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伊朗關鍵之年，一場被掩蓋的政變

英美至今不願面對的歷史錯誤，為了石油利益不惜犯下的罪行
跳脫主流既定觀點，正確理解做為西亞核心的伊朗

1953年8月，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劃推翻伊朗民選首相穆沙迪克的一場政變，改變了往後半世紀英美兩大強權與伊朗的關係……

一桶石油，換來一道民族的傷痕。
曾經有段時間，強權對伊朗無情壓迫、豪取利益、進而操弄並顛覆其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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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0年代起，石油國有化就是不少伊朗政治人物的重要工作。在此之前，伊朗的石油生產與販售多半掌握在英國的石油公司手中。對伊朗人來說，掌握在英國手中的石油公司，正如同殖民遺緒，不斷侵蝕這塊土地。訴求國有化的聲音響徹雲霄，成為西亞各國靶響的第一槍，卻也開啟後續繁雜的政治干涉。

為了持續掌握伊朗石油，英美暗中發動宣傳戰，試圖發動政變，最後推翻了民選首相穆沙迪克，成為美國干涉伊朗外交的起始，往後美國也因此得到了石油的龐大利益。本書揭露1953年這起為了石油，改變兩大強權對伊關係的關鍵事件。在觀察這時代美國與伊朗斷交、對峙、為核協議纏鬥之前，我們一定要先了解這一段歷史。

可以說，伊朗人若對西方強權存有不滿之意，長久以來的外來壓迫是最大主因。然而，世界上眾多地區的人民至今仍接受美國為首的西方主流論述，將伊朗視為極端思想盛行、不聽話的恐怖分子之邦，極少聆聽來自伊朗的聲音。甚至在外交檔案一一解密、參與人士回憶錄陸續出版後，英美相關單位也從未正式對此道歉，甚至否認涉入其中。而若放大眼界，將之納入二戰後美國的干涉外交脈絡下看待，這場政變甚至可跟臺灣蔣氏政權、古巴革命、南越共和國的混亂相互呼應。

學術研究的最高榮譽殿堂、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埃凡德．亞伯拉罕米安試圖深入探討1953年這起政變，從伊朗石油國有化政策開始說起，爬梳美國、英國與石油公司之間的交易與協商，串聯起二戰後各派系、首相穆沙迪克與巴勒維國王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網。他收集大量已解密的外交檔案，以及來自伊朗國內外的回憶錄及各式訪談報導，揭露了石油的發現如何改變西亞的地緣政治、如何促使美國政府發起干涉外交，以及如何影響直至今日的西亞局勢。

如何從重大的單一事件分析，窺知全盤歷史脈絡的深遠發展？本書將是最好的示範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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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文導讀──陳立樵｜輔仁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聯名推薦──包修平｜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張育軒｜「說說伊朗」專頁創辦人


「再也沒有充分理由去對我們近代如此關鍵的歷史事件保密了。對伊朗的每一位學童來說，這件事實都是眾所皆知。彈壓細節只會扭曲歷史，並助長各方製造神話。」
──作者亞伯拉罕米安接受伊朗線上雜誌《Tableau》訪談節錄

「伊朗長久以來面對西方帝國主義的壓迫，本來就有許多抵抗，時至今日的反美情緒，不過就是伊朗的日常，美國只是這時代伊朗抵抗的對象而已。問題在於這個時代我們一切向美國看齊，與美國對抗的國家都是流氓國家、恐怖主義的溫床，才使得我們被以美國為主的輿論觀點蒙蔽了。我們可以反思，既然西方勢力都能壓迫伊朗，那為什麼伊朗不能抵抗呢？美國都能弄垮穆沙迪克政府，那何梅尼以降的伊朗政府為什麼不能反對與痛恨美國呢？這也是《一九五三》這本書深具價值之處。它讓讀者知道，外來強權操弄伊朗政局的邪惡動機與行為。」
──陳立樵，輔仁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1953年伊朗政變是伊朗近代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作者破除了「西方不得已策劃政變」和「冷戰背景」的迷思，直指石油掌控權才是核心問題。更重要的是本書探討這場事件的深遠影響，不僅讓伊朗政治對西方更加偏執多疑，而且雙方持續無法正常交往，更破壞了二十世紀以來，伊朗人追求一個正常健康、民主自由國家的願望。」
──張育軒，「說說伊朗」專頁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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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凡德．亞伯拉罕米安（Ervand Abrahamian）
伊朗裔美國人，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現任教於紐約城市大學巴魯克學院（Baruch Colleg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專長為伊朗和中東歷史與政治。2010年入選歷史悠久的美國文理科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AAAS）院士，該機構堪稱學術研究的最高榮譽殿堂。他也被公認是當代伊朗最重要的歷史學家之一。

二十餘年來，亞伯拉罕米安致力於撰寫伊朗史相關書籍，扭轉世人的誤解。《政變》一書獲致國際好評，更被伊朗獨立公共知識分子委員會選為年度歷史書，於國內造成風潮。另著《發明邪惡軸心：關於朝鮮、伊朗和敘利亞的真相》（Inventing the Axis of Evil: The Truth About North Korea, Iran, and Syria）、《現代伊朗史》（A History of Iran）、《兩次革命夾縫間的伊朗》（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等作品。

導讀　改變伊朗與英美關係的一九五三年
輔仁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陳立樵

《一九五三：伊朗關鍵之年，一場被掩蓋的政變》（The Coup: 1953, The CIA, and the Roots of Modern U.S.-Iranian Relations）（以下簡稱《一九五三》）為美國的伊朗籍學者埃凡德．亞伯拉罕米安（Ervand Abrahamian）在二○一三年出版的著作，談論一九五三年英美兩國顛覆伊朗政府的活動，今日出版中譯本，有助於讀者在伊朗通史的基礎上，多了對於特定議題之認識。感謝臺灣商務印書館引介這本書、邀請我撰寫這篇導讀，也感謝譯者何修瑜認真又有效率的翻譯。
二十多年前，筆者因撰寫一九七九年伊朗革命的碩士論文，而接觸到亞伯拉罕米安的著作。其中，一九八二年他出版的《兩次革命夾縫中的伊朗》（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是我瞭解一九七九年伊朗革命的基礎用書。為了好好閱讀這本經典，第一次在 Amazon網路商店買英文書的經驗就給了亞伯拉罕米安。那本書將近六百頁，花了近兩千元新台幣，由於當時筆者尚未大量接觸與購買英文書，所以從郵差手上拿到書的那一刻，頗有「成就解鎖」的感覺。
亞伯拉罕米安為左派史家，其研究聚焦在群眾、工人、革命運動，而且除了大歷史的寫作之外，也有單一議題的論著。《一九五三》雖然談論英美在伊朗發起的政變，看似與其他著作的主題稍有不同，但其實這起政變與當時持社會主義的大眾黨（Tudeh Party）有密切關係，仍然在他主要研究的「勢力範圍」之內。
一九五三年伊朗政變，對於伊朗與國際局勢有很大的影響。伊朗在二十世紀初期立憲運動的過程中，產生了國王派系與立憲派系的對抗。一九二六年之後歷經頗為強勢的禮薩．巴勒維國王（Reza Pahlavi Shah）一番整頓國家，首相與國會的政治影響力相對減弱。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文簡稱二戰）期間，英國與蘇俄為防範德國勢力滲透伊朗，於一九四一年占領伊朗，導致禮薩．巴勒維被迫放棄權位而離開家鄉，他的兒子穆罕默德．禮薩．巴勒維（Mohammad Reza Pahlavi，後文稱巴勒維國王）年僅二十二歲匆匆即位，但政治權力轉而由政壇「老賊」掌握。《一九五三》的主角穆沙迪克（Mohammad Mosaddeq），便是從立憲運動那時就已活躍政壇的「老賊」之一，而且抱持不願跟西方勢力妥協的態度，在一九五一年擔任伊朗首相後推動石油國有化，這對於自一九○一年以來在伊朗控制石油利益的英國是相當大的衝擊。
本來美國對於西亞並沒有任何利害關係，畢竟在十九世紀帝國主義盛行的時期，歐洲與西亞之間的關係較為密切，諸如一八五四年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及英俄在亞洲的「大博弈」（Great Game），都是歐洲國家在西亞競爭的重頭大戲。大致到了冷戰（Cold War）時期，英國在世界各地的勢力逐步衰退，美國為了圍堵蘇俄，遂補上了英國的位置，也逐步提高了在西亞地區的影響力。美國對伊朗事務之介入，一九五三年是關鍵時刻。美國認為穆沙迪克的石油國有化運動不只損及英國的利益，自己也會受到影響，所以動用了中情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進入伊朗，策劃反穆沙迪克的運動，於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九日弄垮了穆沙迪克政府。巴勒維國王與穆沙迪克陣營的政治地位也因此易位，前者逐步取得絕對的政治優勢，而且背後還有美國的支持。
筆者總是開玩笑說中情局是全世界最恐怖的恐怖組織，因為有些被美國認定的「恐怖組織」，頂多炸了某個建築物，或是造成一次兩次的地方動盪，但中情局卻可以弄翻別人的政府，豈不是恐怖至極？電影《誰殺了甘迺迪》（JFK）有個橋段提到美國政府在菲律賓、瓜地馬拉、伊朗、印尼搞出了一連串「非常棒」的政治事件，這當然是嘲諷美國在各地犯下不少的恐怖行動。
亞伯拉罕米安所寫的《一九五三》，運用了大量的英國與美國的外交檔案。儘管已有很多學者運用這些外交檔，但亞伯拉罕米安卻指出其中的問題，也就是許多關於一九五三年政變的美國檔案至今仍然沒有公布，導致人們無法看到政變的全貌。筆者任教的輔仁大學圖書館購買了美國國務院（Department of States）自一八八三年到一九五九年的伊朗檔案，應是臺灣唯一能夠從外交檔案來瞭解美伊關係的資源，但其中也沒有關於一九五三年政變的檔案。至於在網路上已公開可使用的《美國外交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有許多內容無法接續，顯示出美國並不想讓人們知道當時究竟發生什麼事情。
二○一八年中國大陸學者石斌的著作《「清除人民黨」：一九五三年美英對伊朗的準軍事行動》提到，二○一七年《美國外交文件》雖公布了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四年部分的新檔案，但內容仍然有限。近期亞伯拉罕米安又出版了一本新書，書名為《伊朗的石油危機：從民族主義到政變》（Oil Crisis in Iran: From Nationalism to Coup d’État），已有書評提到該書運用新的美國解密檔案，說明了美國介入伊朗內政並不是短時間內的決定，而是醞釀了一段時間的規畫。該評論提到的新解密檔案也許就是指二○一七年的那一批，就期待日後有機會取得該書，看看亞伯拉罕米安如何用那些檔案再次解釋一九五三年政變。至於英國，亞伯拉罕米安也說，它們一樣沒有完全將檔案解密。
至於伊朗的官方檔案，亞伯拉罕米安看似沒有使用，但其實很有可能是他無法使用。回想筆者在伊朗短暫的研究經驗，大致知道即使是伊朗人也不見得能取得資料。儘管外籍人士可進出檔案館，可是檔案調閱與購買需耗費相當多的時間，空手而歸的機率很大。附帶一提，今年（二○二二年）國際足總世界盃B組（2022 FIFA World Cup Group B）比賽，對戰者中有美國、英國、伊朗三隊。在英國研究巴勒維政府的伊朗籍學者阿勒凡迪（Roham Alvandi）在賽前於推特（Twitter）貼文說，輸球的那一方就要公布一九五三年政變的檔案。這則貼文相當有趣，可見無論哪一方，至今都還是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有關穆沙迪克與一九五三年政變的專書、期刊論文、論文集等作品相當多，統整來看，比較多是支持穆沙迪克的論述，反而巴勒維國王都是比較負面的形象。英國牛津大學的伊朗籍學者卡圖吉安（Homa Katouzian）便是持這樣的立場，他給予穆沙迪克高度評價，指稱他是民主鬥士，也批判巴勒維國王的獨裁、貪污、外國強權干涉內政。有些研究將一九五三年做為伊朗民主進程的分水嶺，主張民選的穆沙迪克被美國推翻，換成了專制獨裁的巴勒維國王。於是，伊朗的民主時期結束，隨後伊朗落入獨裁統治的歷史悲劇之中。英國的伊朗籍學者阿迪布摩格達姆（Arshin Adib-Moghaddam）則認為，無論一九五三年當下或者後期的美國學術研究，都對巴勒維評價較好，只是為了污衊穆沙迪克的政治宣傳。
當然，這些人物的形象好壞，不代表他們實際的樣子。我們必須理解，巴勒維國王一九四一年登基時過於年輕，沒有政治經驗，卻突然要面對二戰期間國家的風雨飄搖，再加上穆沙迪克這個「老賊」對他的不信任與刻意忽視，因而一九五三年穆沙迪克被迫下台之後，巴勒維國王會想要掌握權力、壓制穆沙迪克殘餘勢力的心態，其實頗為正常，其目的就是要避免再有政壇「老賊」把國家送上內外交迫的鬥爭之路。換位思考，想像如果我們是巴勒維國王，在經歷過長達十餘年的國家動盪與權力失衡後，應該也一樣會想要獨攬大權、剷除異己，以維持自己的政治生涯吧。
此外，一九七九年伊朗革命推翻巴勒維政府之後，長年批判美國的宗教人士何梅尼（Ayatollah Khomeini）掌握政權，讓伊朗走上反美之路。有些研究指出，一九七九年革命的源頭是一九五三年美國推倒穆沙迪克，累積了日後諸多伊朗人不滿美國的情緒。亞伯拉罕米安也認為，一九七九年革命就是一九五三年政變所導致的。不過，筆者並不認同這樣的觀點。以自己對於伊朗革命的認知，或與幾位伊朗朋友的交談，都可知道革命本質其實與反美無關，反而伊朗人最討厭的是英國人，一九七九年的反美現象著實令人意外。甚至，革命並不是所謂的革命領袖何梅尼發起的，有些人還認為左派勢力才是反巴勒維的主角。因此何梅尼在一九七九年之後取得最高政治權力，還掀起了反美浪潮，其實都不是革命基調。在此又要再提到阿勒凡迪，他也在推特貼過這句話：不要再說是一九五三年政變造成了一九七九年革命了！
筆者以為，伊朗長久以來面對西方帝國主義的壓迫，本來就有許多抵抗，時至今日的反美情緒，不過就是伊朗的日常，美國只是這時代伊朗抵抗的對象而已。問題在於這個時代我們一切向美國看齊，與美國對抗的國家都是流氓國家、恐怖主義的溫床，才使得我們被以美國為主的輿論觀點蒙蔽了。我們可以反思，既然西方勢力都能壓迫伊朗，那為什麼伊朗不能抵抗呢？美國都能弄垮穆沙迪克政府，那何梅尼以降的伊朗政府為什麼不能反對與痛恨美國呢？這也是《一九五三》這本書深具價值之處。它讓讀者知道，外來強權操弄伊朗政局的邪惡動機與行為。儘管今日美國一再譴責伊朗，但我們可透過本書與相關研究瞭解到，究竟誰才是真正的邪惡軸心。

序
年表
主要人物介紹
前言

第一章　石油國有化
第二章　英國與伊朗的談判
第三章　政變
第四章　遺產

註釋
參考文獻

前言
在過去三十年來，美國與伊朗的關係一直處於僵局中，乃至於世人稱兩國為彼此的宿敵甚至是寇讎。美國往往將伊朗形容為納粹統治下的德國與史達林統治下的蘇聯兩者的混合物，它是策劃將革命輸出到中東各處的一股邪惡力量，夢想著重建疆域廣大的古老伊朗帝國，並且用足以傳送大規模殺傷力武器遠至以色列、歐洲甚至北美的長程巡弋飛彈，遂行其核武野心。在一九七九至一九八○年令美國屈辱不堪的人質危機中，伊朗學生入侵德黑蘭的美國大使館，抓走五十五名外交官，將他們當作人質扣留四百四十四天，並喊出嘲弄的口號「美國動不了我們一根汗毛」，此事亦造成兩國極深的嫌隙。反之，伊朗也將美國形容為好戰的殖民帝國勢力，用他們的話來說，美國是「吞噬世界的傲慢撒旦」，決心「顛覆政權」，統治整個伊朗。他們要不就是恢復舊秩序，倘若此舉無法實現，就是將伊朗支解為許多小的民族飛地。兩國發現他們宛如被鎖在同一個鐵籠內。
這股對彼此的敵意根源於一九五三年的一場政變。在政變中，美國中情局推翻受到高度民意支持的穆罕默德‧穆沙迪克（Muhammad Mossadeq）政府，進而替穆罕默德‧禮薩‧巴勒維國王（Muhammad Reza Shah Pahlavi）的獨裁統治奠定基礎。而這場一九五三年的政變，又源自於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三年伊朗與英國之間的石油危機。一九五一年四月，伊朗國會選出穆沙迪克為總理，明確授權他將英國持有的英伊石油公司國有化。這件事引發了名為英伊石油爭奪戰的國際危機，起因即為伊朗政府接管石油設施。隨著在海牙國際法庭與聯合國的激烈爭論、英國對伊朗實施的石油禁運、入侵伊朗的祕密計畫以及外交關係破裂，危機逐漸升溫。美國以「誠實的中間人」身分提出一系列所謂的妥協方案，試圖緩和危機，然而這場危機卻沒有平息。到了一九五三年，美國中情局以及通稱「軍情六處」（MI6）的英國祕密情報局（SIS）推翻了穆沙迪克。這二十八個月不只在伊朗歷史上，也在該國與英美兩國的關係上形成了決定性斷層。人們常說，烙印在大眾記憶中的重大戰事與革命，能明確決定分隔出「事發前」與「事發後」的時刻。同樣的道理，對伊朗人民的記憶與政治文化而言，一九五三年政變也是這樣的事件。
市面上已有許多一九五三年政變的相關著作，也有許多書的主題是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三年的石油危機。我們大可以問，為何還需要出版一本相同主題的書？然而本書的目的是基於以下兩種個別的基礎，去質疑之前著作所建構的普遍認知。本書質疑的第一個普遍認知是，英國在協商時抱持善意，而美國認真地試圖擔任誠實的中間人，最後卻因為穆沙迪克不願讓步而無法達成妥協方案，其原因每每追溯到人們假定他具有的「心理特質」和什葉派的「殉教情結」。即便是同情穆沙迪克的作者，也聲稱只要立場不那麼強硬，他應該能夠達成公平正義的妥協方案。例如概述大英帝國的衰落以及專門探討英伊危機的美國歷史學家威廉‧羅傑‧路易斯（William Roger Louis）就主張，英國接受伊朗石油國有化的原則，卻因為穆沙迪克「非理性的行為」，遂與美國共同決定推翻他。本書則持相反觀點，認為無法達成妥協方案只是因為爭執的核心在於誰能控制石油產業這一直接問題。誰能開採、製造、提煉和輸出伊朗石油？控制權是在伊朗政府或在英伊石油公司手中，或者有可能在當時人稱七姊妹（Seven Sisters）的七家龐大國際石油公司手中？對伊朗而言，國有化意味著掌控國家主權；但對石油公司而言，伊朗石油國有化意味著西方國家失去掌控權，一九五○年代初的西方國家不可能接受這種情形。雖然英國人和美國人將偽國有化，也就是有名無實、理論上而非實際上的國有化大肆宣揚為「公平的妥協」，它充其量不過是個毫無意義的悖論，最壞的情況下則是個虛偽的煙幕彈。一九五一到一九五三年間，英國人和美國人根本不願意以任何方式接受真正的石油國有化。
本書質疑的第二個普遍認知是，這場政變不折不扣發生在冷戰的背景之下，也就是發生在東方與西方、蘇聯與美國、共產集團和所謂自由世界之間的衝突。在關於一九五三伊朗政變的著作中，風格最嚴謹仔細的作者馬克‧加西歐羅斯基（Mark Gasiorowski）表達出許多書寫相同主題的作者所採用的觀點。他主張這場政變與石油沒有太大關係，主要是關乎地緣政治學、對共產主義的恐懼，以及蘇聯的威脅。他寫道：「起初美國打算置身事外。它敦促英國接受國有化，試圖協調兩造紛爭，勸英國不要入侵伊朗。美國一直維持此種中立的立場，直到一九五三年一月總統杜魯門卸任為止。不過到了那時，許多美國官員認為穆沙迪克拒絕解決石油紛爭導致伊朗政局不穩，因而恐有落入鐵幕的危險。」
與上述觀點相反，本書試圖將政變置於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北方與南方，以及已開發工業化經濟和依賴原料出口的低度開發國家等脈絡之下。由於迫在眉睫的議題就是石油，本書認為美國對於石油危機投注的心力和英國一樣多。因此，美國參與政變不是出於共產主義的威脅，而是伊朗石油國有化對諸如印度和南美可能造成的影響，更遑論它會波及波斯灣其他地區。一九七○年代初，對石油生產的控制權確實逐漸從西方石油公司移交至本地政府手中，但在一九五○年代，西方世界無法接受這種損失。有些人或許依舊懷念石油的製造控制權在大石油公司手中、不受如石油輸出國組織（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這種「不負責任的利益壟斷集團」所掌控，因而價格穩定的「美好舊日時光」。他們很樂意從「石油詛咒」中拯救所謂的食租國家（rentier states）。無論現在看來多麼牽強，這種懷舊心情在石油國營化運動出現之前，都是現實的一部分，而中東石油國營化運動的先鋒正是穆沙迪克。
本書主張，雖然美國和英國使用冷戰語言──冷戰是當時的主要論述──替這場政變辯解，但兩國關切的主要重點並非共產主義，而是石油國有化對全世界可能造成的危險後果。正因如此，許多伊朗人在當時直至今日，都很敬重穆沙迪克。他們視他為國家的偉人，將他比為印度的甘地、埃及的納賽爾（Nasser）、印尼的蘇卡諾（Sukarno）、南斯拉夫的狄托（Tito）、迦納的恩克魯瑪（Nkrumah）和剛果的盧蒙巴（Lumumba）。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反殖民民族主義年代裡，穆沙迪克和甘地與納賽爾並列為第三世界的領袖。他們至今仍保有此等地位。
我們可以用各種不同的史料拼湊出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三年發生的危機。其中有些近年來已經開放查閱，尤其是一九七九年革命之後的史料。之後更名為英國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的英國─伊朗石油公司（Anglo-Iranian Oil Company, AIOC，後文均稱英伊石油公司），已將大量檔案捐給英格蘭的華威大學。這些檔案內容豐富，不只有該公司談判立場的資訊，還有企業內部的營運狀況，特別是其勞資關係。時時遵守三十年規定的英國政府已經將一些相關檔案解密，包括內閣、外交部、領事館，以及燃料與電力部（Ministry of Fuel and Power）。這些文件收藏在倫敦的英國國家檔案館（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其前身為英國公共檔案局（Public Record Office）。當然，軍情六處的檔案依舊不對外開放。
延宕三十多年之後，一九八九年，美國國務院終於將一些有用的史料釋出，編入依年代集結成冊的《美國外交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較廣為人知的名稱是FRUS。然而，其中伊朗部分還是有大量難以解釋的間斷。很難令人相信的是，在當時會有好幾天，有時甚至是好幾週，德黑蘭與華盛頓之間沒有任何通訊往返，更何況這幾天剛好是伊朗發生重大危機之時。美國歷史學會（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曾抱怨美國國務院沒有遵守自己的解密規定，還找各種藉口延遲發表伊朗相關文件；針對瓜地馬拉與剛果的文件也是如此。
至於多年來一直主張它沒有足夠財務資源得以遵守二十五年後「自動解密」的一九九五年總統行政命令的美國中情局，態度卻意外扭轉，表示同一批檔案由於「破壞文化」的緣故，已經在一九六○年代初期不慎以碎紙機銷毀。現在它表示約有一千張文件「還鎖在儲藏室裡」，但以「所有權歸屬待定」的方式保管。此舉說明了，若美國發表這些檔案將會背信於英國，既然後者仍然正式宣稱他們絕對沒有參與一九五三年的政變。但願將來的歷史學家能在檔案不慎被送進碎紙機之前見到。
然而在二○○○年，一份叫做威爾伯檔案（Wilber document）的美國重要研究外流到《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當時美國政府正含蓄地為一九五三年政變道歉，做為主動與伊朗和解的表現。這份文件最初以摘要形式出現在紙本報紙上；然後又以八十頁的刪節版放在報紙的網站裡；接著又有一份刪節較少的一百六十九頁版本（其中許多人名都經過編寫）出現在另一個名為「地窖」（Cryptome）的神祕網站；最後同一個網站又出現較長的版本，並具體指出一些人名。唯一祕而不宣的是一份附錄，其中列出了在政變中被軍情六處和中情局收買的記者與政客。
這份由中情局歷史部門委託製作、名為「推翻伊朗總理穆沙迪克」的文件，作者是唐納‧威爾伯博士（Dr. Donald Wilber），他由考古學家轉行成間諜，是個會說波斯語的中情局首席特工。這份文件的用意既是做為一九五三年政變的檢驗報告，也是未來其他地方政變的參考手冊。作者在序中坦言，他提供「適用於類似行動的建議」。雖然對政變提出清楚的梗概，但他極有可能執行大量的自我審查，因為他很清楚這份文件不只會在中情局內流傳，也會傳遍五角大廈、國務院、白宮，甚至是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
威爾伯檔案無論在伊朗或在西方世界，都成為一份具有權威性地位的文字，甚至被推崇為最可靠的歷史。《紐約時報》形容它是揭露「核心資訊」以及「政變內在操縱力量」的「祕辛」。英國《衛報》（Guardian）宣稱它是「第一份美國發表對政變始末的詳細敘述」。華府負責解密官方文件任務的非政府組織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也同樣推崇這份檔案「極其重要」，它稱這份檔案是「來自中情局電報往返以及與伊朗現場探員進行訪談的事後行動報告」。
然而這份檔案還藏有極大的隱情。它由中情局委託撰寫，但不能確定是否是由中情局出版該文件。網路版本有許多打字錯誤，這表示它是一份出版前的草稿。已故的作者或許將自己身後的草稿托給信任的友人，要他們在適當的時機將草稿洩露出去。威爾伯退休時與中情局關係不睦，他覺得自己在政變中的貢獻沒有得到應有的報償。他也覺得被輕視，因為中情局將他的回憶錄竄改得面目全非，卻准許克米特‧羅斯福出版《反政變》（Countercoup），提出他自己對政變各種事件的說法。《反政變》的出版時間正值伊朗伊斯蘭革命，因此以哈迪兄弟（Hardy Boys）式冒險故事手法寫下的《反政變》一書問世後，立刻成為人們眼中深具價值且可讀性高的目擊者敘述。
近年來除了開放的政府史料之外，還出現大量訪談、自傳、傳記、回憶錄、個人歷史和私人文件可做為補充。以上資料散見在伊朗國內外的報紙、期刊、雜誌、編輯的著作及私人出版品中。最有助益的資料就是穆沙迪克親信顧問在他死後出版的回憶錄。此外，伊朗國內與海外的口述歷史計畫提供了很有價值的新資訊。其中最重要的就屬哈佛大學的「伊朗口述歷史計畫」，以及柏林的「伊朗左翼歷史計畫」（Iranian Left History Project）。前者由哈比卜‧拉耶瓦迪博士監督執行，訪問了一百三十二位巴勒維政權下的知名人士，其中大多數人可說是舊時代的菁英分子；後者由哈米德‧艾哈邁迪博士主導，拍攝一百二十六位住在伊朗國內外的異議分子，有些人在一九五三年政變中曾是軍官和共產黨員。這些訪談，以及出版於一九七九年革命之後的回憶錄，提供我們在政變後可聽到的保皇黨有用的反駁意見。在軍情六處和中情局准許讓埋藏多年的檔案重見天日之前（這一天不太可能來到），我們這些歷史學家也只能充分利用上述形形色色散見各處的史料，拼湊出有條理的一九五三年伊朗政變樣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