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向左，資本向右：新世代的階級與貧富裂痕，尋找修復的終極解方

───比爾‧蓋茲「2019年夏季必讀五書」───

資本主義正在撕裂我們的國家、社會與家庭
造就整個世代全新的集體焦慮

世界知名經濟學家保羅‧柯利爾，深入剖析資本主義的困境
深入闡明改善之道及如何達成務實的願景

★牛津大學、哈佛大學經濟學權威
★TED演講近200萬次點閱
★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經濟類推薦選書

一股新的力量正在分裂社會：大城市和郊區小鎮、核心地區和邊境、擁有專業技能的菁英與缺乏教育者、富裕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隨著這些分歧的加深，也漸漸令人們對戰後崛起的社會民主失去道德義務。目前為止，這些裂縫只能透過民粹主義和社會主義復興得到回應，也導致美國川普當選總統、英國脫歐付諸實行，和德國民意重返極右派的懷抱等現象崛起。

我們總是聽聞太多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但至今仍沒有任何人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透過這本充滿熱情與激烈辯論的作品，經濟學家保羅，柯利爾描繪如何以原創及道德的方式來治癒這些傷痕，透過經濟、社會和文化，以冷靜的實用主義取代狂熱的復興運動。其中他也揭露身處於這些分歧當中的親身經歷，包括從藍領階級的雪菲爾德區搬到競爭激烈的牛津，在英國與非洲兩地間往返工作的經驗。

他所提出的解決方案借鑒於全球最傑出的社會科學家，向我們展示如何從資本主義中獲得自我救贖，藉此擺脫二十世紀的智慧包袱。

本書特色
★繼托瑪．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之後，對資本主義的經典論述。
★詳細闡述當今資本主義所面臨之困境，並以現狀為例深入剖析，跨足家庭、企業、國家、世界四個層面。更提出具體可行的解方，以及可供未來社會擘畫之願景。
★貧富、城鄉差距的問題在歐美已蔓延，台灣社會的情況雖較樂觀，但問題也已逐漸在各層面浮現。認知此一事實，並借鏡國外的思想與作法、超前佈署，提升整體的社會福利，是每一位公民都可以盡的一份心力，同時也是一份責任。

專業推薦
余朝恩│清華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沈榮欽│加拿大約克大學副教授
葉浩│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萬毓澤│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換言之，整本書的論述，能如此堅定，其實在於：他相信未來。這並非不切實際的幻想，相反，保羅•科利爾面對現實，面對那讓人覺得難以翻轉的現實。他的目的在提出解方。不僅是呼籲，在許多的層面上，尤其政策上，作者以其經濟學專業，給出了建議。
──朱嘉漢│作家

國際名人、媒體一致肯定與讚譽
在這本知識跨界的大膽書籍當中，傑出經濟學家柯利爾涉險進入道德領域，憑以解釋資本主義什麼東西出了錯，還有如何矯正。
──《正義》、《錢買不到的東西》作者，桑德爾（Michael Sandel）

今之時日真是迫切需要柯利爾的洞見。《社會向左，資本向右》讓我們的道德觀重拾良知，可全書也描述道德觀扮演重大角色，合力讓家庭、企業組織及國家發揮作用。《社會向左，資本向右》是凱因斯以來，社會科學最空前一新的作品。且讓我們盼望，它也能成為最具影響力的書。這段時候，真迫切需要柯利爾的深刻見解。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

三十年來，中間偏左政治學一直在尋找敘事而了解市場經濟。這本書便有提供。
──牛津大學聖約翰學院院士，《迂迴的力量》、《玩別人的錢》作者，約翰‧凱（John Kay）。

資本主義對富裕的都市居民，是贈禮，而且繼續贈送下去。對他人來講，現在資本主義不管用。柯利爾以平等的手法，運用熱情、實用主義及良善經濟學，來制定替代方案，解決撕裂那麼多西方國家的種種分裂。
──前英格蘭銀行行長，默文‧金（Meryvn King）

論述投入且析理完善……柯利爾的批評或他開立的療方，半點也不與社會主義相干——一如亞當‧斯密這位經常被誤解的現代經濟學之父。柯利爾談的是讓市場系統重拾道德感受力，而現今市場系統未能發揮其潛力。
──《華盛頓郵報》

雄心勃勃，試圖重申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制的目標。
──彭博新聞

更為公正良善的世界，讓舉世眾生，包括世上最窮苦的人，都能在其中欣欣向榮。依柯利爾看來，忠於國家非但不會損害那種世界，反而是更穩固的磐石，促進全球合作，更勝抽象的全球主義，後者太常充當面具，掩飾不開明的利己。柯利爾打算如何修好富裕民主政體不復民胞物與的現象呢？《社會向左，資本向右》書中充斥著創意十足的提議……他的「扎實中間思想」，實可貢獻良多。
──《紐約時報》書評

 

保羅‧柯利爾　Paul Collier
牛津大學布拉瓦尼克政府學院經濟與公共政策教授。著有《The Bottom Billion》、《The Plundered Planet》、《Exodus》等書，並與Alexander Betts合著《Refuge》。
曾於哈佛大學與巴黎政治學院擔任教職，2014年受策封為爵士，並獲得英國國家學術院的院長勳章。

潘勛
臺大外文系畢、臺師大譯研所肄業、彰化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研究生，現任世界日報編譯，獨、合譯書籍四十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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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朝恩│清華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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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浩│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萬毓澤│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換言之，整本書的論述，能如此堅定，其實在於：他相信未來。這並非不切實際的幻想，相反，保羅•科利爾面對現實，面對那讓人覺得難以翻轉的現實。他的目的在提出解方。不僅是呼籲，在許多的層面上，尤其政策上，作者以其經濟學專業，給出了建議。
──朱家漢│作家

國際名人、媒體一致肯定與讚譽
在這本知識跨界的大膽書籍當中，傑出經濟學家柯利爾涉險進入道德領域，憑以解釋資本主義什麼東西出了錯，還有如何矯正。
──《正義》、《錢買不到的東西》作者，桑德爾（Michael Sandel）

今之時日真是迫切需要柯利爾的洞見。《社會向左，資本向右》讓我們的道德觀重拾良知，可全書也描述道德觀扮演重大角色，合力讓家庭、企業組織及國家發揮作用。《社會向左，資本向右》是凱因斯以來，社會科學最空前一新的作品。且讓我們盼望，它也能成為最具影響力的書。這段時候，真迫切需要柯利爾的深刻見解。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

三十年來，中間偏左政治學一直在尋找敘事而了解市場經濟。這本書便有提供。
──牛津大學聖約翰學院院士，《迂迴的力量》、《玩別人的錢》作者，約翰‧凱（John Kay）。

資本主義對富裕的都市居民，是贈禮，而且繼續贈送下去。對他人來講，現在資本主義不管用。柯利爾以平等的手法，運用熱情、實用主義及良善經濟學，來制定替代方案，解決撕裂那麼多西方國家的種種分裂。
──前英格蘭銀行行長，默文‧金（Meryvn King）

論述投入且析理完善……柯利爾的批評或他開立的療方，半點也不與社會主義相干——一如亞當‧斯密這位經常被誤解的現代經濟學之父。柯利爾談的是讓市場系統重拾道德感受力，而現今市場系統未能發揮其潛力。
──《華盛頓郵報》

雄心勃勃，試圖重申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制的目標。
──彭博新聞

更為公正良善的世界，讓舉世眾生，包括世上最窮苦的人，都能在其中欣欣向榮。依柯利爾看來，忠於國家非但不會損害那種世界，反而是更穩固的磐石，促進全球合作，更勝抽象的全球主義，後者太常充當面具，掩飾不開明的利己。柯利爾打算如何修好富裕民主政體不復民胞物與的現象呢？《社會向左，資本向右》書中充斥著創意十足的提議……他的「扎實中間思想」，實可貢獻良多。
──《紐約時報》書評

推薦序

從焦慮通向未來
──朱嘉漢（作家）

閱讀《社會向左，資本向右》，你首先可以感受到一種相當古典的理想感，有點天真卻不是純然浪漫——事實上行文間不難看出他無比清楚他的主張多麼難實踐——去呼籲世界。是的，並非一小群菁英或是某個特定領域，在這龐大分工的世界體系下，就算任何的叫喊其實難以跨過文化、階級、國家的分隔，他還是這麼做了：呼喊。不僅是對當代，更大的目標，是面向未來的呼喊。

換言之，整本書的論述，能如此堅定，其實在於：他相信未來。這並非不切實際的幻想，相反，保羅•柯利爾面對現實，面對那讓人覺得難以翻轉的現實。

未來，是的，我們必須回到這本書的原始標題：「資本主義的未來：面對新的焦慮」（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Facing the New Anxieties）。他點出了「目前的未來」：我們面對的未來，是確然可信的反烏托邦。

那麼，還有什麼好談的呢？事實上，他同時指出，面對這一切，其實是有答案的。如果並非悲觀，「未來」的可能，正在於「面對焦慮」。回應「新的焦慮」的關鍵，則在於「老舊的意識形態」。若今天全世界的困境在於分裂、光譜的激化、民粹，又以川普當選、極右派興起、英國脫歐為警訊，這些歷史上反覆歸來的危機，其實是相當漫長存在的問題。

認識這本書，這個基本立論相當重要。無論可能性多少，他的目的在提出解方。也才能明白，為什麼第二部會以「恢復道德」，連續談了國家、企業、家庭、世界等道德。光這部分，接近全書的一半。

乍看我們可能是某種過時的呼籲，但作者出自於經濟學的專業，相當有說服力的將基本問題指出：所謂「經濟人」（economic man）的人性預設，已經根深蒂固。而以這樣的預設，功利主義的道德倫理思考，導致責任一事，在於國家，而非公民。

「人類需要使命感，而資本主義目前沒有提供。其實它是可以的。」

是以，資本主義不需全盤否定，不需推翻。資本主義可以繁榮，可以講道德，也支持尊嚴與歸屬感。道德的根本，在於各個層面，尤以個人能夠在此自覺承擔的責任感。

這樣的解方思維，不僅是將原先資本主義造成的激化、失序彌補，甚至能夠繁榮。或是說，資本主義原來就應該如此。

不僅是呼籲，在許多的層面上，尤其政策上，作者以其經濟學專業，給出了建議。確實，我們所有的政策，包括看似文化、教育，永遠都有經濟層面的必要考量，而非在真空狀態思考。

這些政策，真的可能嗎？作者當然不讓讀者（包括世界的菁英、領袖們、企業家們）有迴避的空間，他的答案簡潔有力：「不計成本」。

新的焦慮，正是我們的未來，且是不需要推翻資本主義的，不需要大革命的，更好的未來。

何況，這些從來不是憑空創造，而是過去曾經有機會做好的事，只要我們願意不計成本的再去做一次。去包容，去承擔責任，從面對焦慮開始，朝向未來。

 

序（節錄）
我們的社會正遭深沉的不和所撕裂。這些不和挑起人們新的焦慮及憤怒，帶給政治新的怒火。這些焦慮的社會基礎，地理、教育、道德都有。地方反都會；北英格蘭對抗倫敦；內地對抗沿海。學歷較低的人反抗高學歷的；勞苦工人不滿「吃霸王飯的」及「尋租者」。教育較低的人在各省辛苦謀生，他們已取代勞動階級，成為社會革命力量；取代穿草鞋的人，是冷漠的人。那麼，這些人在怒什麼？

地點已成為新近抱怨的面向之一；有很長一段時間，地理上的經濟不均本來縮小，最近卻快速擴大。縱觀北美、歐洲及日本，都會區正猛烈超前全國。它們比起各省，不僅變得遠遠富有，合群上也變得疏離。大都會經常是國家首都，現已不復代表全國。

這些都會區活力旺盛，經濟增長不凡，可是即便在其內部，分配不均都很嚴重。新近吃香的既不是資本家，也不是尋常勞工，而是高學歷有新專長的人。這類人已把自己打造成新階級，在大學裡聚會，發展出新的共有認同：受景仰係來自技術專長。他們甚至發展出截然有別的道德觀，把一些特徵，如少數族裔、性欲取向，抬高成團體認同，即「受害人」。基於他們對受害人團體獨特的關切，他們宣稱道德比教育較低的人來得優越。既已塑造自己為新統治階級，高學歷人士對政府及同儕的信賴程度空前未有。

高學歷人士的財富飆升，連帶拉抬全國收入平均值，教育較低的人，不管在都會區還是全國，目前陷入危機，被烙上「白領勞工階級」的難聽名稱。地位下跌的症候始於有意義的工作消失。全球化已把許多半技術工作轉移到亞洲，而且科技變革消滅別的很多工作。喪失工作，讓兩個年齡層的群體受創特別重：年紀較長的工人，還有初次覓職的年輕人。

失業在年紀較長工人之間，經常導致家庭破碎、嗑毒酗酒及暴力。在美國，由此導致的生活目標感崩塌，可以由沒讀大學白人的平均壽命下降看得出來。這件事發生的同時，醫學前所未有的進展，讓較優勢團體的平均壽命快速上升。在歐洲，社會安全網讓這些後果引發的極端行為隱而不彰，只是症候群也散得很廣，比如在受創最重的城市如黑潭（Blackpool），平均壽命也在下降。失業的五十多歲人飽嚐苦澀。只是低學歷的年輕人也沒好過到哪裡。歐洲很多地方，青年大批失業；義大利目前三分之一的年輕人失業，就業機會短絀的規模，是一九三○年代大蕭條以來僅見。種種調查顯示，年輕人悲觀程度空前未有；大多數青年認定，自己比起父母，生活水準會降低。這一點倒不是胡思亂想；過去四十年間，資本主義的表現惡化了。二○○八到○九年的全球金融危機踢爆這個狀況，只是從一九八○年代開始，這種悲觀氛圍就慢慢滋長了。資本主義的核心信譽，就是讓全人類生活水準穩定上升，現在完蛋了。它是持續提攜某些人沒錯，另些人則忽略了。資本主義象徵中心的美國，一九八○年代出生的那世代人，比他們父母同年齡時，半數絕對過得比較糟。對他們來說，資本主義不管用。鑑於一九八○年以來，科技及公共政策都有龐大進展，所以資本主義的失敗令人震驚。這些進展本身仰賴資本主義，讓大家的生活都有長足改善，是完全可行的事。只是現在大多數人都料想，自己子女的生活會比他們的來得糟。美國白領勞工階級中，這種悲觀上升到驚人的百分之七六。歐洲人甚至比美國人更悲觀。

學歷較低者的憎恨，還沾染上恐懼。他們察覺到學歷高的人在自行疏遠，合群及文化兩方面皆然。而他們斷定，這種疏遠，以及更受青睞團體的崛起，兩者感受起來，就是福利被拿走，減弱他們自己求救的權利。他們對社會安全網的未來，信心受到侵蝕，而這種現象發生的同時，他們對社安網的需求卻已增加。

焦慮、憤怒及失望切碎人們的政治忠誠、對政府的信任，甚至彼此間的信賴。學歷較低的人是造反的骨幹，讓川普（Donald Trump）在美國總統選舉擊敗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在英國則是脫歐派戰勝留歐派；在法國，勒．班（Marine Le Penn）及梅蘭雄（Jean-Luc Melenchon）的造反政黨斬獲四成以上的選票（也讓敗選下台的社會黨得票率萎縮到低於一成）；在德國，執政的基督民主社會民主聯盟得票率也縮水，讓極右派的「德國另類選擇黨」在國會變成正式反對黨。教育的分裂更因地理的分裂雪上加霜。投票時倫敦大力支持留歐；紐約選票大多支持希拉蕊；巴黎避勒．班及梅蘭雄唯恐不及；法蘭克福則不喜另類選擇黨。激進的反對勢力來自各省。譁變與年齡有關，但可不是老青對抗那麼簡單。年紀較長的工人技能失去價值而邊緣化，年輕人踏入黯淡的就業市場，兩者都轉向極端。在法國，極高比例的年輕人投給換副嘴臉的極右派；在英美，他們大多數投給易容喬扮的極左。

自然不容真空，選民也一樣。已發生的與本可行的兩者之間有鴻溝，脫胎於此鴻溝的挫折感，已造出能源波，滋養守在左、右兩派的兩類政客：民粹人士及意識形態信徒。資本主義上次出軌，即一九三○年代，也發生同樣的事。因此湧現的危險，一九三二年赫胥黎（Aldous Huxley）寫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及一九四九年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1984），已說得水晶般透澈。一九八九年冷戰結束，似乎開啟可靠的未來，而那些災難一切都成為過去：我們已抵達「歷史的終結」這個永恆的烏托邦。但現在，相反地，我們面對的未來，是確然可信的反烏托邦。

這些焦慮是新的，老舊的意識形態突然跑出來提供答案，讓我們回到老生常談的左右對峙。意識形態提供的組合很誘人，把簡單而相當確信的東西，與通吃一切的論述兜在一塊兒，任何問題都能有信心地回答。死而復生的意識形態有十九世紀的馬克思主義、二十世紀的法西斯，還有十七世紀的宗教基本教義派，這些都曾誘惑社會，發生悲劇。因為這些意識形態失敗過，所以大多數追隨者都跑了，沒幾個奉持它們的政客能帶領這次捲土重來。那些意識形態，只殘存在小型組織裡，信眾淺嘗教派的偏執心理學，又狹隘到不肯面對過去已失敗的真相。共產一九八九年崩潰，在此之前十年當中，還信馬克思的人認為，自己正生活在「資本主義末期」。民眾對那次共產崩潰的記憶，目前已經淡到足以支持它東山再起；新書如潮水，重炒冷飯。

誘惑力與意識形態信徒有得比的，是另一種政客，即有領袖魅力的民粹人士。民粹人士甚至連意識形態的粗淺分析都省了，直接跳到乍聽之下很對的答案。所以，他們的策略是用萬花筒般的娛樂手法，叫選民分心，不做較深遠的思考。擁有這類技巧的政治領袖，源自另一個小圈子，即媒體名流。

雖說新裂隙衍生焦慮及憤怒，讓意識形態信徒及民粹人士肥滋滋，但兩派都沒能力解決問題。這些裂隙都不是往事重演，而是複雜新現象。只是在他們激情落實自己「萬靈丹」解方的過程中，這些政客倒是能造成重大傷害。當前我們社會遭傷害的過程，是有可行的挽救之道，但並非源自意識形態的道德激情，也非民粹的因果跳躍。解決之道立足於分析及證據，所以要用到務實冷靜的大腦。本書所提的政策都很務實。

然而激情並非沒有容身之處，它還充斥於這本書中。三大險峻裂隙已撕開我們的社會，而我的人生每一個都經歷過。雖說我還神智清醒，但激情烙印於我心之中。

勃興的大都會與破敗的各省城市間的地理分裂，我親身領教過。我的故鄉雪菲爾德（Sheffield）成為破敗城市的象徵，由《一路到底：脫線舞男》（The Full Monty）這部連續劇，把當地鋼鐵業的崩潰化為不朽。我經歷這齣悲劇：我家的鄰居失業了，有個親戚找到的工作是打掃廁所。與此同時，我搬家去牛津，當地成為都會成功人士的首選歸宿：我家的郵遞地區，屋價與收入的比率，目前是全英國最高。

謀生技術及志氣，在超級成功人家與解體陷入貧窮人家之間的分裂，我也親歷其境。十四歲時，我與堂妹並駕齊驅，生日是同一天，家長都沒受過教育，兩個青少年都錄取就讀重點中學。她的人生因為父親早逝而脫軌；失怙之後，她沒到二十歲就生了小孩，伴隨而來的缺點及羞辱一個也不少。同一時間，我的人生循著轉型的每個踏腳石而前進，由中學取得牛津大學獎學金1跟我一樣，出生在約克郡，爸媽沒受多少教育。《不羈吧，男孩！》（The History Boys）講述的就是他的故事，談社會流動性，出身寒微而讀到牛津，跟我的故事十分類似。但他成長於遠為時髦的里茲（Leeds）市。為了強調他跨越的社會鴻溝，他把自己劇本場景設定在我的故鄉，而非他的。第一幕結尾時，主角以漸漸加強的聲音，歷數自己的不利之處：「我長得不高，我同性戀，我家鄉在雪菲爾德。」他不是雪菲爾德人，我才是。事實上，班奈把背景設在我的中學（比起班奈本人，我還更「不羈」一些）。自此而往，更多臺階帶我通往牛津、哈佛及巴黎各大學的教職。唯恐這樣還無法滿足我的自尊，工黨政府頒授大英帝國司令勛章（CBE）給我，保守黨政府授我騎士爵位，我英國國家學術院（British Academy）的同仁授我學院的「院長勛章」（Presidential Medal）。分道揚鑣一旦啟動，就自有動力。我堂妹的女兒們十七歲還沒過當上青少女媽媽。而我十七歲的孩子則由全國最佳學校，取得獎學金。

最後，我經歷過全球貧富的分裂。美、英、法富裕得趾高氣揚，我每個國家都舒服地住過，非洲則貧窮而絕望，而我目前在那兒工作。我的學生大多是非洲人，他們畢業後選擇生涯時，就得面臨這種嚴厲的對比。有位蘇丹籍學生，讀完博士後一直在英國工作，目前他面臨抉擇，是要留在英國，還是返國到總理辦公室效力。他已決定要歸國；他是異數，蘇丹籍博士留在倫敦的人數，要多於在蘇丹。

這三個駭人的分裂，不僅是我研究的問題，還是悲劇，最後界定我的人生使命感。我寫作這本書，原因正是如此：我想改變這種情勢。

推薦序　
從焦慮通向未來──朱嘉漢

一　危機
第一章　新的焦慮

二　恢復道德
第二章　道德的基礎：由自私基因到講道德的團體
第三章　講道德的國家
第四章　講道德的企業
第五章　講倫理的家庭
第六章　講道德的世界

三　恢復包容的社會
第七章　地理分裂：勃興的大都會，破產的地方城市
第八章　階級分裂：通吃與分崩離析
第九章　全球分裂：贏家，還有落後國家

四　恢復能包容的政治
第十章　打破極端

一個講道德的世界，會是什麼模樣？意識形態信徒各有其配方。功利派會要求一個父權、全球政府，挑起安排財稅轉移的責任，以達成「最多人的最大快樂」。勞爾派的律師在聯合國影響力日增，伸張「人權」。參加這齣大合唱的還有女星安潔莉娜．裘莉（Angelina Jolie）等感情大放送的民粹名流，堪稱有心無腦，要的是「全球和平」。

相反地，假如我們運用第二章的核心準則，我們就可以設想一個道德世界，可堪比擬道德國家、道德企業及倫理家庭。

準則一：體察到對其他社會，有並不看互惠而定的責任，那便是「救援的義務」。這些包含對一些團體的責任，比如難民、罹遭大難的社會，以及連初級司法都沒有的地方。

準則二：在那些有意願更進一步的國家當中，建構影響廣遠的互惠責任。

準則三：支持這種互惠的，是體認到團體裡，大家都是成員，依據共同目標的行動而促進每個參與者的開明利己。

1945年的國際局勢，與講道德世界相去之遠，實非想像所能企及。當時有四個行之以久的夢魘。我父母那一輩人打從知曉人事以來，三分之一時間活在全球戰火當中。他們出生時，全球經濟很興旺，但接下來崩潰，進入保護主義「叫你鄰居變乞丐」的投機競賽，而導致彼此元氣大傷，貧弱下來。他們歷經帝國時代──英國、法國、俄羅斯、日本、奧地利、葡萄牙、比利時、德國及義大利──而時代在各帝國道德荒謬太明顯的壓力下解體。他們經歷過法西斯及馬克思意識形態導致的恐怖；兩種意識形態分別控制了德國、俄國、西班牙及義大利。這些災難沒消散，二戰結束又新添了兩個：第一，新成立的共產政權侵略成性，已控制世上約三分之一人口，看來還想征服剩下來的人；第二，大家馬上面臨現實，中歐大亂，導致大批難民出現。

當時的政治領袖按道理很可能會被「此時不宜」的感受所壓倒。但是相反地，他們開始整合出講道德的世界，使用了前述三大準則。他們察覺出對其他社會，有些責任──救援的義務──不必在意是否互惠，而且開始設法滿足責任。他們開始取用國際間，互惠責任既龐大又沒被開發過的潛力，方法是建立新而使命明確的聯誼組織。他們用因果鏈強化這些組織，用開明利己，取代投機式的追逐自己馬上得利。這些行動成就驚人，而且大有收穫：世界逐漸往好的方向轉變。

但「幸運世代」領袖們繼承了他們的成功，卻不了解創造的過程。聰明的務實主義，由大戰劫灰打造出成功，卻讓位給功利派及勞爾派誘人的意識形態敘事；兩派人馬蠶食掉上一輩傳承下來的東西。當今世界不道德的程度，當然不像1945年，但再次有很多工作要做。當初成就非凡，後來惡化，以及未來的任務，合組成本章的架構。

建設講道德的世界

1945年，領袖們的基本見解乃是：個別國家的投機行為，必須要由同儕施壓，代之以共同責任。但同儕施壓仰賴都體察共有認同，而那是1930年代沒有的東西。新聯誼組織成員國願意接受互惠責任，是循著有使命的行動而共有歸屬感，逐漸累積起來的。

最急切的首要之務在國際安全。為因應蘇聯造出來的恐懼氣氛，新的聯誼組織1949年成形，那便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簡稱北約）。組織中心原則，是成員國之間有互惠的安全保障。共有認同便是民主國家面臨共同威脅。有幾個國家搭便車沒錯，但這種新責任，因為最可靠的開明利己敘事，而得以強化：團結起來，不然就得死。大家言行一致，最關鍵時刻便是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還有1980年代初期部署巡弋飛彈。這些新的互惠責任就維持世界和平，做得很成功，同一時間，共產世界的內部緊張則累積起來。

雖說蘇聯成為新威脅，但歐洲內部，德國這個舊日恐懼揮之不散。僅僅七十年間，法國與德國打過三次生死大戰。開明利己的目標，雖然更為明顯，但居中作梗的，是那幾次戰爭衍生的仇恨。解方則是務實、緩慢、溫和但不斷重複地共同努力，這項過程始於1951年，而且擴大為「歐洲經濟共同體」（eEC）。跟北約一樣，這個聯誼組織的中心原則便是接受互惠責任。

為了拆散1930年代的「叫你鄰居變乞丐」保護主義，另一個聯誼組織成立了，那便是「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簡稱關貿總協）。1947至1964年間，關貿總協敲定六輪互惠的貿易自由化。關鍵動力一樣是開明利己；人人都察覺出保護主義導致什麼慘況。

為因應1930年代的大蕭條，又一個新的各國聯誼組織成立。「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堪稱公開銀行，加入基金必須付明確的會員費用，致力於遵守一組規則及監督，獲取的回報則是碰到危機時，有資格貸款。效果上，基金便是一個龐大的互助保險系統。

支撐這些聯誼組織的共同互惠原則，因「經濟合作暨開發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成立，進一步強化。該組織旨在創造同儕壓力。它透過排行榜（比如「國際學生評估計畫」，評比教育表現）及同儕審核國家政策，來鼓勵各國互相比較。

這些目標特定的聯誼組織各自有其明確、限定的會員權、團體內有互惠責任，以及可信的開明利己，逐漸地轉化這個世界。每個組織以其自己的速度而開花結果，然而，它們累積起來的成就十分驚人。

1989年，北約催生出壯闊結果，蘇聯解體，冷戰結束。歐洲經濟共同體在歐洲範圍內，逐漸安定各國，比如西班牙、希臘及葡萄牙，都成為民主政體；同一時間深化貿易整合，讓較窮國家能趕得上較富國。關貿總協1986年最後一輪磋商，奠定好基礎，讓接下來國際貿易擴張，取得龐大經濟利益。國際貨幣基金擋住多次金融危機，整個這段期間，它最大的紓困行動，便是1976年協助英國解決政治危機；紐約時報當時預測英國危機的走向，寫篇標題為「再見了英國，很高興認識你」的新聞，局面因國際貨幣基金紓困而扭轉。英國獲救，是因為凱因斯等英國前一世代官員建立起國際貨幣基金，因應這種可能狀況。他們稱得上國家英雄。

除了這些互惠責任式的聯誼組織外，全球領袖還建立新組織，旨在履行救援的義務。他們再次發揮智慧。不是把這些救援義務委付個別富庶國家，而是建立起全球機構，使用那些富國之間的互惠原則，以執行新準則，履行救援他國的義務。聯合國難民署（UNHCR）之創設，是為了照顧難民；「世界糧食計畫署」（World Food Programme）之創設，是饑荒時提供食物；世界衛生組織之創設，是想在最貧窮社會，提供更好的衛生照顧。但登峰造極的組織是世界銀行。它的會員分為兩群，富裕國家約束彼此要捐助，而較窮國家則收受那些匯聚起來的錢財。

在當時，這些集體因應救援義務的行動，是空前未有的；是高尚的行動，與互惠責任的崛起相互烘托。沒半個國家質疑任何救援義務該不該做，而且群策群力。事後回想，沒有爭議真是了不起。

與這些新的聯誼組織及履行救援職責義務並行的，是全球領袖在1945年重新建立一種世界政府的原型、全球各國的集會。一戰之後建立的國聯已經失敗且停轉，於是成立聯合國，聯合國安理會用意在戒護世界秩序。安理會跟國聯一樣，儘管善意殷殷，但罕能發揮功效。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這個團體夠小，可以讓互惠實現，但美國及蘇聯的意識形態兩極化，讓該組織無法建立開明利己所需的信任。弔詭的是，聯合國做得最成功的事，是轉化自己成為被排除國的聯誼組織；在那些聯誼組織無法強力發聲的國家，組成了「七十七國集團」（Club 77）。

道德世界受到腐蝕

這些聯誼組織靠互惠而運作，支撐它們的準則是忠誠及公平。隨著實用主義遭意識形態取代，兩項價值也遭「西高工富發」鍾愛的關懷及平等所汰換，接下來要求包容一切則基於需求。為了回應這麼高尚的雄心，聯誼組織都把自己的會員數及抱負給擴大了。

北約由最初十二成員國，成長到目前的二十九國，勢力範圍往東擴大。相形原始那群國家有些真純的互惠元素，北約擴張本質上算是美國把國防安全保障，供應給欠缺國防戰力的國家。歐洲經濟共同體由最早的六成員國俱樂部，擴張成二十八國的歐洲聯盟。法規的領域，由貿易及民主大為擴張，直到涵蓋大多數層面的公共政策。關貿總協自我解散，變成世界貿易組織（WTO），會員數擴大到全球都包下來，相應地法規領域也大為膨脹到農業、服務業及智慧財產。相同的還有國際貨幣基金已膨脹到幾乎全球都會員，撥款量也增加。

隨著這些界定嚴明的團體擴張，原先強化互惠責任的黏合劑開始變弱。接下來這些組織要不是變得沒那麼有效，不然就轉變為類似帝國的東西，由核心圈成員國經營，他們透過懲罰加諸下屬成員國，來執行規矩。有些組織走前一條路，另些走第二條。

先談第一條路，就是變得碩大無力。互助心即便在北約原始成員國之間，都告下降。目前二十九個成員國當中，僅有五個按組織規定，投入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二在國防方面。相應地，美國的投入已開始減少。但一個強力聯誼組織蛻變成無能而全球都納入的組織，其經典例子便是世界貿易組織。相形關貿總協前十七年間，達成六輪互惠貿易談判，世貿組織在成立二十三年之間，連一輪也辦不到。

現在談更有爭議的走向帝國之路。歐洲經濟共同體擴張成歐盟，國際貨幣基金由互助銀行變成貸款給窮國的全球基金；兩者都變成類帝國的實體，有些政府透過它們告訴其他政府該做什麼。在歐盟，原本灌輸以使命感而讓會員國遵守的開明利己，現已遭範圍很廣的規定性準則所取代，準則由核心國團體制定、執行，而他們目前跟三群入盟的國家齟齬之中：東歐、南歐及英國。我不想對歐盟準則下判決，也不想誇大轉變的過程；由其他方面考量，歐盟還是一個價值無限的聯誼組織，而且有潛力，成就能夠更大。但毫不含糊地說，歐盟不再是互助的俱樂部；變成強國告訴其他國家該做什麼。

國際貨幣基金蛻變成有如世界銀行的全球基金，而世界銀行的成立基礎在履行救援的義務。按其本質，救援的義務既不是互惠也不該設有條件。但兩個組織變得被核心圈金主國支配，把義務化為權力。金主們先替援助開出條件，叫收受國採納特定的經濟政策。但是，這個點子本身就很糟糕了，又很快遭到政治性質很強的非營利組織所劫持。目前，西方援助就環保及人權等要求，經常條件設定得太嚴格，即使在富裕社會都很難履行。舉個例子，世界銀行的一切專案都得有「環境影響評估」。水力發電專案變得不可能注資，原因是非營利組織認為它們侵犯人權。即便城市道路拓寬，都被西方人權倡議者擋下。碳排放標準，強加在世銀給貧窮國家的專案，比起在高收入國家的要高很多──鑑於非洲電力嚴重短絀，這件事備受憎恨。在此一樣，我不願誇大這種狀況：兩個組織依然造福極大，而且是主要工具，讓我們未來做更多好事。但它們已遭俘虜，待辦事項不同以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