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上草青：一個歷史學者的自述

自序

還是先講講我為甚麼要寫這個回憶吧。

瞿秋白先生在他犧牲前寫的那篇《多餘的話》中說，他原本就是個文人，之所以後來參加革命，那純粹就是個「歷史的誤會」。而我在回顧自己一生的時候，想到大部分時間從事的職業是歷史研究，心想這對我來說不也同樣是一個「歷史的誤會」嗎？因為習史並非我的初衷，我自幼對歷史也沒有甚麼特殊的興趣，高中畢業後先是插隊，後來調到煤礦， 10 年多的蹉跎歲月，浪跡天涯，但上大學仍是我心中的夢想。所幸鄧公決定改革高校招生制度， 給了我們這代人一個機會， 1978 年我終於參加了高考，因為數理化都忘得差不多了，只能考文科，而文科的選擇很少，歷史分數又最高，所以後來就上了南京大學歷史系。那時只要能上大學就好，至於學甚麼專業那都是次要的。然而自從上了大學、特別是大學畢業後分配工作，將歷史研究作為自己的終生職業之後，我對這一選擇卻一直沒有感到後悔。

作為一個歷史學者，自然十分清楚回憶與口述對於研究歷史、特別是近現代史是多麼重要，我們在研究歷史的過程中經常要閱讀各種人物的傳記、日記、回憶或者口述資料，不僅如此，平時我們還會常常動員大家寫寫回憶、接受採訪甚麼的。然而到了自己頭上那又成了另外一回事，我就從來沒有想過要寫甚麼回憶的文字，因為覺得自己就是個芸芸眾生中的小人物，所經歷的事情更是無關輕重，都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真沒甚麼好寫的。

在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授課時，每學期系裏都會安排博士研究生擔任我的助教，他們大都是來自內地名牌大學歷史系的學生，亦多從事近代史和民國史的研究課題，課餘時經常到我辦公室來聊天，我也常常跟他們說些自己的經歷。也許是年齡大了吧，這些年每次外出開會，或是與一些年輕的學者見面，也總是不經意間聊些個人過去的經歷和故事，會後常常和與會者外出喝茶聊天，也會說些學界的趣聞軼事。因此許多年輕人都說，最喜歡會後與鄭老師在一起，聽他講過去的故事。不少人也都不止一次地對我說，希望有時間作個口述訪問，或者乾脆自己把過去的經歷寫出來。但我總覺得自己就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有甚麼東西值得寫呢？

激起我寫回憶的衝動可能源於下面幾件事。

前幾年有一次在上海開會，會後與 30 多年前在青島講習班相識的老朋友胡君見面，聊天時相互講起各自的家史，他說起不久前整理了父親的回憶錄並上網公開，我聽了以後怎麼覺得與剛看過的一本書內容那麼相似呢？細問之下，那位作者所引用的材料，竟正是胡兄父親的回憶！ 這真是一個巧合，我即從中牽線， 讓他們互相認識，同時亦極力鼓勵他爭取將這部回憶公開出版，最後這部書也真被北京開明出版社接受出版。胡君的父親雖然很普通，很平凡，民國時期只是一個銀行練習生。可是他寫出來的這個回憶非常真實，反映了民國年間一位下層銀行職員的日常生活及其所見所聞，出版後頗受好評。筆名為「十年砍柴」的書評人認為，本書作者的人生經歷，「對那個時代闖進上海謀生的鄉下少年來說，更具有代表性」；因為在那個時代中，像他的鄉賢虞洽卿、邵玉軒、董浩雲那樣的大亨畢竟是鳳毛麟角，而「更多的是他這樣的，平平凡凡而又自強不息，抓住一切機會改變自己命運的人」。因為這本回憶錄的出版與我的建議有點兒關係，胡兄非約我為回憶錄寫篇序言，盛情難卻，只能信手寫了篇短文，題目就叫《讓更多民間記憶進入學術研究的視野》。我在序言的最後寫道：「希望更多的讀者將自己和家庭的經歷寫下來，為後人完整全面了解過去的歷史提供一份真實的史料。」中國文化研究所最近在進行一個口述史的項目，副所長黎志添教授專門對我進行採訪，一位研究生在旁協助錄音，我就將個人在研究所工作 20 多年的經過與感受講了出來，後來整理過的文稿就發表在本所的通訊上，題目就叫《我與中國文化研究所》，這次訪問也激起我對往事進行回憶。

2019 年是新中國成立 70 周年， 5 月間，我突然收到香港無線電視台首席記者黎穎然小姐的來信，說她們正製作一個八集的電視記錄片《建國七十年》，其中有兩集內容涉及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中兩項重大的歷史事件，即大饑荒與「文化大革命」。他們知道我是個歷史學者，也知道我當年就在內地，曾親身經歷過那段日子，因此提出來採訪我，希望了解我的家庭和個人的經歷，「更希望了解大饑荒時期各地農村的狀況，為何當年發生大饑荒卻未能及時上報，以及『文革』時期知識分子的遭遇」。我與新中國同齡，可以說是「紅旗下長大的一代人」，大饑荒時期我還是個 10 多歲的孩子，又生活在城市裏，因此只有個人飢餓的回憶，可是 10 年後當我們下鄉時，才聽到當年農村餓死人的慘劇；而「文化大革命」則是我們這一代親身經歷的 10 年，父母親又都是民國時期過來的知識分子，曾受到殘酷的迫害。因此我覺得應該把我知道的事情說出來，讓今天的年輕人了解過去的那段歷史，於是便接受了採訪。

前幾年班上同學聚會紀念入學 40 年，事先編了一本畫冊，收錄了各人保存的圖片，主編還讓每人寫幾句感言。記得我寫下的是：歷史的誤會，讓我選擇了研究歷史；歷史的神迷，又讓我探究誤會的歷史。

2022 年是我們大學畢業 40 年的日子，前些時班上有同學提議， 讓大家動筆，寫下自己升學和在校期間的生活記錄，用以緬懷那段逝去的年華。我們這些同學既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更是改革開放的參與者，作為這一巨變時代的歷史見證人，理所應當用自己的筆，記錄下自己在這期間的經歷與感悟，因此這一建議立即得到大家的響應，並陸續寫出 40 多篇回憶。

以上這些事對我撰寫回憶來說確實是個啟發，也是個動力。後來我就一直在想，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是應該將自己的人生經歷寫出來；而且要寫就不光只是寫自己，還應該將父母親這一代人的經歷寫下來，至少讓我們的後代知道他們的祖輩是甚麼樣的人，他們的一生又究竟做了些甚麼。

母親去世的比較早， 1995 年冬天，父母親準備來香港看我們。那時南京沒有暖氣，冬天很冷， 我們到香港後很快就買了一處很小的住房，就是希望每年讓兩家老人分別來香港過冬。那年輪到我的父母親來了，走之前父親讓母親做個體檢，沒想到一入院就查出是肝癌晚期，立即住院，我們也趕緊回南京去看望，然而母親的病情發展很快，僅僅三個月就離開了我們。母親去世幾年之後，父親又患阿茲海默症（即老年癡呆），情況一天天惡化。我們很早就移民香港，因工作關係，每年也就只能回來一兩次，而且時間很短，來去匆匆；即使他們來香港探親，每天忙於工作和家務，我也從未想到對他們作些口述，更沒意識到應該讓他們將自己的一生歷史寫下來。年輕的時候雖然也聽過父母親講些以往的家事，但並不連續，很多細節更不清楚，直到自己年齡大了，再想了解往事也不可能，為此後悔莫及。

2004 年春節，妹妹和妹夫回妹夫的河北老家探親，沒想到竟在就要到家鄉的 20 分鐘前，一場突如其來的車禍奪去了妹妹的生命！她還只有 50 歲呀，就這樣親愛的妹妹一句話沒留就永遠離開了世界，留給我們無盡的悲傷。妹妹去世時父親已經患病，但有時神志稍微清醒時老是追問妹妹到哪去了，我們只能是百般掩飾，說她出差了。後來他雖然不再詢問，但我們覺得他可能已知道些甚麼，在父親最後幾年的生命中，無疑這對他是一個非常沉重的打擊。

2008 年 7 月 24 日，父親在南京家中安詳離世，享年 94 歲，也算是高壽了。但他因晚年患上老年癡呆， 生活質量不好，我們又身在外地，無法照料，只能由兄嫂照顧，又請了兩名護工在家裏陪侍。就在當年 7 月初，我回南京探親，當時他連我都不認識了。記得是他去世前的一個多星期我要離開南京到桂林參加一個學術會議，下午去機場前向父親告別，對他說我要走了，過些時再回來看您。父親久閉著的雙眼突然睜了開來，對我笑著說：「你要走了，要注意身體啊！」我很驚喜，但絕沒想到這竟是他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這很可能就是平時人們說的回光返照吧！會後我剛回香港兩天，就接到哥哥的電話，得知父親已經永遠離開我們了。

接到這一噩耗，我們一家三人趕緊購票飛回南京。父親生前單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領導到家裏來慰問，詢問我們家屬還有甚麼要求。我們感謝組織上的關心，說父親的晚年過得也很幸福，雖然最後幾年患病，生活質量不大好， 但還算是平靜的， 因此沒甚麼特別的要求。我只是向學校領導提出兩點請求：第一，希望南航能夠認真對待父親的歷史， 1939 年他大學畢業即冒著生命危險到大後方， 不是去投靠國民黨反動派，而是投筆從戎，參加偉大的抗日戰爭； 1950 年他放棄香港的家庭和優裕的生活回到內地，是響應國家號召，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第二，我是學歷史的，但對父輩一代的歷史卻知之甚少，現在後悔莫及。希望組織上能夠讓我查閱父親的檔案，了解他的一生經歷。

南航的領導對我的這兩項要求滿口答應，並在學校舉辦的悼念儀式上印發了父親的簡歷，特別提到這兩段歷史的關節點。據我所知，在這之後去世的與我父親有同樣經歷的南航老師，他們的訃告上都會加上這麼一段。

然而在看檔案的問題上卻遇到一些麻煩，當時南航領導滿口答應我的請求，但因我要急著回香港上班，就未能抓緊時間去調閱。等到一年後我回家探親，又向有關方面提出查閱檔案的要求，但組織部門卻反悔了，說上面有規定，不能調閱親屬的檔案。後來我聽說是因為有家屬看了家人的檔案後，向單位提出許多政治或經濟方面的要求，他們害怕多事，就一律不讓看了。我反覆向他們強調，我查檔案絕不是為了要平反或索取甚麼經濟利益，完全是出於一個子女想要了解父輩歷史的願望。但我怎麼說也沒用，後來他們說，你可以委託一個第三者，讓他來抄閱檔案。我說第三者怎麼知道我想看甚麼資料呢，最後只能無功而返。

又過了一年回南京，這次有經驗了，知道需要迂迴解決，於是通過朋友先找到南航檔案部門的負責人，但他也只同意查看一些父親自己填寫的簡歷和自傳，有關外調和政審等部分檔案還是不給看，而且大部分要手抄，不能複印。我和哥哥一起去檔案館，經過多番爭取，終於還是讓我們複印了一些材料。

關於查閱母親檔案的故事就更有意思了。前些年因為房產事，公證部門需要查證父母親雙方的簡歷，因此要到他們原單位去複印相關資料。母親原來的單位是南京無線電工業學校，「文革」前這可是全國無線電專業實力最強的中專，若與一般的大學相比應該亦毫不遜色，但它也是「文革」中的重災區，當年的南無「八一二」在南京赫赫有名，可以說是無人不曉的造反派。「文革」後期南無停辦，大部分老師也都跟著要下放農村，因為父親單位沒有下放的任務，母親堅持了一陣，終於留了下來。以後這個學校被部隊接管，名字改了許多個，先是叫總參第XX 研究所，後來又改為通訊工程學院，再後來又叫解放軍理工大學， 現在好像又是國防工程大學的一部分。母親這批留用人員被派在不同單位，她原來一直教語文，被部隊接管後沒有教學任務，就分配到圖書館工作，一直到退休。她們這批人後來轉成在編，入了「軍籍」，戶口也從家中遷出，變成集體戶口了。然而去找她的檔案可費了好大功夫，部隊說她不是軍隊的，原來單位又不知道該找誰，最後好不容易在一個不起眼的小房子裏找到一位老南無留守處的人。那位女老師倒是非常客氣，連說「黃老師我們都認識，人可好了」。我向她說明緣由，她即找出母親的檔案，讓我複印。沒想到她又對我說：「現在又不搞『文化大革命』了，你母親去世那麼多年了，你如果需要的話，就把它拿走吧。不過你也留下電話，如果有人查的話，我們再向你要。」我一聽大喜過望，連忙留下聯繫電話，帶著母親的檔案就回家了。

看到父母親的檔案我發現了一個問題，就是所有的檔案中都沒有「文革」期間形成的資料。譬如父親的檔案中只有「文革」前 1965 年填寫的「歷史思想匯報」，緊接著的就是 1981 年填的簡歷了；母親的檔案也是如此，「文革」前的檔案較為完整，最後一份是 1963 年的「工資級別情況表」，再接來則是 1980 年填的「列編幹部登記表」，整個「文化大革命」的資料全都沒了。這讓我突然想起來，1982 年 8 月我剛分配到第二歷史檔案館工作時，領導上安排我的第一份工作並不是編輯歷史檔案，而是清除館中幹部的「文革」檔案。說是中央有指示，要把「文革」期間一切不實的資料全都予以清除。我當時以為這是對幹部的關心和愛護，現在想想，這不是把十年浩劫中形成的那些資料和歷史全都抹掉了嗎！

至於我個人的經歷，正好見證了共和國成長的歷史。我與新中國同齡，算得上是紅旗下長大的一代人，經歷過大跃進、大饑荒，更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過程，當然，也享受到改革開放帶來的紅利。「文革」中高中畢業，算是「老三屆」，其後的命運就是上山下鄉，接下來好不容易遇到招工的機會，又成了一名煤礦工人。直到鄧公決定改革高校招生制度，我才經過考試上了大學，又成了「新三屆」。大學畢業後分配到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從事民國檔案和民國史的編輯與研究工作，在學術上剛剛有了點起色，可是沒有幾年又陰錯陽差，隻身一人來到香港，一切又都得從頭作起，個中辛苦，亦不足為人道也。

我的家庭和我自己都是平凡的，從沒有做過甚麼驚天動地的大事， 但我想，正是這麼多平凡人的一生，才成就了一部完整的歷史。父母他們一代人經歷了長期的戰亂、國家的鼎革、社會的變遷，然而他們這代人卻很少有人將自己和家庭的歷史寫下來；而我們這一代更見證了新中國成立 70 年來的風風雨雨。因此我在想，確實應該為他們、同時也為自己寫點東西留下來，哪怕只給自己的家人和後代看看呢！所以最近在想著寫點回憶，先草擬了一個大綱，然後按照目錄一點點地寫。寫作期間正遇上全球疫情爆發，所有人都宅在家裏，也正好可以靜下心來寫點東西。

我把自己想寫回憶的想法告訴了哥哥和幾位朋友，立即得到了他們的支持。哥哥比我年長兩歲，經歷也與我差不多，原本應在 1966 年考大學，但「文革」的爆發使求學成為夢想，好在 10 多年後鄧公決定恢復高校招生，他才和我一樣考上大學。我隨時將剛寫完的稿子發給他看，希望聽到他的意見以便修改。哥哥雖然是學理工的，但他對中國文化、特別是詩詞造詣頗深。看到我的回憶後亦心有感觸，便寫了一首詞贈我。

清平樂 ‧ 陌上草吟

七十既老，陌上青青草。孤獨一生鑽史料，豈敢自詡書稿。

學童知青礦工，誤打誤撞彀中。恰似春草覆徑，更行更遠還生。

自序

一 家世淵源

潮陽鄭氏 祖父與父輩 黃氏家族 母親的兄長與弟妹

二 父親和母親

第一個大學生 投筆從戎 參加抗日 赴美實習 書香世家 成都結緣

三 回內地參加建設

北歸 從北京到哈爾濱 成了肅反對象 調到南京 文革「文革」中的生活

四 小學與中學

兒時的回憶 中學生活 拾金不昧 風雨欲來 懷念先步

五 文革「文革」開始了

停課鬧革命 接受檢閱 繼續串聯 奪權與武鬥 我成了逍遙派

六 上山下鄉

接受再教育 落戶楊橋 憶苦思甜 農村的生活 結婚現場會 招工之前

七 「一打三反」

運動又開始了 「一號通令」之後 禍從天降 同伴的被捕與判刑

八 煤礦工人

王莊煤礦 倉庫保管員 宣傳隊和籃球隊 1975-1976年的形勢 初戀 終於擠上了「末班車」

九 南大學子

歷史系新生 師恩難忘 外出實習 升本‧入黨 陪讀 學術研究的起步 畢業分配

十 民國史研究的重鎮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成家與立業 第三梯隊 幾段回憶

十一 走進學術研究的大門

從「險學」到「顯學」 獨立研究 發表論文 參加學術會議

十二 重返香港

到香港探親 在香港辦的幾件事 親友與師長的意見 香港的新移民 研究計劃與論文大綱

十三 分別與團聚

收集資料 師長指導 家人團聚 求職與答辯

十四 從零開始

 中國文化研究所 新的工作 一件往事 與香港學人的交往 重返學術領域

十五 繼續學習

師長的鼓勵 邊工作邊學習 收集資料的過程 關懷與指教 論文的答辯與出版

十六 饒公與我

導夫先路，學藝雙攜 初識饒公 學術推手 陪同饒公的幾次出行 為饒公作口述史 中國美術館舉辦畫展 與饒公的最後兩次見面

十七 研究與教學

幾次會議的回顧 學術中介 參與《中國近代史》的翻譯 接受採訪 在胡佛的日子 教學相長

十八 開拓新領域

貿易委員會研究 官僚資本與「官辦商行」 抗戰中後期以來的腐敗 《華北經濟資料》的發現與出版

十九 董浩雲研究

突如其來的任務 編注編註董浩雲日記 與董建華先生的幾次見面 《日記》的出版及後續活動 撰寫船王董浩雲傳記

二十 退休後的生活

退而未休 出版論著 外出訪學 名譽職務 開源研究機構 觀光與遊歷

附：學術論著目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