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漢語詞典（繁體字版）

本詞典收字、詞、詞組、熟語、成語等共60,000餘條，包括常見的方言詞語、書面上還常見的文言詞語，以及專門術語等；本詞典的分析意義全都以現代中文為標準，釋義力求簡潔易懂，並有適當的例證供讀者參考運用；每個詞條都有漢語拼音和國語註音；全書以漢語拼音排序，正文前有《漢語拼音音節表》及《國語註音音節表》，方便檢索。

推薦者：毛永波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助理總經理

國語工具書的典範──《現代漢語詞典》

著名語言學家周有光《語文閒談》講：“鳥兒只懂本國的‘鳥語’，不懂外國的‘鳥語’。美國科學家實驗：用錄音帶錄下美國烏鴉的叫聲，拿到本國別的地方播放，烏鴉聽了都驚慌飛散。可是拿到法國去播放，法國烏鴉聽不懂烏鴉的‘鳥語’，側耳傾聽，毫不驚慌。”為什麼呢？對聽不懂的外國話，自然可以視作天籟，無須理會；而對聽得懂的本國語，覺出大的差異，卻又不明所以然，當然有莫名的驚詫。

作為民族共同語的漢語──在國語運動之前和之後的相當時間，方言眾多，語言文字溝通上的困難，如果“鳥語”換成“人言”，也實可用驚慌來形容。因此如何統一語音， 建立共同的語彙，形成民族的共同語，是關係普及教育、提高民族文化質素的一件大事。

詞典之所以稱為“典”，就是它可以作為典範，作為導向，引導社會遵循共同的標準，使用語言文字進行交流。因著這樣的緣故，早在 20 世紀初國語運動之始，一批有識之士即開始藉編寫現代漢語辭書，推動國語運動，推動白話文運動。那時的人們已經看到，歐洲在 16 世紀將書面語，從拉丁文改為言文一致的各民族語言，極大地促進了教育的普及和經濟文化的發展。

在《現代漢語詞典》之前，沒有一部稱得上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漢語詞典。現代漢語詞典的編纂是潮流中的一葉扁舟，編纂的過程也是隨著潮流漸進的過程。20 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國語統一籌備會”編輯的《國語詞典》，就是這一階段的標誌。其後的中國經歷戰爭的苦難， 黎錦熙主持的《中國大辭典》的大工程，中途停頓。雖然言文一致的潮流並未就此停歇，但作為這一潮流在辭書中的反映，卻似乎就此止步，直至《現代漢語詞典》編纂出版。

《現代漢語詞典》以現代語言學理論視野分析解決問題，處理字詞的收錄和解釋，並創制十多種體例，其後的現代漢語詞典幾乎無一不深受此影響，即便是漢外雙語詞典也因為有了這樣的藍本，才呈現出全新面貌。

《現代漢語詞典》具有革命性的意義，它的編纂宗旨是記錄普通話語彙，推廣普通話，促進漢語規範化。如果周有光先生故事中的“鳥民”，有一部鳥語詞典，恐怕不至於聞聲失色。在這種意義上，這詞典可以說是破解阻隔現代漢語“人言”的利器：它首先是明確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審核方音、古音，使語音一律，有利於打破方言流通地域的限制。其次是以白話文語料為基礎，收集、分析字詞意義，使言文不一、書面語和口語分離的局面從此徹底斷絕。三是整理文字音形義的歧異，提倡使用正體字，棄絕異體字，減少文字識讀的困難。四確定作為民族共同語的詞彙規範，首次提出進入共同使用領域的詞彙清單。

這些創新和進步，使《現代漢語詞典》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發行量超過 4000 萬。如果以三人核心家庭計， 12 億人中平均每 10 個家庭，就擁有一部《現代漢語詞典》。 1998 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曾進行過一項詞典使用狀況的調查，發現日常使用詞典的人有 77% 使用《現代漢語詞典》。《現代漢語詞典》簡體字版除了大陸，另有新加坡、韓國版本在當地通行。而作為繁體字本在香港出版，卻是首次。

詞典只是經濟、科學、文化頻繁交往大背景中的小角色，但卻是交流所需要的共同平台。兩岸三地在詞語方面的差異主要表現在：一是字面看上去相同的詞語，意義大不相同。“八卦”大陸專指占卜符號，香港則多了“無事生非”的意義。“同志”香港、台灣指同性戀，大陸指“志同道合者”。二是同實異名，比如香港、台灣的“錄影機”，在大陸稱“錄像机”，大陸的“軟件”，香港、台灣叫“軟體”。再如新事物產生了，兩岸三地如何統一命名，比如 digital 在漢語中叫數字化還是數碼化，抑或數位化呢？詞典是這些差異的記錄，同時也是消除差異的媒介──只要讀者信任它，使用它，它就開始成為社會的一種標準。

我試著想驗証一下《現代漢語詞典》與我們生活的緊密程度，在網絡上搜索“現代漢語詞典”，發現幾千條相關內容，從法律的判例到科技的新知，從文學娛樂的花邊到市井街巷的話題，從學術研究的殿堂到體育競技的賽場，處處都在引用《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它如此深入地滲透到我們社會生活中間，似乎超出了工具書的範疇，這或者可以說，它是消弭暌隔，溝通我們語言的，一本特別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