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人真實的聲音，已經將近八十年沒有被聽到了。」
古巴，有兩個。
一個是加勒比海上，哥倫布所述人類雙眼見過的最美島嶼；另一個，則存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者心中，許多古巴人發誓在它們的國家獲得自由前，絕不重返。這是世界上最受管控、最孤立、散布最多政治宣傳的國家；在燦爛豔陽下流轉著狂喜與悲劇的國家。

作者安東尼．迪帕瑪在《紐約時報》擔任駐外記者長達二十二年，他的妻子是古巴女孩。身為家族一分子，他深入走訪古巴，記錄五個平凡家庭橫跨三個世代的故事。在撰寫本書的三年多期間，他刻意避開最受崇拜的神聖三人組──卡斯楚、切．格瓦拉與海明威，以不曾被聽聞過的親身故事，揭開古巴人最真實的生活樣貌。在政治最動盪的近80年中，他們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生存下來？他們冒著生命風險訴說，使外界得以首度聽見這些被噤聲的故事。

當逆境是常態，調適成為生存必須。
他們追求光榮。這裡有世界上最棒的海灘、最經典的蘭姆酒和雪茄、最漂亮的女人，最難以抵擋的音樂，以及最令人聞風喪膽的反抗分子。

他們拾起碎片，想出該如何再利用。能將塑膠汽水瓶當成摩托車油罐，在廚房爐灶上加熱舊活塞來修理破輪胎；女人拆開舊電池，用裡頭的黑色糊狀物染出古巴女人都愛的黑色頭髮。

他們精通等待，等待電力恢復、等待颶風過去。無論住哪裡或做什麼，他們用自信、勇氣和創造力應對國家拋來的一切，用熱情音樂和歡快舞蹈掩飾與不幸共存。

是真實的生活，也是真實的冒險。
政局動盪、宗教信仰被挑戰、親愛的人流離失所，他們仍以古巴精神――自豪、獨特的勇氣和力量面對。憑藉不屈不撓的適應力與深不可測的變通能耐，在世界轉動中持續生存。沒有什麼能掏空古巴人對國家的情感，以及對它未來堅守的希望。古巴人仍徜徉於陽光的滋潤和自在，陽光永存在其血液裡。

作者簡介

安東尼．迪帕瑪Anthony DePalma
曾任《紐約時報》駐外記者二十二年，主要關注拉丁美洲，尤其是古巴和墨西哥，報導足跡也遍及阿爾巴尼亞、巴爾幹半島的蒙特內哥羅、蓋亞那、蘇利南等地。著作包括《此地：新美洲大陸傳》（Here: A Biography of the New American Continent）、《發明卡斯楚的人》（The Man Who Invented Fidel）、《落塵籠罩的城市：病態、狂妄與9/11》（City of Dust: Illness, Arrogance, and 9/11），後者由CNN改編拍攝成紀錄片。除寫書外，迪帕瑪持續為報章雜誌撰寫專文，並於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兼職任教。

楊岑雯
專職譯者，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畢業，現居台南。譯有《蝗蟲效應》、《普丁的國家》、《製造俄羅斯》、《聖彼得堡》、《白銀、刀劍與石頭》

序

自序

關那巴科亞（Guanabacoa），哈瓦那（Havana）
二〇一七年九月九日

當燈光在傍晚五點左右熄滅，電視被黑畫面吞沒，屋裡那把來自中國、名叫希望牌的孤零零電扇白色塑膠葉片緩緩沉寂停住。就在這時分，卡莉（Cary）、皮波（Pipo）、奧斯卡（Oscar），還有他們那隻下顎明顯突出的瘦巴巴北京狗法魯（Faru）知道是時候該躲起來。古巴人對颶風不陌生，但這一個連挺過最多風暴瘡痍的人也要戰慄：名為伊魯瑪（Irma）的五級怪物，風速每小時一六五英里，雨勢滂沱，浪高十六英尺。如果按照電視上滿臉愁容氣象學家給的時間表，預計於隔天凌晨兩、三點間猛然席捲關那巴科亞，也就是他們的奇異家鄉，隔著港口遙望哈瓦那舊城區。電力肯定不會在那之前恢復，但他們要在黑暗中待多久，沒人有把握。
為了對伊魯瑪這種等級的強烈颶風預做準備，他們開發並改進自己的演習，每位家庭成員都分配特定任務。奧斯卡才二十六歲，所以交給他爬上屋頂並綁緊可能被吹走的所有物品。綽號皮波的父親赫速斯（Jesús）踏遍街坊搜刮食物時，媽媽卡莉則打理其餘所有大小事。她用膠帶貼緊窗戶，拉下護窗板，拿許多舊汽水瓶裝足以撐幾天的過濾水。做完這些事以後，她暫歇一下打給谷佳（Cuka）。這位畢生摯友在塔卡霍（Tacajó），即兩人共同成長的古巴東部產糖小鎮，她想確認那裡的每個人都為朝他們衝去的惡夢做好準備。
谷佳立刻接起電話。嗯，她沒事，其他人也是。她已經做完一切能做的，除了蹲坐等待沒別的事。等待是古巴人精通的技能，無論他們住哪裡或做什麼。原本卡莉和皮波想去奧斯卡的臥室，在平常躲的地方安然度過颶風。他們的房子大又堅固，是一棟前革命時期的二十世紀中期現代主義建物，分成兩間公寓；樓上鄰居甚至在屋頂平臺暗中打造一間金屬加工廠。但是逼近的颶風來勢洶洶，他們可能要困在屋內很長一段時間。奧斯卡的房間在家中最小，只有百葉窗能阻擋風雨。廚房或儲藏室的空間不夠，臨街客廳的遮蔽又遠遠不足。那麼就剩下他們自己的臥室，僅一扇窗戶面南，方向遠離伊魯瑪。
正在張羅臥室時，電話響起嚇了他們一跳。皮波的小妹露茲．瑪利亞（Luz María）從九十英里外的卡德納斯（Cárdenas）打來通知，儘管颶風將臨，露茲兒子的女友已到醫院待產，準備迎接他們的第一個孩子。隨後電話也死寂斷線。他們僅有的收音機壞了，那是皮波在情人節送給卡莉的手搖發電款，這讓他們幾乎跟外界斷絕，彷彿迷失在偏遠的古巴馬埃斯特拉山麓（Sierra Maestra）。
一家人剛安頓進臥室準備度過夜晚，雨開始落下。並非傾盆暴雨，而是大又重的鼓脹雨滴，他們彷彿能聽見雨水一滴滴落下，飛濺進土裡卻無法讓周遭變涼快。他們三個人全都在臥室，加上法魯在地板狂喘氣，室內很快就熱到令人氣悶。卡莉起身推開窗扉，雨水和土壤的霉臭味緩緩湧入。從他們躺的地方，頭貼在床尾、腳朝向敞開的窗，可以清楚看見血橙色的天空。對卡莉而言，這種詭譎光線和引人回想的氣味，召喚出另一場颶風的痛苦記憶。那時她只是個孩子，跟母親和雙胞胎妹妹一起住在塔卡霍的棚屋，就在谷佳的家附近。當芙洛拉颶風（Hurricane Flora）席捲而過，她們僅有的一點東西幾乎全被吹走。
他們三人靠得那麼近，奧斯卡很快就煩躁起來，開始抱怨熱。皮波也覺得熱，可是對街倉庫的金屬屋頂更讓他更心煩。不只一次，他提過如果那片屋頂被吹走，他們正好就在路徑上。卡莉要兩人都閉嘴。他們的房子材質是混凝土，不是嗎？儘管食物儲藏室沒裝滿，裡面還是有一些吃的，不是嗎？「冷靜下來吧，我們沒事。」
視線穿過敞開的窗，她只看見遮蔽星星的烏雲。那幅景象使她靈光一閃。童年住在塔卡霍時，她學會一首關於星星的歌，每當恐懼那歌總是能幫助她冷靜下來。
「你們兩個想聽歌嗎？」
歷經風暴與騷亂，全名卡莉達．露易莎．里蒙塔．艾文（Caridad Luisa Limonta Ewen）的卡莉總是在幫助其他人。他們笑說她率先出生是為了替雙胞胎妹妹指路。而且就像已故的母親瑟內達（Zenaida），她用自信和勇氣應對古巴拋來的一切。
隨著風勢大起，倉庫屋頂噹啷作響，卡莉唱著憂傷老歌，悅耳嗓音輕輕柔柔，她丈夫和兒子幾乎聽不見颶風中的搖籃曲。

Pregúntale a las estrellas si por las noches me ven llorar／問星星夜裡它們是否看見我哭泣
試問若我不再試著愛你，我會多麼孤寂
問緩緩河水是否看見我的淚在流
問全世界我內心的折磨有多深長。

一如卡莉所預期，這首歌幫助他們平靜下來。隨著伊魯瑪逼近，皮波和奧斯卡沉入不安的睡眠。可是卡莉沒睡，她無法停止回想谷佳和塔卡霍，還有兒時歷經的那場可怕颶風。她也無法忘懷正在殘酷風暴中誕生的無辜嬰兒。他們曉得是個女孩，從幾個月前的產檢已經看得出來，剖腹手術的日期也早就計畫妥當。但這是多麼惡劣的時間點！他們會以伊魯瑪為她命名嗎？或者他們會堅守傳統，去翻查教會的聖人曆，用像是維芙里達（Wilfreda）那樣的名字去詛咒新生兒？她寧願以驚恐的一夜來命名。
隨著時間流逝，卡莉疲憊至極。可是她繼續盯著打開的窗戶，聽風扯動倉庫屋頂，尋找儘管她看不見但明知存在的星星。
整個關那巴科亞（發音wan-ah-ba-COE-ah）在那天晚上都很緊張不安。從卡莉與皮波家沿著街道繼續走，莉莉．杜蘭．赫南德茲（Lili Durand Hernández）繞遍公寓關上所有門窗，除了阻擋颶風，也要把年長的父親留在屋內，他的神智已經開始恍惚。約一英里外，在關那巴科亞的衰敗市中心，瑪利亞．德卡門．羅裴茲．阿瓦瑞茲（María del Carmen López Álvarez）記得自己的父親往往提起，這棟堅固小屋已由家族擁有超過一世紀。假如它能在一九二六年和一九四四年的強烈颶風下倖存，他敢說每當颶風來襲，它都會再挺過去一次。她對於這間老房子信心十足，僅有的預防措施是取下電視天線，把大陶缸（tinajón）放在天井裡接水。為了保險起見，她要兒子把尤利烏斯．凱撒（Julius Caesar）和拉斐爾（Raphael）的真人尺寸半身像從底座搬下來，平躺放置於地板。
距離瑪利亞．德卡門一個街區，在公教學校神職修士會教堂（church of Los Escolapios）的另一邊，阿圖洛．蒙托托（Arturo Montoto）以關那巴科亞沒人能想像的方式擔心伊魯瑪進逼。他最大的顧慮不是那間藝術工作室，以及耗費莫大時間金錢建造的廣闊花園，而是一個棒球造型的六英尺高發泡樹脂雕塑，全黑球體點綴鮮紅縫線，現下安放於庭院。這座雕塑又圓又大，當他黏合球體的兩半就再也無法移回室內。他的助手把它搬到遮雨棚下，可是找不到方法綁緊固定。他去查看，確保棒球塑像不會淋到雨，接著巡視名下土地最後一遍，終點來到親手栽種的果園：結實纍纍的芒果樹，一棵搖曳的檸檬樹，香蕉樹的垂軟葉片隨漸起風勢狂野擺動。他也會想種一棵蜜果樹（mamoncillo），彷如兒時記憶中的畫面，可是蜜果樹成熟需要的時間如此漫長，他知道自己將永遠嘗不到蜜果實。
赫黑．賈西亞（Jorge García）在距離關那巴科亞兩百三十英里外等待颶風，置身邁阿密一處船塢對街的低矮木屋，持續密切關注他的老家。二十年前赫黑逃離古巴，可是孫子還在那裡，每當有強烈颶風威脅關那巴科亞，他就憂心不已。古巴已經讓他失去太多人。

伊魯瑪來襲的颶風之年，夾在二〇一六年十一月菲德爾．卡斯楚（Fidel Castro）過世、到二〇一八年他弟弟勞烏（Raúl Castro）的逐步下臺之間，而這只是古巴人憂心的一個危機點。上述兩樁事件似乎為漫長的卡斯楚年代謝幕，且於古巴的歷史長河，揭示不確定、尚未完全成形嶄新一幕的曙光。六十年來的遠大承諾中，有些實現、其他更多仍屬幻夢，在此影響下革命變得軟弱，共產黨政府以老虎撥弄獵物的方式戲耍資本主義：前一分鐘還在輕輕拍打牠，下一刻就逼入絕境。社會主義官員敦促古巴潛在的資本主義人士放手創辦小生意，而後樹立層層繁冗法規，限制獲利並阻礙成功。他們真正的目標並非使數百萬人脫離貧窮，要務是阻止任何人賺好幾百萬元。
儘管存在諸多限制，五十萬古巴人寧可為自己、而非國家工作。但正當他們逐漸習慣生活中沒有一個姓卡斯楚的人在領導國家，古巴與美國的政治經濟夙怨重新爆發。唐納．川普（Donald Trump）推翻幾年前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的歷史性開放，嚇跑美國遊客，導致赴古巴短期出遊再度令人卻步。華府將古巴與委內瑞拉、尼加拉瓜混為一談，共同稱為「暴政三巨頭」，把三國全都當成靶心。古巴平民沒有選擇，只能準備接受另一段「特殊時期（special period）」，唯恐結果會比他們在一九九〇年代經歷的短缺和絕望更加嚴峻，當時蘇聯不復存在，古巴賴以維繫革命的數十億資金隨之消失。
如同古巴大部分地區，歐巴馬的開放為關那巴科亞帶來希望，而川普的撤銷粉碎了希望。短暫的旅遊榮景期間，美國人發現著重感官層面修復的哈瓦那舊城區，形成幻想卡通版本的古巴。關那巴科亞是多數古巴人生活的未修飾3D現實──破敗街道，頹圮建築，垃圾比花多。炎熱，熏臭，吵雜，強烈而真實。這座驕傲的老城鎮早於每一個美國城市，近五百年來的歷史歷經多次跌宕起伏。名義上關那巴科亞屬於哈瓦那的一部分，坐落於該城聞名港口的另一側，但它可以是東西向七百六十英里古巴島的任何一地，處處自有獨特的文化和認同。關那巴科亞的十二萬居民不會說自己住在哈瓦那，就像布魯克林居民不會描述他們住的地點是紐約。
古巴式簡稱「Después del triunfo（勝利之後）」泛指一九五九年菲德爾與勞烏掌權後發生的一切。人人都知道菲德爾改造古巴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以唯我獨尊、凌駕所有人事物的方式治國。在古巴革命的六十年間，大多數時候，真正的古巴人民幾乎整個隱藏在他的超大身影後方。
當古巴開始從卡斯楚時代邁向迎面而來的任何衝擊，改變在許多層面發生──即使是暗示時光凝結的古董車和老建築景象也不例外。有些古巴領導者對於商業和資產的想法截然不同於菲德爾，但情勢尚未完全明朗，究竟這代表急切試圖支撐一場氣力放盡的革命，或是一個新國家的真正開始。
數十年來，評論家和記者常談論「菲德爾．卡斯楚的古巴」，彷彿卡斯楚從一九五九年起控制的國家完全屬於他。當他在二〇一六年過世，古巴國營媒體宣稱「Fidel es Patria（菲德爾就是祖國）」，學童受到鼓勵，一再複述「我就是菲德爾」。
但是那些孩童和他們的雙親不是菲德爾，正如同敬愛的菲德爾從來不是古巴。他們是平凡人，就像卡莉、阿圖洛、莉莉、赫黑和瑪利亞．德卡門一樣。真正的古巴人住在如關那巴科亞一般的現實地方，那裡的老車並非珍貴經典車款，只是醜陋的破爛金屬片，用電線纏起來、靠希望發動。那裡的便宜蘭姆酒用小紙盒裝。那裡沒有自動語音來電，沒有旋風式走紅的餐點，沒有超市傳單或廣告看板。在那裡，日常生活不仰賴遊客的消費，倚靠的是人們在過度禁令、最低限度拘束下生活，所展現的勇氣、自信心和創造力。在那裡，人們成為大師，熟知以熱情音樂和歡快舞蹈掩飾不幸，用一層層不敬嘲弄偽裝挫折，幾乎一切都能開玩笑，也沒有什麼嚴肅到值得提出抗議。
終其一生，卡莉及其他人無從選擇，只能充當古巴永無止盡熱血劇本中的配角，被迫選擇革命僅容的三條路：他們可以從眾並順服卡斯楚的獨裁，無論相信與否。他們可以踏上英雄的道路挺身抵抗，並接受這麼做等同於自殺。或者，他們可以逃離。
假如有時候古巴人看起來全都有點瘋，就像他們自我描述的用語「un poco loco」，那是因為他們生活在一個艱苦至極的國度。他們置身等同於戰爭的情況迄今長達三個世代。他們的政府不斷提醒來自北方的帝國主義威脅，卻也要求帝國撤銷禁運，好讓古巴能跟美國及其盟友做更多生意。該政權利用美國干預的長久威脅來掩蓋每一次出錯、失敗的計畫、糧食短缺或過去六十年來的電力中斷，卻也仰賴流亡者電匯回國數十億美元維繫古巴的經濟運轉。國營媒體呈現的美國是汙穢之地，毒癮、大規模槍殺和失控的消費主義橫行，同時將古巴描繪成人人平等的天堂，由不可能犯錯的政府治理。然而，古巴人一拿自己的生活，去跟從邁阿密親友口中聽說或網際網路上看見的兩相比較，他們心知肚明實情並非如此。
這已足以使任何人發瘋，卻只構成古巴人危殆生活現實的一部分。他們長久受到自身最大的優勢所詛咒──不屈不撓的適應力與深不可測的變通能耐。那是美國禁運並未發揮效用的原因，日後也永遠不會。設想讓島嶼上的生活條件變得無可忍受，人民就會起義打垮卡斯楚政權，無非忽視了古巴人天生有能力尋找生存之道。能將塑膠汽水瓶當成摩托車油罐，或者在廚房爐灶上加熱舊活塞來修理破輪胎的人，看待世界的角度不同於其他較尋常的社會。當逆境是一種常態，生存成為調適的過程。也許居住在定期受颶風侵襲的島嶼，有助於他們發展這方面的民族性。畢竟，沒有什麼能阻擋颶風或預防它造成損害。唯有的選擇是拾起碎片，想出該如何加以再度利用。
不同於菲德爾，他的數以百萬計談話受人聆聽、記錄、無限次重複播放，這群平凡古巴人從未獲得傾聽。他們的意見在古巴國內少有宣洩管道，出了島外甚至更少。當他們吐露心聲，通常是在小房間裡，寄望桌扇的颼颼風聲或舊電視的刺耳聲響，足以保護他們的評論不被打探。大多數人不曾參與公開抗爭，唯恐國家監控系統施加嚴懲，他們相信自己的一舉一動都受到看管。只有最勇敢或最絕望的人甘冒一切風險，加入被政府跟監、騷擾、有時監禁的直言異議少數。但無疑是他們日常生活中複雜的沉默，關於他們與一場漫長革命共存的個人歷史，變化無窮的當務之急和不斷跳轉的盟友，以及燦爛豔陽下無盡暖日裡流轉的狂喜與悲劇，這些最能訴說古巴的故事。

主題書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