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步隨流水覓溪源，
行到源頭卻惘然。
始信真源行不到，
倚筇隨處弄潺湲。
──宋‧朱熹‧〈偶題〉三首（其三）
無論從哪方面講，恩斯特‧馬赫(Ernst Mach, 1838-1916)這位超級哲人科學家都是聲名顯赫的，注定不會被歷史遺忘的人物。作為科學家，他在物理學、生理學和心理學諸領域進行了一系列精湛的實驗研究和獨到的理論探索，取得了眾多的、綜合性的成果；他是相對論的先驅，是當代認知科學和進化認識論的先知，他的富有洞見的科學思想在某種程度上也對量子論、格式塔心理學、發生認識論、精神分析學的誕生起過助產士的作用。作為科學史家和科學哲學家，他發表了一系列富有洞察力的見解和影響深遠的論著，對一代科學家和哲學家起到了振聾發聵的啟蒙作用和啟迪作用。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這個需要科學和哲學巨人、而且也湧現出科學和哲學巨人的時代，馬赫作為批判學派的首領和邏輯經驗論的始祖，以其明睿的眼力、深邃的洞見、恢宏的氣度和迷人的魅力，對現代科學和現代哲學發展的走向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
馬赫也是一位偉大的自然主義者和人道主義者。他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博大的自然倫理情懷，他真誠地籲請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大自然和諧共處。他酷愛真理，嚮往和平，主持正義，追求公道，無私地奉獻於人類的進步事業。他虛懷若谷，銳意進取，在理智的王國裡自由地縱情「漫遊」。他胸襟坦蕩，光明磊落，寬容仁和，古道熱腸，是一位有自知之明的、問心無愧的人。
馬赫的智力、言行、精神和人格，顯示出他既是一位平凡的偉人，也是一位偉大的凡人，這自然而然地贏得了世人的讚譽與尊敬。馬赫的朋友和同事波佩爾-林科伊斯(J. Popper-Lykeus, 1838-1921)認為馬赫是「非同尋常的」、「特別有天才的」、「有獨創性的人物」，是位「簡樸的、明晰的、絕對純潔和真心實意的科學家」。「他的思維結果逐漸浮現時，似乎不是出自他的頭腦，而是出自他的整個身心，類似於某些純撲的、熱情奔放的藝術作品。」奧地利的希臘哲學史家戈姆佩爾茨(H. Gomperz)贊頌馬赫是「偉大的奧地利物理學家和認識論家」，「最有獨創性的、最深邃的思想家」。「他十分謙遜，有偉大的人格，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在某種意義上，人們可以稱他為科學之佛，……他對所有人普遍友善和友好，似乎從未對一個人感興趣而對另一個人不感興趣。在他看來，人是一種有某些事要講的存在，他認為唯一重要的是：他所講的東西是聰明還是愚蠢，是真還是假。在我看來，他似乎是科學精神的化身。」哈佛大學心理學家和哲學家詹姆斯(W. James, 1842-1910) 1882年秋在布拉格聽完馬赫講演後，在給妻子的信中這樣描繪馬赫初次留給他的美好形象：
我認為，任何人永遠也不會給我如此強烈的純粹智力天才的印象。他顯然無所不讀，無所不想，行為舉止絕對質樸無華，他容光換發，面帶微笑，這一切都極其富有魅力。(EM, p. 76-77)
然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在前蘇聯、中國、東歐等國家，馬赫本人及其思想遣產不僅未受到應有的尊重和發掘，相反卻遭到無情的鞭撻、粗暴的踐踏乃至恣意的唾罵。馬赫時不時地成為十字軍聖戰的死敵，成為少數政客和御用文人染紅頂子的犧牲，成為小部分學人換取飯碗、職稱和聲望的獵物，成為一些善良人們顯示革命忠心和表現革命豪情的格鬥場（當然挑戰者是上毫無危險、穩操勝券的格鬥場，因為馬赫早已作古且對挑戰者無任何威脅，否則怎會動輒形成一窩蜂式的「運動」）。這樣一來，馬赫能不斯文掃地、聲名狼藉嗎？究其原因，全在於列寧(Lenin, 1870-1924)這位有世界影響的政治家和革命家於1909年出版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對一種反動哲學的批判》（以下簡稱《唯批》）。列寧在這部洋洋二十七萬言的長篇大論中，對馬赫進行了毀滅性的批判，宣布了馬赫在哲學上和政治上的死刑：馬赫哲學是「沒有意義的空話」，「一團糟的東西」，「大雜燴」，「愚蠢的毫無結果的勾當」，「大肆吹噓的空話」，「所說的任何一句話都不可相信」，「反動透頂的」，「時髦的反動哲學」；馬赫本人則是「愚弄人民的有學位的奴僕」，「神學家手下的有學問的幫辦」，「玩弄『調和派的騙人把戲』而已」，加入到「一伙美國文化騙子」之中，「『最新的』反動教授」，「反動哲學的教授」，「反動的哲學教授」。列寧甚至用不很文明或很不文明的私人語言，辱罵馬赫「胡說」、「一丘之貉」、「糊塗蟲」、「教授小丑」。
由於列寧的哲學長期以來在社會主義國家被打上官方哲學的印記，因而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性和君臨一切的正統性，人們只有俯首聽命的義務，沒有商榷批評的權利。加之學術界的人既不屑於研讀馬赫的原著，又懶於考察世紀之交的科學和哲學背景，只知道人云亦云地喋喋不休，郢書燕說地隨意杜撰，徒勞地和風車搏鬥。因而從1950年代到1970年代，在中國大陸對馬赫幾乎沒有什麼像樣的學術研究，唯一的例外也許是我所尊敬的維也納學派成員洪謙（又名洪潛，Hong Qian or Tscha Hung, 1909-1992）教授的一篇研究資料。從時間上判斷，該文也許是為響應中國共產黨的「大鳴大放」的號召而刊出的，但洪先生還是有難言之隱，「欲說還休」。這種狀況直到1980年代改革開放之時才緩慢地有所變化，但傳統的慣性依然十分強大，離真正的學術自由依然相當遙遠，而且在行進路上還時不時地出現「倒春寒」。
1980年代伊始，我在作碩士學位論文時首次接觸到有關馬赫的資料。我通過認真研讀和嚴肅思考後發現：列寧對馬赫的許多批判是極不公正的，對馬赫的許多指責是毫無事實根據的。1981年，我發表了〈世紀之交物理學革命中的兩個學派〉的處女作。該文探討了以馬赫為首的批判學派的歷史作用、哲學根源和歷史歸宿，首次肯定了批判學派在物理學革命中的革新派的地位和作用。雜誌編輯部很重視這篇文章，特地加有編者按。翌年，我又發表了〈物理學革命行將到來的先聲──馬赫在《力學史評》中對經典力學的批判〉，首次提出了標題所示的新觀點。兩年半後，我在榮開明主編的支持下，好不容易發表了幾年前早就寫好的指名批評文章〈關於物理學危機問題的沉思──對《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某些觀點的再認識〉，澄清了列寧對馬赫、彭加勒(H. Poincareé, 1854-1912)及其學派的誤解和曲解，初步探討了列寧失誤的原因，這也許是近半個世紀以來首篇指名道姓對列寧及其《唯批》進行正面批評的論文。熟悉國內內情的人可以想像到，以上三文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其間，我還出版了一本關於世紀之交物理學革命的歷史考察和哲學探討的專題著作，其中也涉及到上述有關論題。
1988年是馬赫誕辰150周年，國內學術界同年11月11日至14日在徐州市中國礦院召開了小型的「馬赫學術思想討論會」。我在此前後寫的數篇論文也相繼發表。〈略問馬赫的「思維經濟」原理〉論述辨析了馬赫的一個主要方法論原則。〈馬赫、彭加勒哲學思想異同論〉是一篇比較研究論文，剖析並揭示出二人學派相同而「主義」迥異的事實。〈研究馬赫的意義〉是一篇僅有千餘字的發言提綱，但卻提出了三個重要問題。〈恩斯特‧馬赫和原子論〉論述了馬赫的兩個學術公案之一。〈恩斯特‧馬赫：啟蒙哲學家和自由思想家〉則勾勒出馬赫哲學的鮮明的精神氣質。刊物編者在〈編後記〉中評論該文「開宗明義，將馬赫這位名聲並不太佳的科學家、思想家的真實面貌和精神氣質充分揭示出來，給以公允的評價。作為國內對馬赫有深入研究的學者，李醒民先生不唯本本為是，研究深入而細謹，觀點坦誠而犀利，令人欽佩。」編者敢於主持公正、秉筆直書的精神給我心靈上以巨大的慰藉，使我銘感不已。要知道，當時正近「六四事件」一周年，有些居心巨測的人因我的學術觀點「不順眼」，正在千方百計找我的「麻煩」呢！
我的最後一篇關於馬赫的研究論文是〈論批判學派〉，這是一篇對以馬赫為首的批判學派所作的綜合性的比較研究。就這樣，我在較為艱難的環境中，頂著某些壓力，堅持在自己認定的路線上進行學術研究，不懈地追求真知。其中的甘苦，惟有自己心裡最清楚。三年前的盛夏，我寫了兩首〈述懷詩〉，它們也許能部分道出我的心境：
酷暑冰心伏案頭，不求聞達羞雞鶩。
十年面壁何其苦，盡隨憩園付東流。
眾芳隨風淪落英，惟有晚荷死守紅。
動問落霞孤鶩時，可有秋實慰忘情？
從1981年從事學術研究以來，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科學哲學和科學思想史，兼及科學史、科學社會學諸領域。我的學術思想和學術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從科學內部史和外部史兩個角度，從宏觀概括與微觀分析兩個方面，全面地考察了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的物理學革命。對這場革命的背景、起因、經過和結局以及其中的重大事件和關鍵人物，用翔實的材料作了生動、細緻的描繪，並從哲學的高度對這場革命進行了中肯、獨到的分析和論述。澄清了一些歷史誤傳，提出了一系列不同於傳統觀點的估價和看法。我1982年以此為題材寫出了《激動人心的年代》，該著作被評論者認為「對世紀之交物理學發展的黃金時代進行了全面的歷史考察和哲學探討，是國內專門涉及物理學革命的第一部專著」。《中國青年報》記者1986年為此書對作者進行了專訪，於1986年9月4日在該報第一版發表了「衝破理論禁區──訪青年科學哲學工作者李醒民」的通訊報導。這部著作在1983年11月初版後，緊接著又於1984年6月出第二版，在五年內連印五次，發行量逾十萬冊，在學術界和社會上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二、對以馬赫、彭加勒、奧斯特瓦爾德(W. Ostwald, 1853-1932)、迪昂(P. Duhem, 1861-1915)、皮爾遜(K. Pearson, 1857-1936)為代表的批判學派進行了全方位的、獨到的研究。對他們的科學思想、哲學思想、歷史影響等進行了實事求是的分析，作出了客觀、公正的評價，恢復了歷史的本來面目。我除對馬赫作了上述研究外，對奧斯特瓦爾德的能量學和唯能論，我也首次進行了比較細緻的考察、分析和評論。尤其是，我通過對彭加勒的原著及其所處時代的科學和哲學狀況進行縝密分析和獨立思考，勾勒出彭加勒作為科學家和思想家的完整形象，把彭加勒的主導哲學思想概括並命名為「經驗約定論J和「綜合實在論」，這在國內外研究文獻中尚屬首創。在個案研究的基礎上，我分析了批判學派作為一個整體的根本特徵、主要共性、思想差異、歷史作用和歸宿等。據我所知，在國內外還沒有人對批判學派作系統、深入的整體性研究。
三、依據確鑿的原始材料，對《唯批》（尤其是第五章）的一些基本觀點（如關於馬赫對牛頓絕對時空觀的批判，彭加勒的時空理論，馬赫、彭加勒的哲學思想，物理學革命前夕和初期的兩個學派的劃分及歷史作用，物理學危機的實質等）提出質疑和異議，指明了列寧引用彭加勒原話的斷章取義之處和一處嚴重的誤譯，探討了列寧失誤的原因，從而澄清了在前蘇聯和中國長期被視之為定論的誤解和曲解，在學術界引起很大反響。這對於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反對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的不良學風，堅持實事求是的優良學風也大有裨益。
四、在愛因期坦(A. Einstein, 1879-1955)思想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在霍耳頓(G. Holton)、米勒(A. I. Miller)、許良英等人工作的基礎上，我經過多年的潛心研究，提出了自成一家之言的獨立見解。我揭示了愛因斯坦科學理性論的形成過程、豐富內涵和鮮明特色；指出了愛因斯坦對彭加勒經驗約定論的繼承、闡釋和發展：論述了愛因斯坦的綜合實在論是以理性論的實在論為主線，以約定論的實在論和經驗論的實在論為輔線，把實在論的實在觀、真理觀和科學觀以及多種名目的實在論思想融合在一起的「綜合體」；首次在國內外學術界把愛因期坦的主導哲學思想概括並命名為「以科學理性論為特色的綜合實在論」。此外，對愛因斯坦思想淵源（尤其是批判學派的影響）的探討，對愛因期坦創立狹義相對論的認識論（懷疑論的經驗論是破舊的銳利武器，理性論的實在論是立新的堅實基礎，經驗約定論是構築新理論框架的有力工具）和方法論（探索性的演繹法，邏輯簡單性原則，形象思維，準美學原則）的分析，以及對愛因斯坦善於在對立的兩極保持必要張力的思想特徵和科學創造個性的揭示，都給人以別開生面、耳目一新之感。這一切，已引起國內外學術界同仁的關注。
五、在愛因斯坦、海森伯(W. Heisenberg, 1901-1976)、卡西勒(E. Cassirer, 1874-1945)、容格(C. G. Jung, 1875-1961)、霍耳頓、庫恩(T. Kuhn)等人有關論述的啟示下，我從對科學思想的「個體發育」（在科學家個人頭腦中的發育）和「系統發育」（作為科學共同體活動的過程和結果的科學之歷史）的考察中引發出兩極張力論，並把善於在對立的兩極保持必要的張力提升為一條重要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準則，探討了它的內在涵義和哲學依據以及深層心理結構，據以提出了一些富有啟發性的新見解，在學術界引起較大反響。
六、通過對歷史上三次科學革命的考察以及對國外學者的科學發展觀的剖析，就科學革命的實質和科學進步的圖象，科學革命的動力學，導致科學革命的科學發明，科學革命的歷史作用和社會功能，科學革命的語言根源，科學和精神文明建設等問題提出了新穎的見解。我把科學革命定義為科學觀念（科學理論的基礎或框架，即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急劇而拫本的改造，概括出科學觀念改造的幾種方式（徹底取代、舊名新意、合理推廣、辯證綜合、包容蘊涵、標新立異）。我還在吸收西方語言哲學和庫恩新近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考察了科學革命的深層結構和內隱真相；指出科學革命是科學「詞典」的重新編纂，導致科學革命的科學發明實質上是「語言遊戲」，科學革命促使科學共同體的「生活形式」（日常生活形式和超體生活形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並進而認為整個科學，乃至整個人類文化起源的祕密也許就深藏在語言之中。我的這些看法在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舉辦的「分析哲學和語言哲學研討會」上宣讀後，引起與會學者的極大興趣。
七、在科學說明和科學理論評價問題上提出了一些頗有新意和啟發性的見解。我運用豐富的歷史材料，論述了科學說明從古代的擬人說到近代的機械說，再到現代的嵌入說的歷史變遷，揭示了科學觀相應地由主觀主義到客觀主義再到主客觀統一的轉變。我闡釋了科學理論評價的「雙標尺」標準──「外部的確認」和「內部的完美」，或事實評價和價值評價──的內涵和職分，論述了事實評價面臨的困難和價值評價的勢在必行。我把價值評價分為社會價值評價、個人價值評價和理智價值評價，揭示了理智價值評價標準的特點，並指出它並未損及科學的客觀性，而是避免了客觀主義。我得出結論：客觀性使科學真正成為科學，而客觀主義則使科學非人化和非人性化，從而實際上取消了科學，因為即使以客觀性為主要特徵的科學也是人為的和為人的。
八、對現代西方科學實在論的研究作了比較詳細的調研，就其定義、諸多流派和觀點以及面臨的挑戰作了概述。還論述了科學實在論與不可通約性的關係，揭示出庫恩和費耶阿本德(P. K. Feyeraband)並非像人們認為的那樣，是「不可通約性」術語在科學哲學文獻中的濫觴（庫恩也這樣認為），愛因斯坦和馬赫分別在1946年和1905年（乃至1895年）就開始在科學哲學的意義上使用該術語了。尤其是，我從科學實在論的角度分析了彭加勒和愛因斯坦的思想，首次提出了「綜合實在論」的嶄新概念。
九、在對諸多第一流的科學家─哲學家個案研究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了「哲人科學家」（或「作為科學家的哲學家」，或「科學思想家」）的概念（內涵和外延），系統論述了哲人科學家的鮮明特點和歷史作用。呼籲重視「哲人科學家現象」的研究，使哲人科學家在哲學史和人類文化史中占有應有的一席之地，並親自主編了《哲人科學家叢書》。
十、根據自然辯證法（科學技術哲學）的學科發展、面臨形勢及親身經驗，論述了自然辯證法研究的主要方向、基本方法和應有的良好學風，提出要警惕市場（而非市場經濟）在追求目標和運作方式上對自然辯證法研究的誤導。
十一、指明了科學與價值之關係的三個方面：科學的價值、科學中的價值、科學與社會價值觀念的互動。針對科學的三個內涵，詳細地分析了科學知識體系中的價值、科學研究活動中的價值和科學社會建制中的價值。在對科學的精神價值的探討中，揭示了科學理論具有信念、解釋、預見、認知、增殖和審美價值；科學的三大方法──經驗方法、理性方法和臻美方法──顯示了科學的實證精神、理性精神和美學精神，它能潛移默化地使人們樹立求實、尚理、愛美的情操；科學的精神氣質(ethos)不僅維護了科學共同體的正常秩序，保證了科學自身的穩定進步，而且它與人類渴求的道德理想和民主秩序是相通的或一致的；這一切顯示出科學是真善美「三位一體」的統一體，它內化為科學家的科學良心，外化為社會大眾的科學意識，從而成為促進社會文明不斷進步的強大精神力量，同時還揭示了反科學思潮的實踐迷誤和理論缺陷。這些研究成果填補了國內學術研究的空白。
十餘年來，我圍繞上述研究領域和課題作了比較廣泛、比較紮實的研究，共計出版著作十種，譯著六種，在海內外三十餘家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一百一十多篇。由於這些學術貢獻，英國劍橋國際傳記中心把我列入《國際名人傳記詞典》(Dictionary of International Biography, 1993/1994, Twenty-Third Edition)。
正是由於上述的對世紀之交科學和哲學狀況的歷史考察以及對現代科學哲學走向的辨識，使我有可能從較為廣闊的視野和比較獨特的視角來看待馬赫，從而也有可能挖掘出馬赫思想的真諦，勾勒出馬赫與世紀之交眾多科學和哲學風雲人物的思想關聯，揭示出馬赫科學和哲學遺產的精神氣質、歷史地位和現代意蘊，從而描繪出馬赫作為一位超級哲人科學家和作為一個人的比較全面、比較完整、比較準確的形象。
正如題頭詩所隱喻的，真理並非囊中之物，一探便得；只有踏破鐵鞋，四處尋覓，方能悠然心會，悟出真諦之所在。在開始撰寫《馬赫》一書之前，我比較仔細地閱讀了馬赫的主要著作，並進行了嚴肅的思考，提出了一系列不同於傳統觀點的估價和看法。對於某些書刊中有關馬赫的若干譯文和引文中的錯誤，我也作了訂正（我覺得不必一一指出）。至於本書是否達到了預期的目標，那只有留待讀者評說了。在這裡，我尤其真誠地祈求研究者的中肯批評。但是，要使被批評者和批評者雙方──乃至整個學術界──從批評和反批評中受益，就應該按照學術規範去研究、去爭論；相反，不研究所論人物之原著，不考察他所處時代的科學思潮和哲學背景，只把他從經典著作或老師那兒學來的片言隻語作為自己的全部論據，並且漫無邊際地加以引申和發揮，那就只能落個「可憐無補費精神」的結局。英國哲學家約翰‧斯圖爾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有段名言講得恰到好處：
只從他自己的老師那裡聽到他的對手的一些論據是不夠的，因為老師敘述它們，並伴隨著他們提供的反駁。這不是對論據的公正方式。……他必須知道它們的最可信與最有說服力的形式；他必須感到困難的整個力量，必須面對問題的真正見解……
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A. Gramsci)的下述規勸也值得我們在學術研究和學術批評時深思：
我們一定不能把科學討論設想為審判會，其中有一名被告和一個起訴人，後者的職責就是必須證明被告有罪。……最先進的思想家是，他理解他的對手可以表達真理，而這應該納入他自己的思想之中，即令是很少量的。現實主義地理解和評價人們的對手的觀點和理由（有時對手是全部過去的思想），意味著把自己從盲目狂熱的意識形態的牢獄中解放出來。於是人們就達到了一個批判的精神框架，這是科學研究中唯一有成果的立場。
其實，這些體現了科學態度和寬容精神的方法論原則，早已潛移默化於每一個真正的學術研究者的日常生活形式之中，儘管我們沒有像大思想家們把它們表述得那麼巧妙、那麼入理。至於有些研究人員還要墨守成規、老生常談，還要閉目塞聽、天馬行空，那是他們的自由。不過，我願在這裡借用馬赫本人的一段話來表明我的看法：
我既不能夠、也不希望使每一個人都轉向我的觀點，據說腓特列二世(Frederick II)在獲悉一些人因不相信上帝審判時全體死者復活(the resurrection)的事而遭到控告時，他頒布赦令：「如果在上帝的最後審判日他想長眠不起的話，那就讓他留在原地不動好了，這與我毫不相千。」這種詼諧和寬容的混合總的來說是值得歡迎的。
不過，我還是真心實意地期待一切想以學術研究作為自己價值追求目標的人，按照學術規範行事，在今後的長期探索和探討中取得某些共識。石里克(M. Schlick, 1882-1936)在〈哲學的轉變〉中最後的告誡至今仍使我們深省不已：
肯定還會有一些掃尾的戰鬥，肯定在若干世紀內還有許多人在走慣的道路上繼續徘徊；一些哲學著述家還會長時期地討論陳舊的假問題，但是最後人們將會不再傾聽他們的高論，他們將會像某些演員那樣，在注意到觀眾已經逐漸溜走之前，還要表演一段時間。那時將不再有必要談論「哲學的問題」，因為人們將對一切問題進行哲學的談論，也就是說，進行有意義的、清楚的談論。
至於極個別懷著陰暗的目的，假借學術批評之名，重演文革時革命大批判的故伎，亂扣政治帽子，胡掄政治棍子，妄圖置人於死地，為自己撈取學術之外好處的人（儘管這種人微乎其微，但由於其能量很大，又是乘風借力，因此危害不小，影響十分惡劣），我著實因為他們低下的人格而看不起他們，所以至今未公開理會他們的挑戰和攻擊。我也不願因這些超出學術範疇之外的瑣事而干擾我的學術研究方向，分散我的精力，耗費我的寶貴時間。我覺得，在某些特殊的環境下，無聲比有聲、沉默比吶喊、置之不理比迎頭反擊更有力量。「不為風雨變，雞德一何貞。」「絳幘昂然韻節清，不因風雨廢長鳴。」不管風雲如何變幻，我將依然腳踏實地、我行我素，「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唯其所用。」我這樣作也許是天命使然，因為我是屬雞的，半月前還是我的本命年。
借本書出版之機，我衷心感謝「世界哲學家叢書」主編傅偉勳教授的信任和關照。在撰寫《彭加勒》之前，傅教授在1992年9月從美國費城北郊來信說：「Poincaré是Philosophy & Science—大先驅，先生願意費時撰成一書，當對中國學術界有很大貢獻。」在寫完《彭加勒》書稿後，我致信傅教授擬寫《馬赫》，他接到信後及時（1993年4月20日）回覆：「關於接寫Mach（馬赫）一書，毫無問題。剛以傳真告知三民書局編輯部，印上此書名及吾兄名。請即開始撰著，並祝早日順利完成。」在準備資料和動筆撰寫期間，林正弘教授在海峽對岸給我以寶責的幫助；董光璧研究員借給我兩本馬赫原著；沃爾特斯(G. Wolters)博士從德國康斯坦茨大學給我寄來他的最新研究論文；在此一併致以誠摯的謝意。三民書局暨東大圖書公司編輯諸位先生工作之認真、運作之迅捷、待人之謙和、對作者勞動成果之尊重，每每使我銘感不已。最後──但並不是最不重要──我要感謝三民書局董事長劉振強先生為繁榮中華文化，促進海峽兩岸學人交流，使中國學術研究面向世界所作出的明智決定和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我欣賞他「心隨朗月高，志與秋霜潔」的出版家的博大情懷，並祝願他的宏大計劃順利實現；當然，我還要感謝他春節前寄來的那張富有民族情趣、古香古色的賀年卡。是為作者自序。
李醒民
農曆甲戌年元宵節謹識於北京中關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