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精)

一九四九年五月生於上海。一九八二年二月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系，獲學士學位；一九八五年二月獲碩士學位，留校任助教、講師；一九八七年九月考取在職博士候選人，一九八九年九月至一九九一年七月赴哈佛大學訪問。發表的論文有：〈清代前期人口數字勘誤〉、〈明代耕地面積析疑〉、〈隋唐時代洛陽華化月支胡初探〉、〈米國缽息德城考〉、〈七一二年的粟特〉、〈公元八世紀的粟特〉等，譯有《菊與刀》、《東方人的思維方法》等；著有《伊本‧赫勒敦》。

聖雄甘地的事跡或思想，從來不是大陸初等和中等教育的組成部分。因此，如果一個高中畢業生從未聽說過甘地，並不令人奇怪。我小時候對甘地有一些印象，不是來自學校或書本，而是受父現的影響。他對甘地相當崇敬，有時會給我講一些甘地的故事，令我也對甘地翁肅然起敬。後來在復旦大學歷史系讀本科時，選修南亞史，得以從更廣闊的背景上了解甘地的歷史地位，也讀了一些有關甘地的論文和書籍，對甘地更加敬仰。記得有一次父親得到兩張「內部放映」的電影票，可以有機會看一次獲得八個奧斯卡金像獎的電影「甘地」，但自己有事而未能如願，一直引以為憾事。不過那時我從未想到過研究甘地，覺得他是一個太崇高的人物，不是我力所能及的研究課題。

 

1989年8月我赴美國哈佛大學作訪問學者，可謂學術道路上的一大轉折。在繼續自己的中亞古代史的研究的同時，接觸到一些其他學術思想。其中以新儒家對我影響尤大。我驚異地發現，在大陸青年中普遍被目為現代化障礙的儒家文化居然以一種全新的面貌在美國的高等學府中出現。它執著於傳統儒家的精萃，又廣泛吸收現代民主思想的精華，它對於中國文化的強烈的自豪之情與全盤西化派徹底抹殺中國傳統的態度形成鮮明的對照，它對普通人民大眾的深沉的熱愛與菁英主義的區別涇渭分明，它的帶有宗教情懷的終極關切與拜金主義不可同日而語。

 

我自愧對儒家缺乏研究的基礎，難以在這個主陣地上做一個馬前卒。但是，在亞洲史的範圍內，印度許多近現代哲學家在繼承傳統文化與學習西方相結合，在強烈的愛國主義，在對民眾的熱愛，在宗教情懷方面都與新儒家有共同之處。而中國在這方面研究比較薄弱，我如果做些介紹，或許作為一個側面陣地，可以配合主陣地，略盡綿薄之力。

 

我在大陸時，馬丁‧路德‧金的了解大致上僅限於知道他是—個黑人民權運動的領袖，倡導非暴力鬥爭。1968年被刺身亡，毛澤東發過一個唁電，當時在大陸是廣泛宣傳，盡人皆知的。到了美國，又有點驚異地發現，美國人，不僅是黑人，也包括白人，已經把他當做英雄。我女兒就讀的小學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的生日（1月18日）在幾乎所有的州里已經成為正式的節日。他所倡導的非暴力鬥爭方式實際上已經成為美國民眾共同接受的主要政治活動方式之一。反對越南戰爭的運動，以及我親眼目睹的反對波斯灣戰爭的規模不大的抗議，直到最近關於同性戀和人工流產的爭執大多採取非暴力的形式。而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思想正是以甘地思想為淵源的。我在動手寫作之前的準備工作中發現，波士頓和劍橋的公共圖書館裏，關於甘地的書籍相當多。普通的書店裏也隨手可以買到甘地的著作或研究他的著作。至於在世界大學圖書館中數得上的哈佛大學圖書館，當然收藏了大量關於甘地的著作。一種1967年出版的《甘地書目》收有3,485個條目。甘地的思想實際上已經成為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回過頭來看中國，我在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中找到的關於甘地的著作實在屈指可數。我相信大陸和臺灣的圖書館中的收藏也多不了幾種。

 

暴力鬥爭需要研究，才有勝利的機會。中國一百多年以來，內憂外患不斷，國人致力於暴力鬥爭的研究，以武力推翻舊王朝，以武力建立新政權，以武力統一，以武力抵抗外來侵略，都是有其歷史必然性的。但中國今日已經到了應該以非暴力鬥爭為主要方式的時代。對外，目前並無外國侵略，中國的使命是如何在維護東亞的持久和平的大業中發揮自己的更大的作用。對內，更要堅決排除訴諸暴力的歷史慣性。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中國人民沒有能夠阻止一場內戰，今天中國人民一定要達成共識，無論如何不能再以暴易暴。非暴力鬥爭比暴力鬥爭更需要研究。我想，如果中國文化中關於甘地的著作也像西方一樣，達到數千種，是不嫌多的。

 

在大陸時沒有看成的「甘地」電影，在美國是容易看到的。劍橋市圖書館裏有這部電影的錄影帶出借，我可以不止一次地觀看。每一次觀看，我都感動到心底。甘地在其國留過學，但是他從來沒有追求自己個人留在西方的自由、安全、富裕的生活中。他回到了自己苦難深重的祖國，回到了自己的處於英國殖民統治下的印度。不是他不懂得自由的可貴，不是他樂意回到奴役中去，他不能置三億同胞於奴役中不顧，自己一個人享受西方式的自由。他在印度曾走遍了窮鄉僻壤，與最貧苦的農民朝夕與共。那赤貧的印度農村，與我插隊落戶過五年的贛南的山村多麼相似。我一朝回到上海，考上大學，一頭扎進故紙堆，多少年鑽在象牙之塔裏，研究無人問津的冷偏的學問，以為天下大事自有從政者操辦，何須我等學者越俎代庖？而甘地曾毅然放棄收入豐厚的律師職業，終身過著與貧苦同胞一樣清貧的生活，時刻不忘他們的苦難。相比之下，我為當年同甘共苦的老鄉做過一些什麼呢？電影相當真實地再現了1919年的阿姆利則慘案，當年發生慘案的賈利安瓦拉‧巴格廣場沒有太大的改變，電影就是在那裏拍攝的。萬餘群眾在廣場上和平集會，戴爾將軍率領兩輛裝甲車和士兵前往廣場。由於這個「廣場」實際上四周都被建築物的牆壁所包圍，並沒有寬闊的入口，裝甲車開不進去，只得停在外面的街上。戴爾將軍率領士兵進入廣場，並不事先警告民眾散去，即下令開槍，射擊達十分鐘。由於廣場沒有寬闊的出口，婦孺老幼均無處逃生，成為士兵射擊的現成目標，成片地倒在血泊之中，一共發射了1,650發子彈，據官方事後的調查，379人死亡，受傷者約1,137人，共1,516人傷亡，幾乎「彈無虛發」。當我目睹成千上萬的男女老幼被槍彈射殺時，怎忍得住不眼淚直淌？看到戴爾將軍冷酷無情地監督士兵開槍時，怎能不義憤填膺？戴爾將軍被寫入了「不列顛百科全書」，被寫入了幾乎每一本印度現代史。後人將會永遠記住，曾經有過一個命令士兵向手無寸鐵的和平民眾開槍的英國將軍，他的名字遺臭萬年。這是印度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也是甘地一生的一個轉折點。在這之前，甘地總是對英國人的統治抱著某種希望，他在南非的波爾戰爭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都組織過印度人救護隊，幫助英國軍人。從阿姆利則慘案以後，甘地爭取印度獨立，擺脫英國人統治的決心堅定不移。電影的另一個非常感動人的大場面是1930年食鹽長征，甘地被捕後，奈杜夫人於5月21日率領2,500名志願隊員去佔領達拉沙拉鹽場的鬥爭。隊員們一排一排地走上前去，被警察用棍棒擊倒，他們既以驚人的勇氣前仆後繼，又堅決不使用任何暴力。這場鬥爭最形象地體現了甘地的非暴力哲學。正是因為甘地的信徒們具有這種寧肯自己被殺，但決不殺人的道德勇氣，才能以和平的方式建立一個民主的，獨立的新印度。

 

環顧今日的世界，許多事情並不令人樂觀。中國是一個有五十六個少數民族的國家，有多種宗教信仰，目前政治上還處於分裂狀態，在社會轉型的時代，各個階層的利益難免有這樣那樣的衝突，如果一旦各方訴諸大規棋的暴力，無人能夠保證這個巨大的國家不變成一個擴大了一百倍的波斯尼亞，一個血腥的地獄。—個小小的波斯尼亞尚且令美國與歐洲列強焦頭爛額，到時候誰敢貿然干涉中國的事務？世界各國恐怕只有袖手旁觀，看中國人自己殺個你死我活了。

 

中國大陸要從計畫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決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君不見俄羅斯貨幣連連貶值，百姓怨聲載道，西方列強不惜血本大力支援，至今尚未見經濟復甦的跡象。中國經濟如果一旦陷入類似俄羅斯的困境，西方是否願意像對俄羅斯一樣慷慨輸血還是一個問題。即使輸血，是否奏效也屬未知數。

 

中國人口已經達十一億以上，每人平均擁有的資源並不多。大陸近年來工商業高速發展，客觀上「重商抑農」，農民收入增長比較緩慢，農村的相對貧困化加劇，農村青年不安心務農，盲目流向城巿的現象急速增加。同時農民抗議負擔過重的情況也時有所聞，有的地區甚至出現了「車匪路翁」，農村地區的治安形勢有惡化的趨勢。以大陸目前的農業為基礎，維持如此龐大的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之外，還要支撐工商業的迅猛發展，實際上是一種相當脆弱的平衡。一旦政治上出現動亂，或連續遇到嚴重的天災，這種脆弱的平衡即有可能被打破，陷入惡性循環。聯合國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企圖把小小的索馬里亞從惡性循環中解救出來，至今收效甚微。如果中國這樣的第一人口大國真的陷入惡性循環，實在不是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力量所能解救的。

 

上述三大問題，即政治動亂乃至內戰，計畫經濟未能及時轉變為巿場經濟，農業基礎崩潰，只要出現一個，那麼別說什麼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恐怕今日「人蛇」偷渡美國的現象只會有增無減，世界各國只會以更為鄙視和厭惡的目光看待中國人。

 

中國的希望和力量，主要只能來自它自身。我們在憂心忡忡講了這麼多問題之後，還應該回過頭來看看光明的一面，看看希望之所在。

 

一個半世紀以前，在鴉片戰爭戰敗之餘，滿清割讓了香港。這是中國人永世不忘的國恥。像甘地不能容忍英國人的殖民統治一樣，中國人遲早是要收回香港的。香港與印度雖然同樣是英國殖民地，但是發展情況大不相同。印度太大，以英國那點力量，實在難以治理得好。香港彈丸之地，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論者以為是英國人的法治與中國人的勤勞相結合的成果。從更廣的意義上來說，是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結合的比較成功的一個典型。甘地儘管堅定地要求結束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但他從來沒有排斥西方文化，如果他能在今天目睹香港的成就，相信他也會予以肯定。甘地對勞苦大眾充滿了同情，但他並不主張消滅私有財產，不主張殺死「下金蛋的鵝」。今天的香港就是一隻名副其實的「下金蛋的鵝」。不僅英國人不至於愚蠢到在臨走之前殺掉牠，就是大陸政府接管之後，也同樣不至於「殺鵝取蛋」。相反，大陸政府還希望在大陸建設幾個香港。

 

不到半個世紀以前，中國形成了以臺灣海峽為界的兩個政權為存的政治局面。分裂固然是民族的不幸，但又何嘗不是不幸之中的大幸？如果臺灣當時與大陸統一，誰能保證臺灣地區的農民可以與眾不同，倖免大陸廣大農民身受的三年「自然災害」之苦？誰能保證臺灣地區的知識分子享有豁免權，可以倖免大陸知識分子身受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禍害？誰能保證臺灣地區能取得像今天一樣出色的經濟成就？臺灣人民不僅用自己的經濟成就向世人證明，中國人完全可能在這方面與西方爭一日之長短，而且近年來進行了民主政治的嘗試，向世人證明中國人一樣可以邁向政治現代化。甘地像其他不少印度思想家一樣，認為在物質文明方面，西方優於東方，而在精神文明方面，東方優於西方。歷史發展到今天，看來這個觀點應該有所修正。香港和臺灣的經濟成就說明東方人在發展物質文明的能力方面並不亞於西方人，倒是在建設精神文明，發揚光大自己的傳統文化方面可以向西方借鑑。

 

像俄羅斯和中國大陸這樣長期實行計畫經濟的國家要實現社會轉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本國有沒有像香港和臺灣這樣的市場經濟成功的範例是大不一樣的。俄羅斯缺乏這樣的範例，在經濟改革中就大為不利。中國大陸擁有這樣的範例，實在是歷史與命運給予中國人的極大的幸運。香港與臺灣對大陸來說，不僅意味著有形的資金和技術，而且意味著更有價值的無形的精神和文化。有形的資金和技術的作用，今天已經看得比較清楚，無須贅述。如果我們深一層考察，我們立即會認識到，香港和臺灣的大量熟悉現代巿場經濟的人才是整個中國發展的無價之寶。他們不僅早一步熟悉了國際市場經濟的運作，而且因為他們同是中國人，文字、語言、文化與大陸中國人非常接近，可以起到外國的經濟人才所不可能起的作用。同時，我們也立即會認識到，香港與臺灣已經成熟的企業管理模式是另一個無價之寶。因為這種模式已經是西方經濟管理與中國文化結合的產物，比原本的西方模式更適合中國的文化環境，幾乎可以被大陸直接運用。從更抽象的層次上說，香港和臺灣的整個文化類型是更寶貴的精神財富。因為港臺半個世紀以來一直保持與西方文化的廣泛接觸，不斷地融合西方文化的精華，可以說是整個中華民族吸收外來文明的先驅。甘地畢生對祖國的統一抱著不可動搖的信念。他曾經說過，要他贊同印巴分治，等於要他贊同把自己肢解。儘管迫於政治現實，沒有最後公開堅決反對國大黨接受印巴分治方案，但是他是一直持保留態度的。甘地這種堅決維護祖國統一的精神是值得每一個真正的愛國者學習的。如果今天的臺灣和香港人民能夠看得夠遠，超出臺灣島和香港島的範圍，看到整個中華民族的前途，看到自己在塑造這個前途的過程中所能起的特殊作用，看到整個中國的昌盛將會為臺灣和香港帶來的機會和利益；如果大陸人民能夠珍視香港與臺灣的成就，妥加保護，從善如流，認真學習，那麼中國的前途不可限量。

 

中國大陸正因為其「大」，所以問題要比香港與臺灣複雜得多，難解決得多，發生動盪，甚至災禍的可能性也要大得多，一旦出了軌，也難糾正得多。但是，也正因為其「大」，一旦經濟真正起飛，其力量也非同尋常。大陸將為港臺提供他們自己無法比擬的廣闊的土地，豐富的資源，幾乎無窮無盡的相對比較廉價的勞動力，而且隨著大陸人民日益富裕，還正在提供越來越廣大的市場。且不說臺灣人民大概還沒有完全忘記日本佔領時代的苦難，香港人民也不會忘記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軍的兇暴，在後冷戰時代的國際格局中，一個統一的中國，在維護自己的主權，維護遠東和平，乃至世界和平方面的力量，自然要比香港或臺灣大得多。大陸、臺灣、香港人民如能真正精誠合作，二十世紀仍然可能是中國人的世紀！

 

我們在描述了可能出現的噩夢之後，又描繪了可能出現的燦爛前景，今天中國面臨著又一個重大的歷史關頭。何去何從，端看全體國民的努力。如果讀者不以這篇〈自序〉為謬論，則願與諸君共勉，一起為中國的復興盡國民應盡的義務。

 

馬小鶴

一九九三年七月十四日

於美國麻薩諸塞州劍橋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