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美德：道德理論研究（簡體書）

編輯推薦

《追尋美德》對西方現代性的精神進行了全面的檢視與反省。提出道德體系在現代遭受了浩劫，人們已失去了道德的概念構架，只剩下一些碎片，而缺乏其取得意義的語境。
本書論證的力量與氣魄,和對美德生活的強調,令人精神一振。結合我國當前轉型期的社會道德狀況，能引起人們的共鳴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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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
麥金太爾認為，在啟蒙所規定的現代世界，以任何理由為任何一種道德主張辯護的努力都注定要失敗。這導致了當代世界中道德話語與實踐的空洞性。雖然道德的語言與外表還在，但實質已經不存在。道德語言的*一用途便是控制。

這本書激發了關於美德的哲學研究，復興了傳統主義與共同體主義的思想，在道德哲學方面挑起了有價值的爭議。……《追尋美德》值得哲學家、歷史學家以及任何對道德哲學及其歷史感興趣者的重視。

——格倫•布蘭奇

第3章

情感主義：社會內容與社會語境

任何一種道德哲學都特別地以某種社會學為前提，情感主義也不例外。因為每一種道德哲學都或隱或顯地對行為者與其理由、動機、意向和行為的關係作出至少是部分的概念分析，而這種做法一般又預設這樣一種要求：這些概念被具體化或至少能夠被具體化在現實的社會世界中。甚至不時地將道德作用限制在內在的本體領域的康德，也在其法律、歷史與政治著作中隱含了上述要求。因此，一般說來，要決定性地駁斥一種道德哲學也就是要表明它所解釋的那種道德作用本身永不能體現在社會中；從而，對於任何道德哲學的主張，如果不搞清其體現於社會時的可能形態，我們就不能充分地理解它。過去的一些（或許是大多數）道德哲學家就認為這是道德哲學的使命之一。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無疑持這種看法，休謨與亞當·斯密也是一樣；但至少從摩爾開始，那種佔統治地位的狹隘的道德哲學概念卻保證道德哲學家能夠無視這一任務；情感主義的哲學倡導者們就是明顯的例證。因此，在這裡，我們必須為他們完成這一任務。

那麼，情感主義的社會內容的關鍵何在？事實上，情感主義必然抹煞操縱的(manipulative)與非操縱的社會關係之間的任何真正的區別。對此，我們不妨將康德的倫理學與情感主義加以對比。對於康德以及許多早先的道德哲學家來說，不以道德為根據的人際關係與以道德為根據的人際關係之間的差異，就在於把他人首先作為達到自己目的的手段還是作為目的本身。把他人當做目的，也就是把自己視為以這種方式而非以他種方式行動的好理由提供給他們，而同時卻讓他們自己去評價這些理由。這也就是說，只以他人也斷定為好的理由來影響他人；只訴諸於每一個有理性的行為者自認為有效的非個人的標準。相反，把他人當做手段，也就是通過在不同場合中施加有效的影響或考慮，力圖使他人成為達到自身目標的工具。這裡用來引導自己的不是合乎規範的合理性的各種標準，而是有關“勸說”的社會學、心理學的概括。

如果情感主義是真的，那麼上述區分就是虛假的。因為評價性話語最終除了表達自己的情感或態度並轉變他人的情感與態度之外，並無任何別的意義或用途。我不可能真地訴諸於非個人的標準，因為並不存在任何非個人的標準。我可能自認為是在訴諸這類標準，而別人也可能認為我是在訴諸這類標準，但這些想法始終是錯誤的。不同的道德話語的惟一實在性就在於一方試圖使另一方的態度、情感、偏好與選擇與自己的相一致。他人始終是手段，永遠不能是目的。

假如用情感主義者的眼睛來看，社會的世界看似什麼呢？並且，如果情感主義的真理被廣泛接受，那麼社會的世界又會是什麼樣的呢？這些問題的答案的一般形式現在清楚了，但社會的詳情卻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具體的社會語境的性質；它將區分，在何種環境中、服務於何種具體、特殊的旨趣，操縱的與非操縱的社會關係之間的差別被抹煞了。威廉·伽斯指出，考察這一差別在某種特殊類型的歐洲富人生活中消除時的後果，乃是亨利·詹姆斯《一個婦人的肖像》的根本關切，換言之，小說反倒成了一種考察，用伽斯的話來講，它成了對“作為消費人的人意味著什麼，作為被人消費的人又意味著什麼？”的一種考察。消費的隱喻是從社會環境獲取其適當性的；詹姆斯所關心的是這樣一類富有的唯美主義者，他們的興趣就在於想方設法為他人做事，以此來滿足自己的願望和厭膩的胃口，避免現代有閒階級特有的煩惱。他們的那些願望可能是仁慈的，也可能不是，然而，對於詹姆斯來說，那些以期望他人行善來自娛的人物與那些全然不顧他人好壞只求滿足私慾的人物間的區別（如小說中拉爾夫·塔奇特與吉爾伯特·奧斯蒙之間的差異），不如那以道德工具主義的操縱性模式占主導地位的社會環境與這種模式不占主導地位的社會環境（如《歐洲人》中描寫的新英格蘭）之間的區別那麼重要。當然，至少在《一個婦人的肖像》中，詹姆斯只關註一個嚴格限定、細心識別了的社會環境，一群在特定時間和地點的特定種類的富人。不過，這絲毫無損於其考察成果的重要性。事實證明，《一個婦人的肖像》在道德評論的悠久傳統中佔有一關鍵位置，這一傳統的早期成員有狄德羅的《拉摩的侄兒》和克爾凱郭爾的《非此即彼》。形成這一傳統的先決條件是這樣一些人的狀態，在他們眼裡，社會世界無非是各有一套自己的態度與偏好的個人意志的交匯處、一個滿足其個人慾望的競技場，他們還把實在理解為一系列的享樂機會，並且對他們來說，厭煩是最後的敵人。年輕的拉摩、克爾凱郭爾筆下的“Ａ”以及拉爾夫·塔奇特讓這種審美態度在非常不同的環境中運作，但看得出來，態度是相同的，甚至環境也有某些共同之處。在這些環境中，享 樂的問題源於閒暇的背景，大量的金錢造成了對於工作必要性的某種社會性的疏離。拉爾夫·塔奇特富有，“Ａ”安逸，拉摩則是依附於其闊綽的保護人與主顧的寄生蟲。這並不是說克爾凱郭爾所謂的審美領域局限於富人及其近鄰，我們其他人也常常在幻想和渴望中具有與富人們同樣的態度。這也並不是說富人全都與塔奇特、奧斯蒙或“A”一樣。但這意味著，如果我們想要充分理解那為情感主義所必需的、消除了操縱性與非操縱性的社會關係之間的差別的社會語境，那麼我們也就應當考慮某些別的社會語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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