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的辯證：哲學的片簡

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哲學著作
批判理論最重要的文本

法蘭克福學派奠基者
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提奧多．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 著
 
專文導讀
黃聖哲 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教授

這個文本容許多剖面的切入閱讀：哲學、社會學、心理學、歷史學、政治學、人類學等各種人文學科皆可由學科側重的面向出發，在這個波瀾壯闊的二十世紀資本主義社會文化總體批判中找到其靈感的泉源。……本書的翻譯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相信整個台灣學術界對法蘭克福學派的真正接收就從本書的出版開始。
——黃聖哲 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教授
 
我們沒有任何懷疑……社會裡的自由和啟蒙的思維是不可分的，但是我們也相信清楚看到了，該思維的概念，以及具體的歷史形式，以及和該思維糾纏不清的各種社會制度，都已經蘊藏著墮落的胚芽，而於今到處散播。如果啟蒙沒有去反芻對於這種墮落的元素的反省，那麼它的命運就這麼註定了。
 
霍克海默與阿多諾所合著《啟蒙的辯證》是批判理論最重要的文本，
同時也是二十世紀哲學的經典著作。
兩位學者的哲學批判、與法西斯主義的爭論，以及流亡美國時期的研究成果，
在此融合成為現代大眾文化的理論。
霍克海默與阿多諾以最縝密、銳利的思考，
為世人闡述了科技與社會進步的反面：
「啟蒙」以理性統治，並使自然屈服於人類的各種需求，對此有必要予以啟蒙。

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1895-1973。社會哲學家，出生於德國的猶太家庭，1922年在法蘭克福大學取得哲學博士學位，1925年成為該大學教授，1930年升正教授，同時參與了法蘭克福「社會研究院」（Ins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的建立並擔任院長一職。1932年至1939年間，創辦《社會研究期刊》（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納粹時期，於1933年流亡至美國，與阿多諾、馬庫色（Herbert Marcuse）等人在紐約繼續研究院的研究工作。二次大戰後於1949年返德，1950、1960年代回到法蘭克福大學，並重建「社會研究院」。獲頒法蘭克福「榮譽市民」。1973年卒於紐倫堡。其著作經由學生施密特（Alfred Schmidt）等人整理後出版為全集。

 

提奧多．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
1903-1969。哲學家、社會學家、音樂理論家、作曲家。出生於德國法蘭克福，父親為酒商，是改信新教的猶太人，母親為歌唱家、天主教徒。原姓Wiesengrund，納粹時期，以母親本姓的Adorno為姓氏，並將原姓縮寫為 W。有一位阿姨是鋼琴家，從小接受音樂方面的薰陶。1921年起，於法蘭克福大學攻讀哲學、音樂學、心理學與社會學。1924年即取得博士學位。在這段求學時期，結識了重要的學術夥伴：霍克海默與班雅明（Walter Benjamin）。任教於法蘭克福大學，1933年流亡美國，返德後，他重回法蘭克福大學教學與研究，1958年主持「社會研究院」。有「社會哲學家」的稱號，強調他哲學思想中社會批判的面向，在法蘭克福學派中學術地位顯赫。
於1960年代的學生運動中，曾引發一些爭議，1969年，與妻子前往瑞士山區避暑，因心臟不適送醫，心肌梗塞過世。2003年，為紀念阿多諾100歲冥誕，法蘭克福大學附近的廣場更名為「阿多諾廣場」，並有哲學家紀念碑，造形為一間玻璃屋，內陳設書桌與椅子，桌上擺放了節拍器。
重要著作有：《啟蒙的辯證》、《新音樂的哲學》（Philosophie der neuen Musik）、《最低限度的道德：對受損的生命之思索》（又譯「小倫理學」，Minima Moralia. Reflexionen aus dem beschädigten Leben，1951）、《否定的辯證》（Negative Dialektik，1966）、《美學理論》（Ästhetische Theorie，1970）。

譯者　林宏濤

臺灣大學哲學碩士，德國弗來堡大學博士研究，譯著：《詮釋的衝突》；《體會死亡》；《法學導論》；《美學理論》；《愛在流行》；《隱藏之泉》；《神在人間》；《眾生的導師：佛陀》；《南十字星風箏線》；《人的形象與神的形象》；《神話學辭典》；《上帝的語言》；《菁英的反叛》；《啟蒙的辯證》；《鈴木大拙禪學入門》；《大蛻變》；《與改變對話》；《我的名字叫耶穌》；《神子》；《死後的世界》；《等待哥倫布》；《無私的藝術》；《藝術想怎樣》；《奧斯卡與我》；《正義的理念》；《文明的哲學》；《g 先生》；《如何改變世界》；《小蜘蛛維德莉》；《繁華落盡的黃金年代》；《與卡夫卡對話》；《人造地獄》；《自我的追尋》；《人的條件》；《血田》；《獵眼者》；《致死之病》；《時間之書》；《世界是這樣思考的》；《連續統》；《孩子》；《克拉拉與太陽》；《做你自己：西洋哲學史卷三》；《什麼都不是的人才是快樂的》；《榮格論現代人的心靈問題》；《我與你》。

導讀
波瀾壯闊的二十世紀資本主義社會文化總體批判
黃聖哲
 
阿多諾與霍克海默合著的《啟蒙的辯證》是二十世紀西方學術界公認的思想名著，也是通往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思想寶庫最重要的關鍵文本。這個文本的內容層面廣泛、論證繁複，傳統西方哲學的批判、人類學的神話理論與宗教社會學當時的歷史發展交織在一起，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又與法西斯主義的社會心理結構分析及大眾文化的批判考察密不可分。其立論並非由（作者們反對的）單一學科出發，其結果也不能視為侷限於某一學科的經典著作。
面對這樣一種已經結晶為水晶體一般的文本複雜體，要進行一個一般性的導論是不可能的。這個文本容許多剖面的切入閱讀：哲學、社會學、心理學、歷史學、政治學、人類學等各種人文學科皆可由學科側重的面向出發，在這個波瀾壯闊的二十世紀資本主義社會文化總體批判中找到其靈感的泉源。
在此筆者作為一位社會學者，只打算就各章內容的重要主題，將之置於社會理論的視野中進行討論。
在第一章「啟蒙的概念」中，阿多諾與霍克海默描述了啟蒙的特性：對科學與技術的盲目信仰與崇拜。這整個歷史發展過程，使得科學與技術成為現代性出現後的新的迷信與神話。此即書名題為「啟蒙的辯證」之意。正如兩位作者在前言中所說的：「神話早已是
啟蒙，而啟蒙卻又翻轉為神話。」（G55 , S. 11）
啟蒙如何倒轉為神話？
對啟蒙而言，神話是以內在力量與帶神祕性質的想像力去控制外在的事物。啟蒙滌除了神話的想像力，代之以形式邏輯與系統推論。在理性主義與科學的經驗論運作下，人類得以以其心智控制自然。自然被化約為純粹的對象性，而事物則被實證科學打上同一性的烙印。啟蒙的理性使得理性自身也被神話化。
「對自然的世界宰制轉向思考的主體自身，對於主體而言，什麼也沒有了，除了永遠同一的『我思』，它必須能夠伴隨我的所有表象；主體與客體都變成虛無。」
啟蒙宰制自然的前提是宰制自身，主體性出現在自我的「我思」的宰制上。思維模仿外在世界，以致控制了思維也就宰制了世界。宰制自然成為宰制本身的物化。作者寫道：「思維把自己物化為自行運轉的自動歷程，模仿思維自己創造的機器，好讓機器最後能夠取代它。」啟蒙使得著重可預期性與實用性的理性成為新的神話，在把外在事物削平為具有同一性的單一同質對象物之後，它使得思維的主體也變得平庸，如事物一般物化。
概念體系的邏輯秩序必須與對應的社會實在結合在一起被探討，藉助於涂爾幹的研究，兩位作者認為，概念體系的分殊化其實是與社會分工的現實關係具有同樣的結構，表現為「社會與宰制的難以分辨的統一性。」概念與知識的結合更助長了這種語言的社會性權力。概念與知識並沒有科學所宣稱的中立性，反而透過它們，宰制關係得以鞏固與增強。
對兩位作者而言，啟蒙的神話代表的是完全理性的危害。理性本身的工具性質被啟蒙的科學極度發揮，它成為生產其他一切工具的工具，完全目的導向。科學知識的本質其實是這種技術運作，它帶有將一切物化的傾向，又具有一種朝向破壞與毀滅的動力。現代戰爭的高效率摧毀、集中營中種族滅絕的理性化機制，被兩位作者視為啟蒙神話化的必然後果。
相反地，初民社會的神話被視為啟蒙與矇蔽的交織混合。神話是對抗恐懼的集體形式。魔法使人類得以在歷史上首度以模仿（Mimesis）的方式「控制」自然。雖然，這種控制只是「對於控制世界的可能性的堅定信心」。在模仿自然的魔法儀式中，自然彷彿被馴服了。在魔法性的模仿之中，主體與客體的二元區分尚未出現，而理性與想像力也尚未被對立起來。存有者之間多重的親緣性尚未被「單一的抽象性」所取代。
然而科學卻以規律的單調重複克制了魔力的流動。「巫術（魔法）的幻象越是消逝無蹤，重複越是強硬地以規律性為由，禁錮人類於不停的循環中，而這個循環被對象化為自然律，使得人類誤以為自己是個自由的主體。」知識的宰制結構同時作用於自然宰制與自我宰制之中。「自我在世界的臣服當中學到了秩序和服從，不多久就把真理完全等同於支配性的思考，沒有思考的明確區分，真理便無法存在。」
為了追溯這種宰制結構的歷史發生，兩位作者在「附論一」轉而開始分析西方文化起始的經典原本—荷馬的「奧德賽」。
藉由對奧德修斯神話的分析，阿多諾與霍克海默認為，奧德修斯代表了西方文化中「宰制」的原型結構。奧德修斯所代表的原型個體性，一方面要進行個體的自我宰制，另一方面則要同時宰制自然與社會關係。宰制自然憑藉的是理性與狡詐。神話中的諸神其實是自然的比喻，奧德修斯狡詐地欺騙諸神，象徵的是人對自然的征服。
奧德修斯的旅程則象徵人類經歷過的文化史的不同階段。舉例而言，食蓮花者的故事象徵的是採集的階段；而獨眼巨人則是狩獵與放牧的階段。在兩位作者的詮釋中，奧德修斯體現了所有資本主義社會中布爾喬亞階級所要求的人格特質—理性計算與狡詐欺騙。
在「附論二」中，藉由對薩德小說的檢視，道德的階級性與性別宰制的意涵被明確突顯出來。不同於康德所強調的德行的內在自由，德行的來源實質是由權威與階級宰制構成。啟蒙的道德其實是一種身體與慾望的自我宰制形式，表現為一種理性控制的冷峻嚴格性。
兩位作者揭露了中產階級道德的男性中心主義的特質。由男性出發的慾望的自我宰制展現為歷史上各種形式的性別宰制。薩德的小說揭示了浪漫愛情的幻滅，並將身體的本能衝動予以理性化。性關係的理性化使得愛情與享樂徹底分離。薩德的烏托邦是一個肉體享樂人人平等的烏托邦。
對浪漫愛情的歌頌與神聖化，實際上不斷地強化女性事實上的奴役狀態。基督教傳統的聖母崇拜，兩位作者認為，背後隱藏的是對女性的敬畏與蔑視。女性的形象，只是一個類別的形象，而非個體性的。「就社會而言，個體的女性是種屬的一個例子，是她所屬的性別的代表，完全由男性的邏輯去理解，她代表自然，是觀念永無止盡的歸納的基底，也是現實裡永無止盡的臣服的基底。」性別宰制在道德關係中被增強，而在婚姻關係中女性從未取得個體的地位。
著名的「文化工業」一章是值得重新進行理念挖掘的寶藏。依照前述，啟蒙是一種資本主義時代獨特的社會宰制。同樣地，文化工業也可以被視為一種意識型態的宰制形式。文化工業是資本主義文化生產的標準化模式，它生產出文化消費者個體性與幸福的幻覺。按照阿多諾的看法，文化工業實際生產出的是「虛假的個體性」。「自我的獨特性是受社會制約的專賣品，卻被偽裝為自然的東西。」
文化工業並不能輕易地與「大眾文化」劃上等號。按照筆者的理解，文化工業乃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作用在文化領域的一種行動的結構。因此，它是啟蒙的文化後果，被修辭為「大眾欺騙」。必須注意的是，這種特殊的行動結構不只作用在文化生產的組織，同時也在個別的行動者身上轉化為一種行動的範式，使得個別行動者的文化實踐活動（如看電影、聽演唱會）打上同一性的烙印。
在討論反閃族主義的最終章，阿多諾與霍克海默到達他們撰寫本書的終極關懷：如何解釋納粹的種族主義大屠殺。兩位作者從各種層面去解釋反閃族主義的歷史與社會條件。對筆者而言，該章中對於種族主義的社會心理結構的分析是最有價值的，至今仍有現實參照的意義。
種族主義基本上是一種群體心理的「虛假的投射」，猶太人事實上成了代罪羔羊。當時的德國人既模仿猶太人又將經濟上的階級罪惡歸咎於他們。種族主義者其實是將內在的心理不安拋到外在的世界。在心理上，他們展現出一種對自身妄想的固著，喪失鑑別差異的能力。
借助於佛洛伊德的理論，兩位作者認為，這種病態的投射在於主體將自身被社會視為禁忌的衝動轉移到客體上。在代表社會規範的超我的壓力下，自我將源自本我的攻擊慾投射到外在世界。攻擊的對象有時是自我幻想認定的壞人，有時是自我認為自衛的防禦對象。
種族主義被賦予身體式的解釋， 它成為身體的癖性（Idiosynkrasie）：「那撩撥該癖性的各種動機讓人們想到它們的起源。它們在重現了生物的原始時期的片刻，讓人毛骨悚然、心驚膽戰的危險訊號。在癖性裡，個別的感官再度脫離主體的支配；它們自動地服從於生物性的基本刺激。」
反閃族主義被視為某種集體妄想症的案例，不斷重複自身固著的症狀，並將外在的一切都編織到它的神話之網。「無主體性」與「無反省性」是它的兩大心理特徵。阿多諾與霍克海默認為，「妄想症是半教育者的症狀。對於這種人而言，一切話語都成了幻覺的體系，也就是想要在心裡佔領他們的經驗無法跨越的那個領域，硬為那使他們變成無意義的世界賦予一個意義，同時又污衊那些他們
不得其門而入的知識與經驗，而原本是社會不讓他們接觸的，他們卻怪罪它們。」
社會在知識上的半教育（Halbbildung）狀態使得種族主義成為可能。對兩位作者而言，這是啟蒙的教育與知識散佈所帶來的結構性困境。意識屈服於一種物化的過程，文化完全變成商品，像資訊一般普及，卻沒有真正滲入學習者心中。知識被剷平為外圍的，孤立的斷片認知，缺乏有機的連貫性。思想碎裂為應付勞動市場需求的功能性知識，只為了提高個人的商品價值。因此，足以克制妄想症的自我省思便瓦解了，種族主義趁勢在這種半教育的客觀精神結構中興起。
要解決種族主義是一個教育或教養（Bildung）的問題，只有藉由自我反身性的知識努力，種族主義才有可能得到減緩。啟蒙本身曾經是這種自我反身性的知識努力，卻在法西斯極權中突變為瘋狂。弔詭的是，阿多諾與霍克海默在結尾的部分寫道，要衝破啟蒙的種種限制依然必須依賴啟蒙（理性）自身。
翻譯這本艱澀的著作是一項偉大而繁複的工程，本書的翻譯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相信整個台灣學術界對法蘭克福學派的真正接收就從本書的出版開始。
 
本文作者現為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教授

 〈導讀〉波瀾壯闊的二十世紀資本主義社會文化總體批判黃聖哲

新版（1969年）序言

前言

啟蒙的概念
Begriff der Aufklärung

附論一：奧德修斯，或神話與啟蒙
Exkurs I: Odysseus oder Mythos und Aufklärung

附論二：茱麗葉，或啟蒙與道德
Exkurs II: Juliette oder Aufklärung und Moral

文化工業：作為群眾欺騙的啟蒙
Kulturindustrie. Aufklärung als Massenbetrug

反閃族主義的元素：啟蒙的各種限制
Elemente des Antisemitismus. Grenzen der Aufklärung

劄記和初稿
Aufzeichnungen und Entwürfe
駁博學多聞
兩個世界
理念蛻變為宰制
鬼神理論
無論如何
動物心理學
給伏爾泰
分類
雪崩
因為溝通而造成的隔離
論歷史哲學的批判
人性的紀念碑
從一個犯罪理論的立場
進步的代價
空虛的恐懼
對身體的興趣
大眾社會
矛盾
註定如此
哲學和分工
思考
人與動物
宣傳
論愚昧的起源

前言

我們在動手寫作時，就希望能在波洛克的五十歲生日前完成全書且送給他（我們把初稿獻給了波洛克）。但是我們越是深入這個工作，就越明白它和我們的能力之間的不相稱。擺在我們眼前的，其實就是去了解為什麼人性沉淪到新的野蠻形式，而不是踏入一個真實的人性狀態。我們低估了闡述它的困難，因為我們仍然過於相信當代的意識。儘管我們多年來即注意到，在當代的科學研究裡，許多偉大的發現總是以理論教育的漸趨沒落為代價，我們仍然相信，只要把我們的工作限於學術理論的批判或開展，還是可以循著這些科學研究前進。我們的主題至少要堅守傳統的學科，社會學、心理學和知識論。
我們於此彙集的片簡卻證明了我們必須放棄那個信心。儘管悉心維護和檢驗科學傳統（尤其是當實證主義的清潔劑把它當作無用的累贅而丟到過去裡）是知識的重要環節，當現代中產階級文明崩壞時，不只是科學的研究工作，就連科學的目的本身也都被質疑。頑固的法西斯主義者偽善地宣傳的、以及卑躬屈膝的人性專家所執行的東西，也就是啟蒙的不停的自我毀滅，讓思考再也不敢輕率相信時代精神的種種習慣和方向。當公共領域的現狀免不了要把思考變成商品，把語言變成它的宣傳工具，如果我們要探究這個墮落的根源，就必須放棄現行的思考和語言的要求，在這些要求的歷史影響使我們的努力完全破滅以前。
如果我們的阻礙只是來自於科學不自覺的工具化，那麼關於社會問題的思考至少可以從那些和主流科學對立的方向開始研究。但是就連這些方向也被捲入生產的整體流程。它們和它們所抨擊的意識形態一樣都變了。以前趾高氣昂的思考遭遇到的下場，現在都臨到它們頭上。如果說思考自願拋棄其批判元素而甘為現狀的工具，那麼現在它則是不由自主地把它所選擇的實證的方向變成否定性的、毀滅性的方向。在十八世紀無懼於焚書和火刑的哲學，認為貪生怕死是可恥的行為，卻在拿破崙的統治下向它妥協了。最後，孔德（Comte）的保守派僭奪了絕不妥協的百科全書學派（Enzyklopädiste）的繼承權，和所有曾經被百科全書學派抨擊的人們握手言歡。批判變形為肯定（Affirmation）也影響到理論的內容，而它的真理也自人間蒸發了。現在，加裝了引擎的歷史當然跑在這種精神發展前面，而別有居心的官方發言人們，則是在消滅那在出賣自己以前先讓他們無所遁形的理論。
思考在自省其非時，發現它不只無法使用科學和日常生活的語言，更無法使用對立性的概念語言。我們再也找不到任何不與流行的思考方向同流合污的語彙可用，而陳腐的語言無法獨立為之者，也皆由社會機制予以確實補足。電影公司因為擔心徒增成本而自我審查，也反映在其他範圍的企業裡。一篇文學作品得經過一大群校對、編輯、改編者、出版社內建或外聘的寫手的審訂程序（即使不是原作者自己所預見的），比任何審查制度都要澈底得多。儘管有各種善意的改革，教育體系的野心似乎是要讓審查制度的功能完全變成多餘的。有人認為，如果沒有實事求是以及概率的計算，認知的精神會流於空談以及迷信，但是該教育體系卻正在為空談和迷信準備一個貧乏單調的基礎。正如毒品總是越禁越猖獗，理論想像力的封鎖也總是為政治的瘋狂鋪路。即使人們還沒有陷入該瘋狂裡，外在的和植入他們心裡的審查機制卻剝奪了他們的抵抗工具。
橫阻在我們的工作前面的難題，因此是我們第一個要去探討的：啟蒙的自我毀滅。社會裡的自由和啟蒙的思維是不可分的，對此我們沒有任何懷疑（而我們的丐論謬誤〔petitio principii〕也正在於此）。但是我們也相信我們清楚看到，該思維的概念，以及具體的歷史形式，以及和該思維糾纏不清的各種社會制度，都已經蘊藏著墮落的胚芽，而於今到處散播。如果啟蒙沒有去反芻對於這種墮落的元素的反省，那麼它的命運就會這麼註定了。一頭栽到實用主義裡的思維把對於進步的破壞面的省思丟給它的敵人，因而失去了它的揚棄（aufhebend）性格，以及它和真理的關連性。我們看到接受科技教育的大眾莫名其妙地就落入獨裁政治的魔咒，他們自我毀滅似地附和民族主義的妄想症，以及一切不可思議的荒謬，由此可見現代的理論性理解的貧乏。
我們在這些片簡裡證明了，使啟蒙倒退到神話的原因，並不是如一般人所想的民族主義的、異教的或其他近代的神話，而是在於因為畏懼真理而茫然若失的啟蒙本身，如是，我們相信對於理論性的理解應該有所貢獻。啟蒙和真理這兩個概念不能只是從思想史、也要就現實面去理解。正如啟蒙在那體現於人物和體制裡的理念層面去表現整個中產階級社會的現實運動，真理也不只是意味著理性的意識，也是意識在現實裡的形式。現代文明的後裔害怕偏離事實（但是事實在被認知時就已經被科學、商業和政治的流行習慣炒作成口號），正如他害怕偏離社會一樣。那些習慣也會定義語言和思想裡所謂「明確性」的概念，它應該可以滿足現在的藝術、文學和哲學。對於以否定性的方式去探討事實和流行的思考模式的思維，「明確性」的概念認為那是不著邊際的、瑣碎繁複的、無關宏旨的，因而予以禁止，卻把精神禁錮在更深層的盲目裡。我們現在無可救藥的困境在於，即使是最可敬的改革者，在倡言革新陳腐的語言時，卻也承襲了了無新意的範疇工具以及在它們背後的壞哲學，因而助長了他們原本要顛覆的既存秩序的力量。虛偽的明確性只是神話的另一種說法而已。神話總是即遮即顯的。它的特色一直就是老嫗能解，並且不需要概念的工作。
現代人類被本性奴役，這和社會歷程脫不了關係。經濟產能的提高一方面為更公平的世界創造了某些條件，另一方面卻讓科技工具和控制它的社會族群遠遠凌駕於其他人民之上。在經濟力量面前，個體的價值完全被抹煞。該力量也把社會對自然的宰制推到不曾想像到的高度。儘管個體在他所操作的工具面前銷聲匿跡，但是他的生活卻也更優渥。在不公平的社會狀況裡，群眾被分配到的物資越多，就顯得越無力且容易操控。下層階級生活水準的提高（物質生活更可觀，而社會處境卻更悲慘）也反映在精神的媚俗上。精神的真正要務是對於物化的否定。當它被固化為文化資產、基於消費的目的而被交易時，它就必定會冰銷瓦解。精確的資訊和爬梳有致的娛樂的氾濫，既讓人們更聰明也更遲鈍。
我們要談的不是作為一種價值的文化，如文明的批判者，赫胥黎（Huxley）、雅斯培（Jaspers）、奧德嘉‧賈賽德（Ortega y Gasset）和其他人所說的，而是在人類還沒有完全被背叛的時候，啟蒙必須自我省思。重點不是保存過去，而是實現過去的希望。然而現在，過去卻以消滅過去的形式持存下去。如果說，直到十九世紀，體面的教育始終是以未受教育者每下愈況的苦難為代價，那麼在二十世紀裡，醫藥衛生工廠的代價則是所有文化資產都在巨大的坩鍋裡被熔化了。這甚至不是如文化的捍衛者所說的什麼嚴重的代價，如果文化的售價無助於把經濟成就逆轉為它的對立面。
在某些情況下，物質財富本身也成為不幸的元素。如果說，在缺乏社會主體的情況下，龐大的物質財富在前陣子產生了所謂國內經濟的生產過剩危機的影響，那麼現在，由於權力團體被封為那個社會主體，物質財富也為法西斯主義在國際間的威脅推波助瀾：進步翻轉為退步。醫藥衛生工廠以及相關產業，福斯汽車和健身房，正在麻木不仁地摧毀形上學，這或許無關緊要，但是如果那些東西在整個社會裡變成了形上學，也就是意識型態的簾幕，而遮掩了真正的災難，則茲事體大。此即我們的片簡的前提。
第一篇論文是其後論述的理論基礎，希望更深入理解理性和社會現實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以及和它密不可分的自然與宰制自然之間的關係。這裡對於啟蒙的批判也要為它準備一個肯定性的概念，那概念讓啟蒙掙脫了盲目宰制的桎梏。
第一篇論文的主要部分可以概分為兩個主題：神話就已經是啟蒙了；以及：啟蒙會回復為神話學。這兩個主題將在兩篇附論裡就個別的對象去闡釋。第一篇附論探索《奧德賽》裡神話和啟蒙的辯證關係，作為歐洲中產階級文明最早的代表性證據之一。它主要著眼於犧牲和放棄的概念，並且據此開顯神話的自然以及啟蒙的宰制自然之間的差異和統一。第二篇附論則探討康德、薩德和尼采，他們是啟蒙最執著的開展者。它證明了讓任何自然的東西臣服於自制的主體，最終的結果就是盲目的客體性和自然的宰制。這個趨勢夷平了中產階級思考的一切對立，尤其是道德嚴格主義和絕對的道德敗壞之間的對立。
〈文化工業〉一章顯示啟蒙如何退縮到意識型態，尤其可見於電影和廣播。就此而論，啟蒙就存在於效果的計算以及生產和傳播的科技。而意識型態自身的整個內容也只不過是把既存秩序和控制科技的權力予以偶像化。在探討這個矛盾時，我們比文化工業自己還要認真對待它。但是因為它自身的商業性格的訴求以及對於其沒落的真理的宣信，早已成了一種逃避說謊責任的託詞，於是我們的分析就著重於客觀包含在產品裡的美學架構和據此成形的真理的主張。從該主張的虛無性，我們可以看到社會的混亂狀態。較之其他章節，論述文化工業的這一章要更加片斷一些。
〈反閃族主義的種種元素〉的論文式闡述，則是討論啟蒙的文明如何倒退到現實世界裡的野蠻狀態。自我毀滅的理論或實踐的傾向，自始即蘊藏在理性裡，而不只是在它赤裸裸地出現的時期裡。在這個意義下，我們也勾勒了反閃族主義的一個古代哲學史。反閃族主義的「非理性主義」是推論自佔主導性的理性以及那對應於其形象的世界的本質。〈反閃族主義的種種元素〉也結合了由費爾（Felix Weil）創設且維持的「社會研究院」的經驗性研究，如果沒有那些研究，不只是我們的論述，甚至大部分在希特勒時期的德國流亡者的理論作品都無法開展。我們和勒文塔（Leo Löwenthal）一起撰寫前三個論題，我們在法蘭克福的第一年裡，和他一同探討了許多理論問題。
在最後一部裡，我們發表了〈劄記和初稿〉，其中部分是屬於前面論文的思想範圍，不過沒有被收錄進去的，部分則是概述未來作品所要處理的某些問題。它們大部分和一個辯證的人類學有關。

1944年5月，於洛杉磯

如同在大戰期間所完成的版本，本書的正文沒有什麼重要的修訂。我們只有增錄了〈反閃族主義的種種元素〉的最後一個論題。

1947年6月
馬克斯‧霍克海默、提奧多‧阿多諾謹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