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盪歷史下的中國文人情懷

同樣是不可逃避的沉重閱讀─《胡風三十萬言書》與范泉的《遙念臺灣》

一

2003 年第五期《粵海風》雜誌刊載了邵燕祥先生的〈不可逃避的沉重閱讀〉，來紀念當代文藝界的殉道者胡風，2002 年，湖北人民出版社還重新出版了幾近半個世紀前胡風撰寫的《三十萬字意見書》。不過，就是這個陷多少人於深淵的《意見書》，本身也是一個雙刃劍，除了給胡風本人和整個「胡風反革命集團」帶來冤案和厄運外，當年也曾給無辜的、「胡風集團」之外的范泉先生造成過傷害。

編輯家、出版家、翻譯家、著作家范泉（1916～2000），原名徐煒，上海金山人，1939 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新聞系，抗戰時期和40 年代後期，他在上海主編《文藝春秋叢刊》和《文藝春秋》月刊，作者大多是淪陷區的作家。50 年代初，范泉加入中國共產黨，但不久又在肅反運動中莫名奇妙地被捕，經過長達兩年多的審查後，後無罪釋放，但早已被開除黨籍，家破人散。到了1957 年，厄運再次降臨，他只因提出「肅反運動不應先審查後調查」，便被認為是「對肅反運動的誣衊」，又被錯劃為右派，發配到遙遠的青海勞動改造，經歷過難以置信的折磨，喪失了整個美好的青中年時期。直到粉碎「四人幫」後，他的冤案才得以平反，留在青海師院中文系當教授，那時候他已經六
十二歲了。之後，又經歷了八年，直到1986 年冬，年已七十歲的范泉才從青海調回上海，並任上海書店總編輯。之後，他又花費了十年時間，主編了一套兩千萬字、三十分冊的《中國近代文學大系》。1993年，范泉還主編並出版了《中國現代文學社團流派詞典》一書，資料性很強，影響也很大。

更大的傷害，或許是心靈上的。范泉是個孝子，在青海流放期間，為了探望老母，又沒有路費，曾兩次跋山涉水從幾千里外的流放地，走回上海的母親身邊。1977 年，六十歲的范泉第三次千里迢迢地趕回上海，迎見睜著眼睛剛剛斷氣的母親……可他自己的孩子對他卻不是這樣，據范泉的孩子徐海安回憶，在「爹親娘親不如黨親」的文革期間，年輕倔強的徐海安有意疏遠父親，不去與父親溝通思想，對當時已經是「摘帽右派」的父親從不理解到怨恨，以致反目成仇，竟然二十多年不通音訊，形同陌路。後來，身在美國的徐海安在哥哥勸導下，加上遊子懷鄉的情結，才鼓足勇氣，主動給父親寫了信，信中說，蘇
美都已解凍，我們之間還有什麼深仇大恨呢？於是，中斷多年的父子情誼又開始聯繫了。范泉晚年患癌症，病重中曾給遠在美國的孩子寄去一封訣別信：「永別了，好孩子！我最大的遺憾是一輩子未能和你個別好好暢談一次。希望你在從商的同時，千萬不要忘記祖國對你的培養，不要永棄你從小熱愛的文學藝術。」徐海安就是接到這封信後，才從美國匆匆趕回來探望即將走進人生盡頭的父親的。

二

要說范泉這些倒楣的人生遭際，還都是當代文壇上的兩個熟悉的朋友給造成的呢！這兩個人一個是魯迅的的夫人許廣平，另一個是魯迅的學生胡風。首先說說與胡風之間的恩怨，那是在1954 年7 月，胡風向黨中央提出了關於文藝問題的三十萬字的《意見書》，其中〈關於幾個理論性問題的說明材料〉一篇，曾提到解放前作為半殖民地的上海，「『頂頂吃香的也就是美國底大腿電影和美國底發松的小品』，再其次，南京暗探范泉主編《文藝春秋》……」結果，就是因為這句話，使范泉本人受到追查，並遭受了兩年多的無妄之災。直到80 年代胡風冤案平反後，為澄清胡風所謂的「反革命」罪行，又將三十萬
字《意見書》作為歷史文件在《新文學史料》上予以發表後，范泉看了才知道自己當年受到迫害的真正緣由。此時胡風已辭世，范泉便專程到北京找到胡風的夫人梅志詢問，胡風將他歸為「南京暗探」的說法，有何憑據？梅志告知，因文藝界中有此傳言，故有此說。誠如胡風一案的當事人賈植芳所說，胡風耿直，但太偏頗，愛憎太分明。范泉辦刊物，約他寫稿，他不理睬，還說「他是什麼東西！」《三十萬言書》中，他說范泉是南京特務，害的范泉為此挨整。30 年代以來的左翼文化運動，人事紛紜，尖銳複雜，疑神疑鬼，相互猜疑，從而傷害了一些不該傷害的朋友，也造成了惡劣的政治和社會影響。為此，
梅志曾於1989 年2 月致函《新文學史料》編者，說明胡風文中「南京暗探范泉，是根據傳言，並無確切材料，並向范泉先生表示歉意。」所以，當我們在為胡風集團所遭遇的不公正待遇而掩卷歎息的時候，也不要忘記，這沉重的《三十萬言書》，亦曾有意無意地傷害過一個無辜的不應該被傷及的人。

三

與許廣平之間的恩怨，則緣起於魯迅。范泉從學生時代就景仰魯迅，並終生致力於魯迅研究。1941 年，上海淪陷期間，他曾將日本學者小田岳夫1941 年撰寫的《魯迅傳》譯成中文，但因太平洋戰爭爆發未能出版。1942 年，范泉又重譯這部傳記，先在他主編的《文藝春秋》月刊上連載（該雜誌創刊於抗戰後期的1944 年10 月），1946 年由開明書店出版過這部傳記的單行本。當年在上海由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出面召開的「魯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大會」上，與會者每人都曾獲贈過一本由開明書店出版的這本傳記。當時，中國還沒有一部關於魯迅的傳記。

小田岳夫的《魯迅傳》，是魯迅逝世後世間第一部有關他生平事蹟的系統記述專著，范泉的的這個譯本，一年多間曾再版三次。儘管這本書中功力較差，有不少錯謬，但當時對紀念和宣傳魯迅上是起到過一定的歷史作用的。范泉說，他譯出這本傳記後，「為了避免對於魯迅的誤解，曾邀請許廣平先生加以詳細的校閱」；而許廣平則「把原著歪曲的地方，用一片片的小紙片記錄下來，賜請譯者加以改正，並且當面獲得不止一次的解釋」。所以，范泉的中譯本，沒有完全忠於原著，而是將原著中一些對魯迅生平和思想的「曲解」及「憑空臆
測」，「在許廣平先生的指示下，都一一加以刪節或改寫」。這種方法未必會得到所有外國著述翻譯者的贊同，因為這種做法畢竟是篡改原意的。譯本出版時，范泉說明了他對原作部分改動的原因，提到曾得到許廣平指教並向她「表示無限的敬意」。可是，《魯迅傳》的范譯本出版後不久，許廣平卻在媒體發表文章否認這件事，以她「並沒有拿日文與譯本對校過」和「偶或貢獻些微意見，未必即對」為由，表示自己「始終對日譯本不同意算是校正」。

當時之所以會發生這件不無蹊蹺的事情，主要是與許廣平對小田岳夫的《魯迅傳》不滿有關。許廣平認為，作者「有若干主觀之見，拿來放在魯迅身上，這是不太好的」。她還指出小田岳夫的寫法，「是為日黷武主義者借詞解脫。」因此，儘管范泉的中譯本對原著內容有所刪改，許廣平還是極力否認自己參與了中譯本《魯迅傳》的「校正」。她不願意讓讀者誤認為她是同意譯本中的觀點的。1999 年12 月，范泉在辭世前則又有另一種解釋，認為胡風當時認為他是「南京暗探」，而胡風又與魯迅關係很好，所以許廣平也肯定知道這一情況的，作為魯迅先生的未亡人，她當然不願意與「南京暗探」有任何關聯。不過，許廣平審閱過這部傳記的譯稿，還提過意見，這些恐怕都是難以否認的事實。

這樣的現象，難免讓人產生疑問，在現實面前，作為中國人，為什麼大多都不敢說實話，而是選擇了隱瞞真情、明哲保身的做法呢？這種原因，恐怕只有從魯迅先生〈寫在《墳》後面〉中解釋過的話來尋找原因了：「我自然不想太欺騙人，但也未嘗能將心裏的話照樣說盡，……因為，還沒有這樣的勇氣，那原因就是我還想生活」。

四

范泉與臺灣新文學有著不解之緣。臺灣作家陳映真這樣說過，「整理1947 到1949 年間臺灣一場關於『建設臺灣新文學』的議論文獻時，我們看到了一個人影，先是模糊，而繼之那形象日益明晰。那終於從歷史的煙塵中走來的人；那從文獻材料的紛繁中顯彰的驚異，正是范泉先生。」

為什麼范泉在臺灣新文學史上能贏的如此的地位？那是因為在日本投降後，他寫過不少有關臺灣的文章，還出版過臺灣高山族傳說的書籍，由黃永玉作木刻插圖。1946 年11 月，他寫過一篇〈論臺灣文學〉，不僅被臺灣前輩作家楊逵等引用，還曾引發了後來臺灣文學界的極大爭鳴，陳映真稱其為是「為臺灣新文學起到了定音定調、譜寫主旋律的作用。」1947 年「二．二八」事件後，范泉同情臺灣同胞，寫下了《記臺灣的憤怒》一本小冊子。尤其是後來范泉發表署名歐坦生的六篇小說，不僅給臺灣文學樹立了「新文學樣本」，而且還填補了「臺灣新文學的空白」。可以說，隔著一道海峽、從未履足過臺灣
的上海人范泉，倒是給臺灣新文學創造了一個奇跡。

1999 年秋天，臺灣作家陳映真一行終於在歷史的荒地和瓦礫中找到了尚在人間的范泉，找到了他當年花費大量心血編輯的全套《文藝春秋》，找到了歐坦生的小說原文。然而，當歷史引領這一行人穿過層層帷幕見到范泉時，他已經因重病臥床不起了。儘管如此，他還是抱病為陳映真編寫了自己在臺灣出版的散文集《遙念臺灣》。他給陳映真的信中這樣說：「書出後，可能我已去世，就寄幾本給我的妻子吧！」

范泉即將走完人生道路的所寫的最後一片文章是〈哭臺灣作家藍明谷〉。當時有人考證說，藍明谷就是他在40 年代主編《文藝春秋》時，發現和培養的臺灣作家歐坦生，范泉曾在不到三年時間裏，為他先後發表過六篇小說。由於他是中共地下黨員，在臺灣50 年代初的白色恐怖中，已經慘遭殺害。為此，范泉在臨終前以難以控制的感情，以淚洗面，撰寫了這篇文章，作為他離開人世前的最後懷念和文字終結。可惜的是，書出之後，又有人查考，藍明谷並非當年的歐坦生，歐坦生另有其人。所以，在2000 年2 月出版的《遙念臺灣》一書中，陳映真又加急地在另附的勘誤表上注明了這一情況，並向范泉老人道
歉。由此可見，范泉先生在臨終之前的最後淚水，也是所哭非人了！

唉！對范泉這位老人來說，人的一生該有多少眼淚，多少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