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詩品評(平)

河北河間人，國立東北大學畢業，現任國立中興大學教授。著作有：《仁的涵義與仁的哲學》、《朱熹倫理學》、《詩中的李白》及《天人關係論》。

我十幾歲時，寓居蓉城，常到杜甫草堂和工部祠遊玩，那一帶風景優美，環境清幽，徜徉其間，往往令人流連忘返。嗣後我任文學教師，每次教到杜甫的詩，總不免向學生津津樂道那段少年不知愁的溫馨歲月。今我竟然寫出這本《杜詩品評》，這是往日從來沒想到過的，用心理學的一個名詞來說，這大概就是一種「潛隱性的夢」的實現。

 

杜甫的詩，與他一生的經歷分不開，不同的經歷，使他的詩有著不同的特色與基調。就詩而言，他的經歷可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期：自唐開元二十年至天寶五年(七三二──七四六)，杜甫正值二十一歲至三十五歲青壯年意氣風發的年代，詩的特色可以《壯遊》中「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來表達，而豪邁、放蕩、清狂即是他這一時期詩的基調，也是他生命的基調。這一期的詩，我選了歌行一首：《飲中八仙歌》；七絕一首：《贈李白》；五律四首：《望嶽》、《房兵曹胡馬》、《不見》、《春日憶李白》。《飲中八仙歌》中的「飲如長黥吸百川」是豪邁，「長安巿上酒家眠」是放蕩，「舉觴白眼望青天」是清狂，在這裡，杜甫實在是藉歌八仙以自況。唐代詩壇兩顆巨星李白與杜甫，也在這一時期（天寶三、四年間）於洛陽相遇，「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與李十二尋范十隱居》），可知兩人的友情是如何密切。分別時，由《贈孚白》所謂：「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雉」，又可知在兩人相處的一段時光裡，酒性加上詩興的狂放生活達到最高點。

 

第二期：天寶五年至乾元二年（七四六──七五九），這是他三十五歲至四十八歲的中年，也是他一生中最不幸、最痛苦的年代，朝代的衰敗、人民的災難、個人的窮困，都充分反映在他的詩中。如果就前一期的詩可用「興」來形容，那末這一期的詩可以說是充滿著「怨」，他怨恨宮中之驕奢淫佚，怨恨安史叛亂帶給人民普遍之飢苦，也自怨貧困潦倒，連妻兒的生活都無法照料，甚至連最小的三子都給餓死，這是他最痛苦的一件事，悲痛慚愧至極：「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吾寧捨一哀，里巷亦嗚咽。所愧為人父，無食自夭折」。（見《自京赴奉先縣詠懷》）這一期的詩選了五古十首：《北征》、《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夢李白二首》、《佳人》；七古一首：《哀江頭》；歌行兩首：《兵車行》、《貧交行》；五律四首：《月夜》、《春望》、《月夜憶舍弟》、《天末懷李白》；七律一首：《曲江對酒》；排律一首：《洗兵馬》。《兵車行》，描述由於邊疆的戰事，徵調壯丁出發的慘狀，以及帶給百姓之苦難，已見到大難將來臨的預兆。《春望》：「國破山河在」，更是把朝代之衰敗一語道盡。著名的「三別」、「三吏」，真是刻畫盡了人間的離亂與悲苦，不僅是詩中之傑作，也提供了極珍貴的社會史料。少年時的苦讀，青年時的壯遊，充實了杜甫創作的資源，人間的離亂與悲苦，更是豐富了他生活的體驗，因此可以說，苦難的時代，成就了一個偉大的詩人。

 

第三期：乾元二年至大曆五年（七五九──七七○），就在乾元二年的冬天，杜甫來到成都，在歷經兵災之後，由嚴武、高適等幾位好友的支持下，得於浣花溪畔營建草堂，於《堂成》詩中，可以看出他內心之喜悅，溢於言表，少數表達閒逸的詩篇，也在這裡完成。不過，草堂的生活，仍只是「暫止」的「飛鳥」（《堂成》：「暫止飛鳥將數子」），唐肅宗乾元二年末（七五九）開始營建草堂，經過兩三個月的時間，到次年春，草堂落成，殊料是年八月就被咆吼的秋風吹破，所以他的晚年，生活上的困窘，和飄泊孤寞的命運，並未少許改善。這一期的詩，選了五古一首：《壯遊》；歌行一首：《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七絕八首：《絕句漫興九首》（選六首）、《漫成》、《江南逢李龜年》；五絕一首：《八陣圖》；五律三首：《春夜喜雨》、《登岳陽樓》、《南征》；七律二十二首：《宿府》、《秋興八首》、《白帝》、《登高》、《蜀相》、《恨別》、《狂夫》、《客至》、《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登樓》、《詠懷古跡五首》、《小寒食舟中作》；排律兩首：《春歸〉〉、《釋悶》。其中《春夜喜雨》表現出杜甫罕見的喜悅心情。《客至》中「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籐呼取盡餘杯」，表現了草堂生活的閒逸情趣。不過，這種心情和情趣，都很短暫，從《登高》的「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與《登岳陽樓》的「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等詩句看來，晚年最後一段行程，依舊過得淒涼潦倒，甚至住無定所，到處漂泊，水上生活居多，終於病死舟中。這一期的詩，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律詩，七律於初唐，本祇是宮廷中社交的工具，到杜甫手中，才予以提昇，在文學史上獲得極高的評價，而其中《秋興八首》、《妹懷古跡五首》，更是七律中登峰造極之名作，史家向有「李絕」、「杜律」之稱，律詩在杜甫幾乎已成為迥異於百家的標誌，這也是我選律詩特多的原因。

 

近兩年來，利用課餘之閒，誦讀杜詩，每為其一生窘困的際遇，而感到造化之弄人，蒼天之不平。另一方面也為時代的苦難孕育出如此巨匠，而為中國文學慶幸，「詩窮而後工」，在杜甫身上有了最佳之印證。因與杜甫朝夕相處，如見其人，如聞其聲，有時竟也夢回蓉城。但願此生能舊地重遊，徘徊在草堂花徑、浣花溪畔，尋見少年時的足跡，余願足矣。

 

楊慧傑序於民國七十九年

三月西湖園別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