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詞鑑賞辭典(全二冊)（簡體書）

詞，原是配合隋唐以來燕樂而創作的歌辭，后來逐漸脫離音樂，成為一種以長短句為主的詩體，以格律詩的面貌流傳至今。宋詞向來與唐詩并舉，可見它已成為這個歷史時期文學上最有成就的代表。現略述詞在唐五代和兩宋的發展過程及其流派。詞的最初全稱是“曲子詞”。“詞曲本不相離，惟詞以文言，曲以聲言耳”（清劉熙載《藝概》）。所以，“曲子”或“詞”都是它的簡稱。后來“詞”終于占了優勢，成為通用名稱。曲子詞包括民間曲子詞和后蜀歐陽炯所稱詩客曲子詞。前者可以晚清在敦煌發現的《云謠集雜曲子》及其他曲子的殘卷為代表；后者可以《花間集》為代表。試將二者加以比較，便可明了詞的產生及其初期發展情況。（1）敦煌曲子詞絕大部分是無主名的作品；而《花間集》里的作品皆有主名，其作者除少數外，皆有行實可考。（2）《花間集》較長的詞，如薛昭蘊的《離別難》（87字），歐陽炯的《鳳樓春》（77字），毛熙震的《何滿子》（74字），都是引近而非慢詞。但敦煌曲子里已有《傾杯樂》、《內家嬌》等百字以上的長調。（3）在形式上，二者同調名作品的格式并不完全一樣。又，在敦煌曲子詞里，同調名作品的句法也有出入，《花間集》里這種情況就比較少。試就韻、字數、單雙疊等方面比較即知。（4）從內容上看，《花間集》里的作品絕大多數是描寫男女間的悲歡離合。像鹿虔的《臨江仙》寫亡國之痛，孫光憲的《后庭花》賦陳后主故事，這類詞就很少。至于敦煌曲子詞，所寫的內容就廣泛得多。王重民在其《敦煌曲子詞集敘錄》里說：“有邊客游子之呻吟，忠臣義士之壯語，隱君子之怡情悅志，少年學子之熱望與失望，以及佛子之贊頌，醫生之歌訣，莫不入調。其言閨情與花柳者，尚不及半。”又指出：如“生死大唐好”、“早晚滅狼蕃”等句，則是異族統治下敦煌人民之壯烈歌聲，絕非溫飛卿、韋端己輩文人學士所能道出。（5）就語言方面比較，花間作品重詞藻典雅，而敦煌曲子詞則用樸素語言。溫庭筠詞固好用金玉錦繡等字雕琢；就是色彩較為平淡的韋莊詞也和敦煌詞有所不同。以韋詞《思帝鄉》兩首和敦煌曲子詞《菩薩蠻》一首為例：同樣描寫戀人的山盟海誓，韋詞是“說盡人間天上，兩心知”，敦煌曲子干脆一句話：“枕前發盡千般愿。”同樣作堅決之辭，韋詞說：“妾擬將身嫁與，一生休。縱被無情棄，不能羞。”敦煌曲子卻說：“要休且待青山爛，水面上秤錘浮，直待黃河徹底枯。白日參辰現，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見日頭。”根據上面的比較，有些問題我們獲得一個初步印象，如：令詞和慢詞是同時興起的。所謂南唐以來但有小令，慢詞蓋起自宋仁宗朝的說法，并不正確。詞在民間創始時，內容原很豐富。說什么詞為艷科，以婉約為正宗也不符合事實。更重要的是敦煌曲子詞還保存了原始詞的本來面貌，而《花間集》存詞則顯示所謂“詩客”們接受這一新的形式而加以發展。大體上是沿著如下方向進行的：（1）排斥俚言俗語，讓它典雅化起來。煉字琢句，逐漸由淺顯走向渾成，但尚無晚宋詞晦澀之弊。（2）詞在民間初創階段，體式尚不怎樣嚴格。到了詩人手里，便從章句、聲韻上去考究，使得形式漸漸固定下來。（3）民間詞的內容是多方面的，但那些寄情聲色的詩客，供奉內廷的詞臣，為了自己或統治者消遣的需要，寫了大量艷詞。經過這樣一個階段，固然使得詞漸失其民間文學本色，但由于體制和作法更加成熟，奠定了后來在兩宋大發展的基礎。由于詩客曲子詞大盛于兩宋而民間曲子詞今存資料絕少，故論述詞的發展只得取材于文人的創作而研討其流變。既然詞是樂章，因而在其發展進程中，視其與音樂關系如何，形成了不同的兩條道路；貫串著宋代三百多年歷史，成為影響詞風的因素之一。這兩條道路是：（一）創制新調，要求歌辭與音樂密切配合。（二）恢張詞體，革新歌辭抒寫的內容。《花間集》共收七十七調。見于唐崔令欽《教坊記》所載的調名如《曲玉管》、《夜半樂》、《傾杯樂》、《蘭陵王》等，不見于晚唐五代詞而見于宋詞，可見宋人采用舊調的范圍較廣。但唐宋樂曲不一定完全相同。如白居易的《楊柳枝》不同于朱敦儒的；韋應物的《三臺》不同于萬俟雅言的；張祜的《雨霖鈴》不同于柳永的。大致唐詩人習慣為五、六、七言絕句，如何使聲拍相合是樂工的事。宋詞人則每用舊調衍其聲，并配以參差長短的句子。這說明自唐迄宋曲與辭的配合逐漸講究起來。北宋柳永、周邦彥等通曉音律，既本古樂以翻新調，又善于創作諧合音譜的歌辭。但張炎還嫌周邦彥沒有作到盡善盡美。在其所著《詞源》里說：“……崇寧立大晟府，命周美成討論古音，審定古調。……而美成諸人又復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宮換羽為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為之，其曲遂繁。美成負一代詞名，所作之詞渾厚和雅，善于融化詩句，而于音譜且間有未諧。”按方千里等和周詞簡直四聲不敢稍異，張炎還指摘他“間有未諧”，可見此派對于合樂要求之高。就今日存詞來看，溫庭筠但分平仄，晏殊已注意到去聲，柳永更重視分去上。此后周邦彥、姜夔、張炎等對字聲的要求一個比一個嚴格。姜夔在過巢湖時作了一首平韻《滿江紅》，序里指出《滿江紅》舊調用仄韻多不協律，如末句用“無心撲”三字（按此為周邦彥詞句），歌者將心字融入去聲方諧音律。并說明他這首詞“末句云‘聞環’，則協律矣”。因知姜夔是反對讓歌者融聲以諧律的。張炎在《詞源》里記載他的父親張樞“每作一詞必使歌者按之，稍有不協隨即改正”。并舉《瑞鶴仙》“粉蝶兒撲定花心不去”句改“撲”為“守”乃協，說明“雅詞協音雖一字亦不放過”。又舉《惜花春起早》“瑣窗深”句改“深”為“幽”仍不協，改為“明”字歌之始協，說明雖同為平聲，亦“有輕清重濁之分”。“深、幽”與“明”詞義正相反，是重視協律已不惜改動歌辭的句意。與此相反的一條道路就是黃庭堅所謂“寓以詩人之句法”（《小山詞序》），要求“清壯頓挫，能動搖人心”（同上），而把協律放在第二位。黃庭堅詞，晁補之曾譏誚他是“著腔子唱好詩”。蘇軾“以詩為詞”更為明顯，他簡直在詞的發展中劃下一條分界線。當時因襲唐五代詞風的作家，如晏幾道自述其作詞動機是“病世之歌詞不足以析酲解慍”（《小山詞自序》），因別制新詞由家伎“品清謳娛客”（同上）。還是以能應歌為主。秦觀所作也是“語工而入律”（宋葉夢得《避暑錄話》）。蘇軾卻于此時給詞另辟一條新的途徑。王灼說：“東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詩，溢而作詞曲，高處出神入天，平處尚臨鏡笑春，不顧儕輩。或曰：‘長短句中詩也。’為此論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詩與樂府同出，豈當分異？”（《碧雞漫志》二）可見當時有人反對走這條路，王灼為之辯護。前人對蘇詞的評價大都很高，看法也大體相近。晁補之說：“蘇東坡詞，人謂多不協音律。然居士詞橫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十六）。胡寅說：“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于是花間為皂隸，柳氏為輿臺矣。”（《向子酒邊詞序》）劉辰翁說：“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豈與群兒雌聲學語較工拙？”（《辛稼軒詞序》）從上面這些話看，蘇軾詞的特點是于音律漸疏，而內容更為豐富。作者的性情抱負更能表現于字里行間，因而詞境擴大，詞體始尊。他的影響如何呢?王灼說：“東坡先生非醉心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碧雞漫志》二）有哪些人繼承這條向上的路呢?元好問說：“坡以來，山谷、晁無咎、陳去非、辛幼安諸公俱以歌詞取勝。吟詠性情，留連光景，清壯頓挫，能啟人妙思。亦有語意拙直，不自緣飾，因病成妍者。皆自坡發之。”（《遺山文集·新軒樂府序》）按其他學東坡者如葉夢得、向子輩尚多，不一一列舉。詞到蘇軾，確是一大轉變。指出作者可以不受音律的束縛，破除艷科的成見，改變聲律比詞情更重的要求。于是詞遂成為“句讀不葺之詩”（李清照評蘇詞語），一種以長短句抒寫廣泛內容的新體詩。到后來曲譜散佚，那些嚴于聲律而忽視文辭的作品，聲價自減，日即湮沒。惟有不完全依賴曲譜以存的歌辭，仍為愛好文學者所傳誦。因此，蘇軾及其同派詞人的貢獻是擴大詞的歌詠范圍，不僅延長了詞的生命，并使其獲得新的發展。他對南宋愛國詞人的影響尤其顯著，使之留下了更為豐富多彩的詞篇。上述兩條道路雖各有所偏，但在創作實踐中名家仍力求兼顧。如蘇軾的詞并非不能歌唱，不過要關西大漢執鐵板唱“大江東去”（宋俞文豹《吹劍錄》述幕士答東坡語）。晁以道嘗見其酒酣自歌《陽關曲》，陸游也說“試取東坡諸詞歌之，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以上見陸氏《老學庵筆記》）。至精于音律的詞家如周邦彥、姜夔、張炎等，也是詞章能手，寫了很多傳誦至今的詞作。這兩條道路一直貫串在詞的發展史中并明顯影響詞的風格。大體說來，重視音樂關系者詞多婉約，不受束縛者詞多豪放。自明張謂“詞體大略有二：一體婉約，一體豪放”（《詩余圖譜》），論詞者好就詞的風格分為如此兩派，但這僅僅是粗線條的區分。張又說：“婉約者欲其詞調蘊藉，豪放者欲其氣象恢宏，然亦存乎其人。”人，不能脫離其所生活的時代和社會，因而當時政治經濟的影響無往而不表現在其作品中。我們試從這個角度進一步略述唐宋詞的流變及其重要作家。明清以來之論詞者，嘗有擬詞于詩而評其盛衰。如清尤侗謂：“唐詩有初、盛、中、晚，宋詞亦有之。”（《詞苑叢談》序）清劉體仁則合五代及宋去看，他說：“詞亦有初、盛、中、晚，不以代也。”（《詞繹》）意見各殊，由來已久。明俞彥早就反對說：“唐詩三變愈下，宋詞殊不然……南渡以后矯矯陡健，即不得稱中宋也。”（《爰園詞話》）詩詞各有其發展經過，無互相比照必要。為了說明方便，似可將詞在唐宋的發展歷程分為四期：（一）唐五代和北宋初年；（二）北宋中葉到南渡；（三）南宋前期的壯懷高唱；（四）晚宋的哀感低吟。從唐五代到北宋初葉，跨越的時間很久，可以說是令詞發展極盛時期。劉子庚《詞史》有《論隋唐人詞以溫庭筠為宗》、《論五代人詞以西蜀南唐為盛》兩個章目，這一說法是符合實際的。溫庭筠以前詩人存詞甚少，相傳為李白作的有《菩薩蠻》、《憶秦娥》。劉禹錫的“和樂天春詞”還自注“依《憶江南》曲拍為句”，可見文人接受民間詞的形式，“依聲填詞”還不甚習慣。到溫庭筠才“能逐管弦之音為側艷之詞”（《舊唐書》本傳）。據說唐“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相國（）假其新撰密進之，戒令勿他泄，而遽言于人，由是疏之”（宋孫光憲《北夢瑣言》）。庭筠宦途失意，卻在詞的創作方面頗有成就，藝術造詣很高，甚至掩其詩名，后為西蜀所重視，趙崇祚輯《花間集》，以溫詞壓卷，選錄達六十六首之多。此集凡錄作者十八人，就中與溫并稱的有韋莊。其他皇甫松屬晚唐，和凝屬后晉，孫光憲屬荊南，余皆蜀人。他們詞的風格都與溫庭筠近似。按唐末五代之亂，北方都市多被破壞，惟西蜀、南唐尚能保持安定，社會經濟有些發展，都市出現一定繁榮。更加之統治者的享樂需要，于是適合宴會演唱的令詞便興盛起來。南唐詞家以后主李煜及馮延巳為最著。李煜早年寫過一些如“花明月暗籠輕霧”（《菩薩蠻》）等綺靡無聊作品，及至國破家亡，才意識到“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浪淘沙》），而發出“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相見歡》）的哀嘆，王國維說：“詞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人間詞話》）馮延巳在五代詞人中是位重要作家。陸游《南唐書》記載“玄宗（李）嘗……從容謂曰：‘吹皺一池春水（馮氏《謁金門》詞句），何干卿事?’延巳對曰：‘安得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之句!”陸游斥其“稽首稱臣于敵……而君臣相語乃如此”，其實這種政治影響在李和馮延巳的詞里已隱約有所反映。到李煜明說“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虞美人》），則與《花間集》里鹿虔的“煙月不知人事改，夜闌還照深宮”（《臨江仙》）同一傷感。就其大者言之，西蜀、南唐的詞風可以說同屬于花間一派。余風及于北宋初期，雖經改朝換代，也沒有多大改變。宋初令詞作家，向來推重晏殊、晏幾道父子及歐陽修。宋劉說：“晏元獻（殊）尤喜江南馮延巳歌詞，其所自作亦不減延巳。”（《中山詩話》）。清劉熙載說：“馮延巳詞，晏同叔得其俊，歐陽永叔得其深。”（《藝概》）幾道為殊幼子，行輩較晚，但所作仍繼承花間詞風，成為此派最后一位重要作家。陳振孫說“叔原在諸名勝集中獨近逼花間，高處或過之”（《直齋書錄解題》），黃庭堅說：“獨嬉弄于樂府之余……士大夫傳之，以為有臨淄公（晏殊）之風耳，罕能味其言也。”（《小山詞序》）北宋真、仁兩朝是專制政權鞏固，都市商業經濟繁榮的盛世。神宗以后的社會，則是農村經濟漸瀕崩潰。由于父子所處時代背景不同，反映于其詞作也就有閑雅和婉及感傷艷麗之別。花間派的令詞發展到一定階段，已不能滿足各方面的需要。于是革新派詞人先后興起。從北宋中葉直到南渡，最著名的詞家柳永、蘇軾、周邦彥都曾致力于此。柳永創作慢詞，蘇軾變詞風為豪放，都是針對花間派令詞而進行的改革。到周邦彥又把花間、革新兩派之長融合為一，被譽為“集大成”（清周濟《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的詞家。他們對于詞的革新都是有很大貢獻的。關于柳永，清宋翔鳳說：“耆卿失意無聊，流連坊曲，遂盡收俚俗語言編入詞中，以便伎人傳習。一時動聽，傳播四方。其后東坡、少游、山谷輩相繼有作，慢詞遂盛。”（《樂府余論》）柳詞善于鋪敘，唯有慢詞才能大開大闔；東坡恢張詞境，也需要余地供其馳騁。周邦彥提舉大晟府，在慢曲創調填詞方面貢獻更多。這對于后來詞的發展影響很大。自東坡以灑脫曠達之氣入詞，詞體已由形式的解放進而為內容的革新。周邦彥無“大江東去”之詞，然如其兩首《西河》“金陵”及“長安道”之清勁，亦庶幾風格近似。這一時期其他著名詞人，尚有張先、賀鑄及蘇門四學士中的秦觀、黃庭堅、晁補之等。張先、賀鑄也曾為詞體革新努力。張先《安陸集》中已多慢詞；賀鑄的《六州歌頭》“少年俠氣”與蘇軾的《江城子》“老夫聊發少年狂”同樣是抒寫豪情壯志之作。秦七、黃九并稱，而晁補之認為“黃魯直間作小詞，固高妙，然不是當行家語，自是著腔子唱好詩……近世以來，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宋吳曾《能改齋漫錄》）。李清照卻說“秦即專主情致而少故實……黃即尚故實而多疵病”（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后集》）。陸游《老學庵筆記》謂易安“譏彈前輩，概中其病”。這位杰出的女詞人于汴京破后南渡，流離轉徙，詞情為之一變。她說：“傷心枕上三更雨……愁損北人，不慣起來聽。”（《添字丑奴兒》）“中州盛日，閨門多暇，記得偏重三五……如今憔悴，風鬟霧鬢，怕見夜間出去……”（《永遇樂》），具見政治大變動對于作家的影響。南宋百五十年，幾與內憂外患相終始。早在北宋范仲淹防守西夏時，就寫過邊塞詞，對當時的詞風未見影響，歐陽修還取笑他是窮塞主。及至金、蒙貴族統治者相繼入犯，國內主戰主和勢力互為消長。這種關系國家興亡的政治社會影響反映于詞中者特別顯著，其前期激于愛國熱情，表現為壯懷高唱；及末期大勢已去或為亡國遺民，但有哀感低吟而已。因此整個南宋詞壇，約可分慷慨憤世和感喟哀時兩派。時間略有先后，然亦互相交錯。慷慨憤世的詞家當以辛棄疾為代表。向來蘇、辛并稱，蘇也曾寫過“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同為革新派的賀鑄也寫過“不請長纓，系取天驕種，劍吼西風”（《六州歌頭》）。這究竟是少量的。稼軒則抑郁不平之氣皆寄之于詞。同一詞風的作者除岳飛、李綱、趙鼎諸將相外，稍前則有請斬秦檜之胡銓。其詞說：“欲駕巾車歸去，有豺狼當轍。”（《好事近》）因送胡銓而獲罪的張元幹有詞說：“夢繞神州路，悵秋風、連營畫角，故宮離黍。”（《賀新郎》）以《六州歌頭》使張浚罷席的張孝祥，在聞采石戰勝時寫詞說：“我欲乘風去，擊楫誓中流。”（《水調歌頭》）并世的有大詩人陸游，前人評其詞“纖麗處似淮海，雄慨處似東坡”（明楊慎語）；“超爽處似稼軒”（明毛晉語）。《謝池春》云：“壯歲從戎，曾是氣吞殘虜……望秦關何處?嘆流年又成虛度!”《訴衷情》云：“當年萬里覓封侯，匹馬戍梁州……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洲!”這些與辛棄疾的《鷓鴣天》“壯歲旌旗擁萬夫，錦突騎渡江初……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很相似。其他如“元知造物心腸別，老卻英雄似等閑”（《鷓鴣天》）；“有誰知?鬢雖殘，心未死”（《夜游宮·記夢》）；“云外華山千仞，依舊無人問”（《桃源憶故人》），也都是憤慨語。陳亮、劉過皆嘗與稼軒交游，其詞不僅風格相同，甚至體制、句法亦甚近似。陳亮《水調歌頭》送章德茂使虜云：“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應有、一個半個恥臣戎。”劉過《賀新郎》“彈鋏西來路”云：“男兒事業無憑據，記當年擊筑悲歌，酒酣箕踞。”劉克莊晚出，追蹤稼軒。其《賀新郎·送陳子華赴真州》云：“兩淮蕭索惟狐兔，問當年祖生去后，有人來否?多少新亭揮淚客，誰夢中原塊土，算事業須由人做。”陳人杰《沁園春·丁酉感事》也說：“誰使神州，百年陸沈，青氈未還……渠自無謀，事猶可做!”更晚的吳潛，其詞如“報國無門空自怨，濟時有策從誰吐”（《滿江紅·送李琪》）；“抖擻一春塵土債，悲涼萬古英雄跡”（《滿江紅·金陵烏衣園》），依然辛派詞風。這時禍國殃民的是賈似道，外患已換了蒙古。此派到文及翁和文天祥還有風格豪邁的詞，其后便告結束。感喟哀時的詞人，舉其著者則前有姜夔，后有張炎。其間史達祖、吳文英等亦有對故國河山之慟的表現。到周密、王沂孫等親見亡國慘變，則深感黍離之悲。姜夔比辛棄疾晚十余年。周濟說：“白石脫胎稼軒，變雄健為清剛，變馳驟為疏宕。”（《宋四家詞選序論》）按辛、姜為南宋并時二大詞宗，發越、含蓄，作風迥然不同。白石重音律，尚典雅，自是遠紹清真。宋翔鳳謂其“流落江湖，不忘君國，皆借托比興，于長短句中寄之”（《樂府余論》）。今檢《白石道人歌曲》，殊多感慨亂離、俯仰身世之作：“自胡馬窺江去后，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揚州慢》）；“綠楊巷陌，西風起、邊城一片離索”（《凄涼犯》）；“最可惜一片江山，總付與啼”（《八歸》）；“南去北來何事?蕩湘云楚月，目極傷心”（《一萼紅》）；“今何許?憑闌懷古，殘柳參差舞”（《點絳唇》）。感時傷事，一以清空含蓄之筆出之。沉郁悲涼，回腸蕩氣。史達祖詞以《綺羅香·春雨》及《雙雙燕·春燕》最為后世傳誦。然其身世潦倒之感，故國河山之思，時亦見于詞中，如“思往事，嗟兒劇；憐牛后，懷雞肋。……三徑就荒秋自好，一錢不值貧相逼”（《滿江紅·書懷》）；“天相漢，民懷國……老子豈無經世術，詩人不預平戎策”（《滿江紅·出京懷古》）；“楚江南，每為神州未復，闌干靜，慵登眺”（《龍吟曲》）。吳文英詞或病其晦澀，或稱其幽邃。無論為“晦”為“邃”，要皆難于索解。故集中雖有感慨之作，不必強為附會。其較為明顯者，如《賀新郎·陪履齋先生滄浪亭看梅》云：“喬木生云氣。訪中興英雄陳跡，暗追前事。戰艦東風慳借便，夢斷神州故里。”南宋時滄浪亭為韓世忠所有，此為懷韓之作。蒙古鐵騎南下，宋王朝疆域日漸迫促，終于覆滅。周密、王沂孫、張炎等皆痛遭神州陸沉，身受壓迫。斜陽衰柳，但余蟬曳殘聲了。周密早歲效吳文英之工麗，晚作則似張炎之凄清。其《一萼紅·登蓬萊閣有感》云“好江山何事此時游”，具見其感喟之深。王沂孫詞如“病葉難留，纖柯易老，空憶斜陽身世”（《齊天樂·蟬》）；“千古盈虧休問，嘆漫磨玉斧，難補金鏡……看云外山河，還老桂花舊影”（《眉嫵·新月》），無論抒情詠物，皆情調凄咽，亦可窺見其亡國落拓的悲傷。張炎是及見臨安全盛的貴公子，而晚年不免于賣卜寄食，宜其不勝盛衰興亡之感。《高陽臺·西湖春感》云：“東風且伴薔薇住，到薔薇、春已堪憐!……莫開簾。怕見飛花，怕聽啼鵑。”《八聲甘州·餞別沈秋江》云：“短夢依然江表，老淚灑西州。一字無題處，落葉都愁。……空懷感，有斜陽處，最怕登樓。”凄咽蒼涼，無限感慨。其他如劉辰翁的《蘭陵王·丙子送春》《永遇樂·上元》《寶鼎現·春月》諸詞，都是辭情悲苦。蔣捷的《賀新郎·兵后寓吳》《虞美人》(少年聽雨歌樓上)，汪元量的《六州歌頭·江都》《鶯啼序·重過金陵》等，亦皆懷念故國，感慨平生。總之，自詩客接受民間曲子詞的形式從事創作，又經沿著兩條道路進行革新發展，到北宋晚年的詞壇，一般已奉周邦彥為典范。及汴都失陷，詩人乃一變浮靡作風為嚴肅態度，或悲歌慷慨，或感喟情深。辛姜同是這一時期的重要作家，影響及于宋末。唐宋詞是我國古代文學光輝遺產，至今猶為人們所喜愛。這里，略述其發展過程及主要流派，聊備本書讀者參考。錯誤之處，尚希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