輝耀之山：兩位如風少年的絕壁長征

｜詹偉雄　策畫・選書．導讀──臉譜出版2020年全新山岳文學書系meters 首波作品｜

「這整趟冒險已經大過於我們的生命。」

世界登山史上最傳奇雙人組合彼得‧博德曼（Peter Boardman）＆喬．塔斯克（Joe Tasker）
生涯最具代表性、開啟人類登山新維度的一次攀登
影響世界山岳文學的不朽經典，問世42年後中文世界首度出版

▋兩位當時代最具盛名新銳登山家的首度攜手，登山史上傳奇搭檔的起點

1975年，時年25歲的彼得·博德曼（Peter Boardman）以最年輕的成員身分，跟隨克里斯．鮑寧頓的大型遠征隊前往聖母峰，成為登頂並回返的四名倖存者之一，因而在登山界聲名大噪。而就在幾乎同時，喬·塔斯克（Joe Tasker）也以雙人輕裝方式攻克印度的都納吉里峰歷劫歸來。對彼得來說，與聖母峰超越百人的大型遠征相比，喬以雙人輕裝攻頂的冒險與不確定性更令他羨慕。沒想到，喬在返國後不久，就前來邀請彼得和他一起回到喜馬拉雅山區，攀登這座被稱為「輝耀之山」的強卡邦峰西壁。「這是我求之不得的攀登。」面對邀請，彼得毫不猶豫地答應了，也以此開啟了這段往後成為登山史上傳奇的搭檔情誼。

▋開啟當代攀登風格，促使登山從集體轉向個人主義的里程碑

「這個計畫太荒謬了。不過，如果你們真的付諸行動，我認為這將是世人在喜馬拉雅山區所做過最困難的事情。」

在他們向英國著名登山家克里斯．鮑寧頓（Chris Bonington）說了他們預計要單獨兩個人輕裝攀登強卡邦峰西壁的計畫後，鮑寧頓如此回答。強卡邦峰這面幾近垂直、爬升高度達5520英尺，且充滿冰土混和地形的花崗岩牆，攀登的技術難度超越聖母峰，被認為是喜馬拉雅山區中最可怕、技術上也最具挑戰性的一座絕壁。在那時，大多數人都覺得要攀登強卡邦峰西壁根本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說只有兩人的輕裝探險了。

面對這種高難度的岩壁，當時的主流攀登方式是有大隊人馬合作、投入大量資源，且背後常有國家支持的大型遠征隊（又稱「喜馬拉雅式攀登」）；與之相比，僅以少數人輕裝方式進行的「阿爾卑斯式攀登」，因可攜帶的裝備有限，亦無後援，因此難度倍增。但面對挑戰的誘惑，以及他心中希望讓自我認同與公眾認可達成一致的欲望，彼得接受了喬的邀約，一同前往那座險峻而美麗的高峰，最終成就了這場傳奇性的攀登，並為當代登山史奠定下了由集體主義轉向個人主義的關鍵轉變。

▋將文學性、詩意與極度個人的感性帶入登山文學的經典名作

在彼得成功攀登強卡邦回返後親筆撰寫的這部作品，即完整記錄了整趟過程，從如何適應環境、整裝出發，到他們實際在強卡邦峰西壁40天孤立無援的攀登中，於技術與心境上所面臨的挑戰、兩人之間的交流與張力，以及途中各種錯綜複雜的時刻，直到最終登頂後的感悟，都於書中如實分享。這部作品與過往的登山文學不同之處在於，作者拋開過往作品以技術、成就為主的描寫方式，而是以更具詩意、文學性的文字描繪他一路上的見聞，也誠實剖露他極度個人的感受與思考，因此更能使讀者在閱讀時身歷其境，感同身受。

在1978年出版後，這本書引起了廣大迴響，更於隔年獲得幾乎僅頒給純文學作品的英國萊斯文學獎（過往得主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奈波爾等人），成為山岳文學史上的不朽名作，傳頌至今不墜。

1982年5月，彼得與喬參加了鮑寧頓的聖母峰遠征隊，試圖首攀高難度的東北脊，卻在接近峰頂時雙雙消失身影，直到1992年，日俄遠征隊才發現了彼得的遺體。為了紀念兩人在登山及山岳文學上的貢獻，「博德曼．塔斯克山岳文學獎」（The Boardman Tasker Award for Mountain Literature）於1983年設立，至今每年頒與當年度傑出的山岳自然文學、非文學作品。

【各界推薦】

吳懷晨（北藝大教授、詩人）
呂忠翰（世界公民兼探險家）
李明璁（作家、社會學者）
徐如林（山林文學作家）
張元植（台灣新生代登山家）
雪羊視界（知名登山部落客）
張星雯（艾格探險負責人）
黃聲遠（田中央工作群主持建築師）

「好的登山文學，是普世性的。登山之所以有趣，之所以撼人心弦，絕不在那些外顯的技術行為。每天從哪走到哪、用什麼技術攀爬多困難的岩壁，並非攀登的重點。這些，只是內心活動的載體。攀登體驗的深刻之處，在於人將自身置入那極端的絕境之域，從而激發的思考、體悟，以及人我之間的互動。那些屬於人的故事，才是攀登跟世界的連結，也是這本書的迷人之處。」
──張元植（台灣新生代登山家）


──臉譜 2020年山岳文學書系 meters 

現代人，也是登山的人。

現代文明創造了城市，但也發掘了一條條的山徑，遠離城市而去。

現代人孤獨而行，直上雲際，在那孤高的山巔，他得以俯仰今昔，穿透人生迷惘。漫長的山徑，創造身體與心靈的無盡對話；危險的海拔，試探著攀行者的身手與決斷；所有的冒險，顛顛簸簸，讓天地與個人成為完滿、整全、雄渾的一體。

「要追逐天使，還是逃離惡魔？登山去吧！」山岳是最立體與抒情的自然，人們置身其中，遠離塵囂，模鑄自我，山上的遭遇一次次更新人生的視野，城市得以收斂爆發之氣，生活則有創造之心。19世紀以來，現代人因登山而能敬天愛人，因登山而有博雅情懷，因登山而有對未知永恆好奇。

離開地面，是永恆的現代性，理當有文學來捕捉人類心靈最躍動的一面，是為出版緣起。

▍詹偉雄──策畫．選書．導讀

台大圖書館學系、台大新聞研究所畢業。曾擔任過財經記者、廣告公司創意總監、文創產業創業者，參與博客來網路書店與《數位時代》、《Shopping Design》、《Soul》、《Gigs》、《短篇小說》等多本雜誌之創辦，著有《美學的經濟》、《球手之美學》、《風格的技術》等書。

退休後領略山岳與荒野之美，生活重心投注於山林走踏與感官意識史研究。2019年協助青年登山家張元植與呂忠翰攻頂世界第二高峰發起「K2 Project 8000 攀登計畫」，目前專職於文化與社會變遷研究、旅行、寫作。

彼得．博德曼出生於1950年聖誕節，其後成為英國最受敬重的高海拔登山家之一。他曾是凱恩戈姆國家公園格蘭莫爾山屋（Glenmore Lodge）的登山指導員，也是英國登山協會的全國事務官，之後被任命為瑞士萊辛（Leysin）的國際登山學校總監。

他是1975年克里斯．鮑寧頓聖母峰遠征隊的一員，1976年他與喬．塔斯克成功登上難度幾近無法攀越的強卡邦峰，接著又攀登了干城章嘉峰（Kangchenjunga），並且嘗試攻克K2的峰頂，但惡劣天氣加上體力耗竭而功敗垂成。

隨後是1981年的公格爾峰（Mount Kongur），並在1982年3月參加克里斯．鮑寧頓、喬．塔斯克和迪克．阮修的小型遠征隊，他試圖首攀高難度的聖母峰東北脊，途中與喬．塔斯克兩人不幸喪命。

彼得和喬留下了兩則傳奇。一則是他們偉大的努力，以大膽、輕量的創新方法攀登高峰，第二也是更為持久的成就是他們寫下並流傳的書。從他的登山生涯開始到最終，彼得的寫作天分顯露無遺。他的第一本書《輝耀之山》（The Shinning Mountain, 1978）在登山界一炮而紅，而獲得約翰．列威林．萊斯紀念獎（John Llewelyn Rhys Memorial Prize）為他贏得更廣泛的讚譽。在他死後不久出版的《神聖峰頂》（Sacred Summits, 1982）描述1979年前往新幾內亞、干城章嘉峰和高里三喀峰（Gaurisanker）攀登的過程。

譯者簡介 
陳秋萍（Jojo Chen）

台灣梧棲人。政治大學畢業，主修中文，輔修英文。專職筆譯和口譯多年，熱愛悠遊於不同語言文化之間。譯作頗豐，包括賽斯書《早期課6》與《早期課3》、《清醒夢》、《生命永不落》、《與賽斯對話》、《搶救一顆星的光明》、《老娘幹嘛這麼累》、《蓮葉清單：簡單生活七步驟》、《少年海鳥之歌》等。

推薦序──
當代登山的序幕：一面輝耀山壁上的孤高追尋

張元植（台灣新生代登山家）

好的登山文學，是一扇門，讓你我得以窺見來自另一個世界的風霜雨雪，以及另一個靈魂的堅毅脆弱。那個世界，是截然不同於平庸且無盡輪迴的日常，是將生命置於邊緣的狂飆。
這扇門，除了將那個世界帶進來，也引領某些好奇的人走過去。包括我。
國中的某個傍晚，在學校圖書館翻到當時還翻譯為《巔峰》的Into Thin Air （現在則譯為《聖母峰之死》）。這本當代最著名的登山報導文學，直接讓我無法自拔。記得我窩在圖書館角落一氣閱畢，闔上書底已是半夜。走回宿舍的路上，我滿腦子都是聖母峰。
自此，每當看到任何登山文學，無論是新書舊書、外文翻譯還是中文著作，一律直接結帳。每次的閱讀體驗都不同，有冷汗直冒，有熱血沸騰；時而莞爾一笑，時而掩卷嘆息。漸漸地，我的生活世界，也逐漸與書中那些跌宕起伏的經歷交疊，我努力將生命活成那些昂揚的模樣。
登山是個全然西方性格的運動。它隨十八世紀的啟蒙精神出生，扎根於現代性的土壤，在二十世紀中葉的民族主義之風下茁壯，而後回歸到個人主義式的探索與追尋。因此，要理解這項運動的內在精神，以及脈絡，勢必得去爬梳歐美經典作品。透過在那些時代最偉岸的探險心靈們的所思所寫，神遊更多崇山峻嶺，領略更多生命滋味。
但可惜的是，繁體中文的翻譯世界一直欠缺這塊，許多在西方世界是大眾經典的文本，卻始終在我們的閱讀經驗從缺。《輝耀之山》（The Shining Mountain）就是這樣一本書。
《輝耀之山》是一本位於時代折轉點的著作。講述彼得．博德曼（Peter Boardman）及喬．塔斯克（Joe Tasker）兩人，首次經由強卡邦峰（Changabang）西壁登頂的故事。
無論在技術面或精神面，這都是一次劃時代的攀登。
強卡邦峰高六千八百六十四公尺，雖然以我們常拿來直觀判斷一座山的指標：「高度」來看，它平平無奇。比起聖母峰高聳入天的八千八百四十八公尺，這只能是一座小矮人。但在懂門道的人看來，如果我們將攀登聖母峰，類比為武俠小說中眾所矚目的華山論劍，那攀登強卡邦峰的，可能就是隱居少林藏經閣的掃地老僧。
那面突出於地面，像顆鯊魚利牙般插入天空，看似光滑毫無破綻的西壁，在一九七六年彼得與喬嘗試之前，咸認為「不可能攀登」。一九七四年經由東南稜路線首登強卡邦峰的克里斯．鮑寧頓（Chris Bonington）爵士聽聞這項計畫時的第一反應是「荒唐」，第二反應是「如果成功，會是喜馬拉雅最困難的攀登」。
這個計畫之所以荒唐，除了岩壁本身的艱難外，更因為彼得與喬打算僅憑兩人之力，迎向這個挑戰。
在他們兩人之前，所有指向這種高難度山壁的攀登，都是大隊人馬通力合作，甚至背後往往有國家力量支持。這樣的形態稱為「遠征」（Expedition）。例如，彼得在強卡邦前一年參與的英國聖母峰西南壁遠征隊，就是典型的遠征攀登。這是一支總人數七十餘人，預算充裕、後勤充足、各司其職的大團隊。有人負責在山上架設繩索、有人負責補給物資、有人負責接應。數月鏖戰後，將少數幾名菁英送上山頂。除了攀登，更帶有軍事作戰的色彩，被譽為「軍事風格遠征的極致」（"The apotheosis of the big, military-style expeditions"）。
但彼得的內心對於透過這過程取得的成就，其實有些撕裂。「……（攀登強卡邦）會讓我的自尊與我因為聖母峰而得到的公眾認可達成一致。我在聖母峰的經歷留下了一個需要填補的情感裂縫……」他追尋的，其實是更純粹的體驗，更遠離喧囂的、面向自己內心深層的探尋。強卡邦西壁，那片未曾有人踏足的電影帷幕，正是他們試煉自身的舞台。
於是，這片輝耀山壁的攀登，成為當代攀登史的轉捩點，成為幾乎是最早在攀登動機中捨去了國族、榮耀、征服這些大敘事，僅憑個體渺小的、像黑暗大洋中飄搖的一點燭光般的內在動因，走向龐然冰冷的山壁。在具體的攀登形式上，就是捨棄了大型遠征隊的後勤、救援，以及人群的安全感，僅由精簡的兩人小組，攜帶極度精簡的物資裝備，獨自走進荒遠的邊陲，攀登浩大的崖壁。這是當代攀登風格的濫觴，也是標誌著登山進入個人主義的節點。
為了這個目標，喬與彼得首次將攀岩中「大岩壁攀登」（Big Wall Climbing）的技術，運用到喜馬拉雅的冰凍巨牆，耗時四十天克服這樣一面巨大障壁。
這是一種曠日費時的攀登方法。
攀岩可分為「自由攀登」（Free Climb）與「人工攀登」（Aid Climb）兩種型態。自由攀登意指，單純以我們的手腳踩踏、抓握岩石的天然地形攀爬。但當岩壁的陡峭及困難超過一定程度，比如一片光滑的垂直岩牆，沒有任何凹凸可供抓握或借力，就必須轉而使用人工攀登。
人工攀登通常用於無法憑藉身體攀附的高難度岩壁，是一種以器械輔助攀爬的方法。最常見的就是將岩釘敲入岩壁的縫隙固定，將繩梯扣入岩釘，就能踩著梯子向上爬，接著打入下一根岩釘。如此不斷重覆。
這是一門需要大量沉重器械，而且節奏十分龜速的苦力活，向上的速度遠比自由攀登緩慢，所以常常必須在岩壁上過夜，也因此人工攀登技術經常跟「大岩壁攀登」（意指一天之內無法完成，必須在岩壁上過夜的攀岩）被同時提到。
在岩壁上過夜，意味著將面臨更複雜的情境。最主要的問題是，在陡峭垂直的岩壁上，不會有空間搭設帳棚。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當年大岩壁攀登的先驅們，開發出了吊帳（Portaledge）這個玩意。這是一種可以吊掛在垂直地形上，又可以遮風避雨的懸掛式帳棚。
當原本用於較低海拔的大岩壁技術，在高達六千八百六十四公尺的強卡邦峰上實行，就添了更多困難因素。首先是高海拔有更多樣且嚴苛的外在環境：低溫、冰雪，於是就需要更多器材：冰斧、冰爪、冰螺栓等等，以克服這些複雜地形，也需要更保暖的衣服鞋襪睡袋。這也導致光是裝備重量，可能就有百餘公斤之譜，不可能在攀岩的同時揹著如此沉重的裝備，因此必須來回搬運，導致攀登進度更加緩慢。
因為必須不斷來回，所以每當通過一段困難的岩壁，為了節省之後的時間及體力，通常會架設「固定繩」（Fixed Rope），將繩索的一端固定在最高處，另一端垂放下去固定在低處，這樣攀登者就可用垂降的方式下去較低處。需要攀升時，則把一種叫做「上升器」（Ascender或Jumar）的器材扣在繩子上，就能拉著繩索回到最高點，不需要每次都重新攀爬困難的地形。
如果由一個大團隊進行這個浩大的工程，整面山壁通常會架滿固定繩，這需要數千公尺的繩索。但偏偏彼得與喬只有兩人，如果攜帶數千公尺的繩子，根本就不用攀登了，重都重死。所以他們在攀登策略上進行了一些調整跟創新。
他們只攜帶了三百公尺的繩索，並透過來回搬運，將所有東西慢慢運到強卡邦西壁底下的營地，由此開始緩慢且艱辛的攀登。
兩人一人擔任先鋒（Leader），身上繫著繩子的一端向上攀爬，另一人在底下擔任確保手（Belayer）。先鋒會每隔數公尺，在岩壁上敲入一根岩釘，將繩索扣入。若發生墜落，先鋒者將會以最後一個岩釘做為支撐點，並被確保者拉住，不會直墜到底。
每攀爬數十公尺為一個「繩距」（Pitch），先鋒者會在繩距終點將繩索打結固定，變成固定繩，讓確保者用上升器沿著繩子上來。接著，再以該處為起點，開始攀爬下一段繩距。這是為了保持攀登的順暢，以及維持可以溝通的距離。
一般情況，攀爬一段繩距約需一個小時，如果是較為困難的路段，可能會到兩小時以上，因此一天前進的距離可能只有一、兩百公尺。所以在一天的攀登結束後，兩人會沿著繩索垂降，回到一開始的營地過夜。
如此重覆，直到將三百公尺繩索用盡，兩人就將一開始營地的所有物資，逐步向上搬運到繩索用盡的最高點，並建立第二個營地。之後將底下的繩索拆除，一併運上來。然後以第二個營地為起點，重覆前述的過程，直至登頂。
我想，光是看完上面這串，大部分讀者已經暈頭轉向了。不過其實，就算不懂其中的技術細節，這也是一本雅俗共賞的好書。
好的登山文學，是普世性的。登山之所以有趣，之所以撼人心弦，絕不在那些外顯的技術行為。每天從哪走到哪、用什麼技術攀爬多困難的岩壁，並非攀登的重點。這些，只是內心活動的載體。攀登體驗的深刻之處，在於人將自身置入那極端的絕境之域，從而激發的思考、體悟，以及人我之間的互動。那些屬於人的故事，才是攀登跟世界的連結，也是這本書的迷人之處。

前言　一對無與倫比的搭擋

克里斯．鮑寧頓（Chris Bonington）

那是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五日在聖母峰北側的前進基地營（Advance Base），一個荒涼的地方。帳篷搭在一片冰磧石上面，岩石上到處散落著一支遠征隊到了最後階段的垃圾。彼得和喬忙著做最後的準備工作，收拾行囊，放進最後一刻的奢侈品。接著，他們突然準備好了，穿上冰爪，綁上繩索，隨時可以出發了。我想我們所有人都在努力淡化這一刻的重要性。

「過幾天再見。」

「我們今晚六點會打電話給你。」

他們動身了，迎著漫天飛雪，吃力地爬上營地外的冰坡。兩天後，在寒冷的黃昏時分，我和亞德里安．戈登（Adrian Gordon）藉著漸暗的天色用望遠鏡觀察他們在東北脊的進展。傍晚的金色天空襯托出脊頂上兩個小小人影的輪廓，他們艱苦萬分地緩慢移動著，一人接著一人。是因為難度太高還是因為極端的高度？他們想必在大約兩萬七千英尺（八二三○公尺）之處。

漸漸地，他們消失在第二尖峰（Second Pinnacle）的鋸齒後面。他們再也沒有出現了。一九九二年春天，俄羅斯／日本遠征隊的成員發現了彼得的遺體，就在我們最後一次見到他們的地方。彷彿他躺在雪地裡，睡著了，再也沒醒來過。我們可能永遠都不知道五月十七日前後那幾天發生了什麼事，但為了完成聖母峰東北脊那個無人攀登過的路線，而在最後一段攻頂的過程中，我們失去了兩位非常特別的朋友和一份獨特的攀登夥伴關係，他們的才華橫溢，遠遠超越登山。兩人的寫作能力充分體現在他們的書中。

我與彼得的初次接觸是在一九七五年，當時我正在為遠征聖母峰西南壁招兵買馬。當時彼得年僅二十三歲，他的成熟讓我印象深刻，但這還結合了一種好玩的樂觀天性，以及一點「迷路小男孩」的童心，他可以利用此一特質心想事成，效果極佳。此外，在身體和智力上，他都很有天分。他是一個非常堅強、渾然天成的登山者，而在那與眾不同的隨和舉止背後，有著一股個人的動力和堅定不移的明確目標。他還擁有對山的熱愛以及透過書寫表達這份熱愛的能力。他是那次聖母峰登山隊最年輕的成員，與我們的雪巴隊長普天巴（Pertemba）一起登頂，成為第二組完攀先前未曾有人攀登過的西南壁的隊伍。

身為英國登山委員會的全國事務官，事實證明他是一個處事圓融、工作稱職的委員會成員。而在道格爾．哈斯頓（Dougal Haston）於瑞士因一場雪崩喪生之後，彼得接管了道格爾位於萊辛的國際登山學校。後來他與喬．塔斯克一起攀登了強卡邦峰陡峭的西壁，他們的攀登夥伴關係從此建立。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與我們在聖母峰的大型遠征形成鮮明對比：在強卡邦峰，只有彼得和喬兩人。他們原本打算採用阿爾卑斯式登山法攀登上去，在山壁上用吊床露宿，但是高海拔太冷、壓力太大了，於是改採圍攻戰術。即便如此，這也需要大量的決心和耐力。在一九七六年，就技術而言，這可能是當時在喜馬拉雅山完成的攀登中最艱難的一次，彼得在他的第一本書《輝耀之山》當中描述了他們的掙扎，這本書在一九七九年獲得約翰．列威林．萊斯紀念獎（John Llewelyn Rhys Prize）。

接下來幾年，彼得完成許多不同類型的攀登。一九七八年，他和喬與我一起攀登K2。我們嘗試攀登西脊，但是尼克．艾斯考特（Nick Estcourt）死於雪崩後，我們在相對高度較低之處放棄攻頂。一九七九年初，彼得與他將來的妻子希拉蕊（Hilary）抵達新幾內亞的卡茲登茲金字塔峰（Carstensz Pyramid，又名「查亞峰」）的山頂，隨後不久又與喬、道格．史考特（Doug Scott）和喬治．貝騰堡（Georges Bettembourg）一起爬了干城章嘉峰（世界第三高峰）。同一年秋天，他帶領另一支小型隊伍，大膽登上高里三喀峰（Gauri Sankar）的南峰。

隔年，他與喬、道格和迪克．阮修（Dick Renshaw）一起重返K2。他們首先嘗試我們在一九七八年爬過的西脊路線，但在比我們之前的最高點高出一兩百公尺之處放棄這次攀登。道格．史考特回家，但其他三個人下了堅定的決心，兩次推進阿布魯齊山脊（Abruzzi Spur），第一次到達山頂六百公尺以內，但遭遇雪崩而撤退，隨後的突襲又被惡劣的天氣擊敗。兩年後，彼得、喬、艾倫．勞斯（Alan Rouse）與我一起攀登公格爾峰（Mount Kongur），在當時無人登頂過的世界高峰當中，它是第三高。那是一次漫長而艱鉅的遠征。

喬和彼得在外表和個性上都大不相同。這也許有助於強化他們的夥伴關係。彼得看上去隨和又放鬆，但喬相較之下嚴肅很多，甚至是不好相處。他來自英格蘭東北部提賽德（Teesside）地區一個信奉羅馬天主教的大家族，十三歲時去了一家神學院接受神職教育，但在十八歲時，他開始對自己的職業產生嚴重的懷疑，而轉往曼徹斯特大學主修社會學。神學院時期不可避免地在他身上留下印記。喬天生有一種難以穿透的內斂特質，但同時又有一個善於分析和質疑的心智。他很少接受簡單的答案，非得打破砂鍋問到底才會滿意。在他們的攀登關係中，有一種戲謔卻又競爭的張力，他們兩人都不希望自己是第一個承認軟弱或提議撤退的人。這個特點不僅激發了他們的動力，可能也促使他們將自己推向極限。

一九七○年代初期，喬與迪克．阮修一起學習阿爾卑斯式攀登，表現令人印象深刻，兩人在夏季和冬季的阿爾卑斯山完成了一些最困難的攀登。其中包括英國在極難攻克又非常偏遠的大喬拉斯峰（Grandes Jorasses）東壁完成的首登（極少數的登頂之一）。此外，他們還完成了英國人首次在艾格峰（Eiger）北壁的冬季首登。與阮修一起，他繼續以阿爾卑斯式攀登都納吉里峰（Dunagiri）的南脊。無論從任何標準來看，這都是一次大膽的攀登，而且就首次遠征喜馬拉雅山而言，表現非常出色。迪克嚴重凍傷，喬因此邀請彼得一起爬強卡邦峰，從此開始了他們的攀登夥伴關係。

我們在一九七八年的K2遠征中，我沒什麼機會深入了解喬，但我記得他不斷質疑決策，讓我大為惱火，尤其是在我們籌備這次遠征的時候。當時我覺得他真的是好為人師，但經過反思，才發覺他可能也覺得我的做法同樣令人生厭。在一九八一年的公格爾峰遠征中，我們一起攀登，我逐漸更加認識他，發現那堅硬的外殼下有一顆非常溫暖的心。在這之前，一九八○至八一年的冬天，他與一支強大的英國遠征隊前往聖母峰，嘗試攀登西脊。他在第一本書《殘酷的聖母峰》（Everest the Cruel Way）當中講述了這個故事。

一九八二年的那次遠征聖母峰東北脊，雖然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但我們那次的團隊卻是在我參加過的旅程中最快樂、最團結的一支。全隊僅有六個人，而計畫進攻這條路線的只有喬、彼得、迪克和我。查理．克拉克（Charlie Clarke）和亞德里安．戈登在那裡支援我們，到了前進基地營就不再往上走。但是，在我們逐漸意識到這個小團隊矢志達成的任務有多浩大的同時，彼此之間共同的價值觀、情感和尊重也在逆境中日益增強。

自從彼得和喬的身影消失在第二尖峰背後，我們日漸意識到災難已成定局，到最後只好接受他們已無生還的希望，但是在那些焦慮難耐的日子裡，這種契合的感覺一直都在。

然而，彼得和喬在五月十七日動身做最後的推進時，我其實是信心十足的，相信他們即使無法繼續攻上峰頂，也會越過尖峰，到達聖母峰北脊的上半部。他們的死，除了失去好友的深沉哀慟之外，也帶來一種挫敗感，因為無論就登山還是創作而言，他們兩位仍在發展中的計畫，能帶給我們的還有太多太多。

克里斯．鮑寧頓
於卡德貝克（Caldbeck）
一九九四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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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聖地的邊緣（節錄）

在印度所有的火車站，購票處和月台上的人似乎都比可能擠上火車的人多出三倍。人群之中有的全家出動，只是或坐或躺，好像無處可去的樣子。光線昏暗、塵埃、蒸汽、鳴著汽笛的火車和人群，形成一種騷動不安的氛圍。一些穿著紅衫的挑夫把我們的裝備搬到一台大型手推車上，然後經由兩台升降梯和一條鐵軌下的隧道，送到我們的月台。隧道就在地下水位之上，水在牆壁上汨汨流下，與挑夫汗水淋漓、駝著重物的身體匯合在一起。

「如果地獄像這樣，那一定很刺激。」喬說。

東方的人口之多，一直都讓我驚奇不已。成千上萬人在車站裡、在馬路上，一群又一群的人融入街道和黑暗之中，在人行道上靠著牆壁睡著。

一整夜，巨大的蒸汽火車載著我們北上。那種興奮、噪音和戲劇性的力道，我從小就記得。黎明來臨時，印度平原已經在我們身後。清晨斜射的光線勾勒出灌木覆蓋的山麓和山脊，空氣涼爽。儘管一路上歷經種種考驗和磨難，但我自得其樂，感覺愉快又放鬆。現在我們真的往山區走去了，唯一能做的就只是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就像早期加瓦爾區山脈的探險家湯姆．隆斯塔夫（Tom Longstaff）的忠告：「旅行者必須學會活在每一個當下。」二十世紀初這位熱情十足、蓄著紅鬍的探險家是一九三○年代年輕登山者心目中的大師，喬和我常常談到他。

我們從哈瑞鐸爾（Haridwar）火車站走到巴士總站，那裡聚集了一大群又一大群的人。就像置身大部分的人群中一樣，我們覺得其中難免有一些我們無法信任的人。只有三個人，很難一邊搬裝備一邊顧著它們，所以我們一開始先把全部裝備集中成一堆，然後其中一人把一部分裝備搬到目的地，集中成第二堆，並且留下來顧著它。那天早上，我技高一籌。喬和帕爾塔自願當行李保鑣，而我則奔波在他們兩人之間，忙著搬運所有的裝備。

在一九○五年和一九○七年，湯姆．隆斯塔夫帶領他的遠征隊前往楠達德維保護區，他從平原開始徒步到山上，路程十分漫長；一九三○年代，提爾曼和希普頓從拉尼凱特（Ranikhet）到山區只花了一兩週時間；喬和我則是先搭巴士，再走個幾天就到了。

我們從哈瑞鐸爾搭巴士到瑞詩凱詩（Rishikesh），再搭乘小馬拉的兩輪輕便馬車到下一個巴士站。馬車承載過重，幾乎讓小馬懸在半空中。現在我們踏上印度教的主要朝聖之路往北走，朝著根戈德里（Gangotri）、凱達納特（Kedarnath）和柏德里納（Badrinath）三座神殿前進。我們從瑞詩凱詩搭巴士到斯里那加（Srinagar）。在這裡，我們錯過了前往喬希馬特（Joshimath）的最後一班車，於是住進政府經營的一間朝聖者山屋。山屋負責人堅持要我們填寫表格，透露很多我們個人的詳細資料。這可能是一個非常合理的要求，但表格、文件和規定讓我感到不安，尤其是在登山的旅途中。它們似乎既無用又礙事。

「對人口流動進行一些管制是必要的，」帕爾塔解釋說，「而且每個城鎮都有政府的健康服務診所和補給品檢查員。」

在山屋裡，雖然只有可以睡覺的木板，但是很乾淨，而且有洗手間。印度是個必須要調整自己才能適應的地方——慢慢地，我逐漸習慣人群總是圍繞在身邊、盯著我們，注視我們的每一個動作。我花了很多天才適應這種從歐洲來到亞洲大陸的轉變，開始能夠清晰地思考，感覺一切如常。

到了下午，雨季的太陽火熱又熾烈。休息之後，我們去購物，在高溫中感覺昏昏欲睡。這趟採購花了很長時間。在英國，我盡量避免購物。我只會衝進最近的商店，他們有什麼最接近我想要的東西，我就買。但是，帕爾塔不肯急就章，堅持要我們先仔細比對過不同店家的商品標價和品質才可以。在市集裡，有因應各行各業、技能和需求而設置的商店、攤位和區域。我們經過理髮店、雜糧行、鞋店和茶行，有如置身在一台時間機器之中，回到狄更斯（Dickens）以及更早以前霍加斯（Hogarth）的年代。

斯里那加的生活節奏緩慢。選購我們要的分級糖9 花了很長時間，因為我們沒有配給證。

「聽好了，兄弟，」帕爾塔說，「我認為你們應該按照每人口糧多少，把所有的食物都分類好，不然怎麼會知道要買多少？」最簡單的算術很容易把我搞糊塗，讓我退避三舍。

「我們買一大包。」喬說。

一名店主，盤腿坐在他的貨品後面，不肯把一罐石蠟賣給我們。帕爾塔翻譯了原因。「他說他是一個敬畏神明的人，不能賣給我們這麼多。」帕爾塔寫了一封公函，這才說服他。

喬和我有一種就事論事的關係。喬對電話號碼和姓名有驚人的記憶力，跟他比起來，我簡直不切實際。 我們總是談論接下來面對的問題，而不常討論人類的任何核心議題。我一直都不太確定，喬對於那種激烈的討論究竟是不屑為之還是無力招架。在十三歲到二十一歲之間，他曾經讀過神學院，想成為一名神職人員——一種限制重重、與世隔絕的存在，雖然他最終叛離，但是一些動機和信念必定曾經存在過。看到喬溫和的臉孔、蜷曲的頭髮和鬍鬚以及藍色的眼珠，帕爾塔最初的反應之一就是他應該去報名《萬世巨星》（Jesus Christ Superstar）的試鏡！當帕爾塔加入我們兩人時，交談的話題起了變化。那天晚上，吃過飯後，我們討論了書、電影和登山的價值。帕爾塔就是不明白，為什麼我們要投注所有的時間和精力，去爬喜馬拉雅山脈當中一塊多餘的岩石。對於聰明、受過高等教育、生活在印度的帕爾塔來說，他的國家面臨的問題，正好是一個受過教育的男人夢寐以求的挑戰。他要捍衛國家，抵禦非常真實的敵人，還要撫養妻子和一家人。聽他說話，我感覺自己很年輕。我想，也許大我三歲的喬可以想出什麼有趣的回答吧。結果他沒有。他這個求新求變、充滿自信的個人主義者，卻什麼大道理都沒講。也許他之前沒有非回答這樣的問題不可，或是覺得根本沒有必要回答。但我有練習過。爬過聖母峰，又在英國登山委員會工作，所以我習慣向那些對此知之甚少的人解釋登山，回答在登山者聽來很幼稚的問題。此外，參加過眾多委員會的會議，我也學會應酬——微笑和點頭。我感覺自己在這場討論中並未置身事外。我知道我們很快就會非常依賴彼此，所以就算有反對意見，也不能表現得太過強烈。也許從喬和我在一起的討論中，帕爾塔開始感受到我們多麼嚴肅看待兩人的目標。喬向他解釋，這次攀登對我們兩個人來說是多年實務和經驗累積的結果，還說帕爾塔絲毫不可能參與實際的攀登，這時我聽得猛然縮了一下。帕爾塔開始意識到，他在我們當中是完全孤立的。

他說：「可惜我們沒有無線電，不然就可以互相聯絡彼此和外界。」

那天晚上，躺在睡袋裡，我也開始有所了悟。在山上沒有什麼任何後援。我們出國之前，一個朋友說，凡事小心為上。隔壁，很多朝聖者正在打呼。

夜裡下起大雨，變得很冷。早上，我們在等開往喬希馬特的巴士時，成千上萬隻蒼蠅四處爬行和嗡嗡作響，讓我想起奧賽羅（Othello）的可憎形象。山嵐和雲霧繚繞在我們周圍樹木叢生的山丘上。花和葉片滴落大量的雨水，沒有一種我說得出名字，印度的植物和動物種類多到無法估量。斑駁的光影在雲中變化，水平縫隙透著微弱的陽光。

帕爾塔想談談後勤的問題。狗兒偷偷摸摸在我們身邊繞。漸漸地，愈來愈多人和急切的挑夫聚攏過來。他們爭相掠奪的舉止令人備感威脅，感覺就像希區考克（Hitchcock）的電影《鳥》（The Birds）的最後一幕。「你們從哪裡來的？」「你們要去哪裡？」「這些袋子裡有什麼？」他們丟出同樣千篇一律、例行公事般的問題，我一一回答，感覺痛苦不堪。記得一九五○年蘇格蘭喜馬拉雅山遠征隊的領隊比爾．默瑞（Bill Murray）說過一個故事，那一次是英國最後一次在加瓦爾區「內線」之外的遠征。有一天，一一回答這些問題讓他覺得很厭煩，於是他不客氣地回嘴：「你為什麼想知道？」隨後傳來冷靜的回答：「這樣我才能幫你。」很快，巴士就離站，開始長達八小時、一百英里的路程，沿著阿拉克南達河（Alaknanda）的河谷，前往高度上升六千英尺的喬希馬特。這段旅程漫長而曲折，朝著恆河上游的源頭之一而去。帶著輕微的嘲諷，當地人戲稱這條路是「中國的禮物」，因為建造它的目的，是方便印度軍隊進入該區保衛邊境。在斯里那加，很多西藏人模樣的人提醒我們，我們正接近喜馬拉雅山頂。現在印度軍隊有一半守衛著北部邊境，這條路開放讓西方人通行僅僅三年。

「嘿，喬，」我說，「看那座橋。我可以拍張照片，把它賣給中國大使館，可能遠征的費用就付清了。」帕爾塔不知道怎麼回應這句玩笑話，而堅決地告訴我們不要拍照。

來自一個千年來不曾被入侵的島嶼，喬和我很難理解喜馬拉雅山區敏感又緊張的政治局勢。每次我們一笑，就得解釋原因。帕爾塔一頭霧水，半信半疑，我們不禁懷疑這個笑話會不會消遣到他了。

我們坐的是頭等艙的位子，就在司機的正後方，這表示我們的膝蓋只須頂住下巴，而不是摩擦著鼻子。出發時，個子很小的巴士司機告訴我們，這車的操控是沒有動力輔助的，同時咧嘴笑著指指路上的彎道，此時車正在河床上方兩千英尺高的河谷邊緣蛇行上坡。「我們每年在那裡摔落的車大約有八、九輛。」他說。然後，他在車前方點了某種香，動作誇張地揮舞他的手。那時整車的人開始齊聲念誦禱文。通常提醒大家最讓人毛髮直豎的彎道就在前方的，是畫在路邊岩石上那些鼓舞人心的警示標語，例如「生命苦短，別讓它變得更短」。偶爾雨季的洪水會把泥土和巨石沖刷到路上，道路維修工便會趕緊清理乾淨，一旦清出寬度足夠車輛通行的路面，我們就繼續前進。巴士在這些路段搖搖欲墜、顛簸行進時，喬和我緊張地瞄著車門，介於我們和車門之間有一名神父、一隻母雞和一位老太太。司機瞥了四周一眼說：「放輕鬆，車掉下去的時候，沒有人逃得出去。」

車內的人數經常變化，偶爾我們會停下來喝杯茶。這條古老的朝聖之路從瑞詩凱詩沿著山谷往上延伸，有時候我們可以從路上看到它。這個地區有很多朝聖者，富有和虔誠的程度各有不同，今天他們大多數好像都是利用假期，搭這班車來朝聖，我們甚至還遇到劍橋來的一名錫克教徒。但是有很多人是步行。他們看起來超然出奇，有些穿著紅色衣服，其他的只纏著腰布，用白灰覆蓋全身。徒步者眼眶泛紅，眼神迷離，面帶微笑，很少說話。我試著想像這些朝聖者來自何方，朝聖對他們的生命有何重大意義。風景的變化對他們而言一定充滿戲劇性——畢竟他們在平地住了一輩子之後才到山上旅行。他們的朝聖之旅，重要之處就是身體力行——他們必須付出努力。

在喬希馬特，空氣很涼爽。一週以來，我第一次覺得自己能夠清楚思考。我們在朝聖者山屋旁邊下車，辦理在那裡入住的手續，然後上大街去閒逛。喬希馬特是一個朝聖觀光小鎮，位於阿拉克南達河上方的山坡上。鎮上有一條主要的商店街，店面都是鐵皮屋頂，幾乎每兩家就有一家是賣甜食的茶館。周圍的群山隱藏在雨季的雲層裡，我們無法得見，但偶爾陽光會穿雲而出，投射出一道道既斜且長的光線。小鎮上方有一個自給自足的大型軍營，但在鎮上，我們幾乎看不到它。喬在這裡有朋友——尼爾甘特（Neilkanth）飯店的布帕爾．辛格（F. Bhupal Singh）先生和當地的一位年輕人亞蘇（Yasu），我們前去拜訪他們。布帕爾．辛格快速露出親切的微笑迎接我們，我感覺自己心裡馬上產生對他的信任。這種開朗直爽的態度在印度的平原區很少見，你在那裡會感覺禮貌和儀節可能掩蓋了很多動機。

晚上，我們坐下來與帕爾塔討論他在遠征中的角色。帕爾塔帶了很多地圖，以及詳細介紹他的聯絡官角色的文件，他小心翼翼守護著這些資料。喬對聯絡處的需求抱持的敵對態度，讓我覺得很尷尬，因為他不怎麼尊重他們。他前一年的聯絡官只走了一天就撐不下去了。我們知道帕爾塔接獲的指示之一，就是確保我們除了獲准攀登的山峰以外，不會去爬其他的山。喬和我花了很長時間設法告訴帕爾塔全球登山界的發展，而目前的趨勢是山隊愈來愈小，進攻愈來愈大的山頭，手法也不像迄今為止的攀登那麼正式。「登山著重的是個人主義，」我們說，「它和軍隊演習不同，必須要有強大、自主的動機。」但帕爾塔只在大約五年前接受過一個月的登山訓練，所以很難了解。同樣的問題又出現了：「我仍然不明白你們這次攀登有什麼正當性。你們的事業、人類的進步、你們在社會上的角色，還有你們對國家的責任呢？」我咕咕噥噥回答，說了很多理由，其中大多數都是我從別人那裡聽來的。

「它可以培養你的性格，」我說，「並讓你更加獨立，以務實的眼光看待事物。上山的旅程以及登山技術的純熟可以擴大你的體驗，這樣一來，你要是有機會教導別人，效果會更好也會比較有趣，或甚至只是遇到他人的時候也是如此。另外，登山運動本身具有一種純粹的探索本質——探索人類的潛能、做一些以前沒有人認為做得到的事、查明幾近未知領域的真相。它提供對比，有助於平衡像我們這種都市背景出身者的生活。不管怎樣，我認為有熱情或興趣總比什麼都沒有好。有人對生活沒有多大興趣、得過且過，也有人對某件事——無論什麼事——真的有興趣而且熱中，我發現我更能夠和後者產生共感。艾瑞克．希普頓相信，如果一個人能夠真的說他在生命中已經找到某個他非常樂在其中而且深感滿足的東西，那他非常幸運，而且這種人非常少見。還有，」我帶著防備補充說，「我喜歡山！」

喬的話不多，我敢說他在想：「屁話一大堆！」也許我試圖證明這一切正當性的對象是我自己。「這種話在攀登之後說更有意義，而不是在攀登之前，」我想，「我們什麼都還沒有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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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線外（節錄）

外面夜在怒號。風繞著強卡邦峰的白色大岩石盤旋，然後撤退，憤怒地吸氣，在山外重振受挫的力量，以再次穿破黑暗返回。山脈綿延不斷。只有攻頂之夢幫助我們緊緊依附在它的身側。

凌晨三點，漆黑一片。「外面聽起來他媽的恐怖。」喬說。

在帳篷裡面感覺向來是如此——劈啪作響的牆面似乎在晃動，持續不斷地恐嚇著災難即將到來，並把帳篷變成一個音箱。喬仍然躺在外側，只靠牆面鼓起的尼龍布讓他固定在位置上，在狂風大作時，帳篷的側面還差點幫他翻身。幸好，前一天晚上我已經鑿下冰塊，準備融化它來做早餐，不久我就把鍋子放在爐子上了。爐子的火焰再次保證我們有權利待在這裡，決不屈服。帳篷的牆面推移著內部的空氣，火焰因此稍微左右搖擺，好像它不斷滑倒再自行扶正似的——雖然搖搖晃晃，但始終都能恢復平衡。

到了六點半，我們準備動身了。我們帶的裝備很少，只有一人一條登山繩、一個睡袋和一個露宿袋，還有一個爐子、一個鍋子和一些食物。

「要回到上面那裡，會是一段又長又冷的路程，」我說，「你想要先走，把最高點下方的繩子整理好嗎？然後你可以準備確保，好讓我當先鋒攀登最上方的繩距。用上升器爬大岩溝可能會讓你很興奮。」

喬同意了，我很感激。我不想當第一個用上升器攀登大岩溝的人，也希望他自己發現那是什麼感覺。

風速每小時高達五十英里，而且冷到令人痛苦萬分。每隔十五分鐘，我就得停下來，解開連身服和羽絨衣前面的拉鍊，把兩手深深插進腋窩，牢牢夾著手指。「如果這種情況再持續下去，我很快就無法再讓它們暖起來。」我想。我必須要嚴格自律才能分辨我的手指何時瀕臨危險，因為末梢很多都已經麻木了。

喬忘了綁緊最高點下方的繩索——他誤會我的意思了。不過，沒關係。我們有一條舊的九花繩（hawser laid rope），我們認為夠用到抵達那道斜坡，而且之後應該不需要了。我拿下背包，交給喬，然後開始爬這段繩距。一整天的攀登就在眼前，我們不知道夜幕降臨時自己會在哪裡。這是我心中排行第一、必須一步一步走過的一天。但是眼前的問題是大岩溝。

岩石上結了很多冰，但我想避免使用冰爪。首先，我必須從喬所在位置越過岩溝右側的山壁，才能到達它的底部。途中有一些很好的掛鉤狀抓握點，不久我就爬到了他頭頂十五英尺的地方。但是，我的手指又再度失去了所有感覺；我把繩梯夾在長釘繩圈上，雙腳卡在其中，試著讓它們暖起來。我知道我可以用麻木的手指繼續爬，但這會造成永久的傷害，而且我們還要爬上好幾天。在我用滑稽的動作恢復體溫時，喬不得不在寒冷中等待，就算他很討厭這樣，卻從來不抱怨。然而，這是我們第一次被迫鋌而走險，在陽光照射的範圍之外攀登——這是一個好藉口。

我用手橫移越過了一片彎進岩溝裡的頁岩，在下面的花崗岩上面找到小小的片狀踏足點支撐我的腳。不久，我就來到大岩溝旁邊的位置，不確定我要是撲過去，我的腿會不會伸到另一邊的一個小踏足點。我深吸了一口氣，感覺好像從一個安全的碼頭踏進一艘沒有拴住的小船似的，然後猛撲過去。我的腳錯過了踏足點，但我靠著大岩溝左側用雙手穩住自己，小心翼翼調整為大字型的跨姿。二十英尺後，大岩溝從垂直變成懸垂。右邊的岩壁沒了，使我無法再維持跨姿。我在裂縫中放入一個固定岩楔，夾在裡面，因缺氧而喘著大氣。我往後扭頭，環顧四周。

這是我曾經置身過的情況中最令人驚嘆、興奮的一個。我低頭望過去，看到懸掛在空間邊緣的喬，而在我的正下方，我們的整條路線不見蹤跡。一千多英尺之下是二號營，可是上塔在我的下方卻縮成那麼小，而且空氣如此清新，感覺距離近到仍是我們的歇息之處。在冰原之外，從我所在的高度看去，在拉曼尼冰川和巴格尼冰川之間的山脊上起伏的坡度和尖峰全都變得一片平坦。這座山脊在我腳下的大地上劃出一條垂直的線條，介於明與暗、白色與棕色、已知與未知、已探索與不得進入之間。一號營的黑點是我們經過那片荒野的唯一標誌。大岩溝的岩石似乎穩坐在這座山的邊緣上。我正好在將近四千英尺下的帳篷上方。有一瞬間，我飛馳在這個滿布皺褶的世界上空。

在我頭頂上方，被擋住的太陽散發出一池白光，四周環繞著一條彩虹，其中有一道巨大的彩色弧線橫跨在天空中。高空大氣中的冰晶在太陽周圍形成光暈，這是鋒面接近的典型前兆。我在想喬是不是也解讀到了這些跡象，以及風暴何時到達；我希望它不會太大。

矗立在岩溝上方的大石塊懸在我的頭頂上方。我懸掛在固定岩楔上，身體往外傾斜，推了推它。它沒有顫動，所以我往上移到岩溝更高處的另一個固定岩楔上，拉開一條腿，然後踢它。我不想移動它，以防它切斷繩子或砸到喬。它可能有半噸重。由於沒有跡象顯示它在動，所以我認為與其冒險繞過它的外側，不如試著從它內側鑽過去比較安全。

我一扭動肩膀進入洞裡，雙腳就懸吊在空中。經過很多次不體面的蠕動和拉扯之後，我突然擠了出來，掉在一些雪上。從上方看，大石塊似乎在一個對抗地心引力的高處維持著平衡，於是我迅速移開我的重量。抬頭一望，我看到雪，是我爬了四千英尺以來見過角度最容易攀登的雪。在我擠出「鑰匙孔」後，才終於好像打開了通往攀登的大門——現在肯定什麼都阻止不了我們了吧？

「我在斜坡上！」我在風中大喊。

不出幾秒，太陽就移到我身上，幫忙拉近外在和內在的暖度。我綁緊一根繩子，好讓喬用上升器攀登，然後開始把我的背包拉上來。喬靠近我的時候，不得不卸下他自己的背包，把它固定在我的背包上，這樣他才能夠把背包和他本人分別從鑰匙孔擠出來。他很高興能加入我曬太陽的行列。

「爬到那道斜坡實在太棒了。那才是真正的征服，無法估量的難關已經過
去了——峰頂就在又長又冷又累人的一千英尺之外。」

陽光微弱，但現在我們可以活動，讓四肢變暖。我們卸下大部分金屬裝備，隨身攜帶兩條繩索和一小把的岩釘、繩環和鉤環。我們仍然堅持每次一個人當先鋒攀登兩段繩距的模式，我迅速動身，在我們上方的雪地踢著步階，以穩定的節奏插入冰斧和冰鎚的尖刺，攀升而上。能夠這麼自由地移動，這麼輕鬆地開始攀升，是一種喜悅。卸下大部分的金屬裝備之後，感覺差別很大。

另一個岩石拱壁聳立在我們上方，在我們與鋒頂斜坡之間揚起它的頭。我正在爬的是不穩定的粉狀雪，因此我決定瞄準這些岩石，取得岩石確保，以策安全。為了到達最近的點，我不得不從對角線方向穿過斜坡。就在我觸及岩石的那一刻，繩索也不再從喬
那裡傳過來了。它剛好夠長。

喬很快跟上我。我們拋掉上升器，以我們熟悉的阿爾卑斯風格攀登，移動得有如一個流暢、合體的單位，我們的背包只裝著生存必需品。放開固定繩索，我們之間的繩索從主人降格為僕人。至少有一段時間，我們可以完全依靠這座山，而暫時不必垂掛在脆弱繩線上。先鋒攀登者和後繼攀登者可以共享攀登動作，不再需要用上升器，經過彼此已經成功攀登的垂直陡坡。動作變得非常重要。下午的時間一點一滴過去，我們志在攻頂，而速度將是我們唯一的防護。

「這一定是那道斜坡，」我說，「因此我們應該繼續向右邊橫移。它應該會彎曲向上穿過這個拱壁，到達峰頂雪原。」

但是，喬認為我們應該直直地往上，沿著一條更直接的岩溝路線穿過岩石拱壁。「看起來還可以，距離會短很多，而且更容易垂降。」他說。另外，他不喜歡這個雪地的狀態，並且考慮到沒有可靠的岩石確保，做太多橫移會更加危險。我擔心岩溝可能太難了，我們會在它上面浪費太多時間。但先鋒是喬，所以下決定的人是他。從我脖子上取下幾個繩環之後，他就出發了，而在抱住岩石的底部之後，他攀登了一段困難的對角線繩距，經過冰土混合的地面，向上進入岩溝。

岩溝的上半部分從我們的視線不可見，被一座五十英尺寬的冰坡遮住，冰坡在八十英尺高的地方隆起。喬爬過一小段石階，在冰上平穩地爬上隆起處並翻越過去。很多碎冰開始掉落，繩索的移動不再平穩。冰的質地從白色、透氣、結實變成黑色、堅固、硬邦邦的水冰。喬在這個傾斜六十度、猶如鋼鐵的冰面上，朝著岩溝的左側爬了三十英尺，來到溝壁圍攏之處。在攀爬時，他試圖用冰鎚打入冰釘（ice peg）來保護自己。冰太硬了，以至於冰釘才進了一、兩英寸多，它就裂開了，他不得不把它們綁起來。冰釘提供給他的保護只比心理作用再多一點。經過之前所有的攀登之後，他的冰斧、冰鎚的鶴嘴和冰爪的尖端全都鈍了，必須用力揮動，穿透程度才足以提供支撐。在精神上和生理上，這都是一段令人筋疲力竭的繩距，到了喬打進一根岩釘的時候，他的前臂和小腿肌肉都抽筋了。他設法在冰上鑿出一個小小的踏足點而得以站立，然後把繩索拉緊。

「我發現這很難。」在我最終到達時，他說。空間不多，我發現我四肢攤開圍著他，一隻腳在冰上，另一隻腳在溝壁上。我極度享受這段繩距，在這條路線上，我第一次能夠在上方架繩的安全確保下，盡享艱難的技術攀登之樂。

「對不起。」我說，因為在設法經過他的時候，我有一半懸掛在他的安全吊帶上。

「你差不多該洗個澡了。」喬說。

我回到原來的話題。「對啊，最後一段很麻煩。我們現在要去哪裡——右邊那裡？」

喬同意，他在我攀爬時一直在衡量下一段怎麼走。在岩溝後面的右側有一條明顯可
行的路線，位於岩石和冰交會的破碎地面上。從我們所在的位置無法判斷它的角度和難
度。

我試圖看起來盡可能有自信又有力量，做了幾次深呼吸，大力用前爪攀登十五英尺，穿越岩溝，直到一隻腳可以橫跨在一根尖石上，然後用另一隻腳的冰爪刮著冰面，直到我重心平衡為止。

對我來說，這是一段完美的繩距。每一個動作都是複雜又精細的技術性動作，但是經過兩三個動作之後，我就能夠重新找到平衡。我測試和應用了曾經使用過的每一種技術，半自覺的大字型攀登、塞手塞腳、煙囪爬法、側身、推撐、指拉（finger pull）、壓力支點（pressure hold）的無數組合統統用上。攀登上塔時那段雜技般奮力掙扎的繩攀已被遺忘，讓位給這段最上乘的岩冰混合攀登。我感覺操控自如，也知道從腰間看到繩索彎垂於空曠中的快感。我和身邊的空氣一樣輕盈，彷彿踮著腳尖跳舞似的，非常放鬆，估量著每一個動作，尋求最省力的方法。用眼睛說話，用雙手說話，讓一切順著你的心流而出。真正的溝通、真正的交流是沉默的。契訶夫曾經說過，當一個人能夠用最少的動作執行某個明確的行動時，就是上帝的優雅。這是我一個人孤獨的追求，直到繩子的晃動提醒我，我必須停下來，確保自己的安全，而且我有一個同伴。回頭看喬，我才發覺天色已經很晚了。岩溝變成了一座金色的露天環形劇場，懸立在黑暗的邊緣。

對隨後攀登的喬來說，這是一段尷尬的繩距：

「繩索把我往右拉；我不得不爬進岩溝後面，但每次都被繩索拉到失去平衡。我對彼得大喊，但他似乎沒聽見，我也無法把鬆弛的部分拉下來。我一邊熱切地祈禱他的確保做得很好，一邊在繩索上擺盪，跨過岩溝，抓住另一側的岩石。」

我們對彼此的知覺，以及我們的力量，在兩人之間如波浪般流動。現在，當喬到達時，我才如被電擊般驚覺他很累。有一會兒，我們拋開了兩人之間的沉默面具。在我們上方將近三百英尺處，岩溝似乎終止在緊靠著峰頂斜坡的一個頂點。我們上方的狹窄雪坡因為散布著岩階而不平整，沒有我們可以過夜的平台。

「如果你願意，我就帶頭，我們去脊頂。」我說。

「好啊，我有點累了。」喬說。

我充滿了急迫感，決心直到抵達脊頂前都要待在陽光下。這個自創的遊戲把我們從黑暗的手裡拉出來，給了我一股力量，跟著動作的節奏，心情無比興奮。岩溝被雪蓋住了，而當我用腳向上攪動它時，粉雪直接傾瀉而下。空氣變得愈來愈冷，但是光線卻是溫暖的紅色。太陽督促著我往上爬，彷彿我正乘著陽光的粒子往上飛升。

Meters書系總序

推薦序／張元植
導讀／詹偉雄

前言：一對無與倫比的夥伴／克里斯•鮑寧頓（Chris Bonington）
第一章　從西方來
第二章　聖地的邊緣
第三章　第一塊石頭
第四章　屏障區
第五章　存活
第六章　復元
第七章　上塔
第八章　線外
第九章　下降到悲劇之中
第十章　外界

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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