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樣的色彩：關於生活、藝術、書籍與城市（簡體書）

200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爾罕?帕慕克最新作品！ 《別樣的色彩》以土耳其語首版于1999年，經刪減增補后于2007年出版英文版。本書也被認為是帕慕克在獲得諾獎之后，在西方世界出版的第一部作品。 一些帕慕克自稱“小說無法表達”的想法、影像和片斷，成就這部《別樣的色彩》，他的第一部“碎片式組合集”。 一部通過記憶、遐想、素描、訪談與旅行，展現作者多個自我的優美篇章。向我們透露出更多你不了解的帕慕克。 一部帕慕克三十年創作生涯的個人精選集，展現出獨特視角下，作者傾其一生對孤獨、滿足、書籍與城市的執迷。 本書是帕慕克非常難得的一部隨筆，如《泰晤士報文學增刊》所述——帕慕克透露了許多關于他自己的事，雖然他的本意可能不想說這么多……（他）在寫作生涯的鼎盛時期，讓我們深刻地了解他如何看待他自己，他愿意別人去了解他。 這里有讀者還未真正了解的一個奧爾罕?帕慕克： 書寫狂、老煙槍、受審者、一個女兒的父親 對天災（地震）和人禍（政治）有特殊興趣 需每日服用文學這劑藥丸的小說家 奧爾罕?帕慕克自己說： “總有一天，我也會寫出一本僅由碎片組成的作品。”這就是那本書，所有碎片都置于一個框架之內，暗暗指向一個我試圖掩藏的中心：我希望讀者在想像那個中心的形成時，會感到快樂。 特別收錄： 自傳性短篇《凝望窗外》與諾貝爾獎領獎詞《我父親的手提箱》 隨文附帕慕克親筆插圖 特意為中文版撰寫的最新前言《致中國讀者》

49我的第一本護照和幾次歐洲之行 1959年我七歲時，父親神秘地失蹤了。幾個星期之后，我們得到消息說他到了巴黎。他住在蒙帕納斯一家便宜的旅館里，正忙著在他的筆記本上涂寫東西。后來，在生命將盡之時，他把這些筆記本裝在手提箱里，留給了我。那時候，父親坐在多摩咖啡館（TheCafeDome）里時，常常可以看到讓－保羅?薩特從外面的街道經過。我祖母習慣于從伊斯坦布爾給他寄錢。我祖父是個商人，他靠鐵路行當掙了很多錢。在祖母令人心煩的眼光看管下，父親和他的叔伯們才沒把所有的遺產耗個精光，才沒把所有的房子賣掉。祖母在她丈夫去世二十五年后，宣布錢已經用完，也不再給巴黎的波希米亞兒子寄錢。這樣，我父親也加入到一個世紀以來流浪在巴黎街頭的土耳其知識分子大軍中。他們每個人都身無分文，悲慘可憐。像我的祖父和叔伯們一樣，父親也是一個建筑工程師，很有數學天分。錢花完以后，他就應聘報紙上的廣告；他被IBM公司雇用過，還曾被派往日內瓦的辦事處。那時，計算機還要靠打孔卡來運作，大眾對計機所知甚少。就這樣，我的波希米亞作家父親成了歐洲第一批土耳其客籍工人。 不久后，母親去和父親會合了。她把我們留在祖母那豪華、擁擠的家里，自己坐飛機去了日內瓦。哥哥和我則要一直等到夏天學校放假才能去。而且，我們兩人必須拿到護照。 我記得，為了照護照照片，我們得長時間地保持姿勢，任由攝影師支起三腳架，在帶有壓氣皮腔的木質裝置后面蓋一塊黑布，然后在后面不停地搗弄。為了讓光線照在化學處理過的玻璃感光板上，他會突然優雅地抖動手腕，瞬間把鏡頭打開。但是，在此之前，他會先看看我們，然后說：“咦……”我覺得這個老攝影師太荒唐可笑，所以在第一張護照照片上，我是一副緊咬著嘴巴的歪臉形象。在這張照片上，我的頭發是栗褐色的。那時，我常年都不去梳理它，為了這張護照照片才算破了個例。我當時翻看護照時，一定非常匆忙，竟然都沒發現弄錯了我眼睛的顏色，這個錯誤，我是在三十年后打開這本護照時才發現的。這件事情告訴我，護照并不是我們真實身份的證明，它只說明別人對我們的看法，這與我以前的想法恰好相反。 我和哥哥把新護照揣在夾克口袋里，乘飛機來到日內瓦，兩人都心懷恐懼。飛機在降落時，開始斜著飛行。對我們兩人來說，這個叫瑞士的國家此時成了一個奇特的地方。這里的一切，包括云層，都立在懸崖之上，斜斜地向無限延伸。飛機轉彎結束后，機身才正了過來。我們終于弄明白，這個新國家也和伊斯坦布爾一樣建立在平坦的大地上，這才如釋重負。現在，每當我和哥哥回想起這一幕時，還忍不住大笑一陣。 這個新國家的街道比我們那里干凈，寬敞。商店櫥窗里的商品種類繁多。路上的車輛也更多些。這里的乞丐，不像伊斯坦布爾的乞丐那樣空著手乞討，他們會站在窗子下面拉手風琴。在我們把錢扔給他們哪個人之前，母親會把錢用紙包好?我們那“配備家具”的公寓，離羅納河上的幾座大橋步行有五分鐘的路程。羅納河正是在這里注入日內瓦湖。 于是，我開始把異國生活想像成這個樣子：你在桌旁坐下，但那是以前別人坐過的地方；你使用的杯子、盤子，也是別人吃飯用過的；你睡的床松弛而下陷，這是多年為其他睡覺的人充當搖籃的結果。異國，就意味著是屬于別人的國家。當時我們只能接受這樣的事實，即，我們在使用的那些東西，永遠不會屬于我們。而這個古老的國家、這片異土，也永遠不會屬于我們。我母親在伊斯坦布爾的一所法語學校學習過，她讓我們兄弟倆每天?午都坐在餐廳的空桌子旁邊，努力教我們學法語，整個夏季都是如此。 直到進入一所國立小學后，我們才發現我們先前簡直什么都沒學。父母犯了一個錯誤，他們以為我們通過日復一日聽老師講課，就可以學會法語。課間休息時，哥哥和我會在嬉戲的孩子群中互相找尋，直到我們看到彼此，并緊緊抓住對方的手。這片異土是一個巨大的花園，到處是愉快玩耍的小孩。哥哥和我只能帶著渴求，從遠處觀望著這個樂園。 我哥哥雖然不懂法語，但他每隔三個數字倒著數數的本事，卻是整個班上最好的。而我在這個語言不通的學校里，惟一的與眾不同?處，就是我的沉默。后來，我拒絕再去上學，就像人們渴望拒絕做那種沒有人說話的夢一樣。于是，當我們被帶到各個城市、各種學校后，我開始變得內向，這倒是可以保護我免受生活的煎熬，當然它同時也剝奪了生活的豐富多彩。終于，有個周末，父母讓哥哥也退了學。他們把護照塞到我們手中，讓我們離開了日內瓦，回到伊斯坦布爾的祖母那里去了。 我再也沒用過這本護照，即便那上面寫著“歐委會成員國”的字樣。它成了我第一次歐洲冒險失敗的紀念品。我回國的決心非常堅定。等我再次離開土耳其時，又一個二十四年過去了。我年少?對那些有護照、能去歐洲以及更遠處旅行的人，總是充滿了崇拜和向往。但盡管我也有很多機會可以出國，我卻始終堅信，我的命運應該就是坐在伊斯坦布爾的某個角落里，一心一意把自己交給書本。我希望，有朝一日某些書能使我成為一個完整的人，某些書則可以讓我成名。在那些日子里，我相信自己可以通過對歐洲最偉大的作品進行深思，來更好地了解歐洲。 最終，是我自己的書促使我申請了第二本護照。我多年來閉門不出，已經把自己變成了一位作家。現在，有人邀請我去土耳其人的政治避難所——德國作巡回演講。據說，有些人很喜?聽我朗誦自己那些還未譯成德語的作品。我申請護照時，曾帶著幸福的希望，以為自己可以認識德國的土耳其裔讀者。但也正是這些旅途，使我開始由身份證件聯想到了身份危機。在接下來的幾年里，這種危機還會讓很多其他人飽受折磨。 這里，我很想講一個關于身份的故事。那是1980年代及其稍后的一段時間，我又坐在那些總是在夢中出現、出奇準時的德國火車上。火車從一座城市飛速開往另一座城市，一路上經過黑暗的森林、遠處村莊里教堂的鐘樓，還有站臺上陷入沉思的旅客。每到終點站時，我的土耳其主人都會來接我。不論有任何的不足之處，?怕是我沒有注意到的，他都會向我道歉。帶我去城市觀光時，他會告訴我，某某某有望出席晚上的活動。 我很喜歡回想朗誦的情景：參加者有政治避難者及其家人、教師、半德國血統半土耳其血統的年輕人。這些人希望多了解土耳其的知識分子生活。每一次聚會的參加者，還會有幾個土耳其工人和德國人。后者認為，對土耳其的東西產生濃厚興趣總是好事。 在每個城市的每一次朗誦，其情景都如出一轍。我朗誦完自己的作品后，總會有某個憤怒的青年舉起手來，示意要發言。隨后，他就開始對我大加嘲諷，說我竟敢寫些空洞的書，談論抽象美?而土耳其卻仍然處于壓迫和苦難之中。我雖然對這些苛刻的言辭予以反駁，但是，那些話還是激起了我心里的負罪感。在憤怒的青年之后發言的，一般會是某位女性，她有著強烈的愿望想要為我辯護，并激動地渾身發抖。她的提問，多半和我作品中的對稱，或者一些其他類似的精巧之處有關。接下來是一些寬泛的問題，主要問及我對土耳其、政治、將來，還有人生意義所抱的希望。我就像一位年輕熱切的作家該做的那樣，回答了這些問題。有時候，有人會借此大做一些充滿政治術語的講演，當然其目的不是要非難我，而是針對聽眾中的某些人和事。而后，邀請我來?會的社團領導人還會告訴我，某某演講者來自哪個左翼派別。他們還會進一步跟我解釋，演講者希望那些小分裂組織的成員從他的發言里獲取怎樣的意義。很多年輕人要求與我分享我成功的秘密，從他們那興奮的程度，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德國的土耳其人和土耳其國內的人相比，并不把追求生活的雄心壯志當做什么可恥的事。然后，有人突然會問：“你怎么看德國的土耳其人？”這樣的問題來自于他們破碎的夢想。有人還會問：“你為什么不多寫一點愛？”這類問題則牽涉了我的夢想。這時，大廳里的八九十個人有的開始微笑，有的開始嗤?竊笑，于是我知道，聽我說話的這群人彼此都認識，即使不能算關系親密，那他們至少也知道對方。當朗誦會在溫暖、友好的氣氛中結束時，一位年長的先生會對我大加贊美，然后就向一位半土耳其半德國血統的青年投去警告的目光，此人在后排和不少類似青年在大聲傻笑。這位老先生可能是位快要退休的老師，為這些青年的利益著想，他接著驕傲但卻令人失望地作了一個民族主義講演。主要是講土耳其——他們的祖國——有些如何如何優秀的作家，以及為什么通過讀這些作家來了解祖國的文化，具有重要的意義。老先生的美妙言辭，卻越發?這些青年們大笑不止。 可見，這些關于身份的談話以及關于民族性的無休止的問題，只不過增添了一種家庭氣氛而已。朗誦結束之后，組織者往往會帶我和另外十到十五個人出去用餐。一般都是去土耳其餐館。就算不是在土耳其餐館，我在桌上被問的那些問題、其他人之間說起的笑話，以及他們提到的話題，也很快就會給我一種印象：我仍然在土耳其。其實，我談論文學的興趣，遠比談論土耳其要大，所以我覺得很沮喪。后來我還認識到，即使我們表面上在談論文學，但我們真正在討論的，似乎還是土耳其。文學、書籍、小說都只是借口而已，借此可以?論，或者逃避令人煩擾的不確定自我，而這種自我的不確定性就是我們沉重不幸的來源。 在這些以及后來的所有旅程中，我常常觀察那些來聽我朗誦的人。那時，我的作品已在德國出名。在他們臉上，我似乎永遠能看到一種心不在焉，他們總是對土耳其性和德國性這類問題更感興趣。因為我的作品有部分內容涉及東西方的矛盾，因為我這個作家探討了東西方矛盾造成的優柔寡斷和猶豫不決，所以，我的聽眾們（那些被寓言性的文學游戲弄得不能正常思考的人）認為，我一定和他們一樣為身份問題所困惑，對黑暗面很有興趣，而實際上我并不是這樣。他們花上一小時引導我對那些問題暢所欲言，然后悄悄地退到土耳其裔德國人的秘密角落里，開始無休止地爭論在何種程度上他們算是德國人或者土耳其人。而我僅僅是一個土耳其人，不是土耳其裔德國人，所以我開始感到了孤獨。我以自己的方式覺察到，這屋里給人一種不幸感。 這是不幸嗎，或者說它是寶貴財富的來源嗎？我無法斷定。不管這些人是多么充滿熱情，多么真誠；不管這些人如何解釋那些引起我們焦慮的夢想和恐懼。這種談話總讓我感到絕望，覺得人生沒有意義。 現在，讓我用最喜歡的等級表來解釋這個問題。我坐在那些桌子旁邊?聽著別人的討論越來越激烈，而夜晚則在慢慢地流逝。但我注意到，他們對土耳其性和德國性的程度，在判斷上有量的差別，我同桌的土耳其裔德國人要求我承認這種差別。在這些不同程度的差別里，有些人認為完全變成德國人很重要。當然，這是說如果真有這種可能的話。這種人對有關土耳其的一切記憶，都采取回避態度，有時甚至還稱自己為德國人。我們不妨給這些人賦值為10。而對那些從任何意義上來說，都不愿意淡化其土耳其性的人，我們給其賦值為1。這類人雖然生活在德國，卻以土耳其人的生活方式為自豪。桌邊還坐著一些人，介于兩個極端之間。他們又分為好幾類。有些人總是夢想著有一天要回到土耳其，但是在度假時，他們卻會選擇去意大利。有些人拒絕在齋月進行齋戒，但每天晚上仍然看土耳其的電視節目。還有少數人，即便對德國人懷有很深的怨恨情緒，卻依然與土耳其人朋友越來越疏遠。對這些人所作的選擇，或者更確切地說，對他們發過的誓言稍加思考，這些選擇底下隱藏的東西便會昭然若揭：害怕受人羞辱，未曾滿足的欲望、痛苦，還有孤獨。 但是，最讓我吃驚的，是那種絕對和狂熱的信念。有了它，任何人都可以捍衛自己所屬等級的正當性，而摒棄其他的等級。正是這種絕對和狂熱的信念讓我覺得，不管坐在桌旁的那些人在我的等級表上處于哪個位置，自己似乎總是在觀看神秘的同一幕反復上演。因此，對于一個在等級表上賦值為5的人來說，如果他認為，他的惟一道路就是既做德國人又做土耳其人的話，那還不夠充分。他應該追擊所有那些賦值為4、思想封閉、落后的人，還有所有那些與自己的真實身份切斷了聯系、賦值為7或8的人。夜已深了。可是這些人還不滿足于僅僅將與自己對應的土耳其性和德國性抬升至最佳程度，他們還用火熱的腔調宣布，自己的土耳其性和德國性是一種信仰，它無比神圣，不容置疑。 這讓我想到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的開篇名句，大意是，所有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但不幸的家庭卻各有其不幸。這個道理同樣適用于民族主義者以及對身份執迷追求的人。幸福的民族主義者常常要表達對國旗的熱愛，或者慶祝本國在足球比賽和國際競賽中獲得勝利。這種民族主義者在全世界都是一樣的。但是，當國別差異不是慶祝的理由時，民族主義就會出現可怕的變種。我們的護照就說明了這個道理，他們有時會給我們帶來喜悅，有時則會帶來痛苦。至于護照引起我們身份質疑的種種慘痛，任何兩人都不會有相同的經歷。 1959年，我和哥哥站在日內瓦一所學校的操場里，手拉著手，隔著一大段距離，羨慕地觀看其他的小孩在嬉鬧，玩耍。后來，我們帶著自己的護照，被送回了土耳其。在接下來的幾年里，成千上萬的小孩來到德國定居，有人有護照，有人沒護照。這些人，都注定要陷入一種更深沉的絕望。從我第一次見到他們，距今已經過去了十或十五年。現在，這些人試圖用德國護照來減輕他們的痛苦，他們幾乎可以肯定自己都能獲準得到護照。也許知道護照可以減輕悲痛，是件好事，哪怕只能減少一點，都是好事。這護照是一種證明，記錄了別人對我們的成見和判斷。但是我們的護照都一樣，不會讓我們無視這樣的事實：每個個體都為自己的身份、欲望和悲痛所困擾。 22理發師 1826年，奧斯曼軍隊在西方人面前遭受了一連串慘敗，過去一直作為帝國軍隊的近衛軍，反對按照歐洲標準對其進行現代化改造。這之后，國家的改革者蘇丹馬哈茂德二世（MahmudII）派遣他的新軍攻打位于伊斯坦布爾的近衛軍總部，并將其夷為平地。這不僅在伊斯坦布爾的歷史上，而且在整個帝國的歷史上，都是一個重要時刻。從那時起，土耳其所有公立中等學校的學生都被教導，要效法西方現代化，從民族主義的角度看問題。這被稱為“利好運動”。在這利好運動中，鮮為人知的是，市中心有上萬近衛軍卷入了這場沖突，大屠殺充斥街巷、店鋪，改變了伊斯坦布爾的面貌，其痕跡至今仍隨處可見。 無可否認，主張現代化的民族主義歷史學家所講述的，確有其真實的一面。在過去的四百五十年里，絕大多數身居要位的近衛軍都隸屬于蘇菲教派的比克塔西教派，他們與城中的大部分商鋪主關系密切。那時近衛軍遍布城市各個角落，全副武裝在街上巡邏，扮演今天的警察和憲兵的角色，控制著各類店鋪。他們氣勢洶洶地出現在街頭巷尾，與國家改革勢力形成強有力的對峙。于是，馬哈茂德二世首先將他的軍隊派至各個咖啡館、理發店，其店主大部分都與近衛軍過從甚密。為了保護軍事勝利的成果，他下令關閉了所有咖啡館和理發店。（其做法正如同許多蘇丹一樣，特別是穆拉德四世[MuradIV]。據說后者至今仍喬裝改扮，為了鎮壓街巷中的反叛者，夜間在城市街頭逡巡。）這里，我想把這種做法與我所生活的時代做個平行比較：新共和國也同樣偏愛關閉報社。直至不久以前，城市中的咖啡館、理發店，（還有我童年時代常見的共乘出租車——多姆小巴，）仍然是各類消息、傳聞、流言飛語、徹頭徹尾的謊言、怒火中燒的傳言，以及反政府情緒滋生、蔓延的地方，以此來抵?宗教領袖和政府的宣傳口號，為密謀反抗政府鋪平道路。同時，清真寺、教堂、市場，以及博斯普魯斯沿岸村落的周邊地區也同樣會散播各種消息，起到了地方報紙的作用。 在那些日子里，伊斯坦布爾涌現出了許多幽默雜志，這其中就有最為著名的《禿鷹》（Vulture）。它們對城市的光怪陸離過分藻飾、夸張，極大地傳達了那種反抗情緒。因此，我童年時代，它們在所有理發店里都極受歡迎。如今，總有電視臺愛大聲喧囂，淹沒了以前的那些信息渠道，并削弱了彌漫于城市咖啡館、理發店等處的各種傳言和抵制情緒的威力。毋庸驚奇，隨著電視的發明，伊斯坦布爾幽默雜志的黃金時代已經迎來了它的末日，而其銷量曾經幾近百萬。（很多年后，我走進紐約的理發店，看到等待理發的人們，手中拿的并非幽默雜志，而是人手一冊《花花公子》[Playboy]，我并未感到有多么驚訝。）而《禿鷹》，曾是我童年時代每家理發店都有的雜志。后來人們才知道，它的所有者優素福?茲亞?奧爾塔克（YusufZiyaOrta.）曾接受過一項私人基金的秘密援助。這基金屬于民主黨領袖阿德南?曼德列斯總理（AdnanMenderes）。這類做法始于1870年代，那時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Abdulhamit）為控制反對人士，將其?版物全部收購。這個傳統以一種微妙的形式延續至今。孩提時代，在理發館等待理發時，我總是愛隨手翻看《禿鷹》雜志，時不時研究一下那些國內漫畫。那上面的小市民們望著商品的價簽目瞪口呆。有時，我會開心地讀著諷刺某些老板和秘書的笑話，或是一些小故事。故事多出自深受歡迎的幽默作家阿齊茲?內森（AzizNesin）之手；還有那些從西方雜志上摘錄的卡通畫。此外，我的耳朵還一面留心聽著周圍人們的談話。當然，討論最多的話題還是足球比賽和賭球。有些人，例如頭號理發師圖托，總是喜歡一面穿梭于三個顧客的椅間，一面宣揚他對拳擊和賽馬的看法，有時他會去玩這些玩意兒。他的理發店有個奇怪的名字叫維納斯，坐落在一條小巷盡頭。小巷就位于我們在尼尚塔石的家所在的那條街對面。圖托是一個看上去很疲憊、白頭發的陰郁男子。理發店還有兩個更為年長的店主。一個是禿頭，人很急躁。另一個看上去四十來歲，留著道格拉斯?費爾班克斯式的稀疏胡須。我記得，他不大愿意和顧客們聊物價上漲，附近開了哪些商店，時下流行的歌星、影星或是國內民主政治等一類話題，倒是更樂意談談國際事件和世界形勢。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當有些地位顯赫、內行、有權勢的上等人光顧時，這幾個理發師總會用謙卑的口吻問，“當然，我們不知道……”而一旦他們令其開口說話了，就會迅速將話題轉到這些人的專業領域和強項上來。如果能夠得到諸如“這值多少多少里拉”或是“那艘貨輪比足球場還大”之類的答案，如果這些人告訴他們，某個著名政界要人其實權勢微弱或是有過懦弱之舉，理發師們要么就會像小鳥那樣，嘴里發出類似“呃－呃－呃”或“咯－咯－咯”的嘀咕聲，要么就會突然暫停正挨著皮膚、光滑前行的剃刀，這時理發師和顧客就會在鏡子里盯著彼此，隨之而來的，是一陣有趣的沉默。 之后，理發師試圖再次打開話匣子。他們會問，“那么，后來發生什么了？”或是“事情進展如何？”再就是“來杯茶怎么樣？”，而如果在這之后，客人們還是神情嚴肅，一聲不吭的話，理發師們就會彼此閑聊起來。他們在談話里各自扮演著不同角色：一個是時運不濟的倒霉蛋，另一個是受人譏諷的大活寶，第三個則最狡猾。他們喜愛彼此諷刺。例如，“馬哈邁特這周又騙了圖托一把”，那口氣使我想起曾在收音機里聽到的某個傳統皮影戲節目，主人公卡拉古茲和他那牙尖嘴利的妻子哈絲瓦特之間就有類似的爭吵。客人刮完臉后，脫下護裙，一個男孩子給他梳了梳頭發。客人遞過來一些小費，隨即離開了理發店。前腳剛走，那個費爾班克斯胡須，剛剛還極其謙卑、順從的人，這會兒就立刻開始咒罵起這位顧客的母親和妻子來了：如此我發現，成人的世界總是充滿了狡詐虛偽，他們的憤怒總是埋藏得比我們兒童要深得多。我幼年時代的理發館，理發師們大多使用剪刀，大剪刀不太好使時，他們總會憤怒地將其扔到一邊。此外，還有梳子、棉撲（用來清掃碎頭屑，以防它進到眼睛里）、古龍水、撲粉，還有為成人準備的直剃刀，以及刮胡膏、刮胡刷、白圍裙等。而如今，除了一些電器設備——像吹風機——其他沒有多大變化。這也提醒我們，即使伊斯坦布爾的作家從不提及他們的傳統，這些理發師們一直以來，也是以同樣的方式講述著這些傳統。數個世紀以來，他們都使用著相同的工具，邊理發邊閑聊。 我們從細密畫中能看出那剃刀的年代，那把直剃刀是17世紀就在使用的那種。那時，在經過艾哈邁特蘇丹（Ahmet）面前時，理發行業的代表為了證明他們的技藝，會把一名理發師倒掛在展示車頂，而他依然能夠嫻熟完美地為客人刮臉。在那個年代，等待刮臉的客人，他的頭會倚在理發師的膝蓋?。這一習俗為傳統的愛情故事大開方便之門。一個男子，渴望理掉他所有的頭發、髭須和鬢角，僅僅是為了靠近那個漂亮的理發師學徒。我們也能在民間故事凱瑞姆和阿斯麗（KeremandAsl.）中，看到相同的主題。陷入愛情中的人不惜拔掉自己的牙齒，只是為了親近那漂亮的牙醫。這也暗示著，理發師和牙醫具有精深的專業知識，其技藝也有交疊之處。理發師還做包皮環切之類的小型外科手術。有些手術在咖啡館中進行，還有一些則是在專門場所完成。這些都使他們在伊斯坦布爾社會里，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孩提時代，我最害怕理發師的，是他們就像牙醫拔牙?樣，能夠如此技巧嫻熟地從我們嘴里套出話來，并像報紙一樣，將這些話迅速散播開來。正是這樣，當我坐在維納斯理發店讀著《禿鷹》時，如果突然聽見一個聲音說，“過來吧，年輕人”，我就會緊張得好像有人叫我坐在牙醫的椅子上。這不僅是因為，給我收拾頭發的人常常把碎頭屑弄到我的脖子里，剪子也總會戳到我（我對理發店的光顧似乎總是伴隨著疼痛）。我害怕，更是因為擔心會泄露家族的某些秘密。我有一個叔叔去了美國，再也沒有回來。理發師們將白色的理發圍裙繞過我的頭圍好，并牢牢系緊，就像對待一個即將被實施絞刑的人。或許，?們隨后要問我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你叔叔什么時候從美國回來呀？”我不知道。“他離開多少年了？” “他已經走了很……久。”另一個理發師會回答道，“再也不會回來了，不，永遠不會來了。他真的曾服過兵役嗎？”之后，是一片沉默。我會直直地盯著眼前，就好像我是那個在服兵役前“逃離”了祖國的人。我記得，祖母曾用哽咽斷續的土耳其語，哭著讀叔叔少得可憐的信。但我真正擔心的，是理發師會套出我的其他秘密，那些我的家庭成功隱瞞了的，而我也不愿再記起的秘密? 我第一次面對理發師時，曾經淚流滿面。是否因為當時我已經預見到了這些危險？還是說因為進理發店的那一刻起，我就感到自己會像今天這樣大汗淋漓，仿佛對面坐著一位對我私人生活極感興趣的記者？后來幾次，我生病想理發的時候，圖托，這個白頭發的，面無表情的理發店主，就會把他理發的家伙塞到包里，上門來為我服務。他把報紙在桌上鋪開，上面放個凳子，然后讓我坐下。這樣，我就可以和他的剪子保持一致高度。這個陰郁的男人拋開他那些喋喋不休的朋友，默默地待在這里。但或許我也和他一樣，不大喜歡這樣的間歇期。所以沒多久，我?開始去他的理發店了。那時我相信了，一個理發師如果可以一言不發地給你刮臉，無法讓你開口蹦出一言兩語，不愿和你分享家長里短或是某些政治八卦，那他就根本不是個理發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