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感性邊疆：德意志語言民族主義如何抵制法蘭西理性主義 (劉仲敬‧民族發明學講稿02)

「民族的屬性以及民族主義，是一種特殊類型的文化人造物」
班納迪克‧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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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紅帽的鄉土方言童話，如何打敗拿破崙法語霸權？
這是一個如同台語對抗國語、以語言追求認同，台灣人非常熟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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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法蘭西理性主義的霸權，到德意志語言民族主義的反動
追求鄉土情感及認同的感性力量，如何推動中歐諸民族國家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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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最後一課》裡的民族發明學

法國文學家都德（Alphonse Daudet）在一八七三年的小說《最後一課》中如此描述：「小弗朗士上了他的最後一堂法文課。因為法國戰敗，他的家鄉洛林與亞爾薩斯已經割讓給德國，居民以後就要講德語了。當下課的鈴聲響起，他的法語老師最後說：法語是世界上最美麗、最精確的語言。當了亡國奴的人民只要牢記他們的語言，就好像拿了一把打開監獄大門的鑰匙。」

語言一向是民族發明的關鍵。你說何種語言，你就是何種民族？《最後一課》的小說中提到的亞爾薩斯和洛林人到底是法國人，還是德國人？這個問題牽涉到民族發明中的二種基本模式：一種是法國的國民民族主義，一種是德國的語言民族主義。而這正是本書的重點所在。

▉理性主義的國民和浪漫主義的民族――
　自法國大革命後，民族發明的兩種基本模式

這兩種基本模式，來自於歐洲中世紀結束後，接替封建時代的兩種巨大力量，一種是啟蒙主義，一種是浪漫主義；前者源自於哲學上的理性主義，後者則根源於哲學上的先驗主義。這兩種思想先後登上世界近代史的舞台，先是啟蒙運動及法國大革命所引發的理性主義風暴，而緊追其後的則是抵制理性主義而興起的浪漫主義，這兩種力量都試圖接管封建主義衰微之後的歐洲世界。

這兩種力量之間的鬥爭，最終導致了兩種不同的民族發明，第一種是法國大革命後，體現理性主義原則的法蘭西民族發明，它的民族最初被稱為「國民」（PEOPLE）；不論國民講何種語言（普羅旺斯方言、洛林方言、布列塔尼方言、諾曼底方言），只要他運用理性，遵循普世真理、熱愛拿破崙法典並認同法蘭西，那他就是法國人。

然而拿破崙在一八一○年娶了奧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瑪麗公主，撕下共和外衣而稱帝，並宣告他們的兒子將被封為羅馬王，像秦二世一樣將成為未來整個歐洲的唯一統治者。未來的歐洲，將在法蘭西文化和理性主義的統治下步入「康莊大道」。這樣的偉大進步圖景，讓德意志地區的知識分子感到萬分恐懼：法蘭西式的民族發明無非是讓全世界的人都變成法國人而已！這難道不是一種大一統思維下的「大民族主義」嗎？

因此這種民族發明遭到抵制，德意志的知識分子追求基於鄉土情感與歷史傳統的身分認同，通過所謂的方言土語和歷史傳統而發明出「民族」（NATION）。浪漫主義是對法蘭西理性主義的反動，自十九世紀以來，逐漸擴散到東歐和波羅的海地區，最終蔓延到整個世界。直至今日，世界上超過四分之三的主權國家，都是宣稱自己是個自由而獨立的民族國家。

▉小紅帽打敗拿破崙？
　歐洲邊疆的民族國家，是浪漫主義精神追求鄉土語言的演化結果

德意志地區的知識分子，以赫爾德為首，提出了民俗學、語言學、人類學等以浪漫主義反抗理性主義的武器。他們認為，法蘭西共和國的文明固然貌似強大，但是理性涵蓋不了一切。你從老祖母那裡聽到的《格林童話》和《安徒生童話》，你用溫暖親切的方言土語講出的東西，怎麼能夠是外來的法國行政官和法語教師可以理解的呢？又怎麼可以用法語來講述呢？而《拿破崙法典》則是既冷漠又生疏，和地方上的習慣法存在衝突。

理性不是生活的全部。中文世界往往推崇啟蒙和理性，對浪漫主義的理解則僅僅局限在文學藝術。而實際上感性的那一部分，在文學上通過浪漫主義發洩出來，在哲學上通過先驗主義發洩出來，在政治上則通過反動的民族發明發洩出來。赫爾德等浪漫主義者和民俗學家用他們播種的「龍牙武士」，不僅解構了拿破崙及其顧問所設計的萬世江山，也破壞了封建主義者與維也納和會各政治家原先的設想。

浪漫主義者結出了很多果實，萊茵河以東的歐洲大部分國家都是他們結出的豐碩成果。在拿破崙戰爭結束後，浪漫主義運動推動了以中歐為核心的歐洲邊疆地區的民族發明，最終在十九至二十世紀之間，陸續誕生了一系列新興的民族國家（NATION），包括以普魯士為核心的德國、波羅的海沿岸諸小國、芬蘭、烏克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及波蘭。

▉德意志語言民族主義vs. 法蘭西理性主義＝歐洲邊疆地區的民族發明史！

法蘭西的國民共和模式並非沒有吸引力，本書提及的波蘭和匈牙利這兩個國家都有漫長和強大的君主傳統，故它們最初接受的是法蘭西的國民共和模式。像寫「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的著名匈牙利詩人裴多菲，便主張一個法國版本的大匈牙利，包括今天的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和塞爾維亞在內，講標準的匈牙利語。這個匈牙利擁有黑海和亞德里亞海的出海口，是一個多瑙河上的小法蘭西。當然他的主張最終失敗，周圍的各「方言族群國家」最終獨立。其結果便是形成今日中歐地區的諸民族國家，而理性設計的大匈牙利變成一個沒有出海口的小民族國家。

本書並非是一部嚴格意義的國別史，而是劉仲敬以其獨特的「民族發明學」視野，深入分析中歐及部分東歐、北歐等歐洲邊疆地區的一部「民族發明史」。通過鄉土語言及身分認同等感性力量，以抵制大民族國家的統一思維，劉仲敬認為在清帝國解體之後的東亞，也正遵循著類似的軌跡而演化，並在民族發明學的意義上處在演化到一半的半成品階段。歐洲邊疆諸民族國家被發明的歷史路徑，真的預演了東亞／諸夏的未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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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仲敬‧民族發明學講稿（世界篇）】系列作品一共三本。此系列中，劉仲敬用他獨家建構的「民族發明學」理論體系，深入分析西歐的邊陲地帶（分別是巴爾幹地區、中東歐、中東地區）如何從帝國或封建王國的體系中誕生近代的小民族國家。民族國家的誕生，毫無例外伴隨著民族的發明。而法國和德國是民族發明學的理論之源：法國的大革命創造出理性主義的國民（PEOPLE）、德國的反革命創造出浪漫主義的民族（NATION）。之後世界上大部分非英美體系的國家，都遵循這兩種主要模式而進行民族發明。

在《叛逆的巴爾幹：從希臘主義的解體到斯拉夫主義的崩潰》中，劉仲敬透過巴爾幹地區十個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分析「大民族主義」如奧斯曼主義、大希臘主義及斯拉夫主義的失敗原因。在《歐洲的感性邊疆：德意志語言民族主義如何抵制法蘭西理性主義》中，劉仲敬解釋法國式的理性主義國民和德國式的浪漫主義民族之間的博弈，如何推動中東歐及波羅的海諸國各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在《中東的裂痕：泛阿拉伯主義的流產和大英帝國的遺產》中，劉仲敬分析中東地區的傳統宗教與泛阿拉伯主義的國家建構，以及英國經驗主義的民族發明模型和波斯灣部落貿易國家之間的密切關聯性。

【劉仲敬‧民族發明學講稿（世界篇）】的宗旨不在於歷史考據或道德教訓，而是企圖提供給讀者一種以歷史經驗法則為基礎的「認知訓練」，最終達到增進「歷史現實感」的效果；並期待這樣的訓練在東亞地區未來新一波的民族發明中，發揮積極而明顯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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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仲敬‧民族發明學講稿系列

【民族發明學的世界史】
《叛逆的巴爾幹：從希臘主義的解體到斯拉夫主義的崩潰》
《歐洲的感性邊疆：德意志語言民族主義如何抵制法蘭西理性主義》
《中東的裂痕：泛阿拉伯主義的流產和大英帝國的遺產》

【民族發明學的諸夏史】（2021年陸續出版）
《諸夏的復活：一部逆轉的東亞史――吳越民族．江淮民族》
《諸夏的復活：一部逆轉的東亞史――巴蜀利亞、夜郎國和滇國》
《諸夏的復活：一部逆轉的東亞史――晉族、燕族和齊國》
《諸夏的復活：一部逆轉的東亞史――上海民族》
《諸夏的復活：一部逆轉的東亞史――滿洲國》

劉仲敬

長於新疆，而獨以川人自屬。嘗操宋慈故業，而自授史學。刀下閱屍，筆下著史。以其獨特的理論體系，致力於用憲制演化的角度研究歷史，並投入民族發明的推廣。他在大眾史學及網路場域擁有巨大影響力，其學說被支持者稱為「阿姨學」。現為旅居美國的自由作家。

著有「近代史的墮落」系列作（《晚清北洋卷》、《國共卷》、《民國文人卷》），此系列透過近代東亞地區重要歷史人物之生平，闡述東亞文明的歷史特性；《經與史》、《遠東的線索》為重新解釋內亞和東亞古代歷史關聯性、解釋中國近現代史格局與演變的經典作品；《文明更迭的源代碼》則是關於「阿姨學」的思想脈絡、及對世界各種文明和歷史的探討。

譯有大衛．休謨（David Hume）的《英國史》、湯瑪士．麥考萊（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的《麥考萊英國史》等西方歷史學經典作品。

一、普魯士軍國主義與新教自由主義
二、烏克蘭民族發明與克里米亞問題
三、波羅的海民族與歐洲的文明邊疆
四、芬蘭的歷史語言與民族發明
五、捷克：奧匈帝國「勤王黨人」的萬里長征
六、斯洛伐克：匈牙利「舒昂黨人」的寄居蟹
七、匈牙利：從「拉法葉」到「佛朗哥」
八、波蘭：帝國超民族主義和文化泛民族主義的剋星
附錄：
（１）加泰隆尼亞：遲到的民族發明
（２）烏拉圭：從地區到民族的意外發明

〈波羅的海民族與歐洲的文明邊疆〉

我們所謂的波羅的海國家，只包括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不包括立陶宛；從歷史上來看，立陶宛的命運跟波蘭和烏克蘭聯繫在一起，而不是像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那樣跟北歐的關係更多。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的重要性在於，它們能夠使我們釐清經常混淆在一起的三個概念：文化，種族，還有民族。一般人談論民族的時候，經常與種族、文化連在一起，甚至相互借代使用。例如炎黃子孫就是種族的概念。這暗示說，你之所以要構建某一個民族，是因為假定構成這些民族的人群有一個共同的血緣意義上的祖先，他們彼此是親戚關係。另一個概念就是文化，例如儒家文化或者天主教文化，暗示構成這個民族的人群擁有一個共同的文化底色。不論是種族或是文化，這都是尋找共同起源、加強民族神話的手段，但它們都不是絕對客觀的。

民族是一個政治概念，它透過製造民族神話來凝聚向心力、劃清邊界的時候，往往要運用種族和文化的理由來加強自己的說法；直截了當地說，只要有政治上的動機，符合動機的任何理由都可以用，不符合動機的任何理由都可以被排除。也就是說，如果有政治上的必要，要構建一個民族，即使沒有文化上的共同體或者沒有種族意義上的共同體，也是沒有關係的。有的話很好，就把這些理由聚集起來，加強你的理據；如果沒有的話，那你就另外找理由。假定種族上沒有連續性，你就去找文化上的連續性；假如文化上沒有共性的話，那你就找種族上的連續性。反正你只要把有利於你的論據湊起來，把不利於你的論據刪除掉，你總能夠製造出政治共同體應該存在的理由。

如果實在沒有的話，你可以用神話替代真實，神話往往比真實更加有力量。像近代的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這兩個國家，它們的民族神話也是這樣的。一般來說，如果按照神話思維去構建，美國的立國歷史就得從印第安人開始算起；儘管印第安人跟歐巴馬或者川普都談不上什麼血緣關係，但是美國的歷史還是得從那裡寫起。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的歷史，也是從最遠古的時代——據說是居住在這裡的、只有一些考古遺跡的居民開始寫起。「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這兩個名字都可以追溯到遠古的部族居民，但是我們要清楚，跟這兩個名字有聯繫的部族，比如說遠古的拉脫加爾人，他們根本不是現代愛沙尼亞人和拉脫維亞人在種族意義上的祖先。文化意義上的聯繫，例如愛沙尼亞人跟芬蘭人在文化上的聯繫諸如此類的，其實也是一個跟階級薰陶和同化關係非常密切的概念，形成的時間是非常晚近的。最早也就是十六世紀，晚一點的話也就是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事情。

我們還是從頭說起。地理上的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所在的這個地區就是波羅的海東岸地區。它真實意義上的歷史（假如以美國作對比的話，就是哥倫布以後的美國史）是源於寶劍騎士團的拓殖；在這以前的波羅的海地區的原始居民——例如拉脫加爾部族和其他原始居民的歷史，對這兩個國家來說的意義就相當於印第安人對美國的意義：第一，它不是現代這兩個國家種族上的祖先；第二，它也不是現代意義上的這兩個國家在文化上和政治上的祖先。真正意義上的波羅的海歷史始於寶劍騎士團以及後來的立窩尼亞騎士團武裝傳教的過程。這條歷史路徑涉及到近代所謂的基督教文明的問題，而每一個文明的背後都有一個基本組織的問題，基本組織的擴散構建了文明的基礎。大體上來講，我們熟悉的基督教文明實際上是有三種社會組織模式。

第一種模式就是拜占庭模式。這種組織模式雖然可以叫做拜占庭模式，但是它真實起源的時間其實是早於拜占庭的，包括了中東地區的大部分教派，例如亞美尼亞教派、敘利亞教派和伊斯蘭教的許多教派。它真正形成的時間實際上是在拜占庭東正教會產生的時間以前，也在拜占庭帝國的疆土以外，是在敘利亞東方教會跟不信奉基督教的波斯薩珊帝國的互動當中形成的。在這個互動當中，形成了後來拜占庭和奧斯曼帝國以及東方各宗教習慣的那種模式。也就是說，基層組織就是宗教團體，某一個教派的大主教或者長老之類的也就是信奉這個教派的居民的行政官。帝國不統治居民，而是統治教團。教團的長老在帝國皇帝面前代表這個教團，同時在帝國的政治體制中兼任臣民的長官。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各教派之間的嬗替並沒有改變這個基本模式。

第二種模式就是羅馬教廷所形成的那種模式，是在西羅馬帝國解體以後、原來作為NGO（非政府組織）的羅馬地方教會不得不承擔了原先屬於公共事務的許多工作以後形成的一種體制。他們雖然實際上已經干涉了公共事務，但是由於羅馬帝國的記憶非常強大的緣故，他們時時刻刻都還想要擁立一個假的羅馬皇帝，像查理曼這樣的神聖羅馬皇帝或者像日耳曼人的神聖羅馬皇帝，盡可能地重新復興過往的帝國機構。

第三種就是北歐的日耳曼人的基督教模式，它是一個武裝傳教的模式，出現在拉丁傳統、羅馬傳統最少的地方，它沒有羅馬帝國的記憶，所以這個地方的社會既不是像拜占庭和東方的社會那樣高度依賴帝國，也不是像拉丁各教會一樣至少是模仿並企圖復辟帝國的。而是在完全沒有帝國記憶的基礎上，由武裝傳教士製造的教區建立起來的社會。可以說，對於他們來說，教會本身建立的教區就是完整的國家組織。日耳曼地區的傳教士，包括寶劍騎士團或條頓騎士團，在波羅的海東岸建立起來的這些教區，在組織形態上講，跟清教徒在北美建立的教區是一樣的，他們沒有真正的國家。雖然這些教區有可能遙奉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作為他們的宗主，理論上把波羅的海東岸納入了神聖羅馬帝國的統治體系，但這種關係是虛而不實的，跟北美殖民地居民和英格蘭國王的關係一樣，是一種象徵性的保護人的關係，皇帝和國王並不能夠真正干預他們的政務，他們建立起來的教區就是他們唯一的社會組織。

寶劍騎士團是武裝傳教的組織，它的騎士同時也是教士。它不像是東方各教會的牧師那樣完全不掌握武力，在政治上依賴於帝國，把教團看成是一個從屬於帝國的、帝國之下的附庸組織。也不像是拉丁教會那樣遵循「雙劍論」，認為政教之間大體是平起平坐的。對於波羅的海東岸的殖民社會——其實也是對於原先羅馬帝國統治之外、後來才皈依基督教的這些北歐居民來說的話，就像是北美殖民地的居民一樣，教區就是他們唯一的社會組織，包括軍事事務和政治事務在內的所有事務都是教區負責的範圍，所以他們等於是形成了一個只是名義上從屬於神聖羅馬帝國、但實際上是自己開拓自己領土的殖民組織。

波羅的海社會是由日耳曼殖民者建立起來的，準確地說是由日耳曼武裝傳教士的殖民組織建立起來的。他們首先建立了里加和附近的幾個主教教區。教士同時也是寶劍騎士團的騎士，他們既要打仗來保衛這些教區的安全，又要傳教和充當法官，來維持這些教區的日常事務。這些組織特徵比較相似的社區，最後形成了「立窩尼亞同盟」。立窩尼亞同盟在組織上很像是北美十三州形成的美利堅合眾國，這個同盟就是波羅的海東岸最初的政治組織。當地居民在皈依基督教後，無論他們原來是什麼血統的，是不是拉脫加爾人或者其他什麼部族，但是在他們被日耳曼式的教會在文化上征服以後，也就變成日耳曼人了。

與此同時，里加、諾夫哥羅德等地的城市組織也加入了漢薩同盟，於是立窩尼亞同盟和漢薩同盟的城市組織就構成了波羅的海社會結構的基礎。這裡是屬於歐洲的，他們使用的主要語言是低地德語，商業方面的聯繫是跟以呂貝克和漢堡為中心的漢薩同盟聯繫在一起的。本地的主要經濟事務，除了農業以外，就是把東方——遙遠的內亞的各種產品，通過里加這個大港販運到歐洲去。他們的經濟生活和地緣形勢，可以說跟上海在遠東的形勢是差不多的：為數非常少的一批沿海居民依靠歐洲和亞細亞內地的貿易為生，他們習慣歐洲式的文化，習慣歐洲的語言和生活方式；但是他們的城門之外，出了城門不到兩天的距離，就是亞細亞的村社和蠻族，這些蠻族隨時可能進攻他們的城堡，毀滅他們的生活方式。如果說上海的工部局跟寧波的工部局和鼓浪嶼的工部局形成一個聯盟，從上海到廣州形成一個城邦體系，然後再在這個城邦體系之外由傳教士建立起來的一系列教區構成一個聯盟來保護這個城邦體系，那麼這個體系的實際內容就跟漢薩同盟和立窩尼亞同盟非常相似了。

只要他們內地的蠻族——斯拉夫人對他們造成的威脅不是很大的話，那麼這種模式可以永遠繼續下去。他們是歐洲的邊陲，而且自認為是歐洲人。他們沒有必要發明國家。對於他們來說，教區就足夠了，神聖羅馬帝國象徵性的統治對他們來說也就足夠了。但是如果在近在咫尺的內地產生出了強大的帝國征服者，對他們的教區形成了巨大的威脅，那麼僅僅是騎士團和漢薩同盟的力量就不足以保護他們的安全，他們必須尋找新的保護人。因此，在蒙古人和莫斯科人在斯拉夫內地建立了強大的帝國以後，立窩尼亞的海岸居民就必須尋找自己新的保護人。這個新的保護人首先就是波蘭—立陶宛聯合王國，然後是瑞典王國。在愛沙尼亞人和拉脫維亞人發明的民族神話當中，把瑞典王國當作開明進步的典範，那是因為瑞典國王是新教改革當中新教徒的領袖。他對波羅的海東岸的統治，把原有的天主教改成了路德教，使波羅的海沿岸在文化上跟比較先進的北歐聯繫在一起。他也建立了塔爾圖大學，為愛沙尼亞和今天的波羅的海東岸地區提供了最早的文化教育機構。

但是我們要注意，像瑞典或者丹麥這樣的王國，我們不能用近代的民族國家的邏輯來看待它。這些國家只是神聖羅馬帝國在播種的過程中間產生出來的一些周邊國家，它內部的商人主要還是漢薩同盟的商人，大學的教學語言仍然是德語或拉丁語。例如，瑞典王國的軍隊是由整個北歐的新教徒組成的，它的商業是由漢薩同盟講低地德語的商人主辦的，它自己的學校教育也是由講拉丁語和德語的路德教傳教士主辦的。這樣一個國家，實際上是不符合近代民族國家的定義。它變成民族國家，實際上是在三十年戰爭失敗、喪失了它的帝國領土、不得不退回本土以後，才重新把自己的本來被德語知識分子視為方言土語的瑞典語發掘出來，跟瑞典王國結合起來，創造出新的民族。如果瑞典繼續承擔整個北歐新教徒的保護者與一個大聯盟的領袖的話，這一切都是不會發生的。

同時，德語使用者跟日耳曼這個種族不是有直接關係的。從種族的角度來講，從英格蘭到北歐這很大一片的居民都或多或少有日耳曼血統，但是日耳曼血統和德語使用者不是一回事。使用德語這件事情是一種文化現象，它說明你的文化教育和階級地位已經達到了一定的層次，實際上你很可能是比如說波羅的海地區的斯拉夫人或者芬蘭人。一種理論認為，芬蘭人從種族的角度來講更接近於阿勒泰人。今天我們把他們視為歐洲人，實際上也就是因為它在新教改革當中接受了路德教派，從此在文化上和政治上跟歐洲聯繫在一起。斯拉夫人則是介於歐亞之間的種族。假如你本來是波羅的海沿岸的一個斯拉夫部族的成員，你的祖先在原先寶劍騎士團傳播天主教的時候信仰了天主教，後來又在宗教改革的時候、在瑞典王國的統治時期改信了路德教，然後你上了學，接受了比較好的教育，因為學校裡面用的是德語，從此以後你就會用上德語，然後你就會把你原來是斯拉夫的或者芬蘭的姓名加以日耳曼化或者拉丁化。你很可能會有兩個名字，一個是拉丁的名字，把你原來的名字後面加一個尾碼，變成什麼什麼烏斯之類的，然後再把你自己原先波羅的海的名字加一個日耳曼式的尾碼，把它變成約翰尼斯、約翰烏斯之類的名字，那麼看上去你就完全像是一個德國學者了，後來的人很可能會把你說成是「波羅的海的德國人」。

但是我們要注意，所謂波羅的海的德國人，並不意味著是移居到這個地區的日耳曼人後代，也不意味著他在種族意義上是日耳曼人的後裔。波羅的海德國人的意義就是會講德語的波羅的海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因為德語是一個階級地位和文化地位的標誌。如果你已經達到了知識分子的水準和資產階級的地位，那麼你就會講德語，而且就會被記錄為波羅的海的德國人。即使你爺爺是個斯拉夫人或者芬蘭人，那也沒有關係的。就好像是，一個朝鮮的士大夫，原先他很可能是女真人或者是其他內亞人，但是他學會了講漢語，學會了讀史記、論語，參加了科舉考試，在朝廷上混到一官半職以後，他就會變成一個寫漢字的儒家知識分子。講德語的波羅的海東岸資產階級的階級地位也是非常類似的。他們在波羅的海人口當中大概占到百分之五到十之間，這恰好就是中產階級在中世紀後期人口中應該占的比例。只不過在波羅的海東岸這個特殊的地區，中產階級是需要一個文化標誌的。你用了德語，就說明你是一個有文化的人；如果你只用土語，就說明你是一個沒文化的人。所謂的德國人和土著人的差別，實際上不是血統上的差別，而是受教育程度和經濟地位的差別。兩者之間的關係是流動性的，而不是封閉性的。

（摘自：「三、波羅的海民族與歐洲的文明邊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