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裡的人權關鍵字：雨季不再來

【導讀】
我們必須靜靜地、靜靜地開始行動
文/孫世鐸

在知道如何善用想像力的情況下，這些影片找到了理解歷史真相的秘訣，而人們則可透過這些影片了解歷史現象發生的原因。

──費侯（Marc Ferro）〈論電影中的革命運動〉

如同無數表徵「現代」與「文明」的科學技術，電影也是殖民者的發明。在長期受到殖民，經濟與產業發展只為宗主國服務的社會中，要長出需要高度整合知識生產與技術體系的電影工業，述說屬於自己的故事，無疑是巨大的奢求。在《雨季不再來》的導演哈隆（Mahamet-Saleh Haroun）前往殖民者的國家學習電影之前，查德是一塊「沒有電影的土地」──在我們身處的時代，幾乎要等同於「沒有故事的土地」。查德當然不是獨一無二的例子，從本書中的〈法國殖民〉出發，我們會開始理解，在許許多多已經脫離殖民走向獨立的國家裡，殖民者所留下的統治結構仍然主宰著社會的發展，絕大多數人民，都只能在這個已經被給定的結構裡求生，擁有的機會與選擇十分稀少。

從殖民者的國家把電影帶回查德的哈隆，在第一部長片作品《再見非洲》（Bye Bye Africa）裡「飾演」他自己──一位想在非洲拍電影的導演，一方面必須在面對家人的質疑時，引用法國導演高達（Jean-Luc Godard）所說的「電影可以創造記憶」為自己辯護；一方面也發現在他的祖國，從製作到放映，要完成一部電影幾乎都是不可能的事。在這樣的荒蕪之中，創作者有可能無中生有，用電影為祖國創造記憶嗎？《雨季不再來》是這樣開始的：在接連的幾個空鏡頭中，只有宛如神諭的聲音從畫外傳來，為我們揭開一個彷彿意義尚未明確的原初世界。然而，〈伊斯蘭教〉一文將帶領我們窺見，覆蓋在這個影像世界之外的，是什麼樣的宗教和文化傳統，而這些傳統又如何指引了影片中角色的各種行動。

這是2006年，〈正義與真相委員會〉一文告訴我們，曾對查德人民犯下許多暴行的獨裁者哈布雷（Hissène Habré）流亡所在的塞內加爾，才宣布要和查德合作成立特別法庭審理哈布雷；而影片中虛構的「正義與真相委員會」，正如同〈赦免〉一文所述的西班牙一般，決定無條件赦免所有加害者，引爆了民眾的憤怒。從這裡開始，影像的世界和我們生活的世界有了聯繫：我們既可以把這個故事讀成亙古皆然的神話，一如〈復仇〉提及，「有仇必報」似乎是人類社會從來不變的真理；也可以讀成歷經殖民與內戰歷史的無數非洲國家的一道象徵，就像〈寬恕〉所言，影片中的納薩拉其實並不只是納薩拉自己，阿提和祖父也同樣並不只是他們自己：在他們各自身後，有成千上萬已然悔罪或仍舊堅信自己正確的加害者，也有成千上萬創傷未曾癒合或在苦痛中走向原諒的受害者──我們都可能是阿提和祖父，也都可能是納薩拉。

這是電影的二重性：它既寫實、又虛構，它既保存記憶、又創造記憶，它既普遍、又獨特，它既必然宛如宿命、又偶然彷彿機遇。觀眾總要在這二重間往返，一方面體驗著別人的故事，一方面又驚覺竟然也是自己的故事。是的，查德距離我們其實並不遙遠，就像曾在臺灣發生的諸種歷史距離我們其實並不遙遠一樣。電影是信使，為我們從看似遙遠的時空捎來消息，並且盼望我們的回應。把你手上的這本書當成眼鏡戴上，重新觀看《雨季不再來》，會發現影像畢竟不是無中生有，當創作者扛起來自宗主國的攝影機重返祖國時，就意味著無論這個被述說的故事如何原始而純粹，它終究是鑲嵌在殖民者所創造的背景裡，映照著殖民者所留下的各種殘跡。但電影顯然不是永遠等待著被歷史決定的靜物，它能夠帶領我們逆流上溯，一步一步改寫各種給定的說法。

因此，儘管〈查德內戰〉訴說了在宏觀的政治與經濟結構下，內戰是如此難以完結，電影仍然要從納薩拉和阿提出發，向歷史宿命抗辯著從他們如此微小的個體，開啟終結仇恨輪迴的可能性。儘管〈戰爭孤兒〉陳述了直至今日，仍有成千上萬的兒童與青少年，不僅生活在戰火之中，更可能被迫成為武器，持續繁衍暴力，電影仍不願意放棄希望，讓阿提在遭受暴力之後，仍有可能因為目睹暴力的後果而願意放棄以暴制暴。這並不代表電影捏造歷史欺騙觀眾，或對政治現實全然天真無知。相反地，電影明瞭人是如何同步受到影像世界與生活世界的圈限，就像阿提對鏡舉槍，試圖進入自己應該扮演的復仇者角色，卻終究無法對門外的納薩拉下手，所以更要徹底發揮想像，讓看似穩定的現實（永恆的內戰狀態）有產生一點點縫隙（和解）的可能。

這其實也是一種革命──革命並不一定總是武裝，總是以火藥將現實全然炸燬；革命也可能是運用看似與歷史相悖的敘事，讓人找到一條理解歷史緣何如此的途徑，進而發現未來其實還有許多可能的版本。在查德、在臺灣、在加害者已然悔罪或仍舊堅信自己正確、在受害者創傷未曾癒合或在苦痛中走向原諒的無數所在，如詩人所說：

「這裡或那裡無關緊要／我們必須靜靜地、靜靜地開始行動」

──艾略特（T.S. Eliot）〈東科克〉（East Coker）

〈復仇〉
文／馬翊航

教學提示：

1. 你曾經看過哪些主題關於復仇的影集、電影、小說？裡面的人物為什麼復仇？完成「復仇」之後，他們的生命狀態有什麼樣的改變？
2. 在《雨季不再來》的最後，阿提沒有殺死納薩拉，是因為他原諒了納薩拉嗎？如果不是，你會怎麼理解、解釋阿提的情緒與行動？
3. 你認為國家執行刑罰，是為了替受害者復仇嗎？你的理由是？

在《雨季不再來》裡，阿提與祖父聽到廣播頒布了內戰罪犯特赦令，在戰爭中殺害阿提父親的仇人納薩拉沒有得到應有的制裁，祖父託付阿提前往納薩拉居住的恩賈梅納，進行復仇任務。電影中虛構的「正義與真理委員會」是為了凸顯現代國家對內戰罪行的「不處分」，對人民所造成的傷害。導演在一場訪談中說，他認為「大赦」其實含有某種不人道的成分，看似抹除過去的罪行與刑罰，但許多人內心的傷害與記憶是沒有辦法抹除的。存在其中的道德疑問是：「當犯了錯的人不受處分，我們如何無謂地繼續生活？」
馬哈麥－薩雷．哈隆（Mahamat-Saleh Haroun）不是第一個處理這個主題的導演，在小說、影視、動漫作品中，「復仇」是常見的主題，也為觀眾帶來強烈的娛樂與快感。經典的女性暴力復仇電影《我唾棄你的墳墓》（I Spit on Your Grave），女主角為了報復強暴她的罪犯，以極度強烈的手段一一對施暴男性進行復仇。血腥鏡頭帶動感官反應，當觀眾看見女主角成功復仇、大快人心時，也對照了現實生活中，女性在性暴力陰影下的無力與噤聲。復仇的方式有時突破現實世界人類能力的限制，例如超能力（《魔女嘉莉》）或者鬼魂（《七夜怪談》）。有些透過嚴密的佈局與施行（《告白》、《龍紋身的女孩》），有些則牽涉到幫派政治、或跨越世代的家族血債（《教父》）。但無論如何，復仇題材的創作，復仇者所欲報復的仇恨，多數是因為自己、愛人與血親所遭受的強大傷害。我們能不能「有仇必報」？復仇是為了「滿足」什麼樣的情緒呢？

‧為何復仇？
 
復仇的情緒基礎，來自於個人肉體或情感疆界被侵犯的強烈憤怒。憤怒是一種應該被壓抑的負面情緒嗎？許多學者也指出，人類的負面情緒（如憤怒、復仇），可能具有正面的動力與價值。在復仇的情緒背後，也涵蓋了「確保自尊」、「自我防衛」、「對群體道德秩序的尊重」等意義。正如哲學家瑪莎．納斯邦（Martha C. Nussbaum）在《憤怒與寬恕》一書中，引用亞里斯多德在《修辭學》中對憤怒的觀察「一種想要報復且伴隨著痛苦的慾望，因為想像自己被那些毫無正當理由的人給傷害了。」憤怒往往涉及被輕視與貶低的情緒，以及在自己或親近的人身上被施加的痛苦與不當行為。憤怒情緒常與復仇相伴，為了讓報復的對象承受相同的痛苦，或貶損報復對象，使其地位降低。
復仇不只是報復個人所受到的痛苦與損傷，也涉及人群與人群之間的複雜互動。例如學者謝劍在討論廣東連南瑤族傳統社會的械鬥狀況時指出，在尚未發展出中央集權的政治組織、司法體系的社會中，宿仇或者血族復仇（以血還血之意）是社會控制的手段之一。由於人們害怕宿仇的發生，也就讓人群對自身的行為產生戒懼作用，也使部族之間的對抗維持平衡關係。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李隆獻對古代中國的復仇觀，則進行了一系列嚴謹的論析。世界各種文明體系中皆存在復仇文化，早期的復仇文化與家族、種族的自保密切相關，除了本能性的對入侵、迫害的反擊，也會發展出神聖與儀式性；族群與族群之間幾近滅族的爭鬥，則出自預防「被復仇」的自保。「此仇不報非君子」、「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熟悉的說法。世界各地的復仇觀多以血緣關係為基礎，但李隆獻指出，古代中國的社會關係由於「五倫」的倫理結構，使得古代中國的復仇制度，產生了獨特的「跨越血屬」的特質，非血緣復仇包括了為養父、為夫、為君、為主、為師／師之子、友／友之父等類型（例如高漸離為荊軻刺殺秦王，就是「為友復仇」的經典個案），在東漢，這種為師／友復仇的風氣，也反映了當時士人崇尚激揚氣節的士風。 既然復仇是基本的人類情緒，也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為了自保、反擊迫害、社會控制的自然現象，那為什麼在現代社會中，幾乎全面禁止私人的復仇行為呢？

‧復仇與公權力
 
以復仇為主題的作品，重要的元素之一是如何憑藉「一己之力」來復仇。一如《雨季不再來》，因為國家（或者統治集團、掌握公權力者）沒有辦法透過執法，來應對與平復被害者的傷害，因此必須透過私下的復仇來平息傷痛。但在現代社會的政治體系中，必須透過公權力來侷限暴力（或者如韋伯所說，暴力被國家所壟斷），並禁止私人的復仇。法國人類學家勒內．吉拉爾（René Girard）關於「替罪羊」的理論，說明了人類社會裡，如何以「替罪羊」的儀式，來達到遏止暴力、終止私人復仇、合法統治的效果。暴力與復仇行為將會開啟永無止盡的循環：你殺了我兄弟，所以我要殺了你──復仇的風險將是暴力的無窮複製。為了避免社會的崩潰，當權者必須沒收復仇權，終結循環。設定「代罪羔羊」，就是沒收施暴權的一種有效方法。宗教祭典中的犧牲與獻祭，是一種宣洩的操作。當替罪羊被消滅，群眾的憤恨就可以有效地達到消除，替罪羊的有罪與無罪，並不真的那麼重要，重要的是宣洩與形式。是否覺得這樣的情況有些似曾相識？有許多冤案的審判，也出自於這種尋找「替罪羊」的心態。我們需要留意，是否為了消解暴力，卻帶動製造了另一種暴力？因此在現代司法的系統中，我們必須要不斷提醒，是否真正選擇、找出了罪魁禍首，而非只是陷入懲罰與宣洩的情感中。即使公權力禁止了私人復仇，但對犯法者、施暴者所執行的懲罰，群眾也往往有「一報還一報」的心態。
此外，我們也可以思考，「一報還一報」的應報方式是否合理？為什麼「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法則，在當前是不適用的？吳俊傑在〈「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應報符合公平正義嗎〉一文中，以人權的標準為我們說明，為什麼這樣的「應報」概念會被國際人權公約禁止：在世界人權宣言第五條，以及臺灣在2009年立法院批准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第七條中，明白宣示任何人不得施以酷刑，或予以殘忍、不人道或侮辱的待遇或刑罰。因此即使犯人以殘忍的方式施暴，亦不可施以同樣的毀損與傷害。若我們接受了以暴易暴的方式，也就等於複製了更多的偏差與罪行。
如何透過公權力實施刑罰，仍然存在許多爭議的空間。如果我們同意，由國家來侷限暴力，是終止私人復仇的一種方式，那麼國家執行的刑罰，是否有辦法對應受害者／群眾所受的傷害呢？「死刑」或者「刑罰」，是不是代替受害者執行復仇的一種方式呢？日本法律學者森炎在《死刑肯定論》一書中，他試著解釋為何日本的主流民意是支持死刑。其中重要的理由正是，既然國家收回了人民復仇的權利，那麼本應執行其代理權，以替代受害人遺屬的復仇情感與大多數的社會共感。
森炎的論述不見得完全沒有缺點，在臺灣版本《死刑肯定論》的序言中，朱家安就以〈「代理復仇」能證成死刑嗎？〉質疑森炎的論點，包括「刑罰是不是國家代理復仇？」（因爲國家只是收回了竊盜、傷害、殺人的執行力，如果復仇的手段並不違法，法律並未禁止。）；「國家因為收回復仇權，因此必須『代理』我們的復仇權」（但國家也禁止我們竊盜與歧視他人，那國家是否需要替我們代理竊盜與歧視呢？）；「如果國家有代理復仇的責任，那什麼樣的復仇才是合理的復仇？」（為何死刑是合理的復仇，而終身監禁不算？）。在臺灣討論死刑爭議，也必須思考群眾的心理狀態。除了復仇的情緒之外，支持死刑的心理基礎，也來自強烈的不安全感（如果犯人沒死又出來殺人呢？），這種對於陌生他者的恐懼，也往往在集體情緒中被強化。犯罪者必定需要受到懲罰，但懲罰的程序與正義，是否受到「復仇」情緒的影響或干擾，混淆了我們對於人權、執法的原則與基準，則是我們需要保持警覺的。

‧如果不復仇？

圍繞著復仇的難題是，如何終結暴力的循環？如何修補被害者所受到的傷害？如果復仇是艱難的，我們應該如何轉化我們的情緒，讓憤怒轉化為更具建設性的行動，使社會的運作機制與規範變得更加完善？瑪莎．納斯邦在《憤怒與寬恕》提出了複雜的論辯來回應。值得留意的是，「寬恕」並不是傷害與復仇的完美解藥，例如必須讓對方悔過認錯，才能放棄憤怒的「交易式寬恕（transactional forgiveness）」，仍然可能存在報復的缺陷。她理解愛與寬恕的艱難，因此以深刻多面向的論辯來指出憤怒的陷阱與可能的方案。
我們不妨回到《雨季不再來》的最後一幕，來思考復仇與寬恕的複雜性。阿提將納薩拉帶到荒原裡，在祖父的「面前」開槍，假裝殺死了納薩拉。最後阿提挽著祖父的手臂走入沙漠，消失在觀眾（或納薩拉）的視野裡。祖父的盲眼，讓阿提不用真正殺死納薩拉，而透過形式上的行刑／復仇，處死了納薩拉。對祖父來說，他滿足了漫長人生中等待的仇恨，阿提則免去了因為殺人而帶來的另一種罪疚，或者陷入復仇的恐懼循環中。但另一種可能是，目盲但敏銳的祖父是否可能透過鳴槍的聲響，知道阿提並未真正殺了納薩拉？祖父未曾檢查死者的狀態，向阿提追問復仇的證據，也可能暗示了他的寬恕。當然「寬恕」，其實是我們思考復仇行動時，同樣需要抱持懷疑的心理。我們是否因為對被害者寬恕的要求，而輕視了法理之內的懲罰行動？寬恕與復仇的心態，同樣有必須面對的缺陷，有著同等的重量與複雜。（參考：〈寬恕〉）

參考資料：
 許家馨，〈應報即復仇？──當代應報理論及其對死刑之意涵初探〉，中研院法學期刊，第十五期
 許惠琪，〈應報論、復仇觀與傳統哲學──再論死刑爭議〉，全國律師，第23 卷第1 期
 吳俊德，〈「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應報符合公平正義嗎〉，
http://whogovernstw.org/2014/11/07/jundehwu2/?fbclid=IwAR2KNJBfM1gMqJAfc6-GBYdcJ7pwsJQ_XLA74OAxJ9aOlKS4ApQgAuy5MvU
 謝劍，《連南排瑤的社會組織》，香港中文大學，1993
 勒內．吉拉爾（René Girard），《替罪羊》，臉譜，2004
 李隆獻，《復仇觀的省察與詮釋：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編》，台大出版中心，2015
 艾維．佛特勒爾（Hervé Vautrelle），《什麼是暴力》，開學文化， 2018
 森炎，《死刑肯定論》，光現出版，2018

 例如電影《黑金企業》中的採油商人丹尼爾，並未應允對神父伊萊許下的捐款承諾，並且羞辱、毆打前來索求捐贈的伊萊。日後當伊萊的教會持續壯大，丹尼爾與出售土地的虔誠教徒交換條件，不得不加入教會，而在佈道過程中遭受神父伊萊羞辱式的報復。

2李隆獻在第一章〈「五倫復仇觀」的源起與嬗變〉中，即指出許多學者同時討論報恩、報仇、報應等「報」的概念，包括楊聯陞、文崇一、劉兆明、黃光國等人，但李隆獻指出，這些對於「報」的討論，許多集中於交換、互惠、報恩、報答等正面行為。但他認為涵蓋正面意義的「還報」與負面的「報仇」，其實原始形貌並不相同（例如復仇在早期社會的發展，出於生物性的種族、家族自保），但因爲概念有一致之處，所以有了互涉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