉大的英雄人物，力挽狂瀾以開創新的局面。我們出版的這套書，就是想呈現當時佛教徒向這個偉大時代的呼應，並作為今日佛教對當代文化的反省。」雖然當時兩岸文化交流尚未通順，有些資料取得亦見困難，但最後有幸編成這套書。即使是在三十年後的今天，大師們的精神仍然歷久彌新、撼動人心，因此由全佛文化將這套絕版數十年的珍貴鉅著重新出版，在新的時代發光發熱！
民國以來，在藏漢文化交會中，法尊法師是最重要的一位大師。因此，在〈當代中國佛教大師文集〉中，《法尊文集》即為其中一輯，並在七十七年（一九八八年）四月出版。而我們當年為《法尊文集》所下的定標「漢藏文化一肩挑」，在今日已成為網路百科中的歷史定位。在序文中並說明，法尊法師乃是「溝通漢藏文化、開創中國佛教研究新眼界的一代佛學大師！」
法尊法師的譯著十分龐大，由楊德能、胡繼歐主編，二○一六年由中國藏學出版社所出版十四鉅冊的《法尊法師全集》可見一斑。但在這些譯著當中，宗喀巴大師所著的《菩提道次第廣論》與《密宗道次第廣論》之漢譯，可說是最重要的佛法與文化大事。但法尊法師所譯之原書，並無新式標點。而從民國七十五年（一九八六年）開始，我除了擘畫藏經的新式標點、註解與電腦化，也將大量的藏傳佛法教典規劃出版。因此，決定將這兩部偉大的譯著進行史上首次全新標點出版，使更多人能深入這兩部書的深妙義海，並獲得修證助益。
因此，《菩提道次第廣論》在民國七十六年（一九八七年）七月正式出版，而更深心慶喜的是，這新式標點的《菩提道次第廣論》之推動，如雨後春筍般，處處成緣。我想法尊法師應該甚為歡喜吧！而《密宗道次第廣論》的新式標點本，則是在民國七十七年（一九八八年）九月出版，而我也在出版後，用一年的時間，講解了其中一部分。
因緣不可思議，在三十年後，或許是法尊法師的安排吧！我與他有著意外的相遇。
二○一六年八月，在雲岡石窟、五台聖境禪旅過程中，我安排在雲岡石窟及五臺山進行世界最大畫作─世紀大佛局部上彩，祈願把世界各聖地的能量和福佑帶回台灣。而在五臺山為大佛上彩的場域為大廣宗寺，此寺為五臺山十大青廟之一，也是五臺山著名的「銅瓦殿」，是明武宗為實踐先帝為民祈福之願，恐山高風猛，特頒旨以銅瓦銅脊而建。武宗皇帝親賜寺名「廣宗」二字，意為廣弘佛法宗要。大廣宗寺是法尊法師出家之地，其圓寂後，弟子依其遺願，將其靈骨於此置塔永存。
二○一六年從雲岡石窟赴五台前夕，寺方偶於網路資料得知《法尊文集》是我於一九八八年所編集，驚喜萬分，三十年後又於法尊法師舍利塔處畫大佛，眾人皆驚嘆：原來祖師約期早定！當時抵達大廣宗寺時天色已暗，方丈特別於法尊法師紀念館，舉行莊嚴的點燈儀式及修法，使我們再次瞻禮法尊法師的廣大功德。次日在大廣宗寺進行大佛上彩時，特別汲取五臺山般若泉的泉水加入大佛顏料。由於康熙皇帝和歷代達賴、班禪上五臺山時，都要飲用般若泉泉水，因此又稱為「萬歲泉」，無論如何嚴寒也不會結凍，非常奇特！此外，方丈珍重地贈送歷年朝禮五台之土，讓我加入畫大佛的顏料中，將五台的靈氣蘊入大佛之中。在法尊法師的舍利塔旁，大師彷彿也一起歡喜地參與這場世紀大佛上彩的盛會。
法尊法師（一九○二－一九八一年）為當代高僧，集佛學家、翻譯家於一身。他不懼險難的西行入藏求法，被譽為「當代玄奘」。其出生於河北深州，為武昌佛學院第一期學僧。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參加大勇之「留藏學法團」，擬赴藏學法。大勇示寂後，乃繼之率團直抵拉薩。留學西藏前後共十二年，通達顯密，藏文造詣至深。民國二十三年，奉太虛大師之命回到內地，主持漢藏教理院，並任代理院長之職。同時專心致力於藏文經典之翻譯，對於漢藏文化之溝通、西藏佛教資料之內流，貢獻至鉅。其後，為迎請其師安東格西至內地弘法，於次年再度入藏，旋以其師示寂，及留藏力學一年。其學術地位，普受日本、西洋等佛教學者之重視。其重要譯作有：《西藏佛教史》、《菩提道次第廣論》、《密宗道次第廣論》、《現觀莊嚴論》、《辨法性論》、《入中論》、《集量論》、《釋量論略解》、《宗喀巴大師傳》、《阿底峽尊者傳》、《現代西藏》等書。民國七十年（一九八一年）示寂於北京廣濟寺。
由於法尊法師出生於河北深州，法尊法師故里紀念館建於此。一九八八年九月，法尊寺舉行傳戒大會，僧俗共二百餘人受戒。九月十六日，我應邀至深州法尊寺參訪，圓滿三十年的勝緣。方丈與大眾盛情相待，慶喜法尊故里圓成此建寺因緣，除了導覽法尊寺的建設外，方丈並介紹一些專志於法尊法師研究的人士。其中深州市的政協主席見到我之後，萬分歡喜地說：「這麼多年來，您一直在我心中，沒有想到這輩子有機會見到您老！」更令人感動的是，主席一直從事法尊法師的研究與譯著、資料蒐集，並做出許多的貢獻。他提及這一本三十年前編輯的《法尊文集》內容十分精確，讓他們在研究法尊法師資料，有了疑惑時，成為判定的基礎。
方丈並囑余為河北法尊寺題對聯，將來落成時刻於寺門石柱。當時為了題造此對聯，我重新審閱《法尊文集》，發現法尊法師的志業不僅僅是在漢藏文化的貢獻，因而上聯以「深州玄奘千古譯業融通聖教」來做為法尊法師一生聖業譯述的偉大銘記。根據法尊法師弟子淨慧所描述，法師「數十年遊心法海，口不絕吟三藏之言，手不停披於五乘之編」生動地描寫了這樣的景像。
下聯「法尊三藏廣度眾生齊成佛道」，則是《法尊文集》中記載：
法尊法師圓寂日，與各方師友相聚，座中有問及法師身後歸宿，是彌陀淨土，抑或彌勒內院？法師殷勤答曰：「我哪裡都不去，生生世世來人間，廣度眾生，齊成佛道！」除了為法尊法師的悲願所感動，這也正是法尊法師一生最圓滿的句點，因而以「法尊三藏廣度眾生齊成佛道」，將法尊法師的悲願融入對聯之中，沒有比這更貼切的寫照了！
因此，我以魏碑體題下法尊寺對聯：
深州玄奘千古譯業融通聖教
法尊三藏廣度眾生齊成佛道
三十年前我以「漢藏文化一肩挑」，做為法尊法師一生志業的定標，三十年後又為法尊寺題下對聯。而對聯題成日竟正巧是宗喀巴大師誕辰紀念日，因緣誠然深妙難思！
法尊法師對於漢藏文化的會通，並不是單向的，這就如同玄奘法師一般，不僅將梵文佛典譯成中文。相傳他曾在唐太宗的要求下，將《老子》譯為梵文。玄奘翻譯《老子》，是否確有其事或全文譯完，雖有不同的看法，可惜現在尚未有發現玄奘所譯的梵文《老子》。
太虛大師在一九四五年九月推舉法尊法師為漢藏教理學院院長之後，迎請喇嘛東本格西至四川，討論譯漢文佛經為藏文。當時東本主張譯《大毘婆沙論》二百卷為藏文，而太虛大師主張譯《大智度論》一百卷為藏文。後以東本為客，又是譯主，因此決定先譯《大毘婆沙論》，再譯《大智度論》。此二論皆十分重要，梵本已失，唯存中文譯本，可見其珍貴之一斑。
在法尊法師主持下，從一九四五年始譯，至一九四九年夏，譯完《大毘婆沙論》，將譯稿運往康定，交格桑悅保管。這件千古的偉業，在動盪的大時代中流離失散，在各方大德的奔走下，重新一點一滴地聚合。根據法尊寺人員所述，法尊法師遺稿都存放在北京楊氏念佛堂，也就是楊德能居士處。由楊德能和胡繼歐居士編寫、聯波活佛負責審稿的《法尊法師全集》，就是比較完備的譯稿原件。而《大毘婆沙論》也在二○一二年由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可說是造福藏傳佛教與文化的大手。預計二○一九年底，法尊法師全部譯稿將移交給法尊寺永久保管。
歷史因緣總是奇幻難知。太虛大師選擇了《大智度論》藏譯，可說是眼光超絕。龍樹菩薩是中觀之祖，但並非僅是中觀學派之人，可說是大乘諸宗之祖。龍樹教法以《中論》及《大智度論》為馬車的雙輪，在性空的論理與實踐中，得到圓滿。
漢傳佛教中，鳩摩羅什翻譯了最貼近原本的《中論》及《大智度論》，可說是完整的龍樹根本傳承。相對於後起立基於阿毗達磨的中觀瑜伽化之細密學思沉穩辨證，更能彰顯大開大閤、自在頓超的大乘學風。法尊法師所做的貢獻，遠遠超過我們目前所見的樣貌。祈願法尊法師的悲願及其千古偉業，能更加源遠流續、覺悟群生！

「菩提道次第廣論」的造作﹑翻譯﹑內容和題解
這篇記錄稿是法尊法師於一九四九年三月間在重慶漢藏教理院講的，當時並承尊法師閱過。現在發表的題目和內容分段，未請看過。讀者可以從這篇稿裡看出：「菩提道次第廣論」是怎樣到內地來的，它的內容主要講些什麼，有什麼特殊的地方，它對於真正學佛修行的人有什麼必要和幫助，以及它為什麼叫菩提道次第廣論等這些意義。─弘悲附誌
一
「菩提道次第廣論」是我在一九三四年由西藏回本院（漢藏教理院，下同）來隨講隨譯的。
菩提道次第廣論因為部帙繁多，每使學者很不容易聽得圓滿。記得我去西藏求法，一九二七年從甘孜拉惹巴師父聽廣論的止觀章時，起初聽講的人很多，但到後來只有恒明和我兩個人聽，後來恒明也離去了，連我一人也未聽完。大勇法師臨圓寂時很殷重地囑咐我，教我應去昌都從安東格什學廣論，學了以後，無論如何還要把它傳到內地來。勇法師並說，如果這部書能夠傳到內地，連我們進藏學法的三十人所受施主一切供養，都可消受得了而不白費。我遵勇法師遺囑，去親近安東格什。最初，他老人家也未即講授，到拉薩後，因有墀門噶倫作施主請他老人家講，我們二十三人（多為安師原有弟子）才得隨聽。不過，噶倫只聽到中士道便算了，其餘的弟子們也時常缺席，剩下我和札希兩人；不久，札希亦輟聽，只我一人聽完全論。就由於這種不容易學圓滿的原因，再加上講的人很多是詳講下﹑中士道和上士道的菩提心處而略止觀章，所以就是一般喇嘛也不容易徹底了解止觀章。但是，這部書對內地學者似乎有緣，就本院來說，從我翻出後，前後有許多人都聽圓滿；至於本院以外的人，勇師最初的略論在成都印行，一般已經有佛學根柢的人，喜愛得簡直難以形容，廣論初在本院油印，繼於武漢排印二千部，也是一散而光。勇師的遺囑我能完成，這是我足以自慰的。

二
這書，尤其是止觀章很難得懂。在跑馬山曾有過這樣的笑話：「與其聽止觀，寧揹石頭！」不過，難懂固然難懂，重要也重要，因為除了這部書以外，再沒有能把一切佛法總攝起來作為一個補特伽羅所必須的修行方法的。這裡，我可以擺一個故事，並順便說明本書的造作。相當於內地玄奘法師的西藏大譯師仁卿桑波，他畢生從事翻譯，學問的豐富，自然沒有話說。仁卿桑波晚年，當阿底峽尊者應藏王之請蒞藏弘法時，他請吃齋，起初阿底峽尊者問他所學，凡阿底峽所有的，他都懂得，因而讚嘆道，西藏有像你這樣的人，實在用不著我來了。但後來阿底峽尊者問到他怎樣把所學的拿來修行時，他說，所學法門很多，只可各門修各門的，各門按各門的儀軌去修。阿底峽尊者就笑起來了，他說，這樣看來，西藏還是需要我哩！阿底峽尊者為什麼這樣說呢？就是因為他有總攝一切佛法而為一個補特伽羅次次第第修行所必須的菩提道次第教授的緣故！
本書的作者宗喀巴大師，在得文殊菩薩加持而生起真正的中觀見以後，經多人勸請，根據「菩提道炬論」和阿底峽尊者的三傳弟子霞惹瓦的略注，再加以發揮和補充，遂成為我們現在所講的這部偉大著作「菩提道次第廣論」，著作的地點是惹震寺，時間為安居期中。後來因廣論過繁，利根人研究起來固有堪能，但智慧稍差的人，就難免望洋興嘆，又經弟子們的勸請，於中摘要而成略論。作者因為深得這個統一的﹑次第的修行的體系和精要，並以發願文的方式作發願攝頌，盡攝本論要義。這樣，關於菩提道次第的著作，作者宗喀巴大師遂完成著名的廣﹑中﹑略三書。此外，作者對菩提道次第的精義，還在其他地方常以各種方式加以提示和攝集，或十頌八誦不等。

三
本論的作者宗喀巴大師，如前述是得文殊的加持而造本論的。文殊指示作者三個要點為造這部論的中心依據：一﹑出離心，二﹑菩提心，三﹑正見。今人所普稱道的「三要」，就是這三項事情。作者持此三要，再用上﹑中﹑下三士道的形式組成本論。
我們世間一般人，每天所想所為，不外乎「現世」，換句話，即眼前的快樂，「後世如何」這問題，從來就沒有想到過。然而一個人如果不顧及後世的長遠利益，就必然地連脫離惡趣﹑得生善趣的能力也會沒有，更談不上真正的佛法。因此，要用種種的道理改造常人的心理，使能發起犧牲眼前快樂﹑注重未來長遠利益的棄惡因﹑播善種的意樂和行為，就是說，先把學者造成一個很有把握地離惡趣而生善趣的人，作為堪修佛法的基礎，這是很重要的。這就是下士道的作用。
僅僅這樣一個能修世間善法的下士，還是談不到真正的佛法，真正的佛法是要厭離整個三界生死而求出世的個人解脫，和基於個人解脫而解脫他人的聲聞乘法和菩薩乘法，因此，就必須在下士道的基礎上進一步說明整個生死輪迴的可厭。例如說：三界最高處所的「非想非非想處」，也不過八萬大劫的享受，而這享受的本身且是「行苦」，何況劫滿還有墮落的危險呢！用這樣地道理使下士學者能夠透過三界整個生死輪迴，對之作通盤的考察和厭離。這就是能夠引發「出離心」而徹底解決生死問題的中士道。
中士道的學者已有自己解脫的能力，唯能自己解脫者才能解脫他人，沒有中士道的能力作基礎的人是不可能作利他的事情的。把一個學者由中士道引入上士道的理由是必須告訴中士：自己之所以要出離三界，完全是因為自己已經確認在整個生死裡，沒有哪一個地方是真正「安身立命」之處，哪怕小到像針尖大的地方也是找不到的；推己及人，三界一切眾生也完全同自己一樣，如果不出離生死，隨時隨地就只有痛苦，絕無快樂。由這點出發，想使一切眾生也同自己一樣地得到解脫，於是就去謀求能夠利益眾生的方法。又深知只有佛陀才能徹底利益眾生，於是就去謀求能夠成佛的方法。這樣，「為利眾生願成佛」的「菩提心」就有可能發起，有了菩提心，就有資格修大乘菩薩行了。這便是上士道的情形。
但是，依於出離心而發菩提心的上士，主要地要靠什麼工具和應該怎樣才能斷煩惱而利益眾生呢？這就是，只有在聖教中求得不共的「中觀正見」！因為只有正見這個東西，才能斬斷煩惱，才能使自己無我﹑純潔和正確地利益眾生，所以本論接著用很大的篇幅來特別抉擇正見，這就是止觀章。……

法尊法師自述
法尊俗姓溫，河北深縣人，一九○二年生。在俗時僅讀小學三年，文化很低。一九一九年，因家境困難，到保定府學做皮鞋。因長時患病，學業無成，於一九二○年春末，厭世逃往五台山出家，投玉皇廟瑞普（法名覺祥）師座前落髮，法名妙貴，字法尊，即在廟隨眾勞動，早晚學習念誦功課。
是年秋，大勇法師﹑玄義法師等路過本寺，遂請勇師講開示，勇師即日略講「八大人覺經」，次又講「佛遺教經」，遂對聽經發生興趣。
一九二一年春節，廣濟茅蓬打念佛七，我去參加，七後即住在茅蓬參學。是夏聽大勇法師講「彌陀經」等，又聽遠參法師講「梵網經」，對經論中的名相有了點粗淺的理解。
是年秋，太虛法師應北京佛教界邀請，在廣濟寺講「法華經」，大勇法師要到北京聽經。是年冬，法源寺道階法師將傳戒，我要到京受戒，遂跟隨勇法師到北京，禮謁了太虛法師，聽說準備辦武昌佛學院，欲請入佛學院學習，蒙虛法師面許。是冬在法源寺受戒後，即隨傳戒諸師到南京寶華山隆昌律寺學習傳戒法。
一九二二年夏，在寶華聽講「天台四教儀」兼閱「教觀綱宗」等，對天台教義，略有所知。冬初，聽說武昌佛學院開學，遂下寶華山前往武昌。在佛學院先學「俱舍頌」﹑「因明」﹑「佛教史」等一般論述。次年則聽講「三論」﹑「解深密經」﹑「文殊般若」及「成唯識論」等大乘空有兩宗的要典，又聽了「密宗綱要」等。對於大小顯密得到了一個輪廓認識。
一九二三年冬，大勇法師由日本回國，在佛學院傳授十八道，余亦預其法會，學了文殊修法。
一九二四年，勇師在北京籌辦藏文學院，準備學習西藏所傳的教法。是夏武昌佛學院畢業後，我即回北京參加藏文學院，進學藏文。
一九二五年，太虛法師在北京中山公園講「仁王護國般若經」，又在藏文學院講「攝大乘論」，余均預法會。是年初夏，藏文學院全體出發進藏，路經武漢﹑宜昌﹑重慶，後到嘉定，登峨嵋山避暑﹑打七。初秋下山，因無走山路經驗，下山急跑，將到山腳時，兩腿已寸步難行。抵達萬行莊時，已日沒很久，次早起床，足不能履地，在莊上休息數日，始返嘉定烏尤寺。
在萬行莊休息時，見室堆有大藏經，遂翻閱律藏數卷，到烏尤寺後，遂借閱「根本說一切有部律藏」。同時為加緊學習藏文，手抄「四體合璧」一書中之藏漢名詞（世俗語）四冊，又抄日本出版的「四體合璧翻譯名義集」中漢藏文名詞（佛教語）四冊，作為隨時參考的資料。
是年冬，經雅安，越大相嶺到康定，住安寺，特請一位邱先生教藏文，前在北京藏文學院教藏文的充寶琳先生，即康定充家鍋莊人，是康定跑馬山慈願大師的弟子。舊曆年底，充先生亦回康定。
一九二六年春，大勇法師﹑朗禪法師和我同上跑馬山，親近慈願大師，先學藏文文法「三十頌」﹑「轉相論」﹑「異名論」﹑「一名多義論」﹑「字書」等關於藏文的初級書籍。次學宗喀巴大師講的「苾芻學處」﹑「菩薩戒品釋」﹑「菩提道次第略論」等佛教正式典籍，為學習藏文佛學打下了一個較好的基礎。
一九二七年春，大勇法師率領一部分同學支官差進藏，我和朗禪法師則搭商人拉噶倉騾幫進藏，抵達甘孜時，西藏政府來信阻止漢僧進藏（當時康藏有隔礙，疑心我們是政府派遣的，所以阻止）。我們因此就住在甘孜札噶寺學經了。
我在札噶寺依扎噶諸古數年，初學「因明入門」等書，次學「現觀莊嚴論」（參閱各家注疏）﹑「辨了不了義論」，聽受了札噶大師的著述和許多傳記文類。我在這期間內，試譯了宗喀巴大師的「緣起贊」並略加解釋。摘譯了「宗喀巴大師傳」和「阿底峽尊者傳」，俱在「海潮音」上發表。還譯了幾種小品教授，今已遺失。
一九三○年（記不準了）春，到昌都親近安東格什，適值傳金剛鬘論法會，受該論中四十多種法。夏季學了一點聲明知識（可惜未學全），秋後隨安東格什進藏，冬季抵達拉薩。
一九三一年以後，依止安東格什，學了「菩提道次第廣論」﹑「密宗道次第廣論」﹑「密宗道建立」﹑「五次第論」﹑「入中論」等。又在此時，開始譯「菩提道次第廣論」，是時漢藏教理院已成立，太虛法師多次來信催促我回來教學，遂結束學業。
一九三三年冬初，離開拉薩，搭商幫，往印度，準備由海道回國。在印度期間朝禮菩提場﹑波羅奈斯﹑拘尸那等聖後，又往尼泊爾朝禮許多聖。
一九三四年春，到緬甸仰光，朝禮大金塔，住到初夏，乃乘輪經檳榔嶼﹑新加坡﹑香港，六月間抵上海，到寧波育王﹑雪竇，謁見太虛法師，匯報數年來學法的經過。次回上海，到南京小住，安欽大師為南京諸信士傳吉祥天女法，邀余代譯語。次到北京，回俗家一望。是夏安欽大師為北京佛教界在密藏院傳法，余為譯語。仲秋乃經武漢，入川到重慶漢藏教理院，擔任了教學工作兼管理院務。是時繼續翻譯「菩提道次第廣論」，為同學講授。又譯「苾芻學處」﹑「菩薩戒品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