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星文集(全三卷)（簡體書）

似乎真的難以抗拒進入這個年齡區段，便容易對生活世象發生感慨的特點，即使我對這種生理現象時有提防，避免發生常見的那種不由自控的嘮叨惹人生厭，仍然還有提防不佳的時候。前幾日李星打電話告知他要出文集，當即表示祝賀，完全是出于一種本能的心理反應，又忍不住發生感慨。發自本能的祝賀，是我深知文集這種文體對一個作家和評論家多么重要，可以說是一生追求的歸結；然而，這種文體的文本很難暢銷，出版社一般都會虧本賠錢的，向來出書難，純粹文學評論的文集就更難出了，才說我的興奮之情是出于本能。感慨則純粹發自李星，這個和我差不過兩歲的同代評論家。
結識李星，完全是文學的緣分。和李星低頭不見抬頭見，算來竟有三十四五年了，也是文學的紐帶牽攜著。大約是在“文革”后期的1973年，被砸爛的作家協會和被驅散的作家編輯，得了上級新的政策，重新聚攏，掛起了陜西文藝創作研究室的新牌子，把原先在中國文壇頗具聲望的文學刊物《延河》，改為《陜西文藝》重新出版，老作家大多數心存余悸一時進入不了創作，刊物便倚重“工農兵”業余創作愛好者。新時期一擁而上中國文壇的那一批陜西青年作家，絕大多數都是先在《陜西文藝》雜志上練習寫作基本功夫的，我是其中之一。我在《陜西文藝》發表了平生的第一個短篇小說，才有機緣走進位于東木頭市的陜西文藝創作研究室的院子，也才有機緣認識李星。李星從中國人民大學畢業剛剛分配到文藝創作研究室，是最年輕的編輯，我卻仍然有點心怯。這是毫不夸張的真實心態，因了我沒有實現的接受高等教育的夢想，對李星這位從名牌大學畢業的同代人，豈止羨慕，早已隱隱著一種怯的心態了。那時候我還在西安東郊一個公社（鄉）工作，《陜西文藝》編輯部常召集業余作者開會，便有了和李星接觸的機會，感覺他很隨和，不是姿態性的隨和，而是出自個性里的天然，我的那種怯著的心態漸漸淡釋。尤其是得知他來自興平農村，閑聊中說到鄉情和家境，和我多有相似的經歷和共同的感受，很自然地漲起親近感，“名牌大學”的副作用也消失了。幾十年過去，幾乎是誰都不曾在意更無心留神的匆匆一瞬，他和我相繼都“退了”。我至今記得兩年前相見的一個細節，他到我的辦公室，開口便說剛剛辦完退休手續，給我打聲招呼。我安慰了他幾句，不作驚訝狀。然而，送他出門以后，我望著他的背影消失在他的即將告別的辦公室門里，再回轉身坐下去的時候，腿有了軟的感覺。我什么文章也看不進去什么事也不想做，腦子里就連續嗚響著一個聲音，李星退了，李星退了，李星……我自然想到我的年齡，也該退了，卻又不完全是退，真切地感受到某種傷痛的不堪，歲月竟是如此的急迫和短促。我想起在東木頭市陜西文藝創作研究室院子里初識李星時，那一張雖然偏黑卻泛著紅光的青春臉膛，又濃又密的自生卷發，眼里總是顯出一縷與年齡似乎不相稱的天真。我后來調到作家協會，和他在一個院子辦公，在同一幢住宅樓上起居，真是抬頭見低頭也見，一天不見似乎就少了點什么。眼見著這人的胡須一年比一年濃密，臉孔從青春洋溢到中年明朗再到花甲的平和，頭發由黑變灰再變白，似乎覺得自自然然原本也就該這樣，沒有驚訝沒有感慨，甚至連多一分在意也沒有。突然就在完全無備的那個上午，他走進我的房子說他辦完退休手續了……我才在如同被猛然當胸一擊里不知所措，才意識到屬于供職年限的最后一個年頭走到頭了。已往多年，他也是這樣隨意走進我的辦公室，開口便是某某雜志發表了某某某一篇小說，寫得不錯，你抽空看看；或者是某某評論家在某報上發表了一個新穎觀點，并直率無忌表達他贊賞或不敢茍同。他說著文學的時候，是那樣的坦誠，說了幾十年，都是坦誠不改，我聽著也覺得坦誠。今天他卻說他辦完退休手續了。我獨自坐著半天說不出話來。我根本梳理不清幾十年來和他說過多少話題的話，文學的和社會世象的，純粹互相取笑調侃逗樂的或正經認真的不同看法的爭辯，過后不記也就統統沉沒了，唯有那些事關我視為生命的寫作的細節，如刀刻般鑄刻在記憶深處，時月愈久愈加顯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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