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多維視野中魯迅「罵人」現象的再審視........................................8
1.「罵人」與魯迅的偉大................................................8
2.蔡元培把西方之花種植在中國的土地上..................................10
3.不只是魯迅在「罵」..................................................11
4.敢罵與「罵以上的事情」..............................................12
5.「罵人」與友誼......................................................13
6.團體與團體中的個人及個人傾向........................................14
7.以「現代評論派」為麻雀..............................................15
8.魯迅只是抓其一點，不及其餘..........................................18
9.不以親疏好惡定高低..................................................19
10.人是會變的..........................................................19
11.魯迅「罵」過的人的變化..............................................22
12.雜文的「不滿」與「罵人」............................................24
13.魯迅論人的理性態度.....

書摘/試閱

多維視野中魯迅「罵人」現象的再審視
1.「罵人」與魯迅的偉大
魯迅在文章中指名道姓「罵」過的人，有百人上下；與其論戰的重要人物，也有二、三十人。如此之多，在中國現代文壇和學界，不說絕無僅有，也是十分罕見的。許多人當時是名人，不少人後來成了名人。許多人當時是那樣，後來卻變了一個樣。中國人尤其愛面子，中國文人則酷愛面子，被「罵」之後，是絕不會善罷甘休的。於是，在一場又一場的論戰中，你來我往，你爭我鬥，批評、反駁、辯解、聲明、反思，諸如此類的文章，魯迅生前身後，不絕於文壇，雖有是非曲直、利害功過，卻時不時被當事人和非當事人攪擾得不清不楚、沸沸揚揚。
到了新時期，魯迅研究衝破了種種禁區，呈全方位開放趨勢。魯迅曾經被陪綁在另一個神身上，似乎也成了神；一切被神化了的，都還了俗，魯迅也成了實實在在的魯迅了，所謂「返回魯迅本身」是也。於是，有人提出魯迅研究也有「兩個凡是」，比如有人認為應該推翻「凡魯迅罵過的人就一定糟糕，凡魯迅賞識的人就好到底」的觀點。有的人公開對魯迅表示不屑：「魯迅嗎，無非就是罵人。」至於別人罵魯迅，對魯迅進行圍剿，他們是有眼無珠，全然不見了。至於魯迅為什麼「罵人」，「罵」得對不對，以及與社會、時代的關係，乃至魯迅「罵人」的意義和價值等等，他們都無暇、無心去細究。
一切以條件、地點和時間為轉移，分析問題不顧及這些，淡化了歷史背景，抽去了前提條件等等，唯餘「罵人」二字。這無非是為了貶低魯迅、否認魯迅。
魯迅生前身後，或是被攻擊被踐踏，或是被利用被神化，但我們只要忠實於魯迅本身，就可見這些侮辱與損害並不影響魯迅自身的偉大。有人為魯迅的屢遭誤解鳴不平，認為魯迅也是不幸的。其實，這不是魯迅的不幸，魯迅至多是被蒙上了一層灰塵而已，輕輕一抹，灰塵自去。有《魯迅全集》在，猶如有崇山峻嶺、長江大河在，「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我倒覺得，從一些無聊的、淺薄的詆毀魯迅的文章中，看出了某些中國人，甚至某些中國名人的不幸。郁達夫說：「沒有偉大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因為魯迅的一死，使人們自覺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為，也因為魯迅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國還是奴隸性很濃厚的半絕望的國家。」（《郁達夫散文選集˙ 懷魯迅》）
魯迅是偉大的。魯迅的偉大絕不因為哪一個人物盛讚過魯迅，所以才變得偉大起來。不是的。魯迅存在的本身，決定了他應有的地位。魯迅是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觀，倘沒有魯迅，二十世紀中國的文化史，尤其是文學史，不說黯然失色，也肯定要減色幾分的。

2.蔡元培把西方之花種植在中國的土地上
那麼，我們應該怎樣理解魯迅的「罵人」現象呢？
我以為，我們首先要理解當時的時代。「五四運動」前後，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學術文化空前繁榮的幾個時期之一。在對傳統一元文化進行全面徹底的批判的同時，外來文化紛紛湧進國門，逐步形成了文化機制的多元格局。
蔡元培循「思想自由」原則，首先在北京大學實行「相容並包主義」，即：「無論有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蔡元培：《致〈公言報〉並答林琴南君函》，載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八日《公言報》）蔡元培的思想並無新意，不過是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東方化表述，它的精神內涵與伏爾泰的「我堅決反對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同出一轍。蔡元培把西方的民主自由之花種植在東方的土地上，燦爛得讓國人眼花。自由主義者胡適之，馬克思主義者陳獨秀，一定意義上的保守主義者辜鴻銘，都被蔡元培的「北大」所接納。各唱各調，眾聲喧嘩。同人刊物層出不窮，此起彼伏。派別林立，論戰不休，是二、三○年代文壇的特徵之一。這與其說是反映了文人的「不團結」和文壇的矛盾，不如說是體現了新文化運動的繁榮和活躍。
彼此罵來罵去，雖有意氣用事的時候，但大多是涉及大是大非問題。雖然也有「罵人」
的「不雅」，而唯其「不雅」，才更真實，更有生氣。較之於文化取向不受制約和挑戰的「一邊倒」——無論倒向哪一邊，不管是雅的還是俗的——都應該看成是一種進步。

3.不只是魯迅在「罵」
由於魯迅著作在中國前無古人地普及，我們很容易讀到魯迅的原著；由於種種原因，魯迅同時代人的著作很長一段時間被定為禁書；還由於有的政治集團把魯迅當作工具……因而，我們客觀上只能讀到魯迅的書，客觀上感覺只有魯迅在那裡抨擊這個、抨擊那個。這與當時的實際情況是不符合的。
二十世紀二、三○年代，並不是只有魯迅在那裡「罵」，也不都是魯迅首先開罵。不是的。被稱為溫文爾雅的梁實秋，不僅罵過魯迅，甚至也罵過以胡適為代表的「人力車夫」派。帶著湘俗湘風進入北京文壇的沈從文，在《沫沫集》中也指名道姓地抨擊了許多文人。高長虹不僅罵魯迅，也罵周作人、郁達夫。馮乃超在《藝術與社會生活》中，抨擊魯迅的同時，還「舉了五個作家」的例，其中說葉聖陶「是中華民國的一個最典型的厭世家，他的筆尖只塗抹灰色的『幻想的悲哀』……這是非革命的傾向」！
當然，每一個作家的個性不同，有的作家埋頭創作，從不參與「罵人」；有的作家偶爾罵罵，但「罵」的是皮毛，「罵」不出名堂，也就銷聲匿跡了；有的作家唾面自乾，罵不還口，你罵你的，我做我的，比如，同樣面對《藝術與社會生活》，魯迅的反應是激烈的，葉聖陶卻置之不理。

4.敢罵與「罵以上的事情」
像魯迅這樣會「罵人」，並把它訴諸文字，說明了魯迅是非之心不泯，愛其所愛，憎其所憎，不虛偽，不造作。敢說敢罵，是真性情的表現，其實是十分可愛的。魯迅說：「我想，罵人是中國極普通的事，可惜大家只知道罵而沒有知道何以該罵。那麼，就很有意思了，於是就可以由罵而生出罵以上的事情來的吧！」（《集外集拾遺˙ 通訊（覆呂蘊儒）》魯迅的「罵人」文章不僅指出了種種之可罵，並繼之以罵，而且挖掘出了「罵」以上的文化意義。
有那麼一些文字上溫柔敦厚的人也罵人的，因為他們也知道這是極普通的事。他們與魯迅的不同，就是沒有把罵人的內容寫成文章，背後罵起來，也許比魯迅還要聲色俱厲哩！這是一種區別。還有一種區別是，只是罵人，沒有「生出罵以上的事情」來，就是說沒有形而上的文化的東西，雖然寫成了文章，那罵人也僅僅是罵人了。
透過以上分析，我甚至認為二十世紀二、三○年代是一個「罵人」的年代。說好聽的，叫「百鳥爭鳴」；說難聽的，叫「彼此相罵」，半斤八兩。總之，不足為奇。魯迅不過是百鳥中聲音比較洪亮的一隻鳥，「罵人」不是只有魯迅才為之，也一樣不足為奇。如果說魯迅雜文與一般的「罵人」文章有什麼區別的話，就在於魯迅比一般作家高明，刻劃了社會典型，罵出了形而上的文化意義來。

5.「罵人」與友誼
此外，我們還應該看到，循思想自由原則，觀點的分歧乃至對立不應影響正常的人際關係。在「問題與主義之爭」發生以後，胡適仍邀李大釗來家談論政事。在新文化陣營分裂以後，魯迅、周作人仍跟胡適一起暢談文學，胡適還在日記中誇讚「周氏兄弟最可愛」。周作人與胡適曾圍繞溥儀被趕出宮的事件展開尖銳的原則之爭，同時他們又保持著密切的合作。至於李大釗與章士釗，辛亥革命後他們政見迥異，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甚至處於敵對狀態，但兩人居然奇蹟般地保留了十四年深厚的友誼。在魯迅針對林語堂的「費厄潑賴」痛罵「叭兒狗」以後，林語堂不但接受了魯迅的批評，還畫了一幅「魯迅打狗圖」，魯迅也仍認為林語堂是自己的老朋友。

6.團體與團體中的個人及個人傾向
其次，我們還應該對當時的一些團體有一個客觀的評價。二、三○年代，「罵人」常常是以團體為陣營的，比如「創造社」、「太陽社」罵「新月派」、「語絲派」等。
一個時期以來，我們有這樣的傾向，把某個團體定為反動的了，團體內的人物自然成了反動派。若這個團體內有革命的呢？或者為革命派諱，一筆抹去，彷彿他根本就沒有參加過這個團體；或者當作辮子，當某一運動來了，可以做為內部整人的把柄。至於被定為革命派的團體，那概念上好的東西，一律往上貼金，搞得金光閃閃。那些非革命的，還有叛徒、漢奸之類，或是一筆抹去，一字不提，似乎他們根本就沒有參加過這個團體；或者乾脆稱他們是投機鑽營。經過這樣「清理階級隊伍」以後，把十分複雜的二、三○年代文藝團體之間的彼此互罵，簡單化為兩個階級、兩個陣營之間你死我活的鬥爭。
事實上，問題並不是那麼簡單。當時的團體，雖然有一個總體的傾向，但基本上是大雜燴，是同人的鬆散的團體。幾個朋友，你拉一個，我拉一個，就這樣拼湊起來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一般不會像一個政黨那樣，欲加入者要提出申請，接納者要對其進行考察。沒有那麼複雜的。事實是，除了「左聯」以外，大多數的團體是願來就來，願走就走（「左聯」也未必純粹，郁達夫無論如何不是一個「左派」份子，但魯迅把他扯進了「左聯」，很大程度上淡化了「左聯」的本色。只是到了後來，「左派」們為了純潔隊伍，也不顧及魯迅的面子，才把郁達夫「清理」出去）。即便以「革命」團體而言，「創造社」中，不是還出了漢奸張資平嗎？「太陽社」中，不是有了變節份子「革命小販」楊邨人嗎？「左聯」不也有「第三種人」杜衡嗎？

7.以「現代評論派」為麻雀
當然，若是進行所謂成份分析，還是右翼團體比較典型。我們以「現代評論派」為麻雀，來一番解剖。過去，我們總是簡單化地斥「現代評論派」為「帝國主義及買辦資產階級的代言人」。事實是，其成員和主要撰稿人有中間偏左或中間人物。他們中，不少人後來逐步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擁護者、支持者和戰士，比如原創造社的部分成員和李四光、丁西林、陳翰笙等。有當時就是共產黨人，或革命的或傾向進步的文人，他們經常在《現代評論》上撰稿。比如，陳啟修、杜國庠、田漢、胡也頻等。也有當時確實是偏右的人，如胡適、陳源，甚至後來成為敵人的王世傑、唐有壬等。「現代評論派」成員和主要撰稿人的複雜，必然決定其政治立場、思想傾向和文藝觀點的迥異。郭沫若曾經說過：「現代評論派」「構成份子大部分還是有相當學識的自由主義者，所發表的政論，公開地說，也還較開明」。（《創造十年續篇》）《現代評論》的政治思想比較開明，發表了大量的反帝、反封建、反軍閥，支持正義、有進步思想傾向的文章，在「五卅運動」和「三一八慘案」中，發表了一系列抗議帝國主義和軍閥政府暴行的文章，聲援愛國群眾運動，悼念烈士。如《上海租界的殺氣》、《上海租界的慘劇》、《論上海英捕槍殺中國人事》、《英國侵略中國的概況》、《要糾正政府的外交步驟》、《段政府的高壓手段》、《人權的保障在哪裡》、《示威運動與員警》、《持久的愛國運動》、《對愛國運動的謠言》、《悼三月十八日的犧牲者》、《論三月十八日慘劇》、《三月十八日慘案目擊記》等。《現代評論》還刊發了不少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宣傳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擁護支持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文章，如《唯物主義的警鐘響了》、《什麼是帝國主義》、《勞動階級政黨組織上之二種見解》、《蘇聯事情的研究與對蘇聯政策之研究》、《一個月在蘇聯的所見所聞》等。但是，「現代評論派」中也有不少人在該刊發表了一系列維護帝國主義、封建軍閥政府，為他們罪行開脫，向革命群眾潑冷水，反對馬克思主義、攻擊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文章，如陳西瀅的許多《閒話》。
「現代評論派」支持擁護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熱情肯定新文化運動中出現的作家作品，批判反擊封建復古派和國粹派，甚至連陳西瀅也極力推薦過魯迅的《呐喊》等新文學作品。他們在刊發文章時，沒有宗派門戶之見，注重發現和培養青年作者，如胡也頻、沈從文、凌叔華、李健吾、吳伯蕭、施蟄存等。
由此可見，「現代評論派」無論是在政治立場、思想傾向，還是在文藝觀點方面，都是複雜的，具有濃厚的自由主義色彩。
一本《現代評論》，就是多元文化的活標本。我以為，對於「現代評論派」，既要指出其反人民的一面，也要具體分析，不能因為魯迅「罵」了「現代評論派」的某些人，就一概否認「現代評論派」。事實是，對於「現代評論派」，魯迅主要是「罵」陳源，基本上是不及其他的。至於魯迅的「罵」胡適，那主要是在上海時期了，與《現代評論》時期的胡適幾無牽涉。
我以為，二十世紀二、三○年代的論戰，有的時候，彷彿矛頭是對準了某一團體，但究其實，也只是對準該團體的某一時期或某一具體的人。把對個人的抨擊等同於對團體的攻擊，這給人混戰的感覺，亂糟糟的，不利於把情況搞清楚。就說「左聯」吧，魯迅抨擊過周揚、田漢等，也有對「左聯」很失望的時候，但不能以這些為根據，一概否認「左聯」。到了「左聯」解散時，魯迅甚至可以說是不大贊同的。

8.魯迅只是抓其一點，不及其餘
再次，也是尤其重要的一點，我們對魯迅「罵」過的具體人的功過是非問題，要有一個把握的原則。換言之，即我們應該怎樣理解魯迅對人的評價問題。
魯迅著作中，涉及那個時代各式各樣的人物很多。魯迅對他們，有讚揚的，有批評的，
有嚴厲責斥的，有極端鄙夷的。當然不能說被魯迅批評的人就必定一直不好，因為一個人畢竟是可以發展變化的。魯迅的批評有時也只是針對某人的一時一事，不一定是全面的評價。我們只要推敲一下，就可以發現魯迅的批評對象是各有側重點的。魯迅對章士釗是無情揭露，從思想到人格，都在抨擊之列；對胡適，只是挖苦、諷刺他的某些言行；對陳源，著重揭露的是他為軍閥作倀的一面；對徐志摩，只不過是諷刺他的詩；對楊蔭榆，是緊緊圍繞「女師大風潮」的；對梁實秋，也沒有超出「階級性」等若干重大是非問題。對爭論範圍以外爭論對象的功過，魯迅一般較少提及。就事論事，抓住要害，不及其餘，從當時的鬥爭實際看，從一般的雜文寫作的方法看，這都是合乎情理之舉。就好比我們指出一個人頭上生瘡，而不必管他腳下是否患了腳氣，也不必管他胃是否好，肝是否壞。魯迅是個作家，是個戰士，而不是給人蓋棺論定的個人人生檔案的執筆者；魯迅寫的是雜文，而不是追悼會上的悼詞。

9.不以親疏好惡定高低
雖然魯迅在爭論時，往往難免措詞激烈，意見尖銳，有時甚至頗帶意氣、情緒，「你要那樣，我偏要這樣是有的；偏不遵命，偏不磕頭是有的；偏要在莊嚴高尚的假面上撥它一撥也是有的……」（《華蓋集續篇˙ 小引》）但在對人物進行歷史評價時，魯迅卻不以個人的親疏好惡定高低，而是堅持客觀的、科學的、理性的態度。例如，對於《現代評論》和陳源，他在《中國新文學大系˙ 小說二集》的序言裡，就公正評價了陳源負責編輯的文藝版，並突出地介紹了陳源之妻淩叔華的創作成就。他曾尖銳地批評胡適、林語堂，但在回答斯諾關於中國現代最優秀的詩人的提問時，談到了三個人，其中就有胡適；在回答中國現代最著名的雜文作家的提問時，他談到了五個人，頭三位便是周作人、林語堂、魯迅。

10.人是會變的
人是會變的，人是矛盾的，人的一生是隨著各自閱歷、經驗、見識與思考不斷增加而變化的，這是常識。新文化運動的先鋒、激烈反傳統的陳獨秀，息影政壇後一直沉溺於小學之中；力主全面向西方學習的胡適，卻長期提倡「整理國故」，並孜孜不倦地考證《紅樓夢》、《西遊記》、《水滸傳》等，其人生的最後二十年，幾乎傾全力于《水經注》的考據之中。就說魯迅自己吧，在辛亥革命後的失望之餘，也曾一度致力於古碑的搜集整理，頗有些成就。陳丹晨在談到對魯迅「罵」過的人的評價時，為了說明人的一生會有很多變化，曾舉過楊度的例子。楊度是籌安會六君子之一，一心想做袁世凱洪憲皇朝的宰相。在這方面，他是有言有行的，很多歷史書已有定評。但根據現在公佈的資料證明，他晚年卻是一個共產黨員，為支持黨的事業曾變賣家產。陳丹晨說：「這個跟頭翻得是很大的，我真有點不敢相信，但這是歷史事實。可見一個人的一生的變化，可以很大的。」（《魯迅研究動態》一九八八年第七期）
既然魯迅是針對具體的人和事，不是蓋棺論定寫悼詞，那麼魯迅「罵」過的人的以後的變化，本該與魯迅無涉。宋志堅對魯迅的「罵人」現象有過一個形象的比喻，他認為魯迅針對具體人的批評是「照相」，而照出的形象當然只能反映照相時的真實。有的醜小鴨以後變成了天鵝，他可能會拿著自己成了天鵝時的標準照，來非議魯迅：「難道，我是這麼醜陋的嗎？魯迅罵錯了！」這只能證明，天鵝先生雖然成了天鵝，但搞的還是形而上學。至於有的實實在在的被魯迅讚賞過的天鵝，後來脫毛了，老朽了，這和魯迅其實也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然而，長期以來不少人就是以脫離歷史、脫離具體事實的形而上學的態度，來評價魯迅對具體人的批評，其目的無非是要貶低魯迅。早在一九八三年，李何林在《魯迅論》「重印說明」中就舉有一例。他在談及魯迅與「現代評論派」論戰時說：「到五十年後的一九八○年還有說魯迅當時批評李四光和章士釗都是錯誤的，因為李四光的地質學對新中國的地下資源的開發貢獻很大；章士釗晚年也替新中國做了些好事，他們都是好人，魯迅先生批評好人，可見錯了。」李何林批評的這種人的這種邏輯若是成立，那麼，魯迅「罵」過的人，幾乎都罵錯了。今天我們和日本友好，那麼，八年抗戰也是錯的嗎？
這幾年，有一股風，專門捧魯迅「罵」過的人，並以他們的文化成就來否認魯迅的批評。比如，胡適、林語堂、梁實秋等。胡適等人，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各有其獨特的貢獻，佔有一定的學術地位，肯定他們的成就，與魯迅對他們的批評，本來是並不矛盾的。可是，有的人把魯迅當作反襯，貶低魯迅從而抬高他們，不說別有用心，起碼也是缺乏歷史唯物主義的眼光的。
林語堂等人，都比魯迅長壽，在魯迅逝世以後又走了很長的人生道路。因此，他們的歷史評價問題，都是後人的任務，與魯迅無關。一個人若干年後好的言行，不能證明若干年前他的壞的言行是正確的；一個人若干年後壞的言行，也不能證明他若干年前好的言行是錯誤的。這是常識。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時時記著這些常識，有的人有意無意地把某些歷史人物以後的作為與魯迅先前的評價做對比，得出他的結論，來損壞魯迅的形象。

主題書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