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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百年天津天津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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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百年天津天津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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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之後,「京津冀都會區」躍上檯面,作為中國最後一個開發中的大城市,天津究竟是個什麼樣的城市?

清朝末年,西方商業強權由南方北上,從廣州到上海,最後來到天津。中國今天的發展路線,竟然與歷史軌跡驚人的相似,改革開放之後,以廣州為首的珠江三角洲是第一站,以上海為首的長江三角洲是第二站,最後一個發展的地區就是稱為「京津冀都會區」的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

天津的發展炙手可熱,特別是「天津濱海新區」,已經成為國家級的重點開發案。松下、豐田、諾基亞、三星、摩托羅拉、康師傅、……在天津都有不小的規模;最近歐洲的空中巴士A300組裝線也進駐濱海新區。除了外來的投資,天津當地的企業例如天力士製藥,也已經相當具有規模。

天津市中心到濱海新區的高架輕軌(捷運),將天津到濱海新區的交通時間縮短到四十五分鐘左右;北京到天津之間,時速三百公里的「和協號」動車組(高速鐵路),更將北京到天津縮短到三十分鐘以內。剛剛擴建完成的天津濱海國際機場,更是華北地區的國際空運物流中心。

天子渡口

作為海港,天津的興起跟海運直接相關;唐朝時期大運河巳經無法滿足北方部隊的需要,必須以海運來彌補。於是河運、海運交匯點的「天津」一躍成為北方糧食運輸的樞紐。元朝定都大都(北京),過漕運主幹從東西向轉為南北向,天津的位置日益重要。元朝漕運一直以海運為重,天津也就穩坐北方轉運樞紐的寶座。

不過天津還沒有崛起,它還在等待……,等待明朝的第三位皇帝—明成祖朱棣。

明朝初年,燕王朱棣以清君側為名,搶了姪子建文帝的寶座,隨後他準備遷都北京,首先就在北京的大門—「直沽」築城設衛。因為朱棣南下的時候曾經從這裡登船,所以賜名「天津」,意思是「天子的渡口」,設在天津駐軍的「衛所」也就稱為「天津衛」。

天津衛的規模比明朝其他衛所更龐大,包括「天津衛」、「天津左衛」、「天津右衛」—統稱「三衛」,駐軍一萬六千多人,當時所築的天津城就在今天天津市三岔河口西南邊。

明朝永樂皇帝(朱棣)遷都北京之後,南北向漕運再興,天津的地位日益重要,商業也逐漸發達,到了明朝宣德年間天津開始出現大規模的市集,弘治年間天津衛增設五集一市,可見當時的繁榮。

二分煙月小揚州

明朝中期之後,長蘆鹽場興起,由於明朝實施政府特許經營的「引鹽」制度,天津就像揚州一樣,出現一批富可敵國的世襲鹽商,其中最有名的是與安徽查家一脈相承的「查日乾」。

袁枚的《隨園詩話》中,將天津查家的「水西莊」、揚州馬家的「小玲瓏山館」、杭州趙家的「小山堂」並稱清代三大私人園林。袁枚將這三座園林並稱,不只是因為園林精美,更重要的是這三座園林都是藏書數萬冊的著名私人圖書館。

天津博物館中收藏的《秋莊夜雨讀書圖》、《水西莊修楔圖》,描繪的就是天津水西莊。這時候的天津跟揚州一樣,都是大運河上的重鎮,都是鹽商的根據地。但是清朝中期之後兩者的命運卻截然不同。揚州在河運衰退之後逐漸沒落,天津卻被千里之外的戰爭推上另一條道路。

北方的上海

道光二十二年(A.D. 1842)七月二十四日,清政府在英軍炮口下簽定了中國歷史上第一份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這一下清朝真正的實力徹底曝光,沒多久美國全權大使搭軍艦到廣州,清政府急忙簽訂中美《望廈條約》;法國軍艦宣稱要攻擊舟山群島,清政府連忙簽定中法《黃埔條約》。甚至一些過去「進貢」都掛不上號的國家像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時,普魯士,奧匈帝國,義大利,荷蘭,丹麥,瑞典……等都來排隊等簽約。就在這樣的局勢下,天津走上一條類似於上海的怪異發展道路。

咸豐十年(西元1860年)二月,第二次英法聯軍封鎖渤海灣,二十四日佔領天津。十月,清政府分別與英、法簽訂中英、中法《北京條約》。天津被迫開埠,從此走上了與上海類似的道路。

金融街

很多人到上海去看租界時期的建築,體驗「上海灘」風情。不過他們可能不知道,大多數電影或是電視劇裡的「老上海」,其實是天津的五大道、解放路一帶。上海變化太快、太大。天津雖然發展得比較慢,卻保存了整片的租界地區高級洋房,以及整條馬路的羅馬式、巴洛克式、文藝復興式建築。這些歷史的遺跡正是天津最獨特的旅遊資源。

天津開埠第一件事就是畫定「租界」。天津號稱「九國租界」,包有英租界、法租界、美租界、日租界、德租界、俄租界、義租界,奧租界、還有比利時租界,大約佔地十五平方公里,差不多是天津舊城的八倍大。一批又一批的外國淘金客、冒險家蜂擁而來,洋行、銀行、船務公司、保險公司很快就進駐天津。接著教堂、洋房、領事館……各種建築很快就佈滿租界區。

當時租界的「大法國路」(今天的解放路北端)兩側興建了許多羅馬式、巴洛克式、折衷式、文藝復興式建築,氣勢雄偉、風格典雅,粗略看一下,在上海外灘的洋行、銀行,例如日本橫濱正金銀行、英國麥加利銀行(渣打銀行)、滙豐銀行、美國花旗銀行、法國東方匯理銀行、怡和洋行、太古洋行……幾乎全部到齊。

於是,這條街被稱為中國北方的華爾街,實際上也就是西方資本主義左右北洋政壇、操控中國金融的根據地。

避風港

如果說上海租界是杜月笙、黃金榮、張嘯林……等黑道老大的保護傘,那麼天津租界就是北洋政客、軍閥們的避風港。

從天津開埠,租界裡就陸續建起了漂亮的洋房,這些異國風情舊老建築最初的主人,正是在天津經商致富的各國大班、洋行買辦。

辛亥革命一直到軍閥內戰時期,天津意外的成為官僚政客的避風港,離北京很近,而且有租界的保護,所謂「進可攻、退可守」,正好滿足了失意政客、下野軍閥的需要。這些人也就是天津租界地區豪華洋房的第二批主人。這就是天津跟上海不一樣的地方,天津租界裡的中國人比外國人多,而且都是大官。

1924年11月5日,馮玉祥派鹿鐘麟帶兵「請」溥儀離開紫禁城。不久,溥儀被日本人「護送」到天津日租界的「靜園」。他應該是隱居天津的人物中位階最高的了。

除了退休皇帝之外,清朝遺老包括醇親王載灃(溥儀的父親)、慶親王載振,貝勒載濤、軍機大臣那桐,甚至太監小德張……等等,在清政府風雨飄搖的末期紛紛在天津租界設置寓所。

北洋軍閥時期的官員、將領就更多了,五位大總統—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曹錕在天津租界都有豪宅。大約三分之一的國務總理包括:段祺瑞、靳雲鵬、唐紹儀、張紹曾、龔心湛、顏惠慶、顧維鈞、熊希齡、梁士詒、高淩霨、潘復……等人,曾經在天津長住或是置產。部長級的人物更多,梁啟超、曹汝霖、王克敏、段芝貴、鮑貴卿、吳毓麟……等等都是,下野的督軍、督辦、巡閱使像是張勳、孫傳芳、張學良、王占元、齊燮元、盧永祥、王懷慶、湯玉麟、張作相……也都在天津安排好了退路,一般的軍長、師長、團長、廳長、處長……更是「族繁不及備載」。

洋務與天津

自從兩次英法聯軍之後,清政府「洋務派」勢力抬頭。「北洋大臣」與「南洋大臣」正是洋務運動的兩大支柱。北洋大臣官署就設在北洋防務的中樞—天津,於是在北洋大臣李鴻章帶領下,天津成為中國北方洋務運動的中心。

李鴻章五次大規模擴建「天津軍火機器總局」,使它成為具備煉鋼、鑄造、化工、製造……等能力的兵工廠,規模龐大的天津機器局,與「江南製造局」、「金陵機器局」、「福州船政局」並稱「中國四大兵工廠」。

光緒五年李鴻章在大沽口炮臺與天津之間架設軍用電報線。不久,清政府批准設立「天津電報總局」(中國第一家電報局),並且完成津滬電報線的架設,只有新式裝備還不夠,還要擅用新式裝備的人。為了培養新一代的軍官,李鴻章在天津創辦了「天津水師學堂」和「天津武備學堂」。

水師學堂創辦時,李鴻章把剛從英國「格林尼茨皇家海軍學院」留學回來的嚴復調到天津水師學堂任教,當時嚴復二十八歲(就是他翻譯了赫胥黎的《天演論》)。民國初年的大總統黎元洪、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北洋大學教務長王劭廉……等人都是他的學生。

「天津武備學堂」則是中國第一所陸軍軍官學校,看看這份畢業生名單,就能瞭解天津武備學堂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影響力;段祺瑞、馮國璋、曹錕、靳雲鵬、王士珍、李純、陳光遠、王占元、田中玉、張懷芝、吳佩孚……等都是天津武備學堂畢業。

高等教育之源

李鴻章籌辦「洋務」過程中,有一個不得不提的人,那就是「盛宣懷」。他是李鴻章興辦洋務的左右手,只要是李鴻章的計畫,就有盛宣懷的蹤跡。盛宣懷也不客氣的從洋務運動中累積了驚人財富。

不過盛宣懷還是有見識的,當他就任「津海關道」之後,就開始籌辦新式學堂。光緒二十一年「北洋西學學堂」在天津成立,第二年改名「北洋大學堂」。聘請美國教育家丁家立擔任總教習(相當於教務長)。北洋大學堂的教授都是外籍知名學者,教材都是原文書,教學極為嚴格。當時北洋大學堂的地位與美國的哈佛、耶魯不相上下,被譽為「東方的康乃爾」。徐志摩、馬寅初、徐謨……等人都出自北洋大學。北洋大學堂也就是今天「天津大學」的前身。

中國郵政之始

光緒四年,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指派天津海關稅務司德璀琳以天津為中心在北京、天津、營口、煙臺和上海試辦郵政業務。當時的中國海關由英國人主導,所以不僅郵政制度,連郵筒的顏色、形狀也完全模仿英國,這種綠色,圓筒狀的郵筒到今天還在使用。

隨著郵政業務的擴大,為了簡化手續和帳務處理,海關郵局開始籌備發行郵票。中國第一套郵票—「大龍郵票」於1878年7月24號在天津首發。

十八年後,郵政終於得到清朝政府的認可。1898年2月2號,中國第一家郵局—「天津大清郵政局」,在大法國路海關大樓內(今天的解放北路111號)正式成立。這座巴洛克風格建築,今天還在原地。

外國都統

光緒二十四年(A.D. 1899),天津城裡開始出現義和團的蹤跡。1900年4月英、美、德、法四國公使先後照會清廷,限令清政府兩個月內剿滅義和團,否則將出兵干涉。

6月,八國聯軍攻佔大沽口炮臺。天津門戶大開。

7月,天津失陷,俄、英、日、德各派一名軍官組成「都統衙門」管理天津。

1901年9月7日,《辛丑條約》正式簽署。

天津從1900年7月以來,一直在各國軍官成立的「都統衙門」管轄之下,1902年5月15日,袁世凱同意聯軍開出的「清軍不得在天津周圍二十里內駐軍」條件,收回天津。

奧運與天津

天津,可能是中國與奧運淵源最深的城市。因為它有張伯苓,因為它有李愛悅。

在孫海麟主編的《中國奧運先驅張伯苓》書中提到,2008年北京的盛會,圓了張伯苓一個世紀之前的夢想。張伯苓是最早將奧運概念帶入中國的先驅人物,被譽「中國奧運第一人」。

1907年,張伯苓就已經建議「中國人應該加緊準備,在不久的將來也出現在奧運賽場上」。1932年,第七屆奧運會在美國洛杉磯舉行,張伯苓為首的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急電國際奧會,促成中國運動員劉長春代表中國參加短跑比賽,這也是中國人第一次參加奧運。1945年抗戰勝利,他更召開體育協進會會議,申辦第15屆奧運會,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申奧活動。

李愛悅牧師(Rev. Eric Liddell)則是1924年巴黎奧運男子400公尺金牌得主。1902出生於中國天津的英國傳教士家庭。1924年代表英國參加巴黎奧運,在男子四百公尺中以47秒6打破世界記錄獲得金牌。事後他放棄英國的所有邀請,毅然回到天津,在新學中學擔任高中理科教師,並且經常參加在中國舉行的比賽。二次大戰期間他仍然在中國從事醫療服務,不幸被日軍逮捕,病死於山東濰線集中營。他可以說是第一位生在中國、長在中國、埋葬於中國的奧運金牌得主。他的故事就是獲得奧斯卡四項大獎的電影《火戰車》(Chariots Of Fire)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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