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為何憤怒：暴力組織的危險誘惑以及我們能做什麼

在當今的世界，
年輕人面臨的陷阱和誘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
但能讓身陷溝渠的他們爬出困境的梯子卻比以往都更少。
那些急切地想用暴力摧毀世界的年輕人，
他們為何憤怒？為何掙扎？
本書最精彩的並不是浪子回頭的故事，
而是深刻的同情性理解，撼動人心。

在世界的各個角落，我們都看到與社會疏離的年輕人犯下各種無法預測的暴行。
我們總是憑著刻版印象輕率地將這些年輕人貼上負面標籤。
賈米爾教授——曾差點誤入歧途、身陷犯罪和幫派暴力——以第一線的觀察反駁大家的誤解，
讓讀者深入了解這群憤怒之人的無望和無助，
並為應對這個全球趨勢提供解決之道。

作者賈米爾年少時在家鄉多倫多差點成為犯罪和幫派暴力的一員，自此他決定奉獻他的一生橫跨北美各地幫助處境危險的年輕人，避免這些可怕命運。他寫出自己親歷的故事，讓我們看到第一線社會工作者的心得：激進的年輕人站在今日最危險和棘手問題的前線，而暴力的種子遍及世界憤忿的年輕人，他們為何如此脆弱又具有破壞性的想法。
賈米爾除了敘述他個人的故事，還有他對北美弱勢有色族裔和中東與非洲邊緣青少年的協助，以及他與白人勞工階層的接觸。他勾勒出形形色色的年輕人，讓我們看到他們為何憤怒，駁斥錯誤的偏見與負面標籤，並提出具體的步驟，力挽這股全球狂潮。在精采的敘述中，讀者與他一起經歷這個過程。

★★好評推薦★★
本書作者吉瓦尼（Jamil Jivani）是一位加拿大籍的改革倡議者，他試圖解決長期在少數族群貧民窟與移民社區悶燒的憤怒，避免青少年從憎恨學校、仇視警察，進一步演變成為更嚴重的反社會心態。
儘管吉瓦尼自身的成長過程充滿各種挫折與誘惑，他後來仍從耶魯大學法學院畢業，並在取得學位之後投身於各種社會改革事業，拯救與他背景相似的年輕人。這本書講述的並不是浪子回頭的故事，吉瓦尼有艱困的童年，但是他從來沒有作姦犯科、誤入歧途，反而是由於其成長背景，他對於處境相似背景的少數族群與移民下一代，多了更深入的同情性理解，而這也是本書最精彩的部分。
何明修｜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讀《年輕人為何憤怒》，我才懂那些西方讀者在什麼脈絡下讀小說《鬥陣俱樂部》。小說中那段著名的呼召，也是現實中幫派、伊斯蘭國、新納粹或茶黨招募苦悶青年或青少年的台詞：「我在這裡看到了最強最聰明的人，但是你們的潛力被浪費了，你們做著社會上最底層最瑣碎的工作，做侍者，加油工，洗車工，或者打著領帶上班，廣告誘惑我們買車子，衣服，於是拼命工作買不需要的東西，我們是被歷史遺忘的一代，沒有目的，沒有地位，我們的時代沒有戰爭，沒有經濟大恐慌，我們的戰爭是心靈的戰爭，我們的恐慌就是自己的生活。我們從小看著電視，相信我們有一天會是百萬富翁電影明星和搖滾巨星，可是我們不是，我們剛剛才知道這個事實，所以他媽的別來煩我們。」
粉絲都覺得這段話很酷，原來被恐怖組織陷阱擄獲的青少年也這麼想。小說中的秘密組織領袖泰勒鄙視招募來的徒眾，稱他們為太空猴，火箭實驗的消耗品。在這之前，我沒想過有可能是指徒眾會奉命投入自殺式攻擊。我沒想過小說在美化真實的暴力，而這些青年沉浸其中。因為他們沒有父親，而同樣沒有父親的前人懂得如何利用這個空缺。
盧郁佳｜作家

鏗鏘有力……賈米爾讓我們了解年輕男性多麼容易受到破壞性觀念的影響。世上有很多無父之輩，我們有義務了解他們為什麼會這麼掙扎。賈米爾的書和他所經歷的人生幫助我們開始這樣的探討。
傑德．凡斯｜紐約時報暢銷書《絕望者之歌》作者

對於任何想要解決當今最重要問題的人，本書都是必讀之作。
蔡美兒｜《虎媽的戰歌》和《政治部落》（Political Tribes）作者

★★誠摯推薦★★
何明修 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周慕姿 諮商心理師
盧令北 東吳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盧郁佳 作家

賈米爾．吉瓦尼（Jamil Jivani）
律師和社群社運人士。他目前是奧斯古德法學院的客座教授，專事研究社群組織和地方經濟發展。他與《絕望者之歌》作者傑德．凡斯共同創辦了非營利組織「我們的俄亥俄再生」（Our Ohio Renewal），以解決美國白人勞工階級面臨的問題為宗旨。


譯者簡介
莊安祺
臺大外文系畢，美國印地安那大學英美文學碩士。譯作包括《感官之旅》、《Deep Play心靈深戲》、《園長夫人》、《艾克曼的花園》、《氣味、記憶與愛欲：艾克曼的大腦詩篇》、《愛之旅》、《我的大象孤兒院》、《美味不設限》、《巴黎人》、《萬病之王》等。

專文導讀
政治極端主義的微觀起源：評《年輕人為何憤怒》
何明修/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近年來世界各地出現了各種訴求暴力的政治極端主義，從美國的白人至上主義、歐洲反移民的新納粹、到中東與非洲的政治伊斯蘭主義，無論其所採取的手段是孤狼式攻擊、有組織的恐怖主義行為，亦或是武裝起義，在世界各地都造成了各種傷亡悲劇。既有的解答通常採取鉅觀的結構觀點，從晚近社會變遷來剖析政治極端主義的起源。常見的說法包括：經濟不平等的加劇使得窮人翻身無望，他們不再相信遊戲規則是公平的；新自由主義帶來福利、醫療與教育支出的縮減，弱勢群體面臨更嚴苛的生存挑戰；移民與難民浪潮引發了排外的情緒反彈，也加深了接受國對於新住民的歧視；宗教基本教義鼓吹某種傳統而封閉的世界觀，將現代化所帶來多元生活方式視為某種需要根除的病態；網際網路與社群媒體的出現，使得各種極端意見獲得宣傳管道，得以招募更多的偏激分子。
上述的結構式解釋或多或少都點出了政治極端主義的根源，但是卻無法說明為何有些人願意接受偏執而扭曲的意識型態，並投身於暴力行為？就以伊斯蘭國為例，其主張是要重建中世紀政教合一的哈里發國，徹底執行伊斯蘭律法。這樣的激進訴求在長期受到西方列強支配的中東地區獲得共鳴或許不令人意外，但是為何伊斯蘭國能吸引到身處西方的第二代移民？他們不是虔誠信徒、從小浸染於商業化的流行文化，並且享受開放與自由的生活。當他們的父母為了逃避貧窮與戰亂，冒著生命危險才在美國與歐洲找到得以安身立命的家園時，為何他們卻急切地想要用暴力摧毀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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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作者吉瓦尼（Jamil Jivani）是一位加拿大籍的改革倡議者，他試圖解決長期在少數族群貧民窟與移民社區悶燒的憤怒，避免青少年從憎恨學校、仇視警察，進一步演變成為更嚴重的反社會心態。從吉瓦尼的角度來看，政治極端主義的誘惑非常類似黑幫，都是訴諸於家庭破碎、學校適應不良、前途黯淡的男性青年。青少年時期，他們從饒舌音樂、不良幫派找到心靈認同，因而認為世界上最酷炫的行為莫過於販毒賺錢、打架逞凶、到處把妺，等到他們脫離青少年的階段，極端的政治意識形態提供了一套更完整的世界觀，將其自身不幸的遭遇解釋為某種迫害的後果（例如「白人文明」），而其所宣稱的陰謀論（例如「911事件是美國政府編造出來的謊言」），更使得他們深信自己是看穿一切的少數菁英。一旦源於貧窮與被歧視的憤怒被引導到這種全面敵視主流社會的極端主義，西方國家本土自製的恐怖分子已經登場，問題只是在於他們何時會採取極端的攻擊手段。
這本書帶有濃厚的自傳書寫風格，作者分享自己跌跌撞撞的成長歷程，讓讀者能更深刻體會移民後代的艱辛旅程。吉瓦尼的母親是白人，父親則來自肯亞，父母不幸福的婚姻生活使他從小就處於沒有父親陪伴的環境。他生長於移民聚集的多倫多郊區，對於警察的歧視性執法有深刻的印象。也由於朋友的引介，他曾參與伊斯蘭民族（Nation of Islam）的活動，這個極端組織仇恨白人與猶太人，主張黑人優越論。
儘管吉瓦尼的成長過程充滿各種挫折與誘惑，他後來仍從耶魯大學法學院畢業，並在取得學位之後投身於各種社會改革事業，拯救與他背景相似的年輕人。本書的後半部記錄了他參與紐澤西州紐華克市（Newark）的就業計畫、多倫多的警政改革，以及在比利時與埃及的各種青年輔導措施。這本書講述的並不是浪子回頭的故事，吉瓦尼有艱困的童年，但是他從來沒有作姦犯科、誤入歧途，反而是由於其成長背景，他對於處境相似背景的少數族群與移民下一代，多了更深入的同情性理解，而這也是本書最精彩的部分。讀者也會暖心地發現，吉瓦尼寫這本書或多或少是為了與母親和解，彌補過去一段曾經留下彼此心靈創傷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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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如何避免成長受挫的青少年走上政治極端主義的不歸路？宣導多元包容的價值、根除制度性的歧視、提供弱勢群體更多的資源與機會，都是需要公部門積極投入的必要政策。除此之外，吉瓦尼的個人故事也揭示了其他面向。
首先，誠如心理學家艾瑞克森（Erik Erikson）所指出，尋找個人認同（identity）已經成為當代人最艱鉅的挑戰。艾瑞克森指出，過去的悲劇是來自於個人追求的目標十分明確，但其處境卻剝奪了其追求的可能；相對於此，現代人往往對於其追求的目標感到徬徨，因此出現了認同危機。對於吉瓦尼的父親而言，或許能從飽受戰火摧殘的肯亞移民到安全的加拿大就算是人生圓滿，但對於吉瓦尼而言，如何在加拿大找到真正歸屬感並不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因此，安全與富裕並不是充份條件，任何民主國家需要確保未來一代能有機會實現自己的夢想、尋找有意義的生活，才能免除政治極端主義的威脅。
其次，男子氣概（masculinity）的追求往往是男性青少年尋求自我認同的重要管道。吉瓦尼的故事指出，在家庭破碎、學業不順、社會歧視種種不利情境下，男子氣概的期待有可能引發各種偏差行為，包括犯罪組織與政治極端主義。問題在於，男子氣概必然得建立在凶狠的暴力鬥毆以及對女性的歧視之上嗎？為什麼男子氣概的表現不是複數與多元，同時讓不同的男性青少年都能感受安心自在？2021年舉行的東京奧運，或許已經宣告了一個重新定義男子氣概的新年代已經到來。英國男子雙人十米跳水金牌得主戴利（Tom Daley）在場邊打毛線的鏡頭傳遍全世界，他本人也不否認自己的同志身分。臺灣的王齊麟、李洋在羽球男雙摘金，即便他們兩人場上與場下的默契與互動有如情侶般親密，但是兩人卻不是同志，這也打破了既有的刻板印象。換言之，如果不順遂的男性青少年不需要假借暴力攻擊正當化自己存在的價值，也不需承受他人異樣的眼光，這個世界肯定會更為和平。


推薦序
以寬容和同情心面對這個異常困難的課題
傑德．凡斯（J. D. Vance）/《絕望者之歌：一個美國白人家族的悲劇與重生》（The Hillbilly Elegy）作者

初進耶魯大學法學院時，我對兩個人印象深刻。第一位是後來成為我妻子的女孩，第二位就是賈米爾．吉瓦尼，你手上這本書的作者。
賈米爾和我顯然沒有太多共同之處。他是來自加拿大的黑人；我是美國白人。他在大都市長大，我則在小城成長。他不明白我為什麼會喜歡槍枝，而我不明白為什麼他在說about的時候，發音是「aboot」。
然而外表可能會騙人，賈米爾和我很快就發現了我們的相似之處。我們都有愛國心，儘管我們倆的祖國都不完美，但我們還是熱愛和歌誦它們。我們人生中的許多機會都要歸功於女性──我的祖母，他的母親，在別人讓我們失望之時，她們挺身而出。儘管置身耶魯的菁英環境裡，我們都感到某種程度的不自在，但我們倆都與自己家鄉的社區有牢固的聯繫。我們倆家境都不富裕，而且也都非常了解在沒有父親陪伴的情況下成長所體驗到的失落感和羞辱。
剛到法學院時，賈米爾和我曾和一大群人一起到一家平價餐廳吃消夜。大夥兒離開後，賈米爾和我注意到我們留下可怕的爛攤子，因此留下來收拾善後。我說：「我們可能是這裡歷來僅有會清理別人爛攤子的人。」賈米爾點頭同意。
賈米爾後來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多年後在我的婚禮上，我請賈米爾朗誦我最喜愛的一段聖經經文，聖保羅寫給腓立比人書信中的一句：「最後，弟兄們，凡是真實的、莊重的、公義的、純潔的、可羨慕的、高尚的，如果有什麼美德，如果有什麼可稱讚的，這些事你們就當思想。」
我為賈米爾感到驕傲，為他所成為且每天努力要成為的男性而感到驕傲，為他對信仰的奉獻感到驕傲，為他寫的這本書，也為它在我的國家首次出版感到驕傲。賈米爾提出了一個問題，正如英文書名所示：「為什麼是年輕男人？」為什麼年輕男人在我們現代社會中苦苦掙扎？為什麼年輕男性移民較難融入西方國度的新家園？為什麼都市貧窮社區的這麼多年輕男性會參與幫派活動？為什麼我們社會中存在和來自年輕人的暴力、社會功能障礙和苦難不成比例地高？
他的回答是，在當今的世界，年輕人面臨的陷阱和誘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而要讓身陷溝渠的他們爬出困境的梯子比以往都更少。對家人、鄰居、社區甚至國家，年輕男性發現自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孤立無援，而且正當和有生產性意義的資源更少。因此他們面臨以簡單或尋樂方式擺脫困境的誘惑。當然不幸的是，擺脫危機最簡單的方法往往破壞力也最強。
賈米爾回答這個問題的方式以深具遠見而且吸引人。儘管我們不能用簡短的序言評斷一本書──或一個人的人生，但賈米爾為這項任務提供了三個最重要的特質：聰明的才智、豐富的經驗和見識，以及真正的道德勇氣。賈米爾不迴避棘手的問題，也不提出在意識形態或在政治上最方便的論點。他接受世界原本的面貌，讓經驗和資料來告知和引導他。他以寬容和同情心面對這個異常困難的課題。當然，我有失偏頗，但是我相信這是一本重要的書。
這位朋友最讓我欣賞的一點，是他並沒有因為致力於自己關心的事物而失去熱情。我們由法學院畢業幾年後，由於我的家鄉俄亥俄州鴉片類藥物氾濫，所以我想要創立一個非營利組織，協助面對這個問題。我致電賈米爾。他先前曾創立自己的非營利組織，我希望能聽聽他對於該如何進行的建議。他主動提出要從多倫多的教職休假一年，協助我籌辦。
我們一起創辦的組織預算低且精簡。我們起先把重點放在幾個公共政策問題上，尤其是在增加與親屬監護人的接觸方面。在俄亥俄，有太多為人父母者因毒癮而喪失工作能力（或更糟），以至於整整一代的孩子都沒有穩定的住房。而且想要照顧那些孩子的祖父母、阿姨、叔叔和其他親戚也因為各種法律和財務上的障礙而無法做到。我們的組織推動了一些立法來改善這個問題。（雖然仍在進行中，但至少獲得了許多人贊助。）
我們還請了一位舉世聞名的成癮專家到疫情最嚴重的俄亥俄州東南部，並贊助她在治療患者和研究這個流行病的工作。賈米爾在每一步中都仔細考慮如何解決問題，爭取資源和執行我們的計畫。他不只是寫或思索我們社會最令人困擾的問題而已，而且親力親為。
大約一年前，我注意到賈米爾經常感到不適。當時是秋天，他又換了新的環境，所以我以為他是不敵感冒和流感季節。但有一天他來電，告訴我他已經回到多倫多接受治療，他的醫師認為他可能罹患晚期淋巴癌。
一位朋友──一位年輕而健康的朋友，竟被診斷出患有癌症，實在出人意料。賈米爾和我談到他的治療計畫和進展，數週的治療變成了數月。我知道他對自己可以戰勝疾病十分樂觀，我也知道他由多倫多的社群──尤其是他的教會裡獲得了很大的力量。在賈米爾的治療過程中，他從未屈服於悲觀或失敗主義。雖然免不了有艱難的時日，而且疾病和治療對他的身體都造成了很大的傷害，但賈米爾堅持下來。他總是主動監督我們的組織，即使在病情最嚴重之時亦然。
在我撰寫本文時，賈米爾已經完成了癌症治療，希望在接下來的幾週內能接獲痊癒的報告。他的健康狀況讓本書的分量更為沉重，我無法把這本書與他的疾病切割。但是本書就像賈米爾一樣，比任何健康問題都重要。
我向妻子求婚後，我最敬愛的教授蔡美兒（Amy Chua，《虎媽的戰歌》 作者）為我們辦了一場訂婚聚會。她請賈米爾和其他一些人敬酒。我和賈米爾非常親近，因此他的敬酒詞自然就集中在我身上。他告訴我（以及在座上百人）：「我們是無父的一代。在我們的這一生中，一直都必須獨力了解如何作男人。」
在加拿大和美國，這話無疑是正確的。這裡有很多無父之輩，我們有義務了解他們為什麼會這麼掙扎。賈米爾的書和他所經歷的人生幫助我們開始這樣的探討。

 

專文導讀 政治極端主義的微觀起源：評《年輕人為何憤怒》/何明修
推薦序 以寬容和同情心面對這個異常困難的課題/傑德．凡斯
緒論 巴黎恐襲
第一章 男性角色模範
第二章 菜鳥新移民
第三章 不信任的危機
第四章 嚮往的能力
第五章 為未來競爭：第一部分
第六章 為未來競爭：第二部分
第七章 社會（不）流動
第八章 更生
第九章 多元化：第一部分
第十章 多元化：第二部分
第十一章 赴布魯塞爾
第十二章 沒有信仰的激進分子
第十三章 假新聞
第十四章 青年工作者的反擊
第十五章 工作
第十六章 隔離極端分子
第十七章 破碎的民主
第十八章 守護兄弟
結語 盡在不言中
謝詞
註釋

 

緒論：巴黎恐襲
二○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法國巴黎及近郊發生了一連串自殺爆炸和大規模槍擊事件，造成近五百人死傷。這些暴行是由恐怖組織伊斯蘭國（ISIS）的九名男子所執行。法國總統稱巴黎襲擊是針對法國的「戰爭行動」。
在接下來的幾天，新聞名嘴和在社群中帶風向的網友迅速聚集在他們的意識形態陣營中，把攻擊者視為某個宗教或種族的無名代表。一方把殺戮歸咎於宗教和文化，而另一方則認為恐怖行動肇因於種族主義。可想而知，這些辯論與前一年另一次恐攻後，在HBO《馬赫脫口秀》（Real Time with Bill Maher）節目中，演員班．艾佛列克（Ben Affleck）和哲學家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與比爾•馬赫（Bill Maher）之間的著名對談相同。代表「非難宗教和文化」一方的哈里斯認為，在舉世十億以上的穆斯林中，有很多人持極端信仰，也有聖戰分子想要對非信徒發動戰爭。而相對的，代表「恐懼種族主義」一方的艾佛列克則激烈捍衛，並把哈里斯比為因幫派暴力而對黑人抱持成見，污衊黑人的人。
這些討論所缺乏的是讓人們看到躲在這些怪物背後的人，看到掩蓋在標題之下以及在瘋傳影片之後的個人故事。他們往往忽略巴黎襲擊者真實的生活，以及同樣重要的周遭社群，或只是對他們做表面的檢討。但隨著辯論的進行，我明白了策劃這些悲劇的年輕人並不像我最初想像的那樣陌生，也不像艾佛列克和哈里斯的對談所呈現的那樣單純。
巴黎恐攻的兩名主謀阿布德哈米．阿布阿烏德（Abdelhamid Abaaoud）和薩拉赫．阿布德斯蘭（Salah Abdeslam）在宣誓效忠ISIS之前，雖然生活和一般人並不一樣，但卻未必顯示他們日後會成為殺手。兩人均於一九八○年代後期在比利時出生，父母是第一代摩洛哥移民。他們在布魯塞爾的莫倫貝克區一起長大。兩人都犯過一些輕罪：二○一○年，他們倆因擅闖一個停車場而同時被捕。阿布阿烏德至少入獄三次，而阿布德斯蘭則嘗試創業：他在莫倫貝克和人合開酒吧，也兼任經理。兩個人的背景都並沒有顯示他們對伊斯蘭教信仰特別虔誠或傳統。父母親的宗教和文化在他們的生活中，似乎遙不可及。
令我驚訝的是，巴黎恐襲者與我在多倫多郊區長大時相處的一些年輕人有相似之處：他們都是移民的孩子，生活在弱勢社區，犯過一些小罪，並且雄心勃勃。當然，我的同輩中並沒有人由輕罪演進為恐怖主義極端分子，但這並不表示他們不同樣容易受到破壞性的影響。在成長期間，他們經常禁不起身邊的人遊說，做出壞事。他們惹上諸如打架之類的麻煩，都是因為周遭有人鼓勵他們犯罪的結果。
我想了解ISIS在歐洲成功招募年輕人是否是我在自己和朋友生活中所見到這種情況更極端的例子。如果是，為什麼我的朋友是出現在針對小規模犯罪的「打擊犯罪」報告中，而不是在CNN或BBC的恐怖主義報導上？歐洲這些年輕人怎麼會和他們的國家脫節到這樣的地步，讓敵人得以招募他們加入？我們能由其中學到一些有價值的教訓嗎？為了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我在二○一六年二月前往布魯塞爾，進行和本書有關的研究。
我花了十多年的時間在美加研究接觸暴力犯罪分子、鼓勵衝突的意識形態，和其他反社會影響力的年輕人。巴黎恐襲事件後，我在比利時的這段時間也正是我擴展我的行動之時。具體說來，我努力改善塑造年輕人生活的公共組織，以協助年輕人獲得正面的影響，比如學校、兒童福利機構和警察局，並讓男性以為人父母，導師和青年工作者的身分，更積極參與社群。這種行動的根源，是我由自認為這輩子擺脫不了犯罪人生的文盲高中生到耶魯大學法學院畢業生和屢獲殊榮律師的歷程。
表面上，人們總認為吸引年輕人的各種暴力團體──幫派、恐怖分子、極端主義者網路、組織更鬆散的罪犯，是截然不同的類別。但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如果人們認為種族、宗教、階級或鄰里之間的差異無法協調時，這些暴力團體便會蓬勃發展。我在工作中也發現，為追求歸屬感和兄弟情誼而轉向暴力的年輕人之間，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自我毀滅的年輕人（面對上癮問題或打算自殺的年輕人）和孤立的年輕人也表現出許多這些特徵，他們的舉止並不極端，因此不至於上新聞報導，但他們卻由外界退縮。能夠協助某一群邊緣化年輕男性的技巧和策略，也可以用於其他群組。
本書的動力是我頭一次離開多倫多前往比利時時，加拿大記者納拉．艾耶德（Nahlah Ayed）對我的採訪。我很緊張，因為納拉是世界知名的記者，而我對上電視上還感到陌生。我對大多數問題都回答得相當好──直到她提出最後一個教我措手不及的問題：為什麼是年輕男人？
納拉想了解為什麼像她這樣的記者最後會如此頻繁地報導像我這樣的年輕男性。的確，我們經常出現在新聞頭條上，而且往往都不是因為好的理由。不過訪問那一天，我承受不住這個可能朝許多方向發展的問題，最後我把重點放在年輕人面臨的經濟壓力，並解釋說，如果他們認為自己不能夠養活自己或家人，就可能會遭受創傷，導致極端的思想和行為。
這答案並不妥當──太短，又太簡單，而且我答得結結巴巴。離開電視錄影棚時，我覺得自己很失敗。身為年輕人，我知道年輕人的掙扎和勝利。我在學生時代就以此為主題做了研究。我現在的工作目的是要減輕這些掙扎，並複製這些勝利。我的答案應該要反映這些個人和專業的見解。
但是採訪已結束，所以我只好把這個問題放在腦海裡。我寫下這本書，給世人更好的答案。
西方年輕人為什麼這麼容易落在自認為歸屬的國家的主流道德觀念之外？以下的篇幅包括我在試圖了解這個問題時所學得的一切。對於如何保護年輕人避開負面影響，我也提出一些想法。最重要的是，我想開發言詞和參考點，協助年輕人的家庭和年輕人溝通他們人生中所發生的事物。
在我講述故事中的年輕人有好有壞，有受害者和行凶犯罪者，英雄和反派人物。我更改了一些個人的資料，也用了綜合的角色。
我大部分的寫作背景都是在黑人和穆斯林社群，因為那是我生活和工作的環境，但是我希望超越種族和宗教的差異，強調塑造年輕人生命的共同經歷。我努力著重在代表性不足和經常受忽視的聲音，以及越來越需要我們集體關注的人。我無意取代或放棄討論年輕女性和聲音必須被他人聽到的人。在這方面，我遵循的是歐巴馬總統「守護兄弟」（My Brother’s Keeper）計畫所樹立的榜樣，著重於年輕人的生命，但也不破壞實現正義與平等的其他努力。
本書還概述了有效對抗世界各地各種青年激進化的社群組織和行動主義方法。如果社群組織者和維權人士能夠更進一步互相學習，共享資源，並交流最佳做法，我們就更能夠保護年輕人免受有害影響。家長、老師和其他指導年輕人的人也可以由了解如何在危機中吸引年輕人的方法而獲益。
最後，許多重要的書籍促使身為年輕人的我個人的成長。在我人生不同的時刻，在適當時機閱讀適當的書籍提升了我的世界觀，並改變了我對自己和他人的看法。我希望本書也能對處於相似地位的其他人做出同樣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