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的裂痕：泛阿拉伯主義的流產和大英帝國的遺產（劉仲敬‧民族發明學講稿03）

為何敘利亞戰亂不斷，人民流離失所，而波斯灣卻繁榮穩定，富甲一方？
同一個中東、同樣的阿拉伯社會，基於何種歷史而踏上不同路徑的民族發明之路？

「敘利亞」路線：推動大民族國家（泛阿拉伯主義）而慘遭失敗、戰亂不斷
「波斯灣」路線：維持小民族國家（部族民主聯邦）而獲得成功、繁榮穩定
劉仲敬（阿姨）告訴你中東裂痕的深層原因
在於「自發秩序」是否可以持續生長與開花結果！

「伊斯蘭社會效忠的對象是部落、宗教和大家庭，而不是民族。」
─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文明衝突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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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民族發明學的視野來看，
中東戰亂或和平的關鍵，取決於當地「自發秩序」是否能夠持續生長！

二十世紀初，奧斯曼帝國在一次大戰後徹底崩潰，原有的中東地區領土分裂成大大小小的「無主之地」，相繼遭到西方列強如法國、英國的託管或保護，並在二十世紀中期紛紛獨立成近代的民族國家（Nation）。這些國家發展到今天，有的社會穩定且繁榮昌盛、有的則是陷入長期的族群紛爭或內戰衝突，淪為「敘利亞化」的部族戰爭之地。是什麼原因，在今天中東各國家的戰亂或和平、衝突或穩定之間劃下了深遠的裂痕呢？

本書通過民族發明學的視野，分析中東地區的八個國家案例，試圖回答上述問題。這些案例包括了肥沃月灣地帶（Fertile Crescent）的國家如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以及庫德斯坦自治區，以及波斯灣（Persian Gulf）海岸地帶的國家如科威特、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巴林，還有位於東非、文化上屬於阿拉伯的桑吉巴自治區。這些國家或地區的民族發明過程，有的企圖打造大民族國家而失敗，有的則成功建立了小民族國家；而成功或失敗的關鍵原因，便在於這些國家的「自發秩序」，也就是天然形成的習慣法與社會秩序是否能夠持續成長或是被迫中斷。

▉ 泛阿拉伯主義建構的文化民族國家，
是今天中東地區「敘利亞化」衝突的根源！

中東地區自十九世紀以來，隨著奧斯曼帝國的衰弱與歐洲勢力的入侵，近代民族主義的思潮也隨之興起。如同近代東亞的「中華民族」與「漢族」，中東地區陸續誕生了相似的「泛阿拉伯主義」及「泛伊斯蘭主義」等大民族主義思潮，其擁護者都企圖在奧斯曼帝國的領土內，建立「文化泛民族主義」的近代國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在二戰後敘利亞成立的「阿拉伯社會復興黨」，這是個中東版本的「國民革命黨」；他們試圖通過「團結所有阿拉伯人」的民族口號，建立一個「三民主義」的「阿拉伯民國」。但是，這些試圖超越民族國家天然邊界的「文化泛民族主義」理想，最後都失敗了；他們失敗的根源，在於中東地區存在著遠比它們歷史更久遠、更強大的力量，也就是以部族為主的基礎社區力量；本書提及的庫德人及其民族的發明歷史，便是最好範例之一。

本書以「敘利亞化」描述泛阿拉伯主義者如伊拉克的海珊、敘利亞的阿薩德家族強行建構泛阿拉伯民族共同體失敗的過程，黎巴嫩也有著相近的歷史路徑。中東地區擁有堅實的基礎共同體，這源自於基督教或伊斯蘭習慣法傳統所形成的各式部族及社區，它們構成了當地天然的「自發秩序」傳統，而且是中東社會及文化的活力根源。千年以來，這些部族或社區雖歷經各阿拉伯或奧斯曼帝國的統治，但始終能夠維持固有的習慣法傳統、保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但隨著近代民族主義的興起，阿拉伯「國民黨人」企圖在伊拉克和敘利亞建立一個大的阿拉伯帝國，強行整合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習慣的部族或社區，使得國家與社會無法協調並相互衝突的情況下，讓當地最終陷入軍閥割據的內戰戰場。

▉ 英國經驗主義式的法治遺產，
造就「波斯灣」國家的政治與經濟奇蹟！

然而，位於中東的波斯灣沿海的國家，卻與上述「敘利亞化」的國家有著截然不同的歷史路徑發展。由七個部落國組成的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以及科威特、巴林等，這些國家的共通點都是在十九世紀後成為英國的殖民地與商業據點；它們雖接受「殖民主義」的統治，但在英國經驗主義與普通法的影響下，其傳統的社區與習慣法得以累積、生長，並且在建立英國式的「司法統治」憲政體制後成功獨立，成為中東地區相對穩定且繁榮的現代民族國家，如中東的「新加坡」――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中最大的部落國杜拜。

本書最後一個案例是目前屬於坦尚尼亞的桑吉巴自治區。本為英國保護國的桑吉巴被坦尚尼亞統一後，導致其自古以來的習慣傳統與在英國保護時期建立的法治基礎被摧毀殆盡，喪失其原本作為伊斯蘭世界的東非商業轉運站的優勢地位與獨特文化。桑吉巴如同東亞的「香港」，兩者都是英國模式的失敗結果；它們的共通點是在長期的「一國兩制」狀態下，錯失了民族發明的關鍵節點。

劉仲敬認為，近代民族發明除了法國理性主義和德國浪漫主義的模式之外，還有第三條路線，即英國的經驗主義模式。在法德模式之下，國家與社會存在明顯的對立，也意味著在建構民族的過程中容易產生如法國大革命的衝突或動亂；要是建構失敗，就如同敘利亞或黎巴嫩般陷入長期的內戰狀態。但在英國模式下，共同體或社會原有的傳統習慣能夠維持，並通過英國普通法的機制形成有效的「自發秩序」；雖然此路徑相較於法德模式發展緩慢，但過程平和且不容易產生大規模的動亂。中東波斯灣地區的民族發明過程，便是英國模式的最佳世界史範例。

▉ 基礎社區共同體 X 民族國家共同體＝一部近代中東地區的民族發明史！

本書並非是一部嚴格意義的國別史，而是劉仲敬以其獨特的「民族發明學」視野，深入分析中東地區的一部「民族發明史」。劉仲敬認為清帝國解體之後的東亞遵循類似的軌跡，而在民族發明學的意義上處於演化到一半的半成品階段。中東諸國民族發明失敗的歷史路徑，例如「敘利亞化」及「桑吉巴化」，真的預演了東亞／諸夏的未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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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仲敬‧民族發明學講稿（世界篇）】系列作品一共三本。此系列中，劉仲敬用他獨家建構的「民族發明學」理論體系，深入分析西歐的邊陲地帶（分別是巴爾幹、中東歐及中東地區）如何從帝國或封建王國的體系中誕生近代的小民族國家。

民族國家的誕生，毫無例外伴隨著民族的發明。而法國和德國是民族發明學的理論之源：法國的大革命創造出理性主義的國民、德國的反革命創造出浪漫主義的民族。之後世界上大部分非英美體系的國家，都遵循這兩種主要模式而進行民族發明。

1、《叛逆的巴爾幹：從希臘主義的解體到斯拉夫主義的崩潰》：透過巴爾幹地區十個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分析「大民族主義」如奧斯曼主義、大希臘主義及斯拉夫主義的失敗原因。

2、《歐洲的感性邊疆：德意志語言民族主義如何抵制法蘭西理性主義》：解釋法國式的理性主義國民和德國式的浪漫主義民族之間的博弈，如何推動中東歐及波羅的海諸國各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

3、《中東的裂痕：泛阿拉伯主義的流產和大英帝國的遺產》：分析中東的傳統宗教與泛阿拉伯主義的國家建構，以及英國經驗主義的民族發明模型和波斯灣部落貿易國家之間的密切關聯性。

【劉仲敬‧民族發明學講稿（世界篇）】的宗旨不在於歷史考據或道德教訓，而是企圖提供給讀者一種以歷史經驗法則為基礎的「認知訓練」，最終達到增進「歷史現實感」的效果；並期待這樣的訓練在東亞地區未來新一波的民族發明中，發揮積極而明顯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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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仲敬‧民族發明學講稿系列

【民族發明學的世界史】
《叛逆的巴爾幹――從希臘主義的瓦解到斯拉夫主義的崩潰》
《歐洲的感性邊疆――德意志語言民族主義如何抵制法蘭西理性主義》
《中東的裂痕――泛阿拉伯主義的流產和大英帝國的遺產》

【民族發明學的諸夏史】
《諸夏的復活：一部逆轉的東亞史――吳越民族．江淮民族》
《諸夏的復活：一部逆轉的東亞史――巴蜀利亞、夜郎國和滇國》
《諸夏的復活：一部逆轉的東亞史――晉族、燕族和齊國》
《諸夏的復活：一部逆轉的東亞史――上海民族》
《諸夏的復活：一部逆轉的東亞史――滿洲國》

劉仲敬

長於新疆，而獨以川人自屬。嘗操宋慈故業，而自授史學。刀下閱屍，筆下著史，足可謂神來轉身。

致力於用憲制演化的角度研究歷史，從而建構出獨特的理論體系。最近致力於民族發明學。他在大眾史學及網路場域擁有巨大影響力，其學說被支持者稱為「阿姨學」。現為旅居美國的自由作家。

著有「近代史的墮落」系列作（《晚清北洋卷》、《國共卷》、《民國文人卷》），此系列透過近代東亞地區重要歷史人物之生平，闡述東亞文明的歷史特性；《經與史》、《遠東的線索》則是重新解釋內亞和東亞古代歷史關聯性、解釋中國近現代史格局與演變的經典作品；《文明更迭的源代碼》則是關於「阿姨學」的思想脈絡、及對世界各種文明和歷史的探討；《叛逆的巴爾幹》與《歐洲的感性邊疆》則是其「民族發明學講稿」系列的最新力作。

譯有大衛．休謨（David Hume）的《英國史》、湯瑪士．麥考萊（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的《麥考萊英國史》等西方歷史學經典作品。

一、庫德人：族群、民族與國家
二、黎巴嫩：東方基督教會的共同體結構
三、敘利亞：文化泛民族主義的流產試管嬰兒
四、伊拉克：「三民主義」未能統一阿拉伯國以後
五、科威特：部族傳統和民族國家的邊界衝突
六、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英國經驗主義留給伊斯蘭的孵化器
七、巴林：書院、酋長與王國
八、桑吉巴：伊斯蘭「香港」的窮途末路
附錄、愛爾蘭：大眾民主與民族發明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英國經驗主義留給伊斯蘭的孵化器〉

我們注意最近二百五十年來所有民族國家產生的歷史，就可以看到在民族發明的三種類型當中，只有國民民族主義實際上能夠成功建立自我治理的共同體的；至於帝國超民族主義和文化泛民族主義這兩種類型，儘管經常被許多專家學者稱為民族主義，但是它們從來就沒有成功建立自治共同體。而在國民民族主義的三種民族發明模式當中，讀者大概也已經注意到了，我至今為止所舉的所有事例都來自於法國理性主義和德國先驗主義兩種模式，但沒有提到過英國經驗主義。英國經驗主義和其他兩種模式的區別，在於這種模式並沒有一個明確的、界限分明的革命建國的過程。在民族國家產生以前的封建時期或部落時期以及民族國家產生以後的這兩個階段之間，基本上走的是和平過渡的過程。好像是一個人從嬰兒變為青年，從青年變為成年人，不是說身分證上寫你是二十一歲成年、你以後可以選舉總統了，然後在生日的當天晚上就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像是蝴蝶從蛹裡面跳出來，跟原來的幼蟲完全不一樣了。你二十歲的時候的樣子跟二十一歲的時候的樣子差不多，所以大家都覺得沒有一個明顯的、近乎革命性的劇烈轉折。

所以，英國經驗主義的民族發明模式通常不大為人所重視，因為它就沒有一個相當於法蘭西大革命、波蘭獨立戰爭或匈牙利獨立戰爭這樣的戲劇性事件去作為民族國家從無到有的標誌，而法國理性主義和德國先驗主義的發明模式都是有這樣一個標誌的。但是，沒有這個標誌當然並不是它的弱點，而是它的優點。有這個標誌，說明社會的轉型是必須經過劇烈轉折的；為了從一種模式轉到另一種模式，中間必須要有所扭曲，必須要有所犧牲；而沒有這樣一個標誌性的事件，就說明和平演變進行得比較好，社會的元氣沒有什麼損害，自發秩序是連續不斷生長的。當然，這種模式迄今為止基本上是局限於英語世界――講英語的各個國家和英國的殖民地。像加拿大、紐西蘭、澳大利亞這些，就是典型的經驗主義的民族發明模式。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民族發明神話是什麼呢？是加里波利戰役，是他們作為大英帝國的一部分，派出澳洲及紐西蘭軍團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做出的犧牲。它自身由本來就享有自治權的英國殖民者的居留地變成正式的自治領，再從正式的自治領變成共戴女王為君主的獨立國家。這個過程好像是一個人從五歲的孩子長成十歲的小學生、然後長成二十歲的大學生、然後在二十一歲的那一年變成公民一樣，整個過程是連續的，任何一個點上都沒有戲劇性的變化。當然，一般中國國內比較傾向於自由主義或保守自由主義的學者也都是非常讚美英國經驗主義的近代化模式的，認為這種模式比法國理性主義和德國先驗主義模式來說，轉型比較順利，轉型的成本比較低，社會受到的損害比較少，以後的發展也比較大。

當然，所謂的英國模式和法國模式，或是學者施密特所謂的司法國和立法國，它們的實質性差異早在封建制度轉變為絕對君主制時代時就已經產生出來了。可以說，英國經驗主義模式的自治是全方位的，而法國理性主義的模式和德國浪漫主義的模式就存在著國家和社會的鮮明對立。在經驗主義模式的國民共同體當中，國家和社會的區別是不明顯的，這個就集中體現在普通法當中根本沒有「行政法院」這一個機構，公務員犯罪跟普通公民一樣，要自己請律師，賣自己的房去打官司，也沒有什麼特殊法律來保護他。而法德兩系的國民共同體雖然在國家這個層面上講也是自我治理的，因此我們通常把這三個類型的國家都稱之為近代民主國家，因為它們的領導人和議會之類的都是國民自己選舉出來的，能夠有效地對國民的意志負責，而且始終兌現了國民自我治理的原則，所以從大的方面來看，都是近代化轉型成功的國民共同體，但從細節上來看，英國經驗主義的國民共同體的自治是全方位的，從鄉鎮、從公司、從社會的方方面面都是這樣，而法德這兩系的自治是在國家層面的。國家層面上，沒有問題，它是國民選舉產生的、國民自己治理自己的民主國家或國民共同體，但是在國家和社會的關係的層面上，那麼你就可以說，國家對社會還是可以實施武斷權力的，體現在行政法院的設立以及這些大陸型國家的公務員在社會上享有一定的特殊地位。而在英語系的國家內，國家和社會是渾然一體、沒有區別的。

所以從自我治理或自發秩序的角度來講，雖然國民共同體是自我治理的成功典範，但是國民共同體內部也是有等差的。也就是說，英國經驗主義模式的國民共同體是自發秩序的最佳典範，而法國理性主義和德國先驗主義的國民共同體雖然也是自治共同體，但是等級上就低了一級；但是它們這兩種類型比起連自我治理的國民共同體都發明不成功的帝國超民族主義或文化泛民族主義來說的話，又高了一等；而帝國超民族主義雖然不能夠自我治理，畢竟還能夠有效統治，比起既不能自我治理、又不能有效統治的文化泛民族主義來說，又算是高了一等。這個基本格局就是近代世界構建政治共同體的基本法則。可以說，根據這個法則形成的近代世界是一系列的同心圓結構：在它的最核心是以英國經驗主義為代表的國民共同體，它是自發秩序得到最完善保護，社會和國家達到全面自治這個境界的，也就是我們通常稱為的西方的核心；在它的周圍，就是通常也稱為是西方、但是非英語系的法國理性主義和德國先驗主義類型的民主國家，它們雖然也是民主制度，卻是大陸法系、而不是普通法系的國家，因此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關係仍然有著是政治統治的關係，也就是國家統治社會；而在上述這些民主國家之外，就是我們所謂的非民主國家。

非民主國家就是民族發明失敗，自我治理的國民共同體未能成功，它不得不像是前現代的政治實體一樣，以被別人統治的方式存在，或甚至連存在都沒辦法存在。在這些實體當中，有一部分像我們今天看到的普丁的俄羅斯和習近平的中國，就是非常典型的大俄羅斯帝國和大清帝國的完整版。它們的國民是居於降虜地位的，被統治者單方面統治；而統治者統治他們的依據並不像是英法德各系的民主國家那樣的自治原則，而是根據歷史上的帝國傳統。例如，普丁的理由就是，俄羅斯帝國留下的版圖絕對不能分裂，因此少了他閣下的統治是不行的；而中國共產黨現在的殘餘統治的根本邏輯也不是因為「共產主義必將實現，我們注定要解放全人類」，而是因為大清帝國留下的這個版圖沒有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就注定要分裂，所以他們為了中華民族的緣故，一定不能下台。現在的中國共產黨內，堅信共產主義或理直氣壯地為了共產主義原則而維持統治的人恐怕已經不多了，大多數人都是為了奧斯曼主義的理由，也就是說為了大清疆土不至於在我們手中分崩離析的這個理由，才繼續維持下去的。這就是能夠統治而不能自我治理的奧斯曼主義的模式。最後的模式就是像泛斯拉夫主義、漢字民族主義、儒家民族主義、泛伊斯蘭主義這種類型的，它們不但不能自我統治，連專制形式的統治都做不到，這就是民族發明的最低形式了。我們通常所說的民主跟非民主國家的差別，其實就是經驗主義、理性主義、先驗主義三種類型的國民共同體，與建構國民共同體失敗後的各國家所形成的對比。

當然，這樣就引出了下面的問題：在歐洲以外的世界，民族發明是根據哪一種模式進行的？我們現在普遍看到的現象是，它們大多數都是根據法國理性主義模式或德國先驗主義、浪漫主義、語言民族主義的模式展開的。但是按照英語國家的模式，以經驗主義的方式構建近代國家，也不是一個都沒有；這種國家或地區，絕大部分，都位於過去的英國殖民地範圍內。在東亞，典型的就是香港；在中東，典型的就是過去曾經是英國的被保護國或殖民地、現在通常稱之為海灣諸君主國的那一系列小國。它們當中最大的一個就是今天的阿拉伯聯合大公國（United Arab Emirates‎，簡稱阿聯或阿聯酋，又譯為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所謂的「大公」，其實和酋長是同一種意思，就是阿拉伯文的埃米爾（Emir），跟科威特的薩巴赫家族享有的埃米爾頭銜是同一個詞，你把它翻譯成大公或酋長其實都可以。另外就是兩個小國，波斯灣的小島國家巴林和通過半島電視台而著名的半島國家卡達。巴林和卡達與阿聯酋裡頭的各酋長國是同一性質的部落型國家，只不過它們在阿聯酋制定憲法、組成聯邦的時候沒有參加進來，所以就變成了獨立國家；而阿布達比、杜拜這些酋長國就共同組成了聯邦。可以說，巴林和卡達跟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之間的關係，也就是新加坡和汶萊跟馬來西亞聯邦的關係。新加坡和汶萊本來也是很有可能參加馬來西亞聯邦的，新加坡還一度參加了一段時間，又重新退出來。馬來聯合邦或海峽殖民地的其他各邦原先的法律地位跟英國保護下的新加坡和汶萊是一樣的或是非常接近的，只不過在英國人撤退的時候，有些邦國願意在英國人臨走的時候結成一個聯邦，那它就變成馬來西亞聯邦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了；有些小邦經過討價還價以後，最後就沒有參加進去，或是參加了以後又退出了，那就變成巴林、卡達、新加坡和汶萊這種情況。

（摘自第六章、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英國經驗主義留給伊斯蘭的孵化器）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英國經驗主義留給伊斯蘭的孵化器〉

我們注意最近二百五十年來所有民族國家產生的歷史，就可以看到在民族發明的三種類型當中，只有國民民族主義實際上能夠成功建立自我治理的共同體的；至於帝國超民族主義和文化泛民族主義這兩種類型，儘管經常被許多專家學者稱為民族主義，但是它們從來就沒有成功建立自治共同體。而在國民民族主義的三種民族發明模式當中，讀者大概也已經注意到了，我至今為止所舉的所有事例都來自於法國理性主義和德國先驗主義兩種模式，但沒有提到過英國經驗主義。英國經驗主義和其他兩種模式的區別，在於這種模式並沒有一個明確的、界限分明的革命建國的過程。在民族國家產生以前的封建時期或部落時期以及民族國家產生以後的這兩個階段之間，基本上走的是和平過渡的過程。好像是一個人從嬰兒變為青年，從青年變為成年人，不是說身分證上寫你是二十一歲成年、你以後可以選舉總統了，然後在生日的當天晚上就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像是蝴蝶從蛹裡面跳出來，跟原來的幼蟲完全不一樣了。你二十歲的時候的樣子跟二十一歲的時候的樣子差不多，所以大家都覺得沒有一個明顯的、近乎革命性的劇烈轉折。

所以，英國經驗主義的民族發明模式通常不大為人所重視，因為它就沒有一個相當於法蘭西大革命、波蘭獨立戰爭或匈牙利獨立戰爭這樣的戲劇性事件去作為民族國家從無到有的標誌，而法國理性主義和德國先驗主義的發明模式都是有這樣一個標誌的。但是，沒有這個標誌當然並不是它的弱點，而是它的優點。有這個標誌，說明社會的轉型是必須經過劇烈轉折的；為了從一種模式轉到另一種模式，中間必須要有所扭曲，必須要有所犧牲；而沒有這樣一個標誌性的事件，就說明和平演變進行得比較好，社會的元氣沒有什麼損害，自發秩序是連續不斷生長的。當然，這種模式迄今為止基本上是局限於英語世界――講英語的各個國家和英國的殖民地。像加拿大、紐西蘭、澳大利亞這些，就是典型的經驗主義的民族發明模式。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民族發明神話是什麼呢？是加里波利戰役，是他們作為大英帝國的一部分，派出澳洲及紐西蘭軍團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做出的犧牲。它自身由本來就享有自治權的英國殖民者的居留地變成正式的自治領，再從正式的自治領變成共戴女王為君主的獨立國家。這個過程好像是一個人從五歲的孩子長成十歲的小學生、然後長成二十歲的大學生、然後在二十一歲的那一年變成公民一樣，整個過程是連續的，任何一個點上都沒有戲劇性的變化。當然，一般中國國內比較傾向於自由主義或保守自由主義的學者也都是非常讚美英國經驗主義的近代化模式的，認為這種模式比法國理性主義和德國先驗主義模式來說，轉型比較順利，轉型的成本比較低，社會受到的損害比較少，以後的發展也比較大。

當然，所謂的英國模式和法國模式，或是學者施密特所謂的司法國和立法國，它們的實質性差異早在封建制度轉變為絕對君主制時代時就已經產生出來了。可以說，英國經驗主義模式的自治是全方位的，而法國理性主義的模式和德國浪漫主義的模式就存在著國家和社會的鮮明對立。在經驗主義模式的國民共同體當中，國家和社會的區別是不明顯的，這個就集中體現在普通法當中根本沒有「行政法院」這一個機構，公務員犯罪跟普通公民一樣，要自己請律師，賣自己的房去打官司，也沒有什麼特殊法律來保護他。而法德兩系的國民共同體雖然在國家這個層面上講也是自我治理的，因此我們通常把這三個類型的國家都稱之為近代民主國家，因為它們的領導人和議會之類的都是國民自己選舉出來的，能夠有效地對國民的意志負責，而且始終兌現了國民自我治理的原則，所以從大的方面來看，都是近代化轉型成功的國民共同體，但從細節上來看，英國經驗主義的國民共同體的自治是全方位的，從鄉鎮、從公司、從社會的方方面面都是這樣，而法德這兩系的自治是在國家層面的。國家層面上，沒有問題，它是國民選舉產生的、國民自己治理自己的民主國家或國民共同體，但是在國家和社會的關係的層面上，那麼你就可以說，國家對社會還是可以實施武斷權力的，體現在行政法院的設立以及這些大陸型國家的公務員在社會上享有一定的特殊地位。而在英語系的國家內，國家和社會是渾然一體、沒有區別的。

所以從自我治理或自發秩序的角度來講，雖然國民共同體是自我治理的成功典範，但是國民共同體內部也是有等差的。也就是說，英國經驗主義模式的國民共同體是自發秩序的最佳典範，而法國理性主義和德國先驗主義的國民共同體雖然也是自治共同體，但是等級上就低了一級；但是它們這兩種類型比起連自我治理的國民共同體都發明不成功的帝國超民族主義或文化泛民族主義來說的話，又高了一等；而帝國超民族主義雖然不能夠自我治理，畢竟還能夠有效統治，比起既不能自我治理、又不能有效統治的文化泛民族主義來說，又算是高了一等。這個基本格局就是近代世界構建政治共同體的基本法則。可以說，根據這個法則形成的近代世界是一系列的同心圓結構：在它的最核心是以英國經驗主義為代表的國民共同體，它是自發秩序得到最完善保護，社會和國家達到全面自治這個境界的，也就是我們通常稱為的西方的核心；在它的周圍，就是通常也稱為是西方、但是非英語系的法國理性主義和德國先驗主義類型的民主國家，它們雖然也是民主制度，卻是大陸法系、而不是普通法系的國家，因此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關係仍然有著是政治統治的關係，也就是國家統治社會；而在上述這些民主國家之外，就是我們所謂的非民主國家。

非民主國家就是民族發明失敗，自我治理的國民共同體未能成功，它不得不像是前現代的政治實體一樣，以被別人統治的方式存在，或甚至連存在都沒辦法存在。在這些實體當中，有一部分像我們今天看到的普丁的俄羅斯和習近平的中國，就是非常典型的大俄羅斯帝國和大清帝國的完整版。它們的國民是居於降虜地位的，被統治者單方面統治；而統治者統治他們的依據並不像是英法德各系的民主國家那樣的自治原則，而是根據歷史上的帝國傳統。例如，普丁的理由就是，俄羅斯帝國留下的版圖絕對不能分裂，因此少了他閣下的統治是不行的；而中國共產黨現在的殘餘統治的根本邏輯也不是因為「共產主義必將實現，我們注定要解放全人類」，而是因為大清帝國留下的這個版圖沒有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就注定要分裂，所以他們為了中華民族的緣故，一定不能下台。現在的中國共產黨內，堅信共產主義或理直氣壯地為了共產主義原則而維持統治的人恐怕已經不多了，大多數人都是為了奧斯曼主義的理由，也就是說為了大清疆土不至於在我們手中分崩離析的這個理由，才繼續維持下去的。這就是能夠統治而不能自我治理的奧斯曼主義的模式。最後的模式就是像泛斯拉夫主義、漢字民族主義、儒家民族主義、泛伊斯蘭主義這種類型的，它們不但不能自我統治，連專制形式的統治都做不到，這就是民族發明的最低形式了。我們通常所說的民主跟非民主國家的差別，其實就是經驗主義、理性主義、先驗主義三種類型的國民共同體，與建構國民共同體失敗後的各國家所形成的對比。

當然，這樣就引出了下面的問題：在歐洲以外的世界，民族發明是根據哪一種模式進行的？我們現在普遍看到的現象是，它們大多數都是根據法國理性主義模式或德國先驗主義、浪漫主義、語言民族主義的模式展開的。但是按照英語國家的模式，以經驗主義的方式構建近代國家，也不是一個都沒有；這種國家或地區，絕大部分，都位於過去的英國殖民地範圍內。在東亞，典型的就是香港；在中東，典型的就是過去曾經是英國的被保護國或殖民地、現在通常稱之為海灣諸君主國的那一系列小國。它們當中最大的一個就是今天的阿拉伯聯合大公國（United Arab Emirates‎，簡稱阿聯或阿聯酋，又譯為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所謂的「大公」，其實和酋長是同一種意思，就是阿拉伯文的埃米爾（Emir），跟科威特的薩巴赫家族享有的埃米爾頭銜是同一個詞，你把它翻譯成大公或酋長其實都可以。另外就是兩個小國，波斯灣的小島國家巴林和通過半島電視台而著名的半島國家卡達。巴林和卡達與阿聯酋裡頭的各酋長國是同一性質的部落型國家，只不過它們在阿聯酋制定憲法、組成聯邦的時候沒有參加進來，所以就變成了獨立國家；而阿布達比、杜拜這些酋長國就共同組成了聯邦。可以說，巴林和卡達跟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之間的關係，也就是新加坡和汶萊跟馬來西亞聯邦的關係。新加坡和汶萊本來也是很有可能參加馬來西亞聯邦的，新加坡還一度參加了一段時間，又重新退出來。馬來聯合邦或海峽殖民地的其他各邦原先的法律地位跟英國保護下的新加坡和汶萊是一樣的或是非常接近的，只不過在英國人撤退的時候，有些邦國願意在英國人臨走的時候結成一個聯邦，那它就變成馬來西亞聯邦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了；有些小邦經過討價還價以後，最後就沒有參加進去，或是參加了以後又退出了，那就變成巴林、卡達、新加坡和汶萊這種情況。

（摘自第六章、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英國經驗主義留給伊斯蘭的孵化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