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原民間：文學的省思(精)

上海人，原籍廣東番禺。1982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留校任教於今。現任復旦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中國現代文學史博士點教授。從事中國二十世紀文學史研究和當代文學批評，出版著作有：《中國新文學整體觀》、《筆走龍蛇》、《人格的發展──巴金傳》，並有多篇論文發表。

我的第一本文學評論集《筆走龍蛇》是臺灣業強出版社出版的。那時是一九九○年底，收了我在八十年代發表的主要文學評論。那時我雖然在大陸和臺灣已經出版了幾本學術研究專著，但我更喜歡的是自由自在、隨心所欲的文學批評文章，而且正是為了不再寫那種一本正經戴帽穿靴似的所謂「論文」，我開始改變了寫批評文章的方法，盡可能地用書信、隨筆、序跋、對話、演講、討論等各種方式來表達我的文學觀點和對文學的批評意見。但在八十年代，大陸的文學批評還充滿了方巾氣，似乎文學批評關聯了國家的命運和民族的危亡似的。我的那些不入流的批評文字，曾有些好朋友為之擔心，以為這正是「海派」缺少學術的熱忱和堅定所致。但我至今還固執地認為，在中國大陸的理論界，一向是理論專著不如論文，論文不如隨筆。如果我們把理論當做一樣武器吧，過去的人拿一把八十二斤重的大刀舞舞是挺威風的；後來的人手裡握一支毛瑟槍，雖然神氣不如當年，還到底是人佩著槍，主次沒有顛倒；可是當戰爭進入了航空母艦火箭導彈的時代，人已經變得微不足道了，只見的是武器的張牙舞爪。現在能夠唬人的文學批評，往往就是那類武器的較量，而我更親近的卻是那些批評者能用自身的獨立見解和人格魅力去影響別人的文字。大約從那時起，我就放棄了苦啃理論專著或者學術專著的計劃，而醉心於閱讀二周（魯迅與周作人）的議論文字和編年體文集，也喜歡讀五四一代學者的「文存」類著作，這些書既沒有思想體系也沒有理論框架，卻在自由自在的文體中顯示了現代中國知識者的實力。大約也是從那時起，我自己的研究文字也開始散漫起來，在《筆走龍蛇》裡，既有學術論文，也有對話和通信，形成了我的編年體文集的散漫特色。

 

轉眼五、六年過去了，我仍然在寫著散漫的文字。這些年大陸的經濟狀況發生很大的變化，文化狀況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有些現象，在臺灣七十年代末經濟起飛時期也曾出現過，現在輪到大陸的知識分子來經受考驗。本書的第一輯就是我對這一社會轉型時期中知識分子如何重新認識自己的社會地位及價值取向，如何在邊緣化的過程中堅守自己的工作崗位和民間立場，以及如何在大眾消費型的現代商業社會形態被確定以前，建立起知識分子承擔社會責任的新方式和新渠道。這些話題是近年來大陸知識界的熱門話題，我不過是貢獻了一些自己的看法。第二輯所收的幾篇文章是我近年裡主要研究的一個專業課題。我的研究專業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這門學科在大陸的大學中文系裡是必修課程，並設有博士點，招收博士研究生。但說來也慚愧，到現在為止我們還沒有一部像樣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這當然是有許多原因，其中最令專業研究人員切膚之感的，就是我們沒有一套自己的研究話語系統來取代原來的一套權力意識形態話語系統，沒有辦法使文學史還原為真正意義上的「文學史」，許多逸出權力意識形態話語網絡的文學作品和文學現象，無法通過正常方式進入我們的研究視線。這些年來我一直在為突破舊的話語系統網絡而工作，本書中收入的幾篇關於「民間」概念的文章，就是想在權力意識形態話語之外找到一個對文學史的新的切入點。《民間的浮沉》是鉤沈從抗戰開始的「民間」話語如何在以後的幾十年裡承擔了消解權力意識形態的作用；《民間的還原》是敘述「文革」結束以後「民間」話語如何從知識分子精英的高亢聲音裡分化出來。這項研究還沒有做完，我想把研究的觸角慢慢伸向本世紀初到「五四」的一段，將整個二十世紀的文學史的研究視角更換過來。另外兩篇對九十年代小說的掃描式的評論，也可以說是我在實踐關於「民間」的批評理論。第三輯我所收的是關於中國作家和作品的研究批評，我不清楚像周作人、巴金等五四一輩作家，像王蒙這樣的五十年代作家和像張煒、莫言、余華這樣的當代作家在臺灣是否有影響？臺灣的讀者能否接受？但這裡所論的，除了一般的作家作品的意義外，還有些超乎具體評論對象的意思，我想一般的文學工作者和愛好者都會理解的。

 

如果說，《筆走龍蛇》是我在八十年代的研究成果的結集，那麼這一本則是我在九十年代的工作成果結集。如將這兩本書放在一起讀，可以看出我近十年來所從事的研究工作的軌跡。為此，我特別感謝旅美作家嚴歌苓，是她向三民書局推荐了這本書稿，而且也是她細心閱讀了我的一大堆舊稿，並從中選出了她認為適合向臺灣讀者推荐的文章，編成了這部書稿。嚴歌苓是在臺灣讀書界有著廣泛影響的作家，有朋友開玩笑說，她是個幸運的「獲獎專業戶」，幾乎獲得過臺灣各類文學獎，我相信她的眼力，希望這部經過她那雙略帶著憂鬱的眼睛挑剔過的書稿，真的能得到臺灣讀者的喜歡。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於上海黑水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