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權力祈禱：佛教與晚明中國士紳社會的形成（簡體書）

《為權力祈禱:佛教與晚明中國士紳社會的形成》講述了：在16和17世紀的中國，佛教信徒和儒學士人廣泛地活躍于地方寺院及其捐助活動中。隨著士紳數量的增長超過了帝國官僚機構需求的增長，許多人被阻擋在傳統的儒家仁宦之途之外；但是顯而易見的慈善事業可以在國家掌控的領域之外昭示精英的公共地位。由于積極卷入佛寺住持的資金籌集工程，士紳的贊助行為深刻地影響了佛教的公共機構。《為權力祈禱:佛教與晚明中國士紳社會的形成》首先討論了佛教與明代理學的關系，佛教勝地旅游業的增長，以及慈善捐助的機制和動機，繼之又分別考察了地理位置和經濟狀況迥異的三個縣。作者依據中的充分史料，透辟地分析了當時佛教捐助的類型和社會后果。

卜正民(Timothy Brook)，先后畢業于多倫多大學和哈佛大學。自1986年任教于多倫多大學歷史系，并于1997～1999年期間任斯坦福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從事亞洲歷史和文化的研究，是12本有關亞洲研究著作的作者或主編，研究領域涉及明代的社會和文化史、二戰時期日本在中國的占領，以及當代人權問題等。其專著《縱樂的困惑：明代中國的商業和文化》(1998)曾被亞洲研究會(the Association 0f Asian Studies)評為l999年之前研究中國歷史的優秀著作而獲得列文森獎(Levenson Prize)。該書中文譯本已由北京三聯書店于2003年出版。近期編著的有《中國和歷史上的資本主義：中國研究的回顧與展望》(1999)，《1849—1952年的鴉片政權：中國、英國和日本》(2000)等。

《為權力祈禱（佛教與晚明中國士紳社會的形成）》作者卜正民充分利用大量地方志和山寺志，以豐富翔實的一手材料和生動有趣的筆觸，描繪了這個時代（他寬泛地稱之為“晚明”）佛教和士紳社會形成的關係。他首先探索了佛教與明代理學的關係（很大的篇幅集中於陽明心學一系），旅遊發展和佛教聖地的關係，以及慈善性捐贈的機制和動機；然後，對三個在地域上和經濟上都十分不同的縣分別進行了個案研究，從而揭示出捐贈寺院的模式及其社會後果。

中文版序言

中國佛教的社會史沒有像它作為宗教史那樣引起20世紀中國史學家的很大興趣。陳垣在民國年間對晚明佛教作了精湛研究,但他是個極大的例外。這種學術傾向與西方和日本的學術對比格外鮮明。海外學者———尤其在20世紀後半葉———把中國佛教的研究作為一個很重要的知識領域,不僅僅是為了佛教研究,還因為它有助於拓寬對數百年來中國社會和文化的滄桑巨變的理解。為什麼兩種學術傳統對佛教研究如此異趣?這也許是引導中國讀者進入關於明代士紳精英贊輔佛教寺院之研究的一條有益途徑。

我覺得,中國和西方學者對研究中國佛教的學術價值的態度差異,導源於中國人和西方人現代性經驗的不同。在歐洲,現代性的核心標識之一,是破除與中世紀宗教有關的迷信思想。歐洲人花了很多時間通過廣泛的思想運動來協調中和這種對迷信的排斥:16、17世紀經歷了著名的宗教改革運動,17、18世紀又開展反宗教改革運動。西方人最終並未拋棄宗教,而是以新教的方式重新闡釋基督教,消除了宗教不可置疑的絕對立場。因此之故,從19世紀開始,宗教被自由地變成了學術研究的對象。

中國人的現代性經驗沒有走同樣的路線。中國學者數世紀以來一直對宗教實踐的理性表示懷疑,但是他們的懷疑和爭論從來沒有被放在一個能破除宗教在社會中的權威的更大的運動中。這樣的排斥僅僅發生在新文化運動中,那時年輕的思想家們都挑戰他們先輩的思想傳統,認為中國宗教是他們現代化目標的絆腳石。這種思想爆發的突然性意味著中國現代派破除迷信達到了比歐洲更突然、更迫切的程度,就像一句英國諺語所說的“把孩子連同洗澡水一起拋棄”,許多人相信這樣做是有必要的。如果不可能同迷信的過去休戰,那麼也就不可能寬容現在的佛教和道教。如果這些宗教不可能被寬容,那麼宗教本身就不值得認真的學者去關注。結果是,有知識有文化的中國人對待佛教,無論是實踐還是研究,即使不是徹底的敵視,至少也是漠不關心。

歐洲學者在新文化運動的前半個世紀間不僅對中國宗教有同樣的敵視,並且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然而,外國人對宗教的立場不是漠不關心,因為其中多數人是基督教傳教士。如果他們俯就中國人的宗教實踐和宗教觀念,那麼這是基於一個很實際的理由。他們不得不否定中國宗教的價值以確立他們自己宗教的價值:他們決心用基督教的上帝來取代佛陀。在20世紀前半葉,這種態度隨著西方的漢學能把自身與基督教傳教事業區分開來而發生了轉變。西方的學者對把中國人的差異轉換成為西方人的認同不再感到興趣。相反,他們寧願保存和維持這種差異,寧願把中國看成一個不是與西方趨同,而是一個經歷了大不相同的歷史過程並在未來能適切地期盼走自己道路的地方。中國宗教是吸引這些學者的研究領域之一,因為中國宗教的觀念和實踐似乎與歐洲的宗教觀念和實踐相當不同。與當今西方方興未艾的幾乎任何其他亞洲研究領域相比,研究宗教方面的差異的吸引力更為強烈。

西方對中國宗教的興趣並非毫無政治意義。它依賴於對(西方以外的)其他世界的宗教/迷信實踐進行調查考察和分目歸類的權力。由此所做的調查和分類可能是為了證明其他世界的低劣——這一定程度上也是西方現代性的投射。傑出的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Weber)表明了這種態度,他在20世紀初寫道:中國人生活在一個“神奇的國度”;他觀察到當時的佛教只不過是阻礙中國現代化道路的“僧團的神秘實踐”。有關這種調查和分類的權力不完全是西方文化的特徵。它導源於20世紀塑造學術知識形態的亞洲和歐洲在政治和經濟上的不平等。

大多數研究中國宗教的歐洲學者都拒絕凌駕於亞洲的西方帝國主義主張。然而,他們的著作產生在後期殖民主義的語境中。很自然,中國學者沒有興趣參與這種東方學項目。佛教的遺存———它的塑像、經典、神秘實踐———正是西方學者也許想研究和“收集”的東西。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置身於一個和他們的過去大不相同的關係中。這是一種克服和超越的關係,而不是恢復和保存在博物館中的關係。只是到臨近20世紀尾聲,中國學者才有興趣把包括宗教在內的中國過去的一切方面變成現代知識的一部分。

當我在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研究中國文化時,佛教恰巧成為我走進學術殿堂的入門。我大學時代修的第一門中國課程就是中國佛教哲學。我由此出發是因為我當初的興趣根本不在中國,而在佛教,這是那時多倫多大學能開出來的唯一的佛教課程。在這種興趣後面鼓舞人心的是暢行不衰的日本佛教思想家鈴木大拙(Daisetz Suzuki)的禪學著作。鈴木以富有魅力的筆調闡述了一種迥異於我這個在新教家庭長大的孩子所學到的宗教世界觀,激起了我好奇的興趣並進而想學習更多……

譯者的話
中文版序言
序言
導論寺院捐贈和士紳：問題
一、士紳研究史學
二、佛教與士紳
三、士紳社會和公共領域
四、佛教寺院的變動著的社會環境
第一篇 佛教的文化
第一章 張岱的激情生涯
第二章 函蓋相合，冰炭不容：融通佛教
一、佛教與理學的關系
二、理學家的吸納
三、理學家的回應
四、融通
第三章 一杯新茗聽經時：士紳文化中的佛教98
一、評估佛教在士紳社會中的出現
二、佛教的修持和禮儀
三、居士會社的組織
四、旅游觀光與文化追求
五、士紳利用寺院空間
六、士紳變成僧侶

第二篇 寺院的捐贈
第四章 鼎湖山的捐贈者
第五章 士紳怎樣捐贈寺院
一、錢財的捐贈
二、土地的捐讓
三、士紳對寺院事務的監督
四、文學的贊輔
五、捐贈的歷時性趨勢
第六章 士紳為何捐贈寺院
一、從性別看捐贈
二、從宗親關系看捐贈
三、宗教性的吸引力
四、社會性的吸引力
五、文化性的吸引力
六、社會的網絡
七、宣揚士紳的身份
八、與商人的慈善捐贈的對比

第三篇 捐贈的地方個案研究
第七章 小縣里士紳的捐贈：山東諸城縣
一、諸城的環境和社會結構
二、諸城士紳
三、諸城的宗教機構
四、諸城的寺院捐贈
第八章 大縣里士紳的捐贈：浙江鄞縣(寧波)
一、鄞縣的環境和社會結構
二、鄞縣的宗教機構
三、鄞縣的大寺院
四、鄞縣士紳
五、佛教和鄞縣士紳
六、鄞縣的寺院捐贈
第九章 捐贈與知縣：湖北當陽縣
一、佛教捐贈與國家
二、當陽的環境和社會結構
三、當陽的宗教機構
四、佛教和當陽士紳
五、玉泉寺的捐贈
六、士紳捐贈與知縣
結論國家和社會的分離
一、晚明隱世的理想
二、佛教和晚明士紳
三、晚明與晚宋
四、晚明與晚清
參考文獻
索引
譯后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