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希戰爭：499-449 BC第一個世界帝國及其西征

湯姆．霍蘭（Tom Holland）
古代和中世紀大眾歷史作家，曾為BBC改編荷馬、希羅多德、修昔底斯和維吉爾的作品。2007年他贏得古典協會獎（the Classical Association prize），這個獎項頒給「對促進古希臘和古羅馬語言、文學與文化研究最大貢獻者」。著有《盧比孔河：509–27 BC羅馬共和國的勝利與悲劇》（Rubicon: 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the Roman Republic）、《波希戰爭：499–449 BC第一個世界帝國及其西征》（Persian Fire: The First World Empire and the Battle for the West ）、《劍的陰影下：伊斯蘭的誕生與全球阿拉伯帝國的崛起》（In the shadow of the Sword: The Birth of Islam and the Rise of the Global Arab Empire）、《基督王國的鍛造：末日與西方史詩般的崛起》（The Forge of Christendom: The End of Days and the Epic Rise of the West）等。目前與家人住在倫敦。


梁永安，台灣大學哲學碩士，專職譯者，相關譯作有《拜占庭帝國》、《盧比孔河》、《波希戰爭》、《柏德嫩之謎》、《神的演化》、《在智慧的暗處》等。

蔣竹山（中央大學歷史所副教授兼所長）
神奇海獅（歷史部落客）
SADE（德國耶拿大學中世紀研究所博士生，故事網站專欄作家）
Seayu（「即食歷史」部落客）



 「波斯歷史扣人心弦地栩栩如生起來。」
──麥克拉姆（Robert McCrum），《觀察者報》（Observer）年度選書

「對古代世界引人入勝的敘述……霍蘭是極有天分的說故事的人，把波希戰爭的世界活現眼前。」
──《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年度歷史類選書

「所有讓他的第一本書《盧比孔河》如此成功的要素──他的淵博、他的不信任人性，更重要是他的敘述熱情──都呈現在這部作品中。其中一個戲劇性時刻（描述雅典人在馬拉松之戰衝鋒時重裝甲步兵從頭盔內所見到的情景）讓人毛骨悚然。」
──《星期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年度歷史類選書

「一本有關波希戰爭的傑作，深具權威性，小說色彩十足。」
──哈特（Christopher Hart），《星期日獨立報》（Independent on Sunday）年度選書

「顯著的精美和慧黠……《波斯戰火》讓霍蘭在他的羅馬史詩《盧比孔河》裡醞釀的潛力沒有落空。」
──湯姆金（Boyd Tomkin），《獨立報》（Independent）年度選書

「我讀過最刺激的歷史敘事。」
──莫里斯（Jan Morris），《觀察者報》（Observer）年度選書

「十足精彩……霍蘭是頭腦冷靜的歷史學者，他對古典希臘的書寫權威而投入，不下於他在上一本書《盧比孔河》裡對古代羅馬的書寫。他持平對待希臘和波斯兩種文化的豐富性，極為難得。」
──瑪麗．比爾德（Mary Beard），《星期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

「技藝精湛而扣人心弦……霍蘭在序言中表示，他希望他『企圖溝通學院世界和大眾讀者這一嘗試，不會像薛西斯架設來連接歐洲和亞細亞那條兩英里長的浮橋一樣，只是虛榮心作祟。』事情正好相反，他對這片新領土的征服比萬王之王的厚底鞋更有力和華麗。」
──《星期日獨立報》（Independent on Sunday）

「關於波希戰爭精彩的研究，講述小小的希臘如何擊退薛西斯和他的無敵艦隊。本書既不誇勝亦不求政治正確，是一位大風格家為廣大讀者群而寫的作品。」
──韓森（Victor Davis Hanson），《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USA）

「當一個全球性超級強權自信滿滿地朝天涯海角推進時，霍蘭認為我們有各種理由回顧第一個做這種事的超級強權。當我們愉快地為了促進民主開啟戰端時，他讓我們清楚看見戰爭如何讓民主開始。」
──史托瑟德（Peter Stothard），《時代雜誌》（Times）

「霍蘭這部全景式和扣人心弦的著作，是古代史在今日仍具重要性的雄辯論證。他為我打開了一個世界，我由衷感激。」
── 《觀察者報》（Observer）

「具有豐富的反諷意識，節奏掌握得恰到好處，令人無可抗拒……它對溫泉關之戰的敘述是同類文字中最刺激的。」
──桑德布洛克（Dominic Sandbrook），《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

「普通讀者與有學問的讀者都同感樂趣。」
──巴肯（James Buchan），《衛報》（Guardian）

「頭腦清醒和平衡得恰到好處的敘事。霍蘭對黃金時刻的意識敏銳，閱讀廣博、機智風趣。他以投入的態度描述這段歷史，值得大眾讀者再次學習。」
──《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波希戰爭是歷史上一場盛大的『大衛與巨人歌利亞』的鬥爭，因為它是東西方第一場真正的歷史衝突，對今日來說特別具有相關性。霍蘭的文筆澎湃生動，對其所研究的題目有值得自豪的處理。」
──拉曾比（J. F. Lazenby），《文學評論》（Literary Review）

「惹火尤物……洞見四射且文字魅力四射。」
──卡特利奇（Paul Cartledge），《獨立報》（Independent）

「霍蘭的成功標誌在於，當我們其他人因為他對古代世界一場重大衝突妙趣橫生的講述而脈搏加速時，一名牛津的教授也可以坐下來和學生一起咀嚼他對事件的絢爛分析，而且同樣獲益。」
──鍾斯（Peter Jones），《星期日電訊報》（Sunday Telegraph）

「一趟刺激得讓人透不過氣的歷史說書。」
──《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霍蘭將淵博的學問表現得不著痕跡；《波斯戰火》令人無法釋手。」
──露絲．摩爾（Lucy Moore），《每日郵報》（Daily Mail）

「馬拉松、溫泉關、薩拉米斯之戰雖發生於兩千多年前，但毫無疑問地，霍蘭就在現場。他的描述歷歷在目，即使你已知道誰勝誰負，仍然會提心吊膽。」
──阿提米絲．庫帕（Artemis Cooper），《標準晚報》（Evening Standard）年度選書

「曉暢和淵博的敘事史，把故事說得很好，並未將傳統的意識形態照單全收。」
──《星期日蘇格蘭報》（Scotland on Sunday）

「這本書提供了美妙閱讀經驗，但不應該快讀，應該細細咀嚼。這倒不是說它是用乾巴巴的學院語言寫成的。霍蘭以一種活潑的文體呈現他的議論，說出最有娛樂性的故事……對戰爭的描寫繪聲繪色……讓人過癮的敘述。」
──《愛爾蘭檢查者報》（Irish Examiner）

「一部精彩著作。文字清新、華麗，比喻豐富，但總是清晰而精準……《波斯戰火》的敘事令人屏息，材料極為豐富，頗有供現代世界借鏡的教益。」
──福克納（Neil Faulkner），《當前世界考古學》（Current World Archaeology）

「第一流可讀性的學術著作……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比這本書更能讓這段古代歷史活起來。」
──高登（Mark Golden），《多倫多環球郵報》（The Toronto Globe and Mail）

「這是一場古代的世界大戰。對於後世的我們來說，這場遙遠戰爭的意義顯得很學術──希臘的勝利保存了歐洲文明的搖籃。但對於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來說，這不是單純的一場征服者與保衛者的衝突，而是一場關乎各方信念的正義之戰。不論是波斯人、斯巴達人、雅典人或巴比倫人，他們在這場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絕非偶然，一切都來自他們各自相信又迥然不同的神話、真理和事物。本書講述精彩的波希戰爭前，先描寫波斯和希臘世界的戰前世界觀，讓身為讀者的我投入波希戰爭的史詩發展過程時，腦海不斷出現『噢！難怪會這樣』的恍然大悟。」──seayu（「即食歷史」部落客）

前言

2001年夏天，我的朋友出任某間大學歷史學系主任。九月新學期開始前，許多他所做的決定中，其中一個特別具有爭議性。不記得從什麼時候開始，系上學生都被要求畢業前提交一篇研究希特勒崛起的論文。現在，我的朋友卻要改弦易轍。他建議把希特勒換成為一個很不一樣的題目：十字軍東征（the Crusades）。這個極端的提議招來陣陣撻伐之聲。系上的同事質問，研究一個離開當代關懷那麼遠的題目意義何在？我的朋友回答，讓歷史系學生研究一個不是和二十世紀獨裁者完全有關的課題，也許對他們有所裨益。但是這個回答只引起了更大的憤怒。其他教師認為，極權主義是一個活生生的題目，十字軍東征從來不是。試問，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之間的仇恨，還有東方和西方之間的仇恨，與當下的世界有何關係？
當然，這個問題在幾星期後的9月11日便得到了回答。當時，十九個劫機者心懷某種源自中世紀的怨氣，讓自己和數以千計的無辜者化為灰燼。十字軍東征從來沒有結束──至少賓拉登（Osama bin Laden）這樣認為。早在1996年他便提醒過伊斯蘭世界：「你們不應該不知道，伊斯蘭百姓一直受到猶太復國主義──十字軍聯盟（Zionist-Crusaders alliance）加諸他們的侵略和不公不義。」雖然擅長利用現代世界的航空飛行和大眾傳媒進行威脅活動，但長久以來，賓拉登都是從中世紀的視角詮釋當今的世界。在他的宣言裡，過去和現在常常合而為一：撻伐美國或以色列令人生畏之傷害罪行的同時，也要求恢復穆斯林對西班牙的統治或中世紀的哈里發國（Caliphate）。無怪當小布希總統在一個沒有心防的時刻，形容他對恐怖主義的戰爭為「十字軍聖戰」時，他的顧問會要求他永遠別再使用這個要命的字眼。
當然，一位美國總統比一位沙烏地狂熱份子不了解中世紀歷史的種種細微之處，這並不讓人意外。「他們為什麼恨我們？」在九一一事件之後的幾星期，小布希總統不是唯一絞盡腦汁想回答這個問題的人。每份報紙都有學者試圖解釋穆斯林為何憎恨西方。有些人把原因歸咎於美國幾十年來的外交政策，有些人歸咎於歐洲殖民強權對中東的瓜分，還有些人順著賓拉登自己的分析，把原因回溯到十字軍東征。二十一世紀首次重大危機竟然可能來自一種古老的仇恨，這著實是個尖銳的諷刺。在此之前，全球化一直被認為會帶來歷史的終結，但現在，它似乎還將某些令人厭惡的幽靈自其古老的墳墓中喚醒。有整整幾十年，西方都是透過共產主義來界定東、西方的差異；但現在，它回到俄國大革命之前的習慣，改以伊斯蘭教來界定。伊拉克戰爭、反移民情緒（特別是反對穆斯林情緒）瀰漫歐洲，還有是否該讓土耳其加入歐盟的問題，這一切都和九一一攻擊事件加在一起，讓人痛苦地意識到，基督教西方和伊斯蘭教東方之間仍存在著一道鴻溝。
蓋達組織和哈佛學者都各自主張，文明在新世紀注定會發生衝突。情況是否如此仍充滿爭議。但無可爭辯的是，不同的文化（至少是歐洲和伊斯蘭世界的文化）都被迫檢視自己身分認同的基礎。吉朋（Edward Gibbon）曾說：「東西方的差異是武斷的並圍繞著全球變動。」但「東西方互不相容」卻可輕易成為歷史最持久的假設。這個假設比十字軍、伊斯蘭教和基督教都還古老，其血緣可上溯至近兩千五百年前。「他們為什麼恨我們？」──歷史本身就是隨著這個問題而誕生。因為正是東、西方的衝突，讓世界第一位歷史學家在西元前五世紀時發現了他畢生關注的主題。
這位歷史家名叫希羅多德（Herodotus）。他是希臘人，出生於今日土耳其的渡假勝地博德魯姆（Bodrum）──當時稱為哈利卡那索斯（Halicarnassus），因此他是在亞洲的邊陲地帶長大。他對東、西方的人為何那麼難和平共處大惑不解。表面上看來，答案很簡單。希羅多德指出，亞洲人把歐洲人看成為異類，「所以他們相信希臘人將永遠是他們的敵人。」但他也承認，一開始這種裂痕的產生是個謎，也許是因為希臘海盜曾綁架過一、兩位公主嗎？還是因為特洛伊遭縱火焚燬？「這至少是許多亞細亞民族主張的理由，但誰又能確定他們說得沒錯？」就像希羅多德深知的，世界如此之大，以至於什麼都是言人人殊。然而，東、西方衝突的起源雖不可考，但它的後果卻直到最近仍清楚明白，而且讓人悲痛。差異孕育出猜疑，而猜疑孕育出戰爭。
那確實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戰爭。西元前480年，也就是大約在希羅多德寫作他的《歷史》（編按：又稱《希臘波斯戰爭史》）四十年前，波斯國王薛西斯（Xerxes）率領大軍入侵希臘。這類軍事冒險一直是波斯人的專長。那幾十年間，勝利──快速壯觀的勝利──看來是他們與生俱來的特權。他們戰無不勝的氛圍反映在他們前所未有的征服範圍與速度上。波斯人原本只是沒沒無聞的山地部落，生活範圍侷限於今天伊朗南部的平原和山區。然後，在僅僅一代人的時間裡，他們橫掃中東，粉碎大批古老王國和著名城市，建立起一個從印度延伸至愛琴海海岸的帝國。經過這一系列的征服活動，薛西斯成了世界上最有權勢的統治者。他能動用的資源看似無窮無盡，多到讓人感到麻木。歐洲將要等到一九四四年夏天的諾曼第登陸（D-Day），才會歷經另一次同等規模的入侵。
與波斯這個空前未有的世界主宰相比，希臘人儼然是小國寡民，而且嚴重分裂。希臘只不過是個地理名詞：不是一個國家，而是由一批爭吵不休和經常互相暴力相向的城邦所構成。的確，希臘人自視為一個民族，由相同的語言、宗教和風俗統一起來；然而，耽溺於彼此攻伐看來才是各城邦最大的共通點。波斯人在崛起早期時發現，要征服住在今日土耳其西部的希臘人（包括希羅多德的故鄉）十分輕鬆容易。就算是希臘本土的兩大強權──初生的民主國家雅典和軍事化的國家斯巴達──看來都裝備低劣，難以有效作戰。所以當波斯國王決定征服生活於其龐大帝國西部邊境的分裂民族時，結果看似已然注定。
令人震驚的是，面對這支有史以來最龐大的遠征軍，本土的希臘人成功擋住了進攻。入侵者被趕了回去，希臘捍衛了自己的自由。在希臘人自己看來，他們如何打敗一個超級強權，始終是個最不尋常的故事。他們究竟怎麼做到的？為什麼做得到？起初又是什麼原因，導致波斯人想入侵希臘？這些問題在四十年後依然緊迫，促使希羅多德運用全新的體裁對這段歷史展開研究。歷來首次，有位歷史家不是把一場衝突歸因於傳說中的古代或某些神明的喜怒，而把它解釋為一些他可以親自驗證的原因。他因為只採用尚在人世的報導人或見證人提供的材料，而成為第一個人類學家、調查記者和海外通訊員。他好奇心不知疲倦的成果不只是一部論述，還是對一整個時代氣度恢弘、多樣化且兼容並蓄的分析。希羅多德形容自己從事的工作為「探問」（historia）──這是「歷史」一詞最初的含義。他在人類第一部歷史著作的開篇這樣寫道：「我在這裡寫下它們，是為了讓過去的記憶得以保存下來。我的手段是記述希臘人和異族人的非凡功績，首先是再現他們如何走向戰爭。」
當然，歷史學家總愛主張自己處理的課題意義重大。希羅多德的情況則是，他的主張歷經了兩千五百年的考驗。在這段期間，這些看法依靠的假設──波斯人和希臘人的大戰具有無可比擬的重要意義──得到了確認。例如穆勒（John Stuart Mill）指出，即使被看成為英國史的一部分，馬拉松之戰仍比黑斯廷斯之戰（Battle of Hastings）更重要。出乎人們對一個德國哲學家的預期，黑格爾（Hegel）以一種更雄渾的口吻宣稱：「整部世界史的利益戰慄地懸於一線。」事實的確如此。任何有關不屈反抗的傳奇故事都讓人熱血沸騰，更何況故事中的取勝希望是如此渺茫。當波斯人試圖征服希臘本土時，攸關重大的不只是那個被薛西斯視為恐怖主義的國家──雅典的存亡。若被一個外族的國王征服，雅典人將永遠沒有機會發展出他們獨一無二的民主文化。很多讓希臘文明非常殊異的特徵將消失不見。如此一來，羅馬繼承與再傳遞給現代歐洲的遺產將變得無比貧乏。若希臘人戰敗，西方不只將輸掉它爭取獨立和生存的第一場鬥爭，甚至也不可能有「西方」這樣的實體出現。
無怪波希戰爭的故事會成為歐洲文明的起源神話，並被視為自由戰勝奴役、公民美德戰勝專制主義的原型。顯然在宗教改革之後，隨著基督教失去號召力，馬拉松和薩拉米斯戰場上的英雄事蹟開始激勵許多理想主義者，並被認為足以完全取代十字軍，成為西方美德有教育性的典範。它們也更符合原則性，因為畢竟是出於防衛而非侵略，是為自由而非宗教狂熱而戰。其中一個插曲──「四千人對抗三百萬人」的溫泉關之戰──特別具有神話力量。出於一時之念發起戰爭的亞細亞大軍；決心不成功便成仁的斯巴達國王李奧尼達（Leonidas）；還有他手下三百勇士視死如歸的勇氣：在這則故事中一應俱全。早在十六世紀，法國大文章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即主張，雖然希臘人打過的其他勝仗「都是天底下最輝煌的勝利，但加在一起都比不上李奧尼達國王和他的戰士們在溫泉關的光榮犧牲。」兩百五十年後，拜倫勳爵（Lord Byron）驚見，當日的希臘淪為土耳其蘇丹（Turkish Sultan）治下的一省，確切知道從歷史書的哪個部分才能找到最激昂人心的戰爭號召。（未完）

第五章 火燒波斯國王的鬍子

通往馬拉松之路

所有的雅典人都不會懷疑，萬王之王決意摧毀民主制度。據說，當大流士收到薩第斯遭焚毀的消息時，便命令人取來象徵王權的弓箭，向天空射出一支火焰箭，而且心中向阿胡拉．馬茲達禱告，發誓要讓雅典人受到罪有應得的懲罰。他極為憤怒，胃口一直沒有從震驚中完全恢復。此後，據說他要求僕人每次都在他用膳時於他耳邊低語：「主人，勿忘雅典人。」
如今在波斯波利斯的內廷，人們每天都會提到一個原本默默無聞的偏遠民族，這當然不是一樁簡單事。儘管雅典人因為想像自己是萬王之王的心頭大恨而毛骨悚然，但對此又有幾分自豪。不過，從大流士未立即從亞細亞席捲而來可反映出，雅典人也許過於為自己的臉上貼金。波斯帝國的規模如此龐大，需要萬王之王費心的地方多到超過大部分希臘人的理解。當克里昂米尼從阿里斯塔哥拉斯那裡打聽到蘇撒離大海有三個月的路程時，不敢置信地跳了起來。只不過在蘇撒以東，萬王之王統治的版圖還要走三個月才能走完。如果知道這一點，等待自己末日的雅典人理應會得到一些小小的安慰，但同時也讓他們知道，自己並非大流士唯一的關心對象，甚至不是最緊迫的。
但這並不代表他毫不關心，萬王之王的心思兼顧天下、無遠弗屆。他總是可以知道任何遙遠邊界危機的最新進展。大流士統治的幅員驚人，但他臣下的巧妙設計卻讓這個幅員大大縮小。沒有人不對波斯人的通訊速度嘖嘖稱奇，萬王之王透過一個個烽火台傳遞訊息，幾乎在一個事件仍醞釀時便已得知。在帝國更多山的地區，特別是波斯本身（那裡的山谷有很好的傳聲效果），更詳細的情報可以透過聲音接力傳遞。波斯人「學過控制呼吸的技巧，並有效利用肺部的技術」，其聲音是出了名的洪亮；透過峭壁和溝壑的回聲來傳遞，很多要一個月才能靠走路傳遞的訊息，可在一天內完成。波斯人比之前任何人更明白，駕馭資訊就是駕馭世界。
因此，波斯強大的最終基礎既非其官僚系統，甚至不是軍隊，而是道路系統。這些由塵土構成的珍貴路徑，是帝國龐大身軀的神經系統，消息沿著它們從一個節點流向另一個接點，川流不息地傳向大腦，或從大腦對外傳出。讓克里昂米尼大驚失色的距離，已由不斷往返路經的朝廷大臣化為無形。每天黃昏，送信的人在辛苦騎馬騎了一整天後，都會找到一處可供休息的驛站，為他提供床鋪、飲食與第二天早晨用的新馬匹。最緊急的消息可以在風雨交加與日夜不停趕路下，兩週內從愛琴海海岸傳送到波斯波利斯。這種速度快得不可思議，而且前所未見。無怪萬王之王控制的高速公路訊息網讓人民高度敬畏，並認為是波斯勢力最可靠的指標與展現。
驛道的管理非常嚴格，任何沒有「通行證」的人都不許涉足其間。由於每份「通行證」都是從波斯波利斯或太守府發出，擁有這種證件的人都擁有一種特權。事實上，波斯帝國主義的兩大狂熱──填寫表格與嚴格的社會層級制度，便是在通行證制度中完全融合。一個官員若想知道自己在帝國位階系統中的確切地位，最好的方法莫過於晚上抵達一處驛站時，看看自己的「通行證」能換來多少物資配給。若是帝國中最重要的人物──比方說當初與大流士刺殺巴爾迪亞的六位同謀之一，那麼他和他的隨從人員可以得到一百夸脫葡萄酒。如果他是位於食物鏈的最低階，也許他會發現，自己得到的葡萄酒配給令人蒙羞，還不及一頭好馬。波斯人對於以「通行證」作為管理世界的基礎感到非常滿意，不僅官員和士兵，就連婦女和兒童乃至禽鳥，都能透過所得的配給知道自己在帝國架構中的明確位置。例如，如果一隻鴨子養來做為國王的菜餚，那麼它每天都可得到一夸脫的葡萄酒。相較之下，一名年輕女孩也許每週才獲得一夸脫葡萄酒的配給。
男人、女人、小孩、馬匹、水禽，這一切都一絲不苟地受到大流士官僚系統的管理。除了各個太守府有萬王之王的「耳目」一直監視追蹤外，驛站的每一筆交割也都需要填寫記錄，由管理人員和收受者共同蓋章，然後送往波斯波利斯的中央檔案庫存檔。如此嚴密地監控通行於驛道的人員，讓那些因事耽擱的行程與未能準時到達目的地者，可能會在抵達驛站當晚得不到原定的配給額。那些沒有「通行證」的旅人不僅會捱餓，還會很快遭到追捕並處死。就連沒有得到國王或太守批准而遞送的郵件，一樣會被燒毀。只有最狡猾的人可望逃過驛道巡邏人員的監控。例如，在西元前四九九年時，希斯提亞埃烏斯為了和遠在米利都計劃造反的姪兒聯絡，剃光了一名最信任奴隸的頭髮，在他的頭皮上刺字。「等奴隸重新長滿頭髮，希斯提亞埃烏斯派他到米利都，讓阿里斯塔哥拉斯剃光他的頭，讀出上面的內容。」這就是沒有「通行證」的人所必須具備的巧思。
然而，萬王之王的敵人要如何與大流士龐大的情報資源競爭？答案是沒有好辦法。例如：身處亞細亞最邊陲的愛奧尼亞叛軍，對波斯軍隊的動靜往往只有極模糊的概念。這和大流士驚人的靈通形成鮮明對比：雖然他離戰爭舞台遠達一千五百英里，卻彷彿人在現場，對局勢的最新發展瞭若指掌。例如，在西元前四九四年開頭幾週，最後的進攻計畫就是由他親自制定的──數週後這個計畫讓斯人在埃德島大勝，並且洗劫米利都。大流士特別詳知這次戰役的細節，因為他主要的希臘事務專家──一位名叫達提斯（Datis）的將軍──親自從愛奧尼亞為他送來情報，讓他能夠知道前線的最新消息。沒有比達提斯地位如此高的人長途跋涉前往波斯波利斯報告，更能反映出萬王之王對情報的無比重視了。就像愛奧尼亞的最早征服者哈爾帕格一樣，達提斯是米底人，但他在競爭性配給系統裡的地位不輸給任何波斯顯貴，可謂重量級的人物。他每日的葡萄酒配給量為七十夸脫──連國王的妹妹都會滿意的配給量──這是為具有特殊軍事才能或功績者提供的獎勵。
波斯人的情報功夫的確做得非常到家，但這不代表大流士沒有誤判的時候。其中一個重大失誤發生在達提斯到波斯波利斯服務的兩年前，當時他派希斯提亞埃烏斯前往薩第斯擔任欽差大臣。阿爾塔費尼斯非常不喜歡這個狡猾的米利都人來到自己的地盤，但又不願觸怒兄長，故希望這位不速之客盡快投向敵人。他指出：「我們不要轉彎抹角了。穿鞋子的人雖為阿里斯塔哥拉斯，但那雙鞋是你造出來的。」希斯提亞埃烏斯聽到後臉色發白，當晚就從薩第斯開溜，但未因此停止搗亂。他以最高的技巧在間諜圈混水摸魚、鼠首兩端，又把阿爾塔費尼斯的陰招還施彼身，大膽在太守的宮廷內部煽動叛亂。看來，喜歡內鬥的不只有希臘人，這次危機對阿爾塔費尼斯構成極大的威脅，讓他被迫對國人同胞進行大規模的清洗。幸而這種無情的手段剛好讓他可以恢復秩序，從那時起，希斯提亞埃烏斯斯成了被追捕的對象。在整個平定愛奧尼亞人叛亂的過程中，沒有什麼比抓到他更讓阿爾塔費尼斯高興；在拉德島的戰爭得勝一年後，阿爾塔費尼斯終於逮住了這位背信忘義的、王兄過往的最愛。當希斯提亞埃烏斯被鎖鏈綁著拖到太守面前時，鎮定自若地堅持，他要回到萬王之王身邊。阿爾塔費尼斯滿足了他的要求：他把希斯提亞埃烏斯釘死在尖樁後梟首，頭部醃漬於鹽裡，並以快遞送到蘇撒。
希斯提亞埃烏斯被處死與米太亞德逃回雅典，這兩件事都標誌著愛奧尼亞人抵抗的結束。然而，阿爾塔費尼斯的工作仍未結束。他贏得戰爭後，現在得面對同樣艱鉅的任務──贏得和平。愛奧尼亞被六個夏天的野蠻戰爭踐踏得體無完膚。田畝荒蕪，船隻在海港的死水中漸漸腐爛，道路荒草叢生，村莊和城市淪為焦土。倖存的愛奧尼亞人因為挨餓，不可避免地因少數未布滿荊棘與蕁麻的農田發生爭鬥。為此，他們幾乎用盡最後的力氣，重新武裝。阿爾塔費尼斯不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馬上進行干預。各個愛奧尼亞城邦的代表被召到薩第斯，迅速發誓永保和睦。此後，所有邊界糾紛都不是由武裝衝突解決（這是希臘人的傳統），而透過有波斯武力為直接後盾的中間人進行仲裁。就連愛奧尼亞人自己都承認，這種發展對他們並非全無好處。保護屬民不受其最壞的本能引導、促進穩定與貢賦的正常繳納：一如以往，這些都是太守預設的政策。在使用恐怖手段達到他的目的後，現在阿爾塔費尼斯可以鬆一口氣，改為爭取人心了。因為意識到愛奧尼亞人有多厭惡僭主統治，他甚至在某些情況下，縱容他們搞民主。畢竟只要帝國的和平獲得保障，希臘人選擇如何管理自己也不那麼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