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海洋史觀

內容簡介 顛覆傳統陸地史觀，打造台灣海洋史觀的最佳指南！

以「近代文明源自亞洲海洋」為核心論點，
借鑑日本的海洋經驗， 讓台灣成為海洋國家的經典必讀之作！

《文明的海洋史觀》的中心論題是：「近代文明始於亞洲海洋」。「海洋史觀」以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及梅棹忠夫的生態史觀為基礎，吸收了法國歷史學家布勞岱爾「連續性對外貿易帶來的產品變化會引起社會的變化」的歷史觀。

為了回應海洋亞洲的衝擊，位居歐亞大陸兩邊的日本和歐洲，分別開啟了全新的近代文明。歐洲建立了以大西洋三角貿易為基礎的近代世界體系，並發展出工業革命，提高生產效率，最後脫離了「亞洲」（伊斯蘭文明圈）；日本則透過鎖國體制，發展出生產效率極高的「勤勉革命」，達到國內自給自足的經濟體系，同樣也脫離了「亞洲」（中國文明圈）。在川勝平太看來，以十四世紀世界經濟危機為契機，歐洲和日本都從海洋亞洲進口了大量的物產，為此外流了很多貴金屬，引起了十五至十六世紀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變化。

▉工業革命vs.勤勉革命

例如英國在新大陸栽培適合製作輕薄棉布的長纖維棉花，並開發以此為原料的棉紗紡織機，實現了資本集約型的生產革命，並使勞動生產率最大化。隨著從印度的棉布進口量的減少，不但消除了貿易赤字，而且開始向全世界出口機制棉織物，形成印度洋貿易圈與歐洲版的環大西洋貿易圈，構築自給體制。

至於日本則是大規模地縮小貿易，構築近代江戶社會自給自足的「鎖國」體制，通過日本著名學者速水融所命名的勞動密集型生產革命的「勤勉革命」，形成土地生產率世界第一的經濟社會，擺脫對於海洋亞洲物產的依賴；在這一點上，可以說具有和近代世界體系相同的文明史意義。

本書發展了梅棹忠夫《近代日本文明的發展與生態史觀》中所描繪的文明示意圖，將圍繞歐亞大陸成為貿易舞台的海洋納入其中，向人們展示了更加接近現實世界的文明示意圖，對於理解海洋史觀具有重要作用，對於從事（日本）海洋文化研究的人來說，具有很好的參考價值。

▉日本的海洋經驗對於台灣的啟示

川勝平太的海洋史觀試圖超越達爾文生物史觀及馬克思唯物史觀，對梅棹忠夫的生態史觀、大塚史學及今西錦司人類學進行了修正，明確地指出他們缺乏從海洋透視人類及各種生物的弊端。書中詳盡論述海洋史觀之於日本所具有的重要意義，更指出二十世紀是「太平洋的時代」，展望海洋所呈現的新的歷史鏡像，描繪了將日本建設成為「花園島」的美好藍圖。

本書能給台灣的啟示在於，如何借鑑日本，從「台灣的海洋史觀」出發，去思考台灣和海洋的關係，並且在放眼全球的寬宏視野中思索台灣未來的定位。在東協崛起、中美對峙愈趨頻繁的此刻，台灣又正好位於涵蓋東南亞海域與太平洋的亞洲海洋的中心點，使得本書顯得更為重要。

川勝平太
一九四八年生於日本京都，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系，早稻田大學博士學分修滿後退學，一九八五年獲牛津大學博士學位。曾任早稻田大學教授、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靜岡文化藝術大學校長、學校法人靜岡文化藝術大學理事長。
主要著作有《日本文明與近代西洋》、《富國有德論》、《亞洲經濟的未來與日本文化》、《資本主義始於海洋》等。以《文明的海洋史觀》一書獲得第八次日本讀賣論壇獎。

鄭天恩
台大歷史所碩士，曾任日文小說編輯，目前為專職翻譯。譯有《來自擇捉島的緊急電報》、《二十世紀旗手》、《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文明的遊牧史觀》、《空中帝國．美國的二十世紀》、《人民解放軍的真相》等書。

目錄 【導讀一】日式海洋史觀：《文明的海洋史觀》解讀
／周樑楷（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兼任教授）
【導讀二】「陸的原理」vs.「海的原理」
／陳永峰（東海大學日本區域研究中心主任）
【導讀三】關於《文明的海洋史觀》
／陳國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導讀四】海洋史觀：借鑑日本、展望台灣
／藍弘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序】追尋嶄新的歷史樣貌

【起之章】「鎖國」與近代世界體系
．對森嶋通夫「鎖國」解釋之批判
．亞洲物產的國際流通與鎖國
．日本的鎖國、開國與近代世界體系

【承之章】關於史觀
．唯物史觀――達爾文與馬克思
．生態史觀――戰後京都學派（今西學派）

【轉之章】文明的海洋史觀
．海洋史觀
．歐洲史中的海洋史觀典範
．日本史中的海洋史觀典範
．海洋亞洲的波濤――挑戰與回應

【結之章】二十一世紀日本的國土構想
．太平洋的時代
．二十一世紀日本的國土構想

【跋】追尋新的生存之道

．文庫版後記
．解說／日本文明論的嶄新地平線

〈起之章　「鎖國」與近代世界體系〉

當我們提起文化交流時，首先總會想到學術、藝術等精神產物方面的交流；但事實上，擔負起交流重任的，往往是身處其間、作為橋梁的人們。已故的牛津大學榮譽教授理查德‧史托瑞（Richard Storry），正是這樣一位擔負橋梁大任的人物。以扎實學問為基礎、對日本擁有深厚理解與親密情誼的史托瑞教授，在一九八二年的如月將盡之際，猝然於牛津與世長辭。那年的牛津一如往昔嚴寒；在英國的原野與山間，宛若純白雪花般叢生的報春花，儘管被寒流壓得抬不起頭來，卻仍不待春天降臨，便已四處綻放。

戰前史托瑞教授在小樽、戰後則以牛津為主要舞台，不分公私，盡心竭力為日英的文化交流奔走。在英國親炙史托瑞教授言教的日本人，與其說是受到他的援助，不如說更多是被他那充滿友情的溫暖接待，撫慰了旅途的辛勞與疲憊。因為史托瑞教授相當熟稔日本，所以他的日本研究也普遍獲得很高的評價；一九八一年，他和倫敦大學榮譽教授喬治‧西里爾‧艾倫（George Cyril Allen）一起獲頒國際交流基金獎。儘管史托瑞教授得獎乃是實至名歸，但當他為了頒獎儀式而前來日本時，卻仍然保持一派純真的態度，並露出宛若孩子般的欣喜表情。對於這位身為日英交流重要基石的「史托瑞老師」，緬懷的話語就算再怎麼說也說不盡；因此，在這裡僅介紹其中一件，那就是一九八一年創立的牛津大學日本研究所。

戰前有位日本人曾經向牛津提議，願意出資設立同樣主題的研究所，但最後並未能實現。當時英國對日本的關注，在現實層面（政治、軍事、經濟等面相上）還勉強過得去，但學術層面則完全不在他們放眼的目光當中。在這種情況下，所謂文化交流，也只是單向（英國日本）的流動而已。這樣一想，在象徵英國傳統的牛津大學裡設立日本研究所這件事，便堪稱是劃時代的壯舉。這間研究所設有教授、專任講師和語言教師，牛津大學的學生只要學習有關日本的事物，便可以獲得學士學位。在這間研究所設立以前，牛津對日本的研究，主要是由「Far East Centre」（遠東研究中心）在進行；然而，它只是在所長史托瑞教授的率領下，被納入廣義東亞與東南亞範疇當中的一環當中，從而進行所謂的「特殊研究」罷了。不只如此，這間中心也只是聖安東尼學院（St Antony's College）的附屬機構而已。

因此，以史托瑞教授為首的有識之士，強烈要求牛津大學應該在日本研究方面多加積累，最後在日產汽車（Nissan）的支援下，終於設立了Nissan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日產日本研究所）。如今在牛津大學，日本研究所得以和冠有「Institute」名號的研究機構並駕齊驅，例如「東方研究所」（Oriental Institute）、「農業經濟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考古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Archaeology）、「經濟與統計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數學研究所」（Mathematical Institute）等。換句話說，這件重要大事清楚呈現了「日本學」，已經成長為和數學、經濟學、考古學等同樣的普遍性學問，而日本研究也被這所自中世紀以來擁有八百年悠久歷史的大學，正式且制度性地納入學術領域的一環。史托瑞教授致力日本研究將近二十五年，如今它終於超越特定個人的努力而成為制度，將來也必定會在人與文物的往來交流發展上，扮演起相當重要的管道吧！

如前所述，日本研究所的設立，乃是一個獨一無二的重要象徵；不過事實上，外國對日本研究的興趣一直在高漲當中。比方說在經濟史領域方面，被視為經濟史國際水準指標的《劍橋歐洲經濟史》叢刊（Cambridge Economics History of Europe），就把日本和英美並列，當成是對等的研究對象。按照這樣的發展趨勢，由日本人本身進行的日本研究，今後應該也會面臨到必須打破迄今為止的封閉性格，並試著從「與國際連動的日本」這個角度，去踏實探索更加開放的日本樣貌的狀況吧！對於把西洋史等同於世界史的錯覺，我們應當要加以反省。我們在理解歷史的時候，往往會陷入一種謬誤的看法，那就是西洋的歷史經驗乃是普遍模式，而日本乃是特殊的存在。對於這種看法，我們不只該加以糾正，而且還要反過來進行果斷的轉換，從日本的歷史經驗出發，來清楚呈現出西洋在歷史與社會上的特殊性質。

綜觀眼前局勢，在日本的歷史研究者之間，日本史、東洋史、西洋史可說涇渭分明；這種狀況說好聽點是「專門化」，說難聽點就是各自劃定地盤，從而讓彼此之間很難侵門踏戶、相互跨足。以日本經濟史學的主流——講座派的成果為基礎，撰成通史《日本經濟史》的石井寬治先生，在英國深造的兩年間，深感日本經濟史學的非國際性，於是回國後便極力提倡「希望從事東洋史、西洋史、日本史這些研究領域的人們，都能時時跨足其他領域、加深彼此之間的交流，並透過彼此的攜手合作，來解決各式各樣的問題」。西洋經濟史家米川伸一先生，也呼籲學會報告的領域應當跨越既有按地區分別的方式，而是改採時代區隔的方式，以促成更進一步的交流。丸山真男在《日本的思想》中，對日本這種彼此之間互不相干、宛若一個又一個「章魚壺」般的學術型態鳴響警鐘；而今，經濟史學家已經開始對此展開了反省。

說到底，我們在各個國別領域的垂直層次（歷史）上，擁有相當豐富的學問積累；可是在水平層次（國際的聯繫與交流）上，卻很少試著去加以描繪。要打破這種學術的鎖國狀況，就必須在既有的成果與基礎上，從全球觀點——也就是同時代乃至同一時間的關連性——出發，去重新探索日本。關於這個議題，有兩本絕對不可以錯過的作品；以下就將以這兩本書為線索，透過經濟史的方法論，來試著探討日本的國際交流。

這兩本作品分別是：森嶋通夫《續‧英國與日本》，以及華勒斯坦《近代世界體系》。森嶋是位活躍於倫敦的經濟學者，他在《英國與日本》這本書中，對「英國病」這種常識性的說法提出挑戰，同時也涉足日本的防衛論爭，因而引發話題。之後，他將關注重點轉移到近代日本的經濟發展，在《續‧英國與日本》中開創出獨樹一幟的明治維新論；一九八一年五月他走訪牛津之際，發表了一篇名為「Western Technology and the Japan Ethos」的演說，並在翌年春天寫成《為何日本如此成功》（Why Has Japan Succeeded）一書，由劍橋大學加以出版。另一方面，華勒斯坦在受到已故的布勞岱爾——為西洋社會經濟史學吹起新風的法國年鑑學派掌門人——強烈影響下，開始構想一本能夠結合眾多個別研究成果，從而綜觀由中世紀至現代全景的「整體史」，這就是《近代世界體系》。這套書預計要出版四本，目前已經出版了三本；同時，華勒斯坦也以「Review」雜誌的主導者之姿，在歐美的社會經濟史學界颳起一陣旋風。他的學說在全五卷的《講座西洋經濟史》中，也有相當清楚的表達。

一、對森嶋通夫「鎖國」解釋之批判

森嶋在議論上雖然橫跨相當多元的領域，但對本書的骨幹架構而言，仍然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明治日本之所以能夠達成急遽的經濟發展，其秘密就在江戶時代。具體來說，這秘密必須要從江戶時期的三大政策：參勤交代、儒教、鎖國去尋求，特別是關於後兩者，森嶋做了相當獨特的解釋。

首先是參勤交代，這是促成江戶時代商品經濟發展的重要契機；這點不待森嶋指出，大家便早已相當熟悉。在專家之間，通常是將其內容理解成「領主性質的商品和貨幣流通」這樣的一個概念。在江戶這個世界人口規模最大的都會中生活的武士和城鎮居民，他們的消費行為會促使農村進行商品作物的生產與販賣，這乃是必然的契機。

接下來是儒教。西歐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其文化背景乃是以禁慾理性主義的新教倫理為基礎；相較於此，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精神背景，則是受江戶時代培養出來的禁慾儒教倫理影響甚深，森嶋在這方面給了它很高的評價。森嶋稱英國資本主義的形貌為「新教資本主義」，而與之成對比的日本的類似發展，則稱為「儒教資本主義」。姑且不論這個名稱是否恰當，在「日本與西歐擁有相異的資本主義價值觀」這方面，他的看法是正確的。然而，對於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等地，森嶋同樣將之歸納為「儒教資本主義」；這種視角在和西歐對比之餘，未免對日本和其他亞洲各國之間差異的關注有所欠缺。

比起價值觀的論述更讓人感到興味深長的，是他對於鎖國的解釋。這點與森嶋的基本主張——「明治維新乃是克服技術差距的過程」相互結合，相當重要。因為森嶋的鎖國論相當特出，所以我想試著從《續‧英國與日本》當中引出一些片段。

「鎖國跟保護貿易是一樣的道理」（第十五頁）
「鎖國……乃是橫貫兩百年，相當有效的進口管理辦法」（第一百五十九頁）

為什麼鎖國是保護貿易政策、也是一種進口管理辦法呢？

「在德川幕府時代，相較日本與西歐各國的農業和工業，明顯可以看出日本比較占優勢的是農業；在這種情況下，與其在日本生產工業產品，還不如專心生產農作物，再將它們賣到西歐來換取工業產品，這樣對日本還比較划算。但這樣一來，若是允許日本與西歐間進行自由貿易，那日本人必定會專注於從事農業，而日本的手工業也將徹底毀滅。換句話說，如果德川時代實施自由貿易的話，那到幕末明治維新之際，日本將會成為一個徹頭徹尾的農業國度；屆時，就算明治政府想要建立一個近代國家，也必須從工業為零的基礎開始出發才行，如此一來將會是極其艱辛的歷程。」（第一百五十三頁）於是，森嶋做出了以下的斷言：

「鎖國不是無視於西歐的文化和技術；反過來說，它其實正清清楚楚表明了對這些力量的尊敬與恐懼。」（第一百五十九至一百六十頁）

關於鎖國的是非，其實有著各式各樣的議論。和辻哲郎的《鎖國》，將鎖國定位為截斷和西洋世界發達科學聯繫的政策，在否定評價中具有代表性的地位。在這部作品的開端，他劈頭就寫道「隨著太平洋戰爭的敗北，日本民族悲慘可笑的實情也徹底暴露出來」；而日本民族的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欠缺科學精神」。將這種欠缺科學精神的原因歸咎於鎖國，是和辻鎖國論的核心重點；為了佐證這點，他綜觀西洋與日本歷史，做了規模相當宏大的考證。這本以「日本的悲劇」為副標題的著作，最後是用這樣一句話作為收尾：「現在的我們，正面臨到不得不為眼前這份清單買帳的境地。」

另一方面，一六九○至九二年間曾旅居日本的德國人坎普弗爾（Engelbert Kämpfer）所著的《日本誌》，雖然是「封鎖商業國家論」——這個論點之後被費希特的和平理論所發揚——的原點，但他也說「日本的人民，不論在習俗、道德、技藝、言行舉止等各方面，都是居於世界各國國民的頂點。他們的國內交易繁盛、田野肥沃、每個人都擁有強壯健康的肉體與豪放的氣魄，生活必需品也富裕到倉廩有餘的地步、且國內維持著綿延不斷的和平，因此堪稱是世界上極為罕見的幸福國民……如今，他們切斷與海外全世界的一切交通，處於完全的封閉狀態下；放眼望去，我再也找不出除此之外，更能良好實現國民幸福的時代了」，言下對鎖國充滿了肯定之意，堪稱是肯定派的代表論述。

相對於這兩者，森嶋鎖國論的獨特性就在於，他一方面對和辻的說法感到共鳴，另一方面則又依循比較生產效率的觀點，對鎖國賦予肯定的評價。換句話說，他是以經濟學者的目光去建構鎖國觀，並將它當成是一種新鮮的問題加以提出討論。

但是，森嶋的鎖國論若從經濟實體的層面來看，則不能不說犯下了一個基本的謬誤。說到底，森嶋的假設，也就是鎖國乃是「從西歐的出口攻勢下保衛日本的手工業，從而讓日本避免淪為單純的農業國度」（第一百五十三至五十四頁）、以及若是不鎖國，則「日本的手工業將在西歐先進工業下徹底毀滅」，這些說法其實都只是他將近現代世界中「先進歐洲對後進亞洲」這樣的關係，直接囫圇投影到過去，從而產生出來的發想罷了，完全不曾反映出當時的現實狀況。

在此僅做更深入一點的說明。鎖國時期的歐洲各國，他們的代表性工業產品是什麼呢？答案是毛織品和火槍（鐵砲）。但是毛織品不管在印度、東南亞、中國，還是日本，幾乎都毫無市場可言。當時東印度公司的史料中，幾乎長篇累牘充滿了「毛織品賣不出去」的報告。不只是歐洲產的毛織品完全不合亞洲的氣候風土，包括日本在內的亞洲各國，本身也有更加便宜的棉、麻、絲織品可以使用。而且絕不可遺漏的事實是，這時的歐洲人，與其說是將工業製品傾銷到亞洲，反而更多是千里迢迢甘冒風險，前來購買東方的物產回去。他們一開始的目標，原本只是香料——特別是胡椒；但當他們到達亞洲後，卻為充溢各地、多采多姿的物產——棉、絲綢、染料、茶、咖啡、砂糖、瓷器、珍珠等——感到瞠目結舌。他們原本期待能用自己生產的毛織品來進行交換，但這樣的期待卻落了空；他們所能拿出來交換的，就只有真金白銀而已。特別是銀，更是付款時非用不可的必要貴金屬。事實上，英國和荷蘭東印度公司用來支付亞洲貿易的物資中，百分之八十到九十都是金幣和銀幣。自歐洲人抵達亞洲的一五○○年左右，到歐洲工業革命發軔的一八○○年前後，在這將近三百年間，歐洲人一直為了貴金屬的流出而頭痛不已。若是將先前透過伊斯蘭商人進行仲介的時期也算進去，則歐洲作為亞洲製品的進口國（同時也是赤字國）的時間，則還要來得更長。

正因如此，和森嶋的假設截然相反，瀕臨手工業危機的不是亞洲各國，而是面臨到東方絲、棉製品源源不絕傾銷的歐洲手工業者。自一七○○年左右起，以英國為首的歐洲各國為了保護國內的手工業，不只設下保護關稅，甚至還好幾次頒布了「禁止進口法」（雖然實效如何不問可知），來因應這樣的危機。

隨著時代流逝，在十八世紀英國著名的幾位發明家——約翰‧凱、哈格里夫斯、阿克萊特、克朗普頓、卡特萊特等的發明下，歐洲終於走上了進口替代產業勃興的道路，緊接著更萌生了工業革命，從而使得事態為之一變。現在變成了英國的棉織品，反過來向東方輸出；從這時候開始，亞洲各國的手工業頭一遭面臨到危機。東印度公司總督在一八三○年代，做出了這樣的報告：「這種貧困的情況，乃是商業史上堪稱前所未見；棉紡工人的骸骨，幾乎鋪滿了整個印度大平原。」然而，這已經是進入十九世紀之後的事態了。因此，要說比這更早兩百年的鎖國時期，當時歐洲的產業就已經較亞洲各國更為先進，完全是誤認事實。

另一點則是有關火槍（鐵砲）的問題。據說，鐵砲是由葡萄牙人於西元一五四三年左右，傳入日本九州的種子島。日本人很快就熟悉了它的製造法，當葡萄牙人於兩年後再度造訪日本時，在堺、紀伊和九州等地，都已經出現了鐵砲的製造和買賣行業，葡萄牙人得知了這點，不禁大為驚嘆。儘管在這時候，阿拉伯人、印度人、中國人也都已經開始使用火器，但在歐洲人以外成功大量製造鐵砲的，就只有日本人而已。在接下來不到半世紀的時間中，日本迅速成長為世界最大的鐵砲使用國。不只如此，從「matchlock」（火繩槍）改良而來的「flintlock」（火石槍），據說也很有可能是從日本，經由葡萄牙人之手反過來傳入歐洲的。技術是相互交流的，建造朱印船的時候，也採用了歐洲的造船技術；而擁有這種船隻的，也正是當時資源（森林、鐵砂、金、銀、銅）首屈一指豐富的日本。因此，要說鎖國時期日本的工業資源和技術劣於歐洲，未免言之過早了。

（本文節錄自：〈起之章　「鎖國」與近代世界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