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陳映真的文學之路

本書是陳映真文學研究，乃至戰後台灣文學與思想研究的一新里程碑。

陳映真　思想之孤軍
持續面對戰後這五六十年以來真實歷史所提出的真實問題
本書勾勒了陳映真顛躓求索的身影，
讓我們看到了他對各種逼人問題的思索，
包括殖民遺留、第三世界、帝國主義與反帝、知識份子與民眾、
左翼男性主體狀態與兩性、內戰與民族分斷、
冷戰與白色恐怖、美國與現代化文化霸權……

本書以一種不類傳統文學批評的方式，對陳映真先生半世紀文學創作進行了具有高度開創性的探究。難能可貴的是，這個探究還達到了在高屋建瓴的同時經常難以得兼的細膩審慎。作者超越了知識界慣常的學科分類，回歸作者、文本與歷史的3D架構，在文本與歷史的節制中，得到理解、想像與寫作的自由。或許，本書將為長期快樂擱淺在西方理論套語淺灘的此地文學研究，提供再度揚帆的些許可能。

躍然於筆鋒的還有作者對陳映真與陳映真文學的特殊情感──或許是因為他們雖不同世代但卻不約而同地看到了眾多歷史坍落與人道畸零。對他而言，陳映真先生是台灣戰後最重要的文學家，恰恰是因為他是戰後最重要的思想家，雖然他不以「思想」為業、為名。但除了他，還有誰以思想之孤軍持續面對戰後這五六十年以來真實歷史所提出的真實問題？本書勾勒了陳映真顛躓求索的身影，讓讀者我們看到了他對各種逼人問題的思索，包括殖民遺留、第三世界、帝國主義與反帝、知識分子與民眾、左翼男性主體狀態與兩性、內戰與民族分斷、冷戰與白色恐怖、美國與現代化文化霸權……。對陳映真文學與思想意義的重估才剛開始，而時間將證明本書無法被繞過。

趙剛對陳映真的整體研究，為我們作了一個作家研究的示範，讓我們知道：在戰後這一個極端扭曲的台灣社會裡，像陳映真這樣一個知識分子，如何在青春的烏托邦幻想與政治整肅的巨大恐懼下，曲折地發展出他的小說寫作的獨特方式，以及藉由小說所折射出來的思想的軌跡；隨後，在越戰之後，他又如何發展出一套第三世界想像，並藉著另一種小說，思考台灣知識分子的位置及其潛在問題。──呂正惠

趙剛以社會理論的訓練根底，分析文學中所承載的思想。他把小說放回它所由之產生的原有時代的政治社會中，去體會一個左翼份子如何面對自己身存的歷史環境與課題，包括解讀出中間因為時代的政治限制所表現出那些非常隱諱、曖昧的面向，以充分釋放出其中深刻的思想含量，使之成為今天重建台灣左翼文化的潤土。──陳光興

聽說，人的思想求索之路，經歷了一番迢迢且曲折之後，總是又繞回到他的出發原點。這是否為真，我誠然不知，也但願不必如此，──太折騰了。但這兩年來我讀寫陳映真，似乎又泠泠然地旁證了這個「回歸」，且出乎意料地讓我感動於這個回歸的豐收。而原點，似乎也不再只是當初的原點。書名「求索」，當然指的是陳映真先生從1950年代以來在思想上、行動上、創作上的荊棘的、困頓的閃亮之路，但也未嘗不欲稍顯本書作者走上這條探索之路的戔戔微心。
一直到現在，我都不算是一個嗜讀小說（尤其是當代台灣小說）的讀者。但我清楚記得多年前，陳映真這個名，與以此名出之的小說，以一種我所不能理解的怪異力量，引出了二十出頭的我的那點微薄得可憐的熱情，以至於，他的每一本小說集的出版，我皆欲先睹，雖然閱讀的感覺並不能說是「為快」，但我還是頗不甚自解地熱心推薦給朋友。我現在書架上的幾本遠景版陳映真小說集，都是後來從舊書店補的，有的還是第二次補，早年的都一借不復返了。我還依稀記得那些朋友的青春面容，不知他們如今安在。

在少數讀過的台灣作家裡，青年的我也喜歡讀白先勇、黃春明還有王禎和。讀他們的小說，感覺比較「正常」，我的意思是，感覺就是在讀小說。白先勇的小說帶我到某個時空、看到某些人、聽到某些對話、窺見某些場景內幕與心理變幻，小說終卷，讀者我隨著作者佈下的落寞的彀，與自己的青春狀態不甚和諧地嗟吁於白駒南柯悲歡消息……。人說，「少不讀水滸」，我反對，若說，「少不讀先勇」還差可。後來我回想起來，白先勇的小說要進入到外省人讀者，是比較沒障礙，因為他所說的那些故事，是外省人（儘管是那時年輕如我沒有流離經驗的外省人）比較能感受得到的落花流水舊館新亭。而黃春明與王禎和，則把我從一種白氏的「江左」經驗，拽回到當日的現實感覺，讓我隨他們筆下的那些平凡到無法愁對「春去也」的真正小人物市民或農民，一同呼吸。好多年沒讀他們了，只記得王禎和的一篇描寫中山北路的旅行社的小說，在嬉笑怒罵中為小人物奉上些許尊嚴。還有黃春明的〈青蕃公的故事〉，內容我都忘了，只記得是一篇關於一個非常有智慧，仁慈兼可愛的蘭陽老農夫的故事。但我越是強迫回想，卻反而越是想起沈從文小說裡的那位湘西老船夫。這也許是由於一種泥土或是清水的嗅覺記憶，所讓我產生的聯想吧。

陳映真的小說自然也這裡或那裡包含了上述那些要素或感覺。陳映真的〈那麼衰老的眼淚〉（1961）可以說是白先勇「台北人」系列（首篇發表於1965）的原型作品，雖然是以不同的感受書寫，但都是描寫流亡外省人的衰老、追尋乃至一無所有的悲遇。至於陳映真和黃春明及王禎和的關係，那就更密切了；在70年代末的鄉土文學論戰中，他們一夥兒都被歸到「鄉土派」或「工農兵文學」一類中。但這些相同或相異，對年輕的我而言，並不重要，因為陳映真的小說的魅力是特別的，總是蘊藏著一把奇異的熱火與一根獨特的冰針。在他的小說裡，作者好像是一個神經緊繃著的蒙面騎士，總是在這裡那裡伏擊著讀者，讓你遇刺、讓你惶惑、讓你落淚，而且讀完了你並不輕鬆適然，並沒有得到什麼「美學的淨化效果」，但你仍然或更是被吸引。這個感覺應不是「回溯派歷史書寫」。二十多歲的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很難說清，但斷斷不是一個「左翼青年」。

一、見山又是山：陳映真與我們這一代
像我這般的陳映真讀者，還有非常非常多。戰後出生，60-70年代受大學教育，對青春對生命有些惶惑、對文學還有些興趣的青年，幾乎都有讀陳映真的經驗。那時候的青年「簡單」，沒有什麼左右、進步保守，以及統獨的對立，以及因這些對立而生的「世故」與，弔詭地，「更簡單」。對大多數的陳映真作品，我們是似懂非懂的，但總是被刺戟著、感動著的。但所感動的又基本上非關小說裡的具體思想內容，而是陳映真小說所經營出來的一種孤獨、睥睨、拒絕、纖細、病態，但又有一種強大的理想的感覺。我想，那是一種靈光，是這個特殊的靈光，吸引了很多不滿現實、心猶未死的青年，來到陳映真的文學世界，但莫知所以然。

80年代下半，我在美國唸書。這個時期有一個重要的出版事件，就是《人間》雜誌的出刊，我成為了這個雜誌的海外訂戶，每個月收到飄洋過海而來的雜誌，成為了我和故鄉的一個特別的定期聯繫。我喜歡這個雜誌，我認為這個雜誌所關心的以及所關心的方式，是我所認同的那個故鄉。有一回，我竟拿起筆來寫了封信給陳映真先生，表達了我對《人間》、對他們的敬意。雖然也有些盼望，但並沒有真地期待陳映真會回信。

對一個素昧平生的讀者的來信，陳映真的回覆是認真的、誠實的，而且是溫暖的，沒有一點點大作家怕粉絲纏身的那種高深感，更沒有任何「架子」。非但如此，還對素昧平生的我，直抒他對「台獨言論盈庭的今日台灣」下，知識份子「頭腦不清、奇譚怪論」的憤懣。信的末尾，陳映真說「如果你今暑能回台灣，請務必和我們聯絡。我一向不在學研方面生活，你若回來，當有很多以教我。我會烹茗以待」。啊，「烹茗以待」。

1988年暑假，我當真在一個大熱天的正午之前去拜訪陳映真去了。我心情是忐忑的，不只是因為要見的是陳映真，也是因為這不太是我會做的事情。在鬧烘烘的敦化南路的人間雜誌社見到了他。他正在忙，讓我先坐，不一會兒他工作停了下來，把轉椅轉過來朝向拘拘束束的我，禮貌但銳利地審視了我。我們聊了聊，陳映真帶我去吃飯，吃完飯，還換個地方請我喝咖啡。陳映真很自在隨和，趿著涼鞋，花格子襯衫，大號的頭散散的髮，和路過的店家招呼寒暄。但我不自在，我和他說他的小說，他笑笑不答腔。我說在美國的大陸人很物質主義，他嘆氣。我問他，馬克思主義怎麼看民族主義，他顯然也不想回答。我那時有些沮喪，但陳映真卻還是自自在在地鼓勵我，希望我盡量寫，什麼都可以寫，可以投到《人間》雜誌來。他也問了我一些問題，但我只記得他問的一個奇特的問題，就是我在家裡是不是最小的。多年後回想起來，陳映真對我的這些表態或問題，他還能說什麼又怎麼說呢？關於社會主義理想的問題，他所有要說的話，不都已經在〈山路〉系列中說了嗎？關於馬克思主義與民族主義，他難道要從頭和我說起一個他想了幾十年的第三世界觀點與中國革命歷程嗎？他大概心裡是這麼感覺我的：這又是一個美國所訓練出來的西方左派呀。他看到我這個「同志」，大概也還是只有繼續他的孤獨感吧。

我仍然還是敬重陳映真，但是我沒有往《人間》投稿，反而是往當時還是自由包容派的《當代》投。就事論事，這似乎是很多機緣湊巧所致，談不上什麼策略性、政治性的選擇。但是，展開時間的卷軸來看的話，這些「選擇」似乎也不都是意外的，因為作為一個「西方新左」的我，對民族主義有一個幾乎完全沒有保留、沒有彈性的教條反對。現在回想起來，那是一個指導思想與學術的「政治正確」，但那時候，連那可能是「政治正確」的念頭都沒閃過，因為一意孤信那就是「對的」。於是，要讓自己「一致」，就必須既反台獨族群民族主義也反「中國民族主義」，而這裡是沒有也不需要有一個歷史的、第三世界的視野，來看中國的近現代史。這個追求「一致」的慾望，戕害了學術也戕害了思想。而此時陳映真的非常鮮明的統派立場，就自然讓我，還有我的朋友們，對他是敬而遠之了，不，有時也甚至是不敬了。因為我們既以為自己是「新左」、「文化左派」，甚或「都後現代」了，那當然是把這個自我理解建立在把陳映真等一干統派人等，當作墊在我們下面的「老左」了。

因此，島內的「新左」自1990年代始，如非更早，就等於實質把陳映真給遺忘了，好讓「左」由我們開始或由我們全包。在歷史遺忘中，我們自以為義地為台灣的「市民社會」、「公共領域」、「公民社會」，或邊緣的「新」社會運動提供論述。從社運的地方我們一下子接上了全球地景，成為不自覺的全球化論述下的「國際主義者」。現在想起來，這是一場大致上被「政治正確」所設定的遊戲，在我們展開對台獨民粹主義的批判論述之同時，我們亟力想要撇清的是我們與「統派」、與「中國」的關係，而陳映真正好是這個「政治不正確」的標誌人物。他被獨派視為「統派中國作家」，而因為前二者（「統派」與「中國」）的緣故，最後連他作為台灣當代文學的作家身份，都順道否認了。這大概是上世紀80年代末起將近二十年間，陳映真在台灣的真實處境罷。那時期的陳映真中斷了他的文學創作，他有一種深深的急迫感，看到學術界終將無人關心他的問題，於是捲起袖子自己幹，出版了六卷本的「人間台灣政治經濟叢刊」，辦各式各樣的文化活動與研討會，涉及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鄉土文學論戰、「六四」、與「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等重要議題。此外，還與台獨文化人展開一波波的耗費性辯論。說實在的，我那時對這些議題都沒感到過油然的興趣，我兀自沈湎於自己認為有意義的「現實」戰鬥之中，而彼等皆屬「過去」之事。因為這個緣故，我記得連陳映真在1999年發表的十二年間的第一篇作品〈歸鄉〉、之後的〈夜霧〉（2000），以及〈忠孝公園〉（2001），我都只有快速讀完了事，且無動於衷，完全失卻了我青年時期對陳映真的感覺，因為我覺得他的這些小說說的都是「過去」之事，雖然好多年以後（唉，也就是這兩年）我發現它們不是，但我那時只能讀成那樣。

序論／頡頏於星空與大地之間：左翼青年陳映真對理想主義與性／兩性問題的反思
1968年5月，當各種來路的左翼青年狂飆運動在歐亞美各大陸掀起陣陣革命浪潮之時，島嶼台灣依然故我文風不動，在淹久的戒嚴體制中不斷其腥甜昏睡，繼續其經濟之外的與世隔絕。在要命的熙和如常無論魏晉之外，倒是有一個突發事件可笑復可憫地烘托出台灣在革命年代中的小小反革命暗色身影。作為受害者，方屆而立的青年作家陳映真，成為了這個拙劣反諷事件的強制演出者。根據〈陳映真寫作年表〉，他「1968年5月應邀赴美參加國際寫作計畫前，因『民主台灣同盟』案被警總保安總處逮捕。」

1975年7月，縲紲七載的陳映真因「蔣介石去世特赦出獄」。方出柙，旋即灼灼朗朗地展開「自我剖析」，發表了署名許南村的〈試論陳映真〉。在這篇志氣凌雲的著名文字中，我們看到陳映真企圖經過深摯的自我批評，鼓舞自己「同一切願意為更好、更合理的明日貢獻力量的文化工作者，一道工作，一起進步」。以一種策馬高崗的抖擻心情，他說：
七○年代以後，我們的新銳的、革新的文壇，有了一定的成長。在現代詩論戰中，文學的社會性、民族性被提出來了；以黃春明等為代表的，擁抱了廣泛生產者的小說出現了；以《文季》季刊為指向的社會的、批判的、愛國的文學道路劃出來了。這些文壇的新事，說明了我們的一些優異的革新的文藝工作者，有足夠的青春和生命去超越某些陳映真早期作品中所表現的市鎮小知識分子的憂悒和無力感。

文中「某些陳映真早期作品」，指的是作家在1959年到1965年之間的（某些）小說。回首所從來，陳映真指出1966年是一個重要分期點：
1966年以後，契訶夫的憂悒消失了。嘲諷和現實主義取代過去長時期以來的感傷和力竭、自憐的情緒。理智的凝視代替了感情的反撥；冷靜的、現實主義的分析取代了煽情的、浪漫主義的發抒。當陳映真開始嘲弄，開始用理智去凝視的時候，他停止了滿懷悲憤、挫辱和感傷去和他所處的世界對決。他學會了站立在更高的次元，更冷靜、更客觀、從而更加深入地解析他周遭的事物。這時期他的作品，也就較少有早期那種陰柔纖細的風貌。他的問題意識也顯得更為鮮明，而他的容量也顯得更加遼闊了。

這段經常被引述的「自我剖析」文字，對之後人們如何理解陳映真的早期小說，相信是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是，35年後的今天，藉由時境之移，我們應該試著重新理解這段文字。我的感覺是，與其說它是客觀的「自我剖析」，不如說它是陳映真歷劫歸來，昭告世人彼將一掃其鬱悒繁思，其將披堅執銳而為一戰士的「自我宣誓」。然而，就像所有的誓言一樣，這個誓言也難免顯現出一種因對將來有一大有為之意思，從而產生的一種對過去的過猶不及的否思，以及超乎客觀必要的決絕。誓言之下，「早期」的小說不幸地被誇張成一堆年少慘綠的、自憐無力的、浪漫感傷的，從而無甚可取的過度主觀文字而已。但這其實最多只是「文評者許南村」對「小說家陳映真」的自我要求下，對未來方向的肯定與對過去道路的否定。我們或許能接受這個肯定，但對於這個否定則是質疑的。我們還是得直接回到陳映真的早期作品本身。

本文將力抗這樣一種由陳映真自己所部分開啟的對陳映真早期作品的閱讀感覺。這樣的一種閱讀感覺以及這樣的一種分期，很有可能非預期地造成了很多論者將陳映真的作品進行早期「現代主義」與之後「現實主義」的二分──儘管陳映真始終不同意論者將他的小說創作（哪怕是早期的「契訶夫的憂悒」的小說）歸類於「現代主義」。我認為，至少對陳映真這樣的一直企圖回應其所困惑的重要時代問題的思想型小說家而言，「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形式」區分並不具有知識或思想的意義，關鍵的問題應在於他的小說的內容是否具有真正的思想力量，也就是作品是否能幫助我們反思我們的各層次的存在狀態。就這一點而言，我相信陳映真早期小說創作中可進一步辨認的思想意義是異常豐厚的，曾不稍遜於「1966年以後」的作品，儘管兩者所表達的思想內容以及所展現的方式有差異。而本文的核心目的正是要挖掘陳映真早期的小說，在作者本人所宣稱的「憂悒、感傷、蒼白而且苦悶」表面之下，所蘊藏的龐大思想價值。

本文將以陳映真先生青年時期的小說創作為主要對象，討論其中所含蘊的豐富思想，特別是他對左翼男性、女性與性之間的關係性思索。這位至今依然遠遠超前於我們的當代，更別說他創作之當時的孤獨的青年思考者，在與他的青春狀態既合且悖的文學創作中，滿溢著對歷史的獨到認識、對現實的高度敏感、對未來的絕望與希望，以及對自我的反思與懺悔。他的思索是真誠的、深刻的，是一種總是不斷指向自己的思考。因此，他的思索經常展現出信念與懷疑互噬的特質。而這個自我懷疑的、充滿悖論的、開放的、非體系特質，又似乎和陳映真的政治性與理論性外露的戰鬥雜文專論同中有異。陳映真透過這樣的文學而得到的反身性力量，讓他得以在困頓與顛躓中徬徨向前。我認為，陳映真左翼思想的多層次繁複、內在緊張與開放性，不但對今日第三世界（包括台灣的與中國大陸的）左翼關於其主體與文化的重建有高度參照意義，也對所有企圖理解與反思現代情境的思考努力，有高度對話意義。陳映真思想內容的豐富讓人驚詫，而這個思想者的懷疑、憐憫、開放，卻又無比堅持於信與愛的思索軌跡，則更讓人廢書而嘆而思，進而讓人得以找到反思自我主體狀態的新契機。這是青年陳映真給左翼青年、給左翼、給所有人的禮物。我相信，以陳映真思想的豐富與開放，它是有潛力為我們這個時代帶來一波重要的思想解放的。本文或許可以是一個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