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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哲學的歷史是盲目的，沒有歷史的哲學是空洞的」，哲學教授王曉波寫作的臺灣史中，是既有歷史，又有哲學的臺灣史。地方志本是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由於近代臺灣史的特殊性，而使得臺灣史的寫作與其他中國各地方志不同。
在日據時代，連雅堂懷抱著亡國之痛，而有《臺灣通史》之作，開始了臺灣史研究的先河。光復不久後的臺灣，又遭遇了中國分裂的局面至今，王曉波教授是懷抱祖國分裂之痛來從事臺灣史的研究。
在王曉波教授的臺灣史研究中，臺灣是近代中國民族自救運動的「原點」，也是中國人民八年抗戰的「原史」，但卻在光復後爆發了「二二八事件」。本書收集的是從日據時代以後的臺灣近、現、代史的論述。
作者簡介
王嘵波
一九四三年生，貴州省遵義縣人，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曾任臺灣大學哲學系講師、中國大陸研究中心研究員、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學者，現任世界新聞傳播學院教授、中國哲學會監事、臺灣史研究會理事長。著有：《先秦儒家社會哲學研究》、《儒法思想論集》、《韓非思想的歷史研究》、《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Han Fei's Political Theory》、《哲學與思想》、《臺灣史與近代中國民族運動》、《走出臺灣歷史的陰影》、《被顛倒的臺灣歷史》、《臺灣史與臺灣人》等書。編撰有：《現代中國思想家孫中山》、《孫中山選集》、《臺胞抗日文獻選編》、《臺灣的殖民地傷痕》、《王敏川選集》、《二二八真相》等。並著有相關之評論文集多部。
序
臺灣史研究的自我告白──《臺灣史與臺灣人》自序
一
這本《臺灣史與臺灣人》是我研究臺灣史以來，集結出版的第八本書了。此前，我編過《臺胞抗日文獻選編》、《臺灣的殖民地傷痕》及以「臺灣史研究會」的名義出版《王敏川選集》，和一本未具名而被警總查禁的《二二八真相》；另外，還出、版了《臺灣史與近代中國民族運動》、《走出臺灣歷史的陰影》、《被顛倒的臺灣歷史》。
在這本《臺灣史與臺灣人》出版之前，我想把自己從事臺灣史研究的心路歷程作一次告白。
我是五歲隨家父的部隊來臺的，時一九四八年，正是「二二八事件」的第二年。一九五二年，家母以政治的理由被處決，家父遭牽連處刑七年，親戚亦不敢往來。外祖母帶著我們兄妹四人，小妹未滿週年，整個家庭陷入絕境，連三餐亦無以為繼。我和大妹則成為臺中育幼院的院外院童，全家的「固定收入」就是這麼一點臺中育幼院的救濟金，另外就是父親舊屬的一些救濟，甚至我們兄妹被迫不得不到市場的垃圾堆裏覓食。
雖然，我們只過著動物起碼的生活，但是，在學校裏，卻被臺籍同學仇視為「外省郎」，被罵成「山豬」。這當然是，「二二八事件」後，本省同胞的反抗意志被鎮壓了，而將怨毒之氣在家中感染給孩子們，而有我在學校所受到的「外省郎」的仇視。
另外一方面，我們被出了「外省郎」的圈子後，在臺中的北屯鄉下，和本省的基層民眾生活在一起，卻也相濡以沫，受到本省鄰居們的種種照顧。逢年過節，外婆和我們兄妹，一家五口瑟縮在家吃著從市場換回來的菜梗時，總是有好心的鄰居送來拜拜過的雞鴨鵝肉，其美味是我終身不忘的，也是我終身感激的。
我是和本省孩子一起在臺灣的泥巴地裏打滾長大的，我從來沒有「外省郎」的優越感，也從來不自認應有統治階級的「罪惡感」。我的出生和家世也都不是我自由意志的選擇。
二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在臺大的校園範圍內，爆發了一場「民族主義論戰」，緣起於「保釣運動」後，校園內民族主義高漲，引起了某些人的疑慮，所謂「民族主義進，共產主義出」，即認為民族主義是有利於中共的。學生中也發生思想的分歧，而有「大學論壇」社所舉辦的二次「民族主義座談會」。我也是受邀請的人之一，而成為論戰中被攻擊的對象。
我之所以受攻擊的理由有二點：一是堅持反對帝國主義而主張民族主義，因此我雖不贊成「義和團」運動，但肯定其反帝精神；二是在瀰漫著「中國統一 = 中共統治」的氣氛下，我提出了三民主義統一論，打破了「中國統一 = 中共統治」的「假統一」和「真臺獨」的公式框架。
茲將當時對我的攻擊摘要抄錄如下，以便「溫故知新」──
「在一片反常的聲浪中，以陳鼓應、王曉波二先生的口號最為響亮，態度最為悲壯，聲勢也最為奪人。然而王曉波先生的『不知所云』『言之無物』聽起來頗令人痛心，以時下臺灣的高級知識份子，竟作如是表現的確令人愕惋。愕惋之餘，不得不對臺灣知識界作一通盤之檢討，檢討之下，才發現一股『義和團』的歪風已逐漸漫延。
然而今日之義和團的確有異於昔日義和團之處，這也就是王曉波先生對於『義和團』這頂帽子受之不恭的主要緣故吧？筆者以王先生之所以不能認同於牛鬼蛇神的拳民處有二：（一）、王先生受過研究所以上的教育，擁有較高的知識與較高的社會地位。（二）、王先生以『三民主義』代替了昔日的護身符。這或許是王先生詡為進步之處也未可知哩！
然而王曉波先生與義和團不識時務上則同，情緒用事上亦同，盲目排外上更無何不同。擁抱『三民主義』挾天子以令諸侯，這種態度不但對三民主義是一種污蔑，對孫中山先生更是一種不敬。不管王先生的『居心何在』，這種方式實有待商榷。」
「民族主義，在從前，是就統一而完整的中國而言的；由於當時只有一個府，所以並不造成扞格。然而，當時的國府現在正在臺灣（並且是這次參加論戰雙方公認的唯一合法政府），他的『最大』敵人是竊據大陸的共匪，而共匪也在高談民族主義。因此，今天我們要談民族主義，必先求民族統一，要求民族統一，必先消滅共匪。我不知道共匪未消滅還有什麼民族統一可言？民族未統一，還有什麼民族主義可言？
或許有人會說談論民族主義可以不關『消滅共匪』，那麼，我必須告訴你，共匪正打算消滅我們。或許有人會再說談論民族主義只是在民族同胞間造成情感交流，與玫府無關，那麼，我必須再告訴你，那些你想造成情感交流的『同胞』正隨時可能在共匪的一聲號令下血洗臺灣；同時在世界各處默默進行孤立我們打擊我們的也正是這些『苦難同胞』。對於敵對雙方，勉強把『同胞』和『國家』分開來是沒有意義的；如果你的同胞愛真是這麼發達的話，那麼，我可以保證，在你放下武器『哈囉』的時候，也正是這些『同胞』開槍射殺你的時候。」
「舉一個淺顯的例子來說：北美十三洲和英國是同文同種的民族，然而由於實際利益的衝突，終於導致彼此政治的分裂，美國固然獨立了，而『英國的』文化也無法作為解消分裂的工具，甚至，在獨立一百年後，美國還發展出了自己的一套文化。（當然，在可能的範圍內，沒有人阻止他們造成彼此『文化交流』或『情感交流』的機會。）
這個例子說明了國家先於民族的事實；對於獨立的美國而言，傳統英國式的民族主義已經不具任何意涵。」
「當然，王曉波也可以從他自認的『非士大夫和白人價值中心的立場』來否定這段歷史，來『美化義和團』，為他心目中的『勇士們伸冤』。但本人要正告他一句：既然你『從未閱讀和研究過共產主義理論的經典』，那麼你也不會知道，你所說的這套正是大陸共匪用來煽惑『民族情緒』的那套，他們的居心叵測；在他們一片『反壓迫、爭自由』的呼聲中，徒然增加了不少無謂的仇恨和無辜的罪名。本人不希望此時此地一個真正『反壓迫、爭自由』的知識份子，有和他們巧合的論調。」
(1)對「義和團」反帝國主義精神的肯定，並不始於我，也不始於「共匪」，而是始於孫中山的〈九七國恥宣言〉。
(2)我之所以會受到這麼猛烈的攻擊，正是《大學新聞》（三八三期）所言：「當國外的留學生正在受所謂『統一運動』和『獨立運動』等分解思想的干擾和宣傳時，此時，能適時地舉辦一個民族主義座談會，使在臺灣的大學生能對目前的國家處境有了深切檢討和了解的機會，這可以說是一個明確而令人振奮的事情。尤其，中央黨部海外工作會主任陳裕清先生亦不辭勞苦的出席參加，更顯示出了政府當局對此問題的重視。」
(3)所以，這次「民族主義論戰」，是光復後島內第一次的「統獨論戰」，並且，一上來就是反共法西斯加上分離主義的，也是今日「臺獨法西斯」的濫觴。
三
論戰一起，雖然被攻擊的對象是陳鼓應和我，但學生們卻也迅速的分成了兩個陣營，在臺大的刊物上「你來我往」。從十二月初到翌年元月中旬，學校放寒假，而自然停止。到了二月中旬，學校註冊的前夕，開始傳出，參加論戰而支持民族主義的學生陸續被捕，至二月十七日（是年元宵節），陳鼓應與我亦被捕約談。
雖然，我們都在約談後被釋回，但七三年秋，陳鼓應即被臺大解聘；七四年，我和趙天儀等八位臺大哲學系的教師又被解聘，是為轟動一時的「臺大哲學系事件」。
我的專業是中國哲學研究，而非臺灣史研究，至今仍不敢以臺灣史學者自居，我研究臺灣史在「民族主義論戰」之後，拙著《臺灣史與近代中國民族運動》的自序中曾有交代說：
「但使得一個不以臺灣史為專業的人，卻以臺灣史為題材，作了幾十萬字的寫作，那應該導因於一九七二年底至一九七三年初的『臺大民族主義論戰』，那時有一些自稱擁有『西方自由民主』的人，又以『臺灣人』自居，卻曲意為帝國主義張目，而視民族主義為義和團。因此，我決心要在臺灣先人的奮鬥史中，來尋求臺灣歷史的方向。再經過對西方近代民族主義思潮的研究，發現民族主義不但是近代西方國家發展的思潮，並且在政治思想史上將『朕即國家』轉化成『主權在民』。對外沒有獨立主權，對內沒有『主權在民』，都不可能建立民主政治的。在日據下的臺灣先人，要有政治的民主，必先有獨立的主權，但臺灣主權屬於異民的日本，故日據下臺灣的民主運動必以民族鬥爭和民族解放為先決條件。這也就是說，民族運動的成功乃是民主運動成功的必要條件。環顧人類近代的歷史，尤其是當代的第三世界運動，我們實在找不到有反民族主義的真正民主運動。」
十六年來，當時以我「三民主義統一論」為「與匪唱和」的國民黨，居然在其十三全大會通過陳立夫等提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案」。寄生在臺灣民主運動中的臺獨，也愈來愈暴露其反民主的法西斯面目，竟連草根民主的地方領袖黃信介也被臺獨扣上了「秘密勾結中共，出賣臺灣」的罪名。這又豈是偶然？
根據我十幾年來的研究，臺獨的成因誠然錯綜複雜，與日據時代的「皇民化」有關，與光復初期的「二二八事件」有關，與四十年來的海峽隔絕有關，與四十年來國共兩黨在兩岸的統治令人失望有關，更重要的是與美國對臺政策有關。所以，在以往的臺灣歷史上，雖以臺民難治為稱，或謂「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但卻無仇視、鄙視中華民族之分離主義。因此，臺獨或「臺獨意識」實為臺灣歷史的「異化」。
臺灣史研究始於連橫之《臺灣通史》，其在自序中言：「古人有言：『國可滅，而史不可滅』。是以郢書燕說，猶存其名，晉乘楚杌，語多可採。然則臺灣無史，豈非臺人之痛歟？」雅堂先生懷亡國之痛而著史之情躍然紙上。在今天各種分離主義雜陳肆虐之際，而寫作臺灣史，又豈能無雅堂先生當年之痛乎？尤其像我這樣的一個第二代「外省郎」，其處境之艱難猶甚於雅堂先生了。
四
本書所收集的文章，除了對臺灣史的意義和事件的論述外，對臺灣歷史人物的論述也佔相當的部分。例如，〈日據時期「臺灣派」的祖國意識〉主要是寫林獻堂，另外有寫李友邦、王敏川、張慶漳、王文明等文，還有目前還健在的陳其昌和巫永福。陳映真雖尚春秋鼎盛，然其亦必將成為臺灣歷史的人物，故一併列入。還有一位外省的臺灣人尹章義教授，他是只寫別人歷史的歷史學教授，至於他自己的歷史只好我幫他寫一篇了。
所以，本書題為《臺灣史與臺灣人》。是為之序。
一九八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于新店
目次
自序
一、中國人民對日抗戰的「原史」──論臺胞抗日史的意義
二、日據時期「臺灣派」的祖國意識
三、臺胞抗日民族運動的合與分──講於「紀念民眾黨成立六十週年座談會」
四、李友邦與臺灣義勇隊初探
五、「二二八事件」在臺灣現代史的透視
六、歷史問題必須歷史解決──「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論其與共產黨之關係
七、走出「二二八」的陰影──與日本記者談「二二八事件」
八、在黑暗時期的歷史上──「出版法」的制訂及其經過
九、戰後臺獨運動與兩岸關係之前景──講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
十、作臺灣歷史的干城──評介尹著《臺灣近代史論》
十一、臺灣最後的河洛人──巫著《風雨中的長青樹》讀後感
十二、臺灣人靈魂的重建者──論陳映真中國立場的歷史背景
十三、悲涼而雄壯的聲音──記陳其昌先生及《遠望雜誌》創刊
十四、敢將此心向日月──序《王敏川選集》
附錄（一）：彰化縣政府致臺灣史研究會函
附錄（二）：臺灣史研究會覆彰化縣政府函
十五、敢抗日寇竟留遺憾──敬悼臺灣抗日志士王文明先生
十六、平反冤抑以慰生靈──敬悼張慶漳先生
一、中國人民對日抗戰的「原史」──論臺胞抗日史的意義
二、日據時期「臺灣派」的祖國意識
三、臺胞抗日民族運動的合與分──講於「紀念民眾黨成立六十週年座談會」
四、李友邦與臺灣義勇隊初探
五、「二二八事件」在臺灣現代史的透視
六、歷史問題必須歷史解決──「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論其與共產黨之關係
七、走出「二二八」的陰影──與日本記者談「二二八事件」
八、在黑暗時期的歷史上──「出版法」的制訂及其經過
九、戰後臺獨運動與兩岸關係之前景──講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
十、作臺灣歷史的干城──評介尹著《臺灣近代史論》
十一、臺灣最後的河洛人──巫著《風雨中的長青樹》讀後感
十二、臺灣人靈魂的重建者──論陳映真中國立場的歷史背景
十三、悲涼而雄壯的聲音──記陳其昌先生及《遠望雜誌》創刊
十四、敢將此心向日月──序《王敏川選集》
附錄（一）：彰化縣政府致臺灣史研究會函
附錄（二）：臺灣史研究會覆彰化縣政府函
十五、敢抗日寇竟留遺憾──敬悼臺灣抗日志士王文明先生
十六、平反冤抑以慰生靈──敬悼張慶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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