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遠方更遠：走入個人與國族，凝視政治下的創傷與差異，一場起於變革年代的人性之旅

旅遊讓人理解，
民主無法移植，自由及公民性都必須學習，方能獲致。

繼《背離親緣》、《正午惡魔》，安德魯‧所羅門最新作品。
走在變革邊緣，見證民主的崛起與消逝，重探不同社會對自由的定義。
────

「接受問題往往比執意解決更為明智。我曾想找出少數改變的事物有什麼共通模式――新的國界、民權和殘障人權的整體進步；許多不變的事物又有什麼樣的模式――無法帶來正義的選舉、權力腐化的傾向等等。而今我開始試著別那麼執著於規則，好好發問，慢點回答。」――安德魯・所羅門

◇◇◇◇
在《背離親緣》裡，臨床心理學家安德魯．所羅門讓我們看見接納異於我們的孩子有多難，以及接納可以如何發生。在《比遠方更遠》中 ，身兼報導者的他前往過去近三十年發生劇烈變革的地域，點出接納異己之難，以及此一艱難所透露的寶貴訊息。

薩爾曼‧魯西迪讚譽本書「絕非僅是『旅遊書寫』，而是一個真正到過世界的人為世界所畫的肖像」。書中集結了所羅門的旅遊報導，從1988年始，至2015年止，行遍7大洲，走訪22片異域，其中不乏當時極少人遊歷的中亞及非洲諸國。他之所以選擇報導這些遠方，有時出自純粹的熱情，有時則因為這些國家提供了深入報導的理由，從而使他更愛這些地方。藉由探訪異地，他也對自身內心與外在的異鄉做了最深沉的剖析。

書中報導的目的不盡相同，內容與角度也相當多元，除了對他停留較久的蘇聯／俄羅斯有深入描寫，也詳細報導台灣故宮博物院在1996年擬將國寶借展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所引起的社會抗議，以及借展事件對美國及台灣的政治意涵，還有中國飽受政治管制的藝術，與相形之下更蓬勃發展的飲食文化。書中也深刻探索了南非在轉型正義多年後仍壁壘分明的種族階級，緬甸人民被高壓統治制約的心智，利比亞人對於部落的認同如何影響選舉，甚至不同國家的同志處境與政策等，還有些則是純粹的遊記，但每篇都是他對異地的第一手觀察。在他決定將這些型態各異的旅遊紀行收錄於一書時，除了盡量忠於最初的視角，也為大多數篇章增添後續報導，使得本書不僅記錄了過往的時代精神，更是一部在不同國族的藝術、文化、性別認同、政治轉型、民主化過程等框架之內，針對個人與集體的心理研究。

作者著迷於旅行，起初是出於好奇，後來則認為旅行有政治上的重要性，因為走出同溫層，就是改變的開始。旅行教人同理價值觀不一致的異族，學習成為矛盾的自己，並擺脫「世上只有一種最佳生存之道」的預設立場。由於他一生都對人類的復原力深感興趣，這驅動了他前往那些正經歷轉型陣痛的國家，他筆下的人們在歷經每一次變革時，無論是獨裁政權崛起，抑或民主四處開花，不管結局好壞，總是心懷強烈希望。他見證了那些信念，包括信念的黯然失色。

《比遠方更遠》年代可溯及上個世紀的冷戰，但核心關懷則與作者先前探討心理學和家庭動力的巨著一脈相承。不過，本書還捕捉了不同國族的歷史與社會動盪，反映出迥異於前作的心理。作者從個人的身分認同擴展至民族的身分認同，勾勒出不同族群的心理狀態，犀利之外，更難得的是不失悲憫。一如《背離親緣》，他在本書中盡其所能地貼近各種群體，而這樣的視角切換總能觸碰到人心的最深處，直探異中之同、同中之異，並涵容兩者。他讓我們看到，若人在飽覽世界後對人性能多上幾分深刻洞察，那必是來自對「差異」的體認與接納。

◆ 跨領域專家學者‧一致推薦 ◆

王浩威（精神科醫師、作家）
周保松（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阿 潑（文字工作者）
胡淑雯（作家）
黃哲斌（新聞工作者）
葉 浩（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顏擇雅（作家、出版人）

◆ 名家讚譽 ◆
「這是一部美麗的作品，靈感來自對『離開』的熱情，以及對『家』的不確定。本書是對自由的頌揚，並提出極有價值的警惕：自由有時必須透過學習方能獲致。本書絕非僅是『旅遊書寫』，而是一個真正到過世界的人為世界所畫的肖像。」
────薩爾曼．魯西迪

2001年，他在經歷了長年憂鬱症之後，寫出《正午惡魔》這本憂鬱症專書，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隔年，他為了治療自己身為同志而在成長過程中承受的傷害，展開為期十年的訪查和研究，針對三百個擁有異常孩子的家庭進行深入拜訪，寫成了《背離親緣》一書，一出版便震驚世界。本書並獲得美國國家書評獎。
他的演講被《Wired》雜誌列入十大必看TED演講，他也成了《紐約時報》年度暢銷作家、《紐約時報》與美國圖書館協會年度百大好書作家。他獲獎無數，包括美國國家多發性節結硬化症協會「美好人生書獎」、全國精神疾病聯盟紐約分會的肯書獎、年度心理類書選、浪達文學獎，以及優質紙本書俱樂部新視野獎等十數獎項。
所羅門積極投入多項倡權運動，關注主題包含跨性別者的權益、精神健康、教育與藝術等。他四處演講，並擔任哥倫比亞大學臨床心理學教授、美國筆會中心理事會主席、康乃爾大學威爾醫學院精神病學講師、耶魯大學貝克萊學院講師，同時也是耶魯大學精神病學系跨性別精神健康特別顧問、密西根大學憂鬱症中心主任以及冷泉港實驗室主任。他還是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訪視委員會、憂鬱症與雙極情感疾患支援聯盟、紐約人類學院及美國外交關係協會的成員。他獲頒生物精神醫學學會的人道獎，以及大腦與行為研究機構的生命貢獻獎。
所羅門擁有雙國籍，現與丈夫、兒女定居於紐約與倫敦兩地。

譯者簡介
英、法文譯者，自由撰稿人。譯有《文學大數據》、《礫石與沙》等多種書籍。
本書翻譯期間正值2020-2021年全球新冠疫情高峰，且世界多國情勢劇變，與書中報導所述相對照，令人為歷史之輪迴遞嬗慨嘆不已。
本書陪伴譯者度過了兩次英格蘭lockdown管制，這段行動受限、精神卻隨所羅門先生遨遊四海的奇妙經歷，譯者永遠難忘。
譯稿賜教與工作聯絡信箱：linsulaire.ft@gmail.com

◆跨領域專家學者‧一致推薦◆

王浩威（精神科醫師、作家）
周保松（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阿 潑（文字工作者）
胡淑雯（作家）
黃哲斌（新聞工作者）
葉 浩（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顏擇雅（作家、出版人）

來自四方的絮語
蘇聯――冬季色調
蘇聯――八月政變三日
俄羅斯――俄國青年的叛逆頹廢
中國――他們的諷刺、幽默（和藝術）或能拯救中國
南非――南非藝術家：隔離，與平等
美國――弗拉基的勝利
台灣――「不准動我們的國寶！」
台灣――各取其色的政治調色盤
土耳其――航向拜占庭
尚比亞――尚比亞魅力
柬埔寨――龍斐莉的三個步驟
蒙古――天寬地闊在蒙古
格陵蘭――發明對話
塞內加爾――裸浴公羊血，暢飲可樂，好不痛快！
阿富汗――塔利班之後的甦醒
日本――沒有圍牆的美術館
所羅門群島――所羅門之歌
盧安達――慘痛回憶之子
利比亞――火圈：利比亞來鴻
中國――吃在中國
中國――外顯華麗，以求內在平靜：乾隆皇帝的歸政花園
南極――南極探險
印尼――人人通手語的國度
巴西――希望之城：里約
迦納――與迦納總統同床？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的同志、猶太人、精神病患和吉普賽慈善組織
緬甸――緬甸的關鍵時刻
澳洲――汪洋迷失記
謝辭
注釋
參考書目

來自四方的絮語（節錄）


有人大力強調觀光和旅行的差異。觀光客成群結隊移動，不論參觀何處都要拿來與老家比較，再用貶抑外人的結論自我安慰。旅人出發探險是為了親身體驗一個地方，不只是走馬看花。我的朋友費萊明‧尼可萊森（Flemming Nicolaisen）是格陵蘭的因紐特人，他在首次出國時來紐約找我時，似乎對自由女神像、大都會博物館或百老匯表演都不感興趣，反倒喜歡帶著我的狗在全城裡散上老長的步。他說：「從前你來格陵蘭的時候想看戰爭紀念碑嗎？或是努克的博物館？」我不得不承認，我當時最想要的是置身於虹光幻彩的冰天雪地中。費萊明指出，只要一棟世貿雙子星大樓（當時尚未崩塌）就能容納格陵蘭全部人口，他就想感受一下跟這麼多人在一起是什麼滋味。他是旅人，我卻為他安排了觀光客的行程。
原汁原味的體驗是旅人的終極目標，不過這事可遇而不可求。我在二十八歲那年與朋友泰考特‧坎普（Talcott Camp）做了一趟橫越波札那的公路之旅，我們沿著僅有的一條主要幹道行駛，不時得停車讓牛群通過。有一回我們早早就看到前方有牛群，卻不見牧牛人的蹤影，車開近以後才發現那是一群大象。之前我們已經在一望無際的保留區見過象群，也就是大象的「自然棲息地」，可是在國家公園的法定範圍內當個付費觀察野生動物的觀光客，讓這場相遇感覺有點取巧。在官方畫定的疆界外與這些動物不期而遇，那種扣人心弦的經驗是無可比擬的。其中一隻大象擋住了路，我們只好停下，一坐就是將近一小時。落日低垂，在這群厚皮動物身上灑滿粉紅色光線。我在十幾個非洲和亞洲國家看過大象，卻從未有過這種天啟般的感受。
兩年後，我與父親去波羅的海諸國旅行，在立陶宛參觀了一間占地很小的博物館，建館宗旨是紀念在維爾紐斯滅絕的猶太族群。全部四間展覽室除了我們，只有兩個包著頭巾的東歐老婦人半睡半醒地坐在塑膠椅上，我們猜想她們不是守衛就是清潔工。納粹的政治宣傳把蘇聯併吞立陶宛怪在猶太人頭上，九十％的猶太人在本地政府積極配合下遭到屠殺，企圖協助猶太鄰居的立陶宛人也難逃一死。進入勞改營的立陶宛猶太人相形之下很少，不過館內還是有一塊展示板介紹營區的景況，並且提到羸弱的勞改者會唱一首歌為自己打氣。我那熱愛音樂的父親對這首歌評了幾句，我則朗聲說不知那曲調聽來如何。話才說完，一縷細弱的歌聲從角落升起。我們沒想過那位老婦人可能懂英文，更沒想到她可能是猶太人，不過她在現場唱起那首勞改營的歌曲，也讓我們發現她既是展覽室的看守人，也是收藏品。她唱完後，我們想跟她聊聊，不過她退縮回一副只諳母語的模樣，似乎聽不懂我們的問題。她也是沒別的地方可去的人，不過她存活了下來。
簡陋卻不原汁原味是很容易做到的，但一害怕純樸，就幾乎不可能原汁原味。約翰‧羅斯金是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評論大家，曾經抱怨火車旅行的高效率抹煞了旅途的樂趣。他寫道：「我們僅僅是被『送往』某處，跟變成包裹沒太大差別。」我花了一段時間才學會欣賞旅途中的不適。起初，我喜歡擁有冒險經歷勝過冒險的當下，但後來逐漸體會到旅行若不開心順遂，就會有軼事可說，最終我對兩種結果都坦然接受。我在兒時享受過舒適的旅行，隨著年齡漸長，卻學會了降低對旅行的物質期待，也發現所謂享受是個很容易改變的概念。我去瓜地馬拉市撰寫幫派生活報導的時候，有一天進入貧窮的里蒙納達區（La Limonada），一位長者帶著一群山羊向我們走來。帶我參觀的幫派青少年問我：「你口渴嗎？」我說我渴，於是那個牧羊人現場把一頭山羊的奶擠進大紙杯裡遞給我，那是我享用過最美味的飲料。

如果我們不想得知世人為何對美國又愛又恨，最好是待在家裡為妙。我在旅居海外時仍是個愛國的美國人，卻也目睹我的國家表現得有失尊嚴、同理心和智慧。如果沒去過外來移民中心和難民營，你無法完全理解美國如何辱罵外來移民。如果沒有待過以合理槍枝法規限制暴力犯罪的國家（其實大多數國家都是如此），你無法了解美國步槍協會的專橫是多麼不尋常。在見識到邁向經濟正義的社會之前，你看不出美國的社會流動是如何陷入停滯。旅行是一組矯正鏡片，幫助我們看清地球上模糊的現實。有人問E‧M‧佛斯特當初寫《印度之旅》花了多少時間，他的回答是，問題不在時間，而是地點。他解釋道，住在印度的時候寫不出來，「我離開後，就能動筆了。」
有時，這些新觀點令人難以下嚥，但幾乎都對人有助益。英國作家山繆‧詹森曾寫道：「所有旅行都有其好處，如果旅客去了更好的國家，或許會學著改善自己的國家，如果命運安排他去了較差的國家，他或許會學著樂在其中。」起初我旅行是出於好奇，後來則認為旅行有其政治上的重要性，鼓勵國民旅行，或許跟鼓勵就學、環保或全民節約同等重要。我回想起中學那次去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的巡迴演唱，當時我所目睹的現實是如此顯而易見，儘管那與大多數的新聞報導相抵觸。沒有與一個地方相會，無法了解那裡有怎樣的差異性。假使我們規定所有年輕人都必須在其他國家待上兩個星期，世上三分之二的外交問題應該都能迎刃而解。去哪個國家、在那段期間做些什麼都無所謂，他們要做的，只是接受其他地方的存在，並且認知到那裡的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有些現象普世皆然，有些則隨文化而異。
相對寬鬆的移民政策也能達到相同目的。沒有外人的觀察，你無法了解自己的國家，來自他方的人有助你重新想像自己的問題，而這是解決問題的必要條件。我們不只能藉由出外旅行來理解問題，接納旅行到我們國家的人也可以。讓別人自由地從家鄉來到我國，跟我們從家鄉自由地前往海外一樣值得。不論是愛、工作或美好前景，都不是零和遊戲，有福同享會更有福。與他者相遇或身為他者，都能讓我們釐清自己的界限。身分認同既有偶然性，也有相互性。
我的祖先蒙受了反猶主義帶來的苦難，但不同於在納粹大屠殺中喪生的猶太人，他們有別的地方可去，那個地方就是美國。我祖母的父母都生於俄羅斯，在她出生前就來到紐約。我祖父生於羅馬尼亞，一路歷盡艱辛才來到美國。我外祖母來自波蘭，外祖父的父母則分別出身於維也納和烏克蘭。要是沒有如此開放的移民機會，我這個人絕不會存在。反之，他們也協助維持蓬勃的美國文化。我的祖先為追尋自由而橫越大西洋，而自由也是美國補貼最重的出口品。在我走訪過顯然不如母國自由的地方以後，不只更深入認識了美國的自由，也領悟到我的生活並沒有我動輒以為的那麼自由。自由是一種難以掌握的概念，且必然涉及一個選項：選擇遵循嚴苛的意識形態。大體而言，我支持的與其說是自由，不如說是自由主義。專制壓迫的社會擁有我們無從知道的自由，塑造出這類自由的，是缺乏選擇，是在權利被剝奪的情況下仍得為了尊嚴而戰。當中國知識分子告訴我天安門屠殺帶來的好處，巴基斯坦女性訴說穿戴頭巾（hijab）的自豪，古巴人熱烈擁戴他們的獨裁政權，我都不由得重新思索我對自決的反射性熱忱。人在自由的社會裡擁有實現抱負的機會，在不自由的社會無此選擇，而這往往使人轉向更異想天開的抱負。一九八○年代，我在莫斯科與一個自稱「紙上建築師」的團體變得很熟。他們心知即使蘇聯官僚鬆綁，也不會有材料供他們打造符合設計規格的作品，於是運用建築訓練駕馭想像力，設計了諸如巴別塔這樣的建築，或是提出整座城市的規畫，以及海上漂浮劇院的結構。他們的創意能量狂放不羈，但他們終歸是建築師，儘管論述新奇又很概念論，使用的仍是建築的基本文法。受限於物質材料的西方建築師，反倒從未有人如此自由地思考。
自由鮮少與停滯相關，而是在巨變的時代快速迸發。自由的要素之一是樂觀，樂觀必然使人相信未來或許會好過現況。改變往往令人陶醉，改變往往一敗塗地，改變也往往在激起一陣狂瀾後消散無蹤，無法實現。民主化需要全體成員承擔決策的部分責任，對很多人來說，這個想法在想像中很有吸引力，到真正投票時就使人卻步了。我曾在緬甸訪問身兼作家和醫師的社運人士馬蒂妲小姐（Ma Thida），她在十八個月後來訪紐約，並表示緬甸不只政府需要變革（可能很快就會發生），人民被高壓統治制約的心智也需要改變，而後者可能得花上一整個世代的時間，這項領悟令她大受衝擊。我見證了人如何驟然獲得自由，同時也看到這種轉變是多麼美妙而艱難。贏得自由之後，必然得學習如何活得自由，用童妮‧莫里森的話來說，你必須「宣稱擁有解放後的自我」。許多西方人以為民主是所有人的基本偏好，一旦移除障礙，民主自然就會萌芽（在伊拉克，小布希與布萊爾似乎就是基於這個假設行事）。證據並不支持這種投射心理。
自由必須先學習再付諸實踐。二○○二年二月，我在阿富汗，我的朋友瑪拉‧魯茲卡（Marla Ruzicka）安排我與三名受過教育、思想開明的女性訪談。 她們身穿罩袍，在抵達後很快就脫掉了，不過我納悶的是她們一開始又何必這麼穿。當時塔利班政權已經垮台，法律不再約束她們的衣著。第一名女性說：「我從前一直以為，等到改朝換代我就會擺脫這東西，現在卻害怕改變還沒底定。如果我沒穿罩袍出門，結果塔利班重新執政，我可能會被人用石頭砸死。」第二個人說：「我想放棄穿罩袍，可是社會的標準還沒變，如果我不這麼穿，出門後被強暴了，別人會說這要怪我自己。」第三名女性說：「我恨這種衣服，從前也一直以為塔利班一滾蛋我就會立刻丟了。可是你會漸漸習慣當隱形人，這種狀態定義了你，想到會再次被看見也就感到極端緊張。」個人必須先歷經重重改變，社會的改變才會隨之發生。

令人歡欣的轉變一波波湧現，隨後又陷入驚恐，這在歷史上屢見不鮮。一個文化與其歷史的關係往往反映出公民的自主感。歷史對某些文化來說，主要是曾經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對另一些文化而言則是他們自己做過的事。人民如何理解古今的關聯，往往比史事的時序來得重要。革命既可能代表某項悠久傳統的完整實踐，同時也可能代表與傳統的決裂。民主到來時常伴隨著狂歡的氣息，這有部分是因為民主本身，但有部分只是因為民主的到來。阿拉伯之春令政變國家的國內外民眾都欣喜不已，許多見證變革的人誤以為未來無論如何一定都勝於以往。
人人幾乎都會畏懼個人層級的極端轉變，同時卻又在廣大同胞的陪伴下對變革充滿熱烈盼望，兩者毫不衝突。即將發生變革的社會將短暫愛上自己，我很容易為這浪漫的一刻動容。史達林登上大位時，我曾聽某些人訴說他們感受到的強烈希望，後來史達林過世，同一群人也告訴我他們感受到希望。我也聽過另一些人訴說著他們在文革發端感受到的希望，以及在文革結束時所生的希望。堅信改變可能發生，是希望的表現。曾有許多社會為此奮力一搏，有些確實改善了境況，另一些則沒有。俄國平民在二十一世紀的生活要比從前解放農奴時來得更好，但離富足還很遙遠。阿富汗仍是一團混亂。伊拉克和敘利亞從表面解放向下沉淪至險惡動盪的局面。從未到過利比亞的人，無法了解該國過去在格達費的統治下遠比現在更為糟糕，不過要說他們當前的情勢不算悲慘，也是牽強。
然而，強大的暴政有時仍會垮台。南非雖然有過諸般劣跡，種族隔離制的廢除仍使世界對正道重燃信心。鄧小平上台後，中國人民的生活即使仍有許多進步空間，也已有所改善。希望是政治生活裡規律響起的鳴鐘，美國人每隔四年就會沉浸在這樣的鐘聲裡，在此時刻，許多人以為我們在投票站歷時一分鐘的自決行動或能扭轉歷史。英國作家華特‧佩特認為人生的目標在於體驗，而非體驗的成果。據說周恩來曾表示要論斷法國大革命的功過仍為時太早。不過，法國大革命不只是通往新秩序的路徑，本身也是重大事件。即使轉變本身所許下的承諾從未兌現，轉變發生的當下也可以很寶貴。我這輩子都對人類的復原力深感興趣，這份興趣常驅使我前往正經歷轉型陣痛的地方。隨著時移事往，我的懷疑也比過去強烈，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上，看似更好的改變往往適得其反，重大進步有時與悲劇並行發生。儘管如此，煥然一新與重生的感受是如此重要，即使降臨在長期動盪不明的社會也是一樣。再者，改變往往不是滴水穿石的成果，而是一次次錯誤起步的迅速發展所致，唯有經歷兩次、三次，甚或十次的出師不利，累積成為突破，轉變才會到來。
改變倒是會立即勾起懷舊情緒。更好的現在無法抹滅不完美的過去，然而沒有任何過去缺乏絕美的成分。能夠記住逝去的身分卻又活在當下，是真正的大勇。一九九三年，莫斯科的一個朋友帶我去見她認識的一位老婦人。我們爬了七層狹窄的樓梯才抵達她陰暗而局促的公寓。她向我娓娓道來在聖彼得堡一座宮殿裡成長的經歷。她的舊識幾乎全死於一九一七年革命，後來她的丈夫也在古拉格勞改營裡死於苦役。她設法保留唯一一件貴族出身的紀念品：杯身幾近透明的「皇家瓷器廠」（Imperial Porcelain）茶杯，上面手繪著細膩的田園景致。因為我是貴賓，所以她拿出這只杯子請我喝茶。我身體狀況再好也常常手抖，卻得捧著一個代表消逝人生的脆弱象徵，我這輩子從沒有這麼不想碰一件東西過。我那個早已熟知老婦人故事的朋友說：「誰知道呢？或許改革開放以後，我們又能過上那種日子了。」老婦人聽了只是哈哈一笑，「再也沒有人會過那種日子了。」她說，並且催我們再多吃點她依照沙皇宮廷食譜烤的蛋糕，食材是她連排了四天隊才買到的。那塊蛋糕和那只茶杯正說明了：她在倖存的人生中展現出怎樣莫大的勇氣，這些與她昔日身分最後的連結，又蘊含了怎樣豐沛的熱情。她對往日並未特別留戀，不過恰如多數老人家對青春會有的感懷。

這本書裡的故事都來自過去，述及的夢想雖然有些實現了，但也有些以幻滅告終。收錄的報導記述了特定時期的特定地域，寫作時並沒有其他意圖在驅動。即使有些篇章寫得特別深入，也不代表我精通當地的一切。我在俄羅斯待過相當時間，也經常在中國旅行，不過我在阿富汗只停留不到兩週，利比亞則是六週。我在行程前後和停留期間都做了大量研究，也與結識到的許多人保持聯繫，不過我的觀察意見是基於較為廣泛的累積而非深度專精的知識。我的程度無法與漢學家、克里姆林宮事務專家，或是非洲文化研究者相提並論。我的藝文報導偏向描寫藝術家勝於作品。能欣然接受複雜的人，最能把複雜的故事說得精彩，而藝術迫使創作者深入了解社會的歧異性和緊張局勢。這些報導在很多方面而言都偏向心理研究，而非政治研究，與其說是政策分析，不如說是為過往的時代精神留下紀錄。我只是雜學者和人生經驗的收藏家，而且有著古怪的收藏眼光。
重讀個人的作品集是令人謙卑的體驗，不時也教人懊惱。這些報導既反映不斷變化發展的世界，也反映我個人的變化與發展，而我也抗拒了內心的衝動，不為了符合我現今的看法與感知而去編修這些作品。它們是我從前寫的東西，現在的我不會那樣下筆了。如果年華老去令人惆悵，曾經青澀同樣教人尷尬。看到自己當初做過什麼如今不會做的事情，總令人驚嚇。最初我傲慢地以為國家或個人問題終能解決，但我後來轉而開始相信，接受問題往往比執意解決更為明智。我曾想找出少數改變的事物有什麼共通模式――新的國界、民權和殘障人權的整體進步，而許多不變的事物又有什麼樣的模式――無法帶來正義的選舉、權力腐化的傾向等等。而今我開始試著別那麼執著於規則，好好發問、慢點回答。我不像從前那樣肯定大破大立的革命，但仍然相信漸進改良的進步。話又說回來，當年促使我探究其他文化的動力，正是如今顯得天真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