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關於是德國第一〇一後備警察營的真實故事。
一九四二年一月，在柏林舉行的萬湖會議確認了一九四一年起逐步成形的最終解決方案：納粹德國決定清洗歐洲猶太人，將他們全部送往「東方」（波蘭與俄羅斯）並奴役之，倖存者則於以處死，欲將猶太民族徹底滅絕。而在第一線執行大規模槍擊及圍捕猶太人，將他們驅逐到死亡集中營的，多由後備警察營負責。
在眾多警察營中，來自漢堡的第一〇一後備警察營顯得十分「非典型」：他們的組成分子年齡偏高，被認為不適合從軍；在戰前接受教育，見過不同於納粹的政治與道德標準；多為工人階級與底層出身，而當時的漢堡，也是德國納粹化最低的城市之一。然而，這樣的一群人，卻創下了所有警察營中第四高的殺戮紀錄：他們殺死了三萬八千人，驅逐了四萬五千二百人。
到底是為什麼，這些普通的中年男子，會變成執行恐怖大滅絕的劊子手？
作者布朗寧認為，多數一〇一後備警察營的成員並不是什麼狂熱的納粹分子，他們出於多種原因而犯下大屠殺這種不可思議的暴行：包括從眾的同儕壓力，對權威的服從、角色適應和改變道德觀念與規範，以證成他們的行為是正當的。在警察營中很快就出現三種群體：一群是熱心於殺戮的少數核心分子，一群是會忠實履行職責，但不會主動為之的多數人，以及在不降低營殺效率的情況下，盡可能逃避參與殺戮行為的少數人。
雖然本書討論與分析的主體是二戰期間一支特定的後備警察營，但作者提出的普遍性觀點是：在戰爭等極端狀況下，大多數人屈服於情境與群體環境的壓力，會採取了他們永遠不會自願採取的行動。
《普通人》是一部令人毛骨悚然的重要作品，書中所呈現的主題與洞見，直到今日，仍然是對世間人性的軟弱、殘虐與「平凡邪惡」的重要提醒。本書在一九九二年首刷出版二十五年後，增補了新的內容——針對後備警察營的最新研究，並補充上更多照片與解析——讓讀者更能接近當時的時空。

作者簡介

克里斯多福．布朗寧（Christopher R. Browning）
布朗寧是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UNC)歷史學榮譽教授。他是研究大屠殺的專家，以記錄最終解決方案、探討納粹政策的執行者與倖存者證詞聞名，曾在多個大屠殺審判中擔任專家證人。他是九本專著的作者，包括本書《普通人》以及《最終解決方案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2004〕）。

譯者簡介
陳雅馨
臺灣大學社會所畢業，清華大學社會所博士班修業畢，自由譯者，個人譯作有《大腦與意識的知覺》、《路西法效應》、《聖經的教養智慧》、《重播》、《失控》、《正義與差異政治》等書。

序

前言
一九四二年三月中時，七五至八○％的大屠殺受難者都還活著，已經死去的人只有二○到二五％。然而僅僅十一個月後的一九四三年二月中，這個比例卻顛倒過來了。大屠殺的核心是一波短暫而強烈的屠殺浪潮。波蘭是這場大屠殺的重心，儘管經過了兩年半的苦勞、饑貧與迫害，一九四二年三月時，這裡的每個主要猶太人社區仍完好無損地挺了過來，但十一個月後，只剩下少數生活在殘存猶太區和勞改營裡的波蘭猶太人還活著。簡言之，德國對波蘭猶太人的進攻不是個長期、逐步漸進的計畫，而是一場不折不扣的閃電戰，是一個需要動員大量突擊部隊的大規模進攻。而且這個進攻還是發生在德國在俄羅斯的戰事正值緊要關頭之時——這一時期以德國向克里米亞及高加索重新挺進為始，慘敗於史達林格勒告終。
如果說德國一九四二年的軍事進攻最終是失敗了，那麼針對猶太人、尤其是波蘭猶太人的閃電戰卻沒有。我們已知居住在主要猶太區，尤其是華沙及羅茨（Lódź）的猶太人是如何被殺害的。但大多數波蘭猶太人生活在較小的市鎮裡，這些市鎮的人口有超過三〇％是猶太人，有時甚至高達八、九○％。德國是如何組織並執行計畫，毀滅這些四散在各地的猶太人口呢？在戰事急轉直下的這一年，他們又是從哪裡找到人力來完成大規模屠殺的海量後勤工作呢？死亡集中營的工作人員已精簡到不到再少了。但要把小型猶太區淨空，包括圍捕和驅逐或槍決大部分的波蘭猶太人，所需的人力可不能精簡。
為了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我來到斯圖加特（Stuttgart）附近的路德維希堡（Ludwigsburg）。這裡是國家司法部中央辦公室（Central Agency for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s of Justice, Zentrale Stelle der Landesjustizverwaltungen）的所在地，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負責協調納粹罪行調查的辦公室。我正在查閱他們收藏的大量起訴書和判決，幾乎每一場德國針對納粹對波蘭猶太人犯下罪行的審判起訴書和判決都在這裡了，然後我第一次看到了關於一〇一後備警察營（Reserve Police Battalion 101，譯按：下簡稱一〇一營）的起訴書，這是德國秩序警察（German Order Police）所屬的一個單位。
雖然我研究納粹大屠殺的檔案文件和法庭紀錄已近二十年了，但這份起訴書對我仍產生了異常強烈且令人不安的衝擊。在事件的過程中，「選擇」這個課題被戲劇性地表達，並得到了至少是某些加害者的公開討論，這種事是我從來沒遇過的；我也從來沒看過大屠殺的駭人罪行與殺手的人性臉孔如此鮮明地並列在一起。
這份起訴書大量逐字引用了庭審前對後備警察營成員的審訊內容，從中可以立刻清楚看出這個案子立足於異常豐富的證詞之上。此外，這些證詞有許多給人一種真誠直率的「感覺」，沒有查閱這類法庭紀錄時經常看到的開脫罪名、不在場證據及捏造的證詞。針對一〇一後備警察營的調查及司法追訴過程長達十年（一九六二至一九七二年），由州檢察官辦公室（Office of the State Prosecutor, Staatsanwaltshaft）負責執行。這個檢察官辦公室（肯定是整個德國最認真勤奮地追訴納粹罪行的單位之一）仍負責保管關於這個案件的法庭紀錄，我成功申請到了文件的查閱許可。
不同於許多納粹屠殺部隊，成員身分只能部分重建，一〇一後備警察營卻有完整名冊可供調查人員參考。由於大多數人來自漢堡，並且在調查進行時仍住在那裡，我於是能夠研究其中兩百一十人（警察營成員一九四二年六月被全員派往波蘭時，將近五百人）的審訊內容。這組審訊紀錄提供了具代表的樣本，可以統計出年齡、納粹黨及黨衛軍（SS）成員身分和社會背景的具體數字。此外，約有一百二十五份證詞提供了充分的實質內容，讓我不僅能詳細地重建整個故事，還可以分析這個殺戮部隊的內部動態。
最後，大屠殺之所以發生是因為最基層的人在一段長時間內大量殺害了其他人。也就是說，這些出身基層的加害者變成了「專業劊子手」。歷史學家在嘗試書寫由這種人組成的殺人隊時遇到了無數困難，其中之一就是資料來源的問題。相較於在蘇聯執行任務的許多殺人隊，一〇一後備警察營的案子裡幾乎沒有同時期的文件紀錄，也沒有對其殺戮活動的明確紀錄。少數猶太倖存者的說明僅能讓我們重建該警察營在一些城鎮執勤時，從事各種行動的日期和規模。但是與倖存者對於猶太區和集中營裡主要加害者的證詞不同，因為這些環境允許長期的接觸；倖存者證詞很難提供我們關於一〇一後備警察營這種流動單位的詳情。陌生的人來了，執行完他們的殺人任務後又離開了。事實上，倖存者幾乎記不得秩序警察身穿的特別的綠制服以指認參與行兇的究竟是什麼樣的單位。
因此，在書寫關於一〇一後備警察營的故事時，我必須大量依賴一九六〇年代時針對一百二十五名成員進行的司法審訊紀錄。要透過一百二十五個人在事情發生二十多年後的記憶篩選來瞭解單一單位對於同一事件的經歷，對一位追求確定性的歷史學家而言實在是惶惶不安。他們每個人都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每個人看見和做的事情都不一樣。每個人接下來都壓抑或遺忘了這個後備警察營經驗的某些面向，或是用不同方式重塑了自己對這些經驗的記憶。因此這些審訊紀錄呈現給我們的必然是一堆令人困惑的視角與記憶。弔詭的是，如果我拿到的是一個人而不是一百二十五個人的詳盡回憶，我可能會產生一種錯覺，以為自己可以更確定這個警察營曾經發生過什麼事。
除了不同的視角與記憶之外，提供證詞的情境條件也造成了干擾。很簡單，有些人因為擔心說出他們記得的實情帶來的司法後果，所以蓄意說謊。所以不只是壓抑和扭曲而已，謊言也影響了證人的陳述。再者，審訊者詢問相關問題是為了完成任務，要針對特定人所犯下的具體、可起訴罪行而蒐集證據，而不是系統性地調查更廣泛的、往往僅有模糊印象的主觀經驗，但警察經驗的這些面向就算對律師不重要，對歷史學家而言卻很重要。（未完）

前言
1.一個約瑟烏夫的清晨
2.秩序警察
3.秩序警察及最終解決方案：一九四一年，俄國
4.秩序警察及最終解決方案：驅逐猶太人
5. 第一〇一後備警察營
6.抵達波蘭
7.啟動大規模屠殺：約瑟烏夫大屠殺
8.對一場屠殺的反思
9.沃瑪濟：第二連的墮落
10.八月，將猶太人驅逐至特雷布林卡
11.九月下旬的槍決
12.恢復驅逐行動
13.霍夫曼上尉奇怪的健康狀況
14. 「獵殺猶太人」
15. 最後的大屠殺：「豐收節」
16.後來的事
17.德國人、波蘭人與猶太人
18.普通人

後記
二十五年後

附錄

書摘/試閱

7 大規模屠殺啟動：約瑟烏夫大屠殺
也許是在七月十一日時，格洛博奇尼克或他手下的某人聯絡了特拉普少校，告知他第一〇一後備警察營有個任務，要在約瑟烏夫圍捕一千八百名猶太人，這是位於比爾科拉伊略往東南約三十公里處的一座村莊。然而，這一次，大部分猶太人都不會被重新安置。只有年紀可以工作的猶太男性才會被送到格洛博奇尼克在盧布林的營地之一。婦女、孩童及老人則直接當場槍決。
特拉普召回駐紮於附近城鎮的單位。七月十二日，一〇一營在比爾科拉伊重新集結，只有兩個例外，分別是駐紮於札克舒夫的第三連第三排，包括霍夫曼上尉，以及已經駐紮在約瑟屋夫的幾個第一連的人。特拉普會見了第一、第二連連長沃勞夫上尉和格納德中尉，知會他們關於隔天的任務。特拉普的副官哈根中尉肯定已經通知了營裡的其他軍官，因為海因茲•布赫曼中尉在當晚從他那裡得知了即將進行的行動的確切細節。
時年三十八歲的布赫曼是漢堡一家家族木柴事業的負責人。他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加入納粹黨。一九三九年被徵召加入秩序警察，在波蘭擔任司機工作。一九四〇年夏天他申請退役，卻反而被送去參加軍官培訓，並於一九四一年十一月被任命為後備役中尉。一九四二年，他成為第一連第一排排長。得知即將執行大屠殺任務時，他立即向哈根表明，身為一名漢堡商人、後備役中尉，他「絕對不會參加這樣一場槍殺手無寸鐵的婦孺的行動。」他要求指派另一項任務給他。哈根安排布赫曼負責護送男性「工作猶太人」，這些人將被挑選出來並送到盧布林。他的連長沃勞夫獲知布赫曼的任務，但未被告知原因。
警察們沒有獲得正式知會，只知道他們將在一大早被叫醒，參加一項全營參與的重大任務。但一些人對於即將發生的事至少有稍許瞭解。沃勞夫告訴他的一群警察，隔天將有一項「極有趣的任務」在等待著他們。另一個抱怨自己被留下來看守營房的人則被他的連上副官告知，「你該高興你不用去。你會知道發生什麼事的。」海因里希•史坦梅茲中士（Sergeant Heinrich Steinmetz）警告他第二連第三排的警察們，「他不想看到任何膽小鬼。」額外的彈藥被配發。一名警察報告，他的單位收到了鞭子，導致人們傳言將有一場「猶太人行動」（judenaktion）。然而，沒有其他人還記得鞭子這件事。
卡車車隊凌晨二點左右從比爾科拉伊出發，抵達約瑟烏夫時天剛破曉。特拉普讓警察們圍成一個半圓，向他們發表講話。說明完該營的殺人任務後，他非比尋常地提出一個選項：任何覺得自己無法勝任面前這一任務的老兵可以走出來。特拉普停頓了一下，過了一會兒，有個第三連的奧圖－尤利烏斯•席姆克（Otto-Julius Schimke）走上前去。霍夫曼上尉直接和第三連第三排一起從札克舒夫前往約瑟烏夫，因此沒有參加前一天在比爾科拉伊舉行的軍官會議，他對自己的一名手下居然率先掉隊感到憤怒不已。霍夫曼開始痛斥席姆克，但特拉普打斷了他。在他將席姆克納入自己的保護傘下後，又有約十到十二名警察站了出來。他們交出自己的步槍，被告知等待少校的進一步發落。
特拉普接著召集各連長，指派他們各自的任務。特拉普的命令由連士官長（first sergeant）卡默（Kammer）向第一連傳達，格納德和霍夫曼分別向第二和第三連傳達。第三連的二個排要包圍村莊。他們得到明確命令，逃跑者一律射殺。剩下的人則要圍捕猶太人並把他們帶到市場。那些體弱多病無法走到市場的人，以及嬰兒和任何膽敢抵抗或企圖躲藏的人，將被當場射殺。之後，第一連的幾個人將護送在市場那裡被選中的「工作猶太人」，其他第一連的人則前往森林並組成射擊隊。第二連和第三連第三排的人會將猶太人裝上營部的卡車，從市場運送到森林裡。
任務分配完後，特拉普大部分的時間都待在鎮上，不是在他那間由學校教室改建的總部，就是在波蘭市長和當地牧師的家中、在市場，或是前往森林的路上。但他並沒有去那個森林或是目睹處決的過程，他的缺席十分引人注目。正如一名警察尖刻地評論到，「特拉普少校從來沒有在那裡。他一直待在約瑟烏夫，據說是因為他無法忍受看到這景象。我們警察也對這景象感到不安，並說我們也無法忍受這景象。」
事實上，特拉普的悲痛不是什麼祕密。一個警察記得曾在市場聽到特拉普說，「噢，神哪，為什麼非要給我這些命令呢，」邊說邊將手放在自己的心上。另一名警察則目睹他在校舍裡，「直到今天，一切仍像歷歷在目，特拉普少校在房間裡背著雙手，來回踱步。他看起來十分沮喪，開口向我說了類似這樣的話，『老弟......這樣的工作實在不適合我。但命令就是命令。』」另一個人仍清楚記得，「特拉普終於單獨一個人在房間裡，坐在椅凳上痛哭流涕的樣子。眼淚真的流下來。」還有人也親眼看到特拉普在他的總部，「特拉普少校激動地跑來跑去，接著忽然在我面前直直地停了下來，凝視著我，問我是否贊成這件事。我直視他的眼睛說，『不，少校先生！』他接著又開始跑來跑去，哭得像個孩子一樣。」醫師助理在從市場到森林的路上遇見了哭泣的特拉普，並詢問他是否幫得上忙。「他回答我，大意是一切都糟糕透了。」關於約瑟烏夫，特拉普後來向他的司機吐露了心聲，「如果這筆猶太人的帳終究要清算的話，那麼請向我們德國人開恩吧。」（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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