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司法心理學家的告白

揭開「犯罪」的神祕面紗，「惡」其實離我們並不遙遠，
瞭解犯罪行為背後的心理過程，才能在罪與罰之間取得平衡。
 

「請告訴孩子我愛他們。」女子舉起扳手朝酒醉的家暴丈夫用力砸下去；
壓抑的憤怒長成有毒的刺，男子瘋狂毆打前雇主，舉槍轟掉自己半張臉；
思覺失調的弟弟相信哥哥被惡魔附身，刺了對方背部兩刀造成致命氣胸；
被女友嘲笑憤而出手攻擊的少年，淪為掠奪型的跟蹤騷擾慣犯……

所有犯罪都是人所犯下，對象也是人，司法心理學把心理學的科學方法運用在司法程序中的當事人，探究其心理現象的發生與發展。司法心理學家除了針對犯罪行為進行評估報告作為審判依據、協助犯罪者改變行為，也會建議人們如何安全地回應各式極端行為。
本書是作者身為司法心理師的經驗，透過如人生劇場般的真實案例，以及與當事人交手的日常，檢視犯罪行為的不同樣態，反省我們社會對所謂「瘋子」或「壞人」的標籤和妖魔化，如何使整個刑事司法與矯治體系陷入岌岌可危的窘境。目的是希望更深入檢視極端行為的成因，同時呈現出每個人受犯罪影響的方式都不同，不論加害者或被害人，他們都有自己的故事。預防永遠勝於治療，只要有更多的理解與溝通，我們就能創造新的開始。
 

☆讀來令人著迷又驚懼。本書帶我們一瞥所謂惡人與不被理解者的世界。
――法醫人類學家 Dame Sue Black
☆戴恩斯以引人入勝的傳記方式探索危險的心靈。
――每日郵報Daily Mail記者Katya Edwards
☆深具啟發性的佳作，寫來真誠動人，揭開司法心理學家的世界。
――犯罪影集Waking the Dead編劇Barbara Machin
☆由一位熟諳刑事司法體系黑暗面的作者深入探究犯罪心理問題，這本書來得及時。
――懸疑小說天后Harriet Tyce
☆充滿知識洞見，佐以戴恩斯面對犯罪者及矯治體系的個人與專業經驗；這個領域是很多人不願碰觸的。戴恩斯展現心理學技巧與幽默，揭示對於犯罪與犯罪者我們亟需給予人性的回應，而犯罪管制必須重建。
――英國知名作家Jessica Fellowes

凱莉•戴恩斯Kerry Daynes

英國犯罪心理學家、司法心理學家，主持心理診所，與共同執業的專家及治療師為眾多機構提供服務，時常在警方偵查的重大案件中擔任心理專家，是英國政府關於高風險個人安全管理議題上頗受信賴的諮商對象，參與許多犯罪調查，工作上必定會接觸到形形色色的人物。
戴恩斯也常於訴訟程序中擔任專家證人，交手過英國監獄中最複雜難懂的罪犯。固定上電視和電台節目，提供專業評論，包括英國 Sky 電視台系列節目《殺父弒母》（Killing Mum and Dad），以及第四頻道的《狂人》（Mania）系列節目。二○○八年，她在罪案偵緝頻道（Crime & Investigation Channel）主持《怪物的誕生》（The Making of a Monster）系列節目，探索惡名昭彰的殺人犯的相關背景。
戴恩斯提倡在精神健康議題上必須有更好的對話，並長期贊助全國家庭暴力防治中心以及「與心對話」機構（Talking2Minds）。
著有：《小心，魔鬼就在你身邊》（The Devil You Know）

譯者簡介 
高忠義

台灣高雄人。中國律師、台灣大學國發所博士生、美國西北大學法學碩士、東吳大學法律碩士。曾任國會助理、部會首長祕書、電子業、金融業公司法務。譯有商周出版的《合理的懷疑︰從辛普森案批判美國司法體系》、《老年、社會、法律經濟學》、《刑事偵訊與自白》、《失控的懲罰》、《如何做個好法官》、《憤怒與寬恕》等十餘本著作。詮智法律翻譯工作室負責人。

第一章　這裡有怪物
我們的社會對於犯罪者有刻板印象，我們將那樣的形象內化並隨身攜帶――他們是我們的反面，我們是好人。而當我們以這種方法在心理上將自己與他們區隔開來，將他們非人化，把他們視為怪物，由此可能產生各種結果，其中之一就是我們看不到他們就在我們身邊。

第二章　大男孩別哭
我問他是否還有什麼我能幫上忙的。他以半邊的笑臉回答說：「今天不用了，今天不會有事。」那天他想活著。有時候就我的工作來說，只要能讓人多撐一下子，那就夠了。後來我再也沒見過他，我希望他找到可以繼續說話的方法，而且繼續說下去，直到服刑期滿。

 第三章　怪罪的遊戲
愛莉森是否真的精神異常？要多異常才會做出像她那樣的反應？無疑那是很極端的情況。但以極端的反應面對極端的情況，算得上異常嗎？在不同的情況下，倘若結果不是如此致命，她面對這種威脅的身體反應是否會被視為正常，只是一種求生的本能？

 第四章　裝病的人
為什麼犯人要裝病？主要誘因顯然在於，如此一來，他們就不用為某些讓人羞愧的問題找答案，對犯下亨特利這種重罪的人來說更是如此。若被視為法律上的精神異常，首先就能逃脫法律的嚴厲制裁，也不用被關起來。

第五章　巫醫與洗腦者
如果我們對那些做出奇怪行為的人，或者令人難以理解的人，能夠像馬庫斯當時在精神健康意識小組那樣被對待，將他們看作是飽受折磨的人，而非抹上疾病的汙名，我們是否會更願意也更有能力對他們伸出援手？而像雷蒙那樣的悲劇是否就更容易避免呢？

第六章　裝腔作勢
在這樣的調查中，資源很有限，畢竟那不是重要或高度受關注的案件。事實上，一個老人在家裡被殺，很快就不在媒體的雷達掃描範圍內。若沒有任何新發現可以開啟新的偵查程序，這個案子就像他們說的，會冷掉。

第七章　侮辱與傷害
她對這些事件建構出自己的版本，讓自己好過一些。我能理解她用自己的方式接納兒子所做的事。雖然大腦受損可以解釋他為何無法思考自己行為的後果，也就是硬體問題造成執行的程式出差錯，但我相信除了做錯事、犯了罪，他原本還可以有很多其他選擇。

第八章　一個男人的世界
我曾問過他在攻擊女友時，心裡有何感覺。他說不知道自己當時想些什麼，只覺得很生氣，而且必須阻止她，不能讓她嘲笑他、看扁他、羞辱他。他陷入「發狂」的情緒，但他說後來自己平靜下來。討回公道的欲望已經獲得滿足。

第九章　斷指案
我知道自己的客觀性受到影響，對一個司法心理學家來說，那是很嚴重的事；一個走鋼索的人如果亂了腳步，就不知能否繼續走下去。雖然我可能還沒準備好大聲說出來，但我對自己的職涯以及未來走向有了懷疑。我不禁思考：我的存在是否真的有意義？我究竟想做什麼？

第十章　安全與健康
一個人要能夠有力量繼續往前走下去，他必須能為自己描繪更好的將來，一個可以達成的目標，而且比現在的生活狀況更好。作為病人治療上的夥伴，心理師只能真實地向他們呈現那種生活的可能樣貌。你必須打著光，與他們踽踽前行，走到隧道的盡頭。

第十一章　部分的總和
這個制度的每個面向都壞掉了。而在這個矩陣裡的每一個點，加害者與被害者、富人與窮人、男人與女人、黑人與白人，不論怎麼看，都有顯著的不平等與失能之處。從犯罪發生到提出解決方案，每個層面都有制度失能。我必須再度問自己，我是否已成了問題的一部分？

第二章 大男孩別哭
如果我們無法跟人說自己的故事，就說給自己聽吧。
――史蒂芬•格羅茲Stephen Grosz，《說不出的故事，最想被聽見》（The Examined Life）

派崔克•湯普森（Patrick Thompson）入獄前，才試圖用一把獵槍自殺，但沒瞄準腦袋，卻毀了自己的大半張左臉。那天早上他走進會談室的情景依舊栩栩如生，看到他的外貌我難掩震驚。他的左耳垂、下巴的一角、大部分的左臉頰都不見了，只剩下坑坑疤疤與腫塊。他另一邊的臉也毀了，幾乎糊成一片，右眼混濁不清。幸好他帶了一些他的畫要給我看，適時轉移焦點。我們花了一些時間看畫，客氣地討論他的作品，讓彼此都能逐漸適應這尷尬的情境。訪談的目的是要評估湯普森是否還有自殺的意圖。
那時候我結束韋克菲爾德的研究已經過了好幾年，再度進入監獄裡，是在某個Ｂ級監獄的醫療單位擔任代班心理師。大部分的監獄都有醫療單位，生病或受傷的囚犯會接受監獄護士的看管照護，如果他們幸運的話也會遇到訪視的醫生。但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那些單位大概只是堆放人類苦難的倉庫。任何時候都會有很多囚犯身體不適，有些已經病危，有些是被別人或被自己給弄成重傷，可能是因為爛醉或過於亢奮，或因為嚴重的毒癮戒斷症狀。那裡的人身心狀態都處於低谷，甚至連那裡的氣味都讓人絕望，混雜了消毒水、汗水、嘔吐物，以及各種想得到的人體排泄物。聲音也同樣讓人困擾。在監獄裡，一般會聽到的是談話、活動與廣播等背景噪音；但在監獄的醫務室裡，更常是一片不祥的靜默，間有急促的刺耳聲、喊叫聲、碰撞聲、警鈴聲，或者門被關上的聲音。所見所聞讓人惶惶不安，除非你早已習慣。而那時的我已經習慣了。
我到的第二天，一位在職員工帶我去會談室，他是負責門禁與訪客控管的雜工，一個胖胖凸肚的男人，留著鬍鬚，很適合扮起聖誕老公公。顯然他很高興看到訪客，一路上講不停，興高采烈地解釋說他大部分的同事都因為壓力大而生病，或者被犯人揍到無法工作。

一種真實的絕望感＊＊

我們經過安全室，在大部分的監獄醫療單位都可以看到這樣的空間，以閘門阻隔，這樣才能隨時觀察裡頭的囚犯。安全室裡沒有尖銳的東西，也沒有任何可以讓人上吊的物品。我瞄到裡頭的犯人不時朝我揮手，我點頭示意。那位員工表示，那個犯人三天前才被送到急診，因為他又弄開腹股溝上自殘的舊傷口，然後用骯髒的廁所紙蓋住，結果又被感染。獄方護送他到急診室，一路上獄警都跟犯人銬在一塊兒，顯然認為犯人只是妄想出去透透風，或者拿一些不用自己花錢的鴉片，所以他們要求醫護在清洗與縫合傷口時不要給犯人任何止痛劑。犯人因為傷口縫線的痛苦而猛烈搖晃，直接把獄警的肩膀拉得脫臼。這位愛八掛的警衛跟我說著這段故事，彷彿是什麼奇聞逸事，但當他看到我一臉鐵青時，熱情也隨之消散。
時值酷寒的英國冬季，冷風刺骨，我記得我穿著標準的監獄「制服」：黑色羊毛高領針織衫與長褲，大部分的工作天我都是這樣穿的。醫療單位就在主樓的旁邊，主樓是一九八○年代的建築，天花板較低，刺眼的日光燈、制式塑膠傢俱，半個牆面上還鋪著油地氈。所有房間都漆上醫院式的慘綠色，原本應該具有緩和情緒的效果，卻奇怪地讓人覺得消沉。我所在的那個小房間裡，桌子跟牆壁是連在一起的（所以沒辦法舉起桌子砸人），還有掛在牆上的儲熱式暖器發出轟隆的聲響。就算湯普森不想自殺了，恐怕我們兩個人繼續待著房裡也會被烤到沒命。
監獄員工人數不足並不讓人意外。新的嚴刑峻罰政策表示犯人數量上升，與此同時則是大砍人事預算，而監獄空間總是嚴重供不應求。長期人滿為患，伴隨而來的環境骯髒，這就是今日監獄的寫照。我總是說，除非監獄人員有非凡的自我省察能力，否則終究會變成跟他們看管的人一樣。這裡的人手顯然不足，他們覺得無助，也就更不想好好做了。
監獄過於擁擠又人力短缺，幾乎所有的更生計畫都停擺，從而沒有工作或教育、沒有團體心理治療或諮商輔導。犯人與犯人、犯人與管理者之間都欠缺有意義的互動，鎖在牢房裡的時間更長（理論上是獨囚，但在這裡很少受刑人是住獨居房，更常是三人一室，像擠沙丁魚一樣）。身體被關起來，而心也同樣被關起來。就像諾貝爾獎得主詩人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所說的：「監獄本質上是用過剩的時間來彌補不足的空間；對囚犯來說，兩者同樣顯而易察。」對那些一天在密閉空間關上二十三小時的犯人來說，沒有任何刺激，更殘忍的是，沒有希望。在監獄裡，空氣中瀰漫著一種極真實的絕望感，那是心理上引人自殺的前兆。
在監獄裡，自殺是個大問題。監管的基本責任是讓人活著，但沒那麼簡單。在歐洲各國，英國的在監人數名列前茅，監獄自殺率也數一數二。（原注1）（在英國，直到一九六一年自殺還是違法的，但我沒遇過有誰是因為自殺而被定罪的。）在英格蘭與威爾斯，男性受刑人的自殺率是自由男性的六倍，而女性受刑人的自殺率則是自由女性的二十倍。結束自己的生命並非輕易的決定。大部分的囚犯都顯示出嚴重的精神障礙；根據監獄改革信託基金（Prison Reform Trust）估計，比例約有七成。（原注2）有多少人想要自殺，或者在這樣的情緒下掙扎，尚不可得知。但即使是短期刑（英國有半數受刑人的刑期是六個月以下），也會讓受刑人在未來更容易產生精神問題。就像逛宜家家居，你幾乎不可能空手而回。
所以只要人待在監獄裡，就會真切感受到好像船快要沉了。船員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水弄出去，想辦法讓船繼續浮著。監獄有一套程序用來監控那些被認為有自殘或自殺風險的囚犯。每日看管而熟悉囚犯的護士或獄警，必須持續填寫一些表單，可是監獄員工很少，有問題的囚犯這麼多，於是像我這樣的角色被引進協助大量的不確定個案。只要個案持續存在，我對更生的崇高理念都會獲得事實檢驗。
對犯人來說，我就像是單人經營的臨時診所，位在一個明亮又熱呼呼的小房間裡。我的工作就是提問題、觀察並找出可能預測自殺意圖的紅色警示：在外面有段關係因為入監服刑而終止，是否被霸凌、有何感受、是否計畫自殺？這些都是重要的標準問題，但顯然無法切重要點，因為就算有人想自殺，也不會隨便跟一個才見面的女性分享細節。況且，即使坐牢本身還不夠讓人沮喪到想自殺，把人逼向臨界點的因素往往不可勝數，各式各樣都有，所以很難指著某個因素說：「就是它！」你很難那麼確定。

他壓抑憤怒，憤怒長成有毒的樹＊＊

派崔克本來住在Ｂ棟樓，獄警把他從那裡帶來見我。我只有短暫的時間可以瞄一下他的檔案。那份檔案是三週前才做好的，那時他剛剛用床單做成套索想上吊自殺，監獄受刑人最愛用的自殺方法。
我感覺他帶畫過來是希望我不要注意他的臉，因為他知道人們直覺上會如何反應。我很感謝他。藝術是很奇妙的共同活動，每個人都可以在牢房中專注而平和地做這件事，只要不是色情或非法的就好。他的那些畫讓我想起梵谷陷入低潮之際，厚重、隨性的筆法，描繪著不知名的男男女女，還有水果盤、綠野上的樹，以及似曾相識的海岸線。那些是插畫常見的主題，隨性塗抹、半抽象，站遠一點更好對焦。他告訴我他是用左手畫的，雖然他是右撇子，但他右手的食指、中指、無名指都沒了。我好奇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但我還是沒問。欣賞完這些畫之後，我把畫擺靠在後方的牆邊，繼續進行鑑定訪談。
他木訥寡言，我幾乎可猜到他要說什麼。他只專注在回答問題，不跟我有眼神接觸，或觸及其他話題。如果要他說說看任何個人的事情，他明顯焦慮不安，用簡短的回覆想要我就此打住。當我問他是否還有自殺的念頭，他快速點個頭，發出「嗯」一聲。對他來說，我是個全然陌生的人，竟然還問他是否想死。
問完所有問題之後，我認定派崔克的情緒依然低落，還是屬於「有自殺風險」，應該繼續留在一般大樓的共用房。改變對他的管理方式，無論是增加觀察（安全室）或者其他安全措施，都有可能造成損害和反效果。就實際面來看，在人員不足的情況下，要積極做些什麼也是不可能的。
我覺得他應該不願意再講更多了，而且看看時間，後頭還有二十個這樣的訪談必須完成，於是我站起身，拿起他的畫還給他。
這時我才發現畫全部融掉了。我將他的畫靠在轟隆隆的壁掛式暖器旁，現在畫的油墨黏糊糊地從畫布滴到地毯上。裝畫的塑膠袋也融掉了，沾黏在暖器上就像一片壞掉的塑膠包膜。
我第一個念頭是：完蛋了！那個人的驕傲與喜悅，就這樣慢慢烘成卡士達醬，而這全都是我的錯。我是為了救人的任務而來，此刻卻是造成他更加絕望的罪魁禍首。我說不出話來，試著慢慢將畫分開，希望能解救一些殘骸。但我察覺到自己竟然想笑。我知道他正看著我，而當我望向他時，他看到我尷尬的表情，一件奇妙的事發生了：他笑了。我還真的懷疑了一會兒，想說那是不是笑聲。那是一種不太熟悉、有些刺耳的聲音，源自臉部受傷之故。接著他挑出一張融掉的人像畫，擺到自己的臉旁，直白地暗示那就像他的臉。他試圖讓我覺得好過一些。
我也忍不住笑了出來。我們一起笑個不停，笑到快要倒地，就是止不住。等我們漸漸平靜下來，看了彼此一眼之後又再次忍不住笑到歇斯底里。我一直說對不起。
有個護士從門上的小窗探頭進來，確認裡面狀況是否安好。她看起來一臉驚訝，卻又要保持鎮定，有點像電影《杏林嬉春》（Carry On Matron）裡的肯尼斯•威廉士（Kenneth Williams）。那肯定是很不尋常的聲音，我跟他都在狂笑，真的是捧腹大笑，這在監獄裡是罕見的，即便在難以預測的醫療環境中亦然。我們原本是要做自殺風險鑑定的。
那一刻我才明白幽默在我這個工作領域裡的價值。有時在最不適當的情況下，這是唯一適當的反應。只要跟任何緊急救援團隊接觸過，你就會聽到他們如何運用黑色幽默來處理最沮喪的情況。但就心理學與精神醫療來說，與病患或當事人一起笑仍然會讓人覺得有點不對勁、欠缺節制、不適當。心理師一般的形象就是穩重、冷靜分析；作為實習的司法心理師，我們被教導要保持專業性的距離。但那會讓你看起來像個機器人。當然必須維持適當的距離，但不能因此犧牲了真誠。
我因為融掉的畫而笑到無法克制，確實違反了有關互動的不成文規則。但是在人與人相處時，我總喜歡在不好的時刻來個好的玩笑，只要那是出於善意，而且不傷人；就像他們說的，跟人一起笑，而不是笑他們。這可能會是很有效的工具。笑是我所知最能有效化解緊張的工具。即使在自殺風險的鑑定中，笑也能夠發揮作用，就像這個例子的情況。這是我與派崔克當下最真實且無害的反應，而且效果相當顯著。
派崔克開始哭了起來。我很快從桌上的面紙盒裡抽出一張面紙給他，雖然犯人通常不會想使用我遞過去的面紙。他說他不是因為那些畫而哭，而是因為「所有其他的事情」。我看看時鐘，知道這樣談下去肯定會拖到後面的時程，但我並不想打斷他。我請他跟我說說是怎麼回事。這個過於壓抑的男人，一分鐘前還難以解讀心思，此刻卻願意敞開胸懷，那是因為我們之間小小的連結，以及短暫地分享彼此的脆弱。我不能打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