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險之境：在變革危險中保持活力

作者序
 自地球有生命開始，調適性（adaptability）一直是每個物種生存和發展的必要元素。
對整個人類系統的運作來說，更是如此。無論此系統是全球的網絡、國家、部落、城鎮、公司，或以個人的形式出現，人類都在試圖面對艱難的挑戰，並在不確定性與改變中蓬勃發展。
所以，無論你的社群規模如何，當它需要聚焦在提升某種技能、內涵量或是職能，以協助確保成功向前，請務必選擇透過調適性來達成。調適性既然能承載任何人類系統，我們認為對你個人而言，也是如此。

目前更甚於以往
當初在寫這本書時，我們的內心有三個目標想要達成。第一，藉以展示富成效的變革必須具調適性才能持續下去；第二，提供降低風險的工具和框架，使人們能夠看見如何在改變的危險中發揮領導力，並保持活力；第三，鼓勵人們把握每天在身邊觸手可及，得以練習領導力的機會。
儘管調適性一直都相當關鍵，但其重要性卻從未像現在如此鮮明與聚焦。世界各地的人們都必須想辦法，適應我們所面臨的多重且嚴峻的挑戰：無國界或是由國家支持的恐怖主義、戰爭和難民；氣候變遷造成的猛烈暴風雨、對沿海城市的洪水和乾旱；危險的新型傳染疾病；超過家庭與經濟能承受的人口成長。網路及社群媒體的延伸，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模式，改變了戰爭的形式，也改變了政治運行的方式。2008 年的金融海嘯，不僅造成全球股市瞬間瓦解，導致經濟不平衡的復甦， _更進一步擴大了貧富差距。
在政治上，美國選出了第一位非裔美國總統，但世界卻湧現極端運動，時常顛覆主流選舉進程。像是在亞洲、澳大利亞、歐洲、南美和美國的民主環境中，選舉都是由具有專制傾向的政客勝出或幾乎勝出。這些政客承諾簡易解法（easy answer）並提出恢復秩序、可預測性以及平靜來吸引選民。像是川普總統在2016 年的競選口號「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MAGA），其中的關鍵詞就是「再次」（Again）。無論你認同與否，人類對恢復秩序的嚮往，對奪回自己國家的想望，其實是一種反撲─對於要去適應新的、不熟悉的或是威脅現實的困難與艱辛的反撲。
變革的持續性、複雜性和深度，挑戰著我們所有人。一方面，我們面臨著非比尋常的新機會，個體和集體都蓬勃發展。另一方面，隨著深層的變化，損失也隨之而來，人們被拋在身後，很多長期以來堅持的價值觀受到質疑，衷心遵循的規範和做法被推翻，導致工作上的安全感、熟悉感和可預測性消失，就這麼簡單且突然地消失殆盡。
所有的動盪，都使世界秩序中持續發酵的挑戰浮出水面，同時對於那些乘風破浪者與被淹沒者產生不同的經歷。
以人口成長為例。全球對人口政策的重要性共識已經瓦解，貧窮、恐怖主義、性販賣、流行病及大規模移民，當然氣候變遷等都產生重大影響。但我們覺得以上述原因來概括，只有部分合理，很多因素是環環相扣。在許多國家，家庭、學校和地方經濟被過多的孩童壓得不堪負荷，使得年輕男子容易受到恐怖份子和犯罪分子的招募，年輕女子容易受到性掠奪和性販賣者的傷害。氣候變遷也很棘手，不僅因為許多消費者仍被綁在舊有的工作以及既有的燃料和肉類的消費模式；還因為身處數位時代，全世界具雄心壯志的年輕窮人想要尋求更多的消費。人們不再從生計和孤獨中找到幸福感。大型傳染疾病也因為人們高密度地生活在一起而滋生。這些因素結合在一起，使得包括西方國家在內，我們所有社區和社會都變得擁擠起來。因而有更多觸發點造成旱災和水災，也造成來自國外的移民、流行病和恐怖主義。例如在敘利亞，農村的高人口成長率加上2011年之前的長期乾旱，導致農業社區大規模向城市遷移，為內戰、武裝鎮壓、原本衰退的伊斯蘭運動發展、恐怖主義和大規模移民，創造了成熟的環境。
從領導力的角度來說，這些情況往往會對權威、保護和回歸秩序產生嚮往。就如同歷史上的獨裁政權通常會在危機中出現，我們這個時代的情景，為確定性和答案提供了一個政治市場。然而，政客們藉由過度承諾贏得選舉，卻因為無法兌現而不被信任。進而在這幾十年的調適性挑戰中，人們不可避免地對當權者感到失望、沒有滿足他們的期望、沒有聽到他們的痛苦，只對他們說而不是聆聽他們的聲音。許多人感到被背叛，且越來越沒有安全感，憤怒地退到更狹隘的認同群體當中。世界各地對於團結多樣性群體的壓力是可想而知。
我們需要打破這種惡性循環。公民需要面對其要求背後的複雜性與後果，政治家需要更誠實且巧妙地讓公民參與領導過程。當政府官員把選民擋在艱難選擇之外時，單靠自己努力理解問題是不夠的。長遠的變革是建立在個體持久的價值和人類社會所朝向的價值之上，它比華麗的變革更誠實，也比過往的經驗更循序漸進。我們相信，同時發揮領導力並保持存活是可能的，既能贏得連任，又能讓人們在迭代與調適性的更新過程，擁有自己的那部分變革。
當前人類的經歷令人深感迷失和不安，但卻深刻、戲劇性，從某個地方開始產生深度的變化，比經歷本身更加漸進，而且深深的崁入價值觀，人類個體的價值和其社區的共同價值。

領導力陷阱：轉型的困境
當我們在35 年前開始發展踐行領導力的觀點時，起初是在隆納（Ron）與萊利．辛德（Riley Sinder）的合作，以及《調適性領導》（Lesdership Without Easy Answer）這本開創性的書本中，接著是這本《危險之境》（Leadership on the Line）。在調適性觀點出現之前， _一般通常會用「轉型」（transformational）一詞來捕捉領導力思維中的熱望。
然而，用轉型作為領導力的框架是有問題的。首先，轉型鼓勵不切實際的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我有一個轉型的願景，現在我要把它推銷給你」。從這角度看，領導力容易成為「我和我的願景」，而不是透過群體的運作去達成。此外，轉型並不是從診斷和研究開始：在制定策略方向之前，轉型少了聆聽與理解價值觀、能力和情境這一關鍵步驟。它也很少鼓勵追求共同目標；反而大多時候，是由自詡為「轉型領導者」的人帶著解決方案開始，然後將領導力視為激發和說服之類的銷售問題。
其次，就轉型本身而言，其思維往往跟歷史不相符。它往往從一個想改變的點子開始，或許是一種「最佳實務」（best practice），但很少尊重它要扎根的土壤。即使在紙上看起來是個好主意，但實際導入後也可能揠苗助長，或是過度誤導與貶低了某些人。最後往往導致文化上的免疫反應，進而排斥或扭曲原本立意良善的好點子。這種過敏反應可能很快就結束（像是埃及、葉門和阿拉伯之春），也可能持續很久，長達40年（中國革命）或60年（俄國革命）。
第三，僅僅強調轉型式的改變，會鼓勵有熱情、勇氣的人們去尋求大型、系統性的改變。但也可能使他們急於擴大規模，忽略了日常、循序的事務性工作。當今世界需要從各個層面進行調整，從家庭的養育方式，到鄰居、消費者與公民之間的互動方式，再到跨國之間的運作。21世紀的挑戰不需要一位救世主，而是需要人們從每天的生活中，發揮領導力與集體創意來解決能力所及的難題。1

可持續的改變是調適性的
我們相信，這個時代召喚我們進行既廣且深的改變，轉化人們的內涵量以應對當前的挑戰，並以嶄新的方式茁壯成長。我們也相信可持久、具轉化性的改變更多是演化而非革命，前者保留更多原有文化的 _DNA，而不是將其拋棄。Google 的搜尋引擎就是一例，它同時依靠並保護著已經發展的經濟和科技基礎建設─ _包括美國的經濟體系、不斷成長的網路產品市場、豐富的科技產業網絡、矽谷的生態系，以及許多先前的工程解決方案，再加上從之前搜尋引擎中汲取的教訓。Google 以一種可持續的方式改變人類的能力，藉由扎根在既有的科技、經濟、文化力、組織機構和價值之上。Google 以廣告和數據能力打造的商業模式改變了網路市場，但它大部分都是借鑑以往廣告和銷售領域的基本概念，保留這兩個領域已經發展好幾代的基本能力。舉個歷史上的例子，美國革命保留了英國大部分的文化基因，包括它的語言、藝術、科學、政治理論和新生的自由市場體系。一個建立在價值觀而非種族之上的國家，促成了多元文化的人口組成，這不僅是一種轉型，也是調適性的。開國元勳注重留存更多於變革。
為了使轉化性的改變能夠持續，它不僅要從自身文化中紮根，還要讓不斷變化的環境成功地參與進來。它必須適應內部與外部的現實。因此，領導力需要從聆聽和學習開始。找出人們所在的位置，在他們已經知道、重視和在做的事情當中評估什麼是最好的，並以此為基礎進行構建。只帶著變革的想法就去領導是很危險的。領導既要真心尊重人們的價值觀、能力和歷史，也要尊重持續變化的環境，以建立應對新挑戰和利用新機遇的內涵量。

系統性的調適：哥倫比亞的案例
即使是由政府高層領導的大型變革，也是由無數日常的增量與交易構築而成。在過去的幾十年裡，隆納有幸為世界各地的幾位總統和總理提供建議與培訓，他們全部都對完成社會的重大變革抱持很高的期望，他們的成功和失敗（視問題而定義），有部分取決於他們是否有能力從演化、調適性的角度思考，對於引領深度的社會改變並協助人民做好準備。
哥倫比亞總統胡安．曼努埃爾．桑托斯（Juan Manuel Santos）甚至在2010年8月就職之前就開始採取重大但漸進的步驟，準備與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FARC）達成和平協議。剛擔任過國防部長的他，對戰爭瞭如指掌。他首先為和平談判建立了一個生態系統以承載環境（holding environment）。他任命前任駐委內瑞拉大使為外交部長，這樣就可以和曾經為哥倫比亞游擊隊提供庇護的委內瑞拉總統烏戈．查韋斯（Hugo Chávez）建立工作關係。桑托斯需要說服查韋斯改弦易轍，同時向游擊隊施壓，讓他們停止武裝抗議，轉而走向談判桌。桑托斯還成功地接觸游擊隊的長期支持國─古巴，讓其領導人勞爾．卡斯特羅（Raúl Castro）改變方向，不僅向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施壓要求談判，還建議他們主辦談判。桑托斯還邀請曾經主持巴以談判和奧斯陸協議（Israeli-Palestinian Negotiations）的諾維根人（Norwegians）與古巴人一起作為中立的東道主。
這些談判進程持續了5 年多時間。桑托斯總統雖然有一流的談判團隊，但他和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建立多條溝通渠道，以增加他的選擇，並保持對過程的控制。他每天都關注著談判團隊的工作，關注同仁遇到的挑戰和反對，也關注著面對公眾時的各種艱困調整，因為他們每個人都要面對擺在談判桌上，在整個國家之前的繁多棘手問題。一系列無盡的、巨大的、艱難的問題，小到沒收武器的機制，大到解決50 年前首先引起游擊反抗的不公平政策。每一個問題都需要詳細、具體的分析，需要從談判者到每個市民內心和思維都產生巨大的改變。
桑托斯總統在2014 年成功連任，並在2016 年成功推動和平協議的公投，這說明了深刻社會變革的背後，需要許多詳細、日常、事務性和具有危險性的工作。
當然，事情還沒結束。桑托斯在2016 年10 月和平協議公投中失利，但他迅速調整，並修改協議，同時快速贏得國會的批准。為了在最後一年的任期中，確保落實這些成果，桑托斯將注意力轉向國家群眾。在他任職的大部分時間裡，他都把重點放在談判上，與全國各地相關社群接觸和建立信任的時間就相對減少。參與談判的每個人都在多年高度緊張的努力中，經歷了一次又一次深刻的情緒波動，他們也都被桑托斯安頓的很好。但總統卻沒有那麼多時間，去安頓那些必須承擔和解重任的人，也就是被綁架和被謀殺的受害者家屬，以及那些將在新秩序中冒著政治、經濟或文化地位風險的人。可持續的和平並不是在協議中實現，它只有在人們的生活中適應、發生調適性變化時才能達成，因為群體要安撫過去的創傷，建立新的社會和經濟規範，以及新的政治關係。和平仍將是一整個世代的事，有始有終，不僅需要桑托斯及其繼任者高度調適性的領導，也需要全體國民的適應。桑托斯總統之所以獲得2016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是因為他透過勇氣、耐心和政治的藝術，從逐漸發展的心態、調適的角度出發，做了一件非比尋常的事：他為和平開拓一條道路，並持續不斷地開通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