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社會新萬象（簡體書）

上海是清末民初得益于對外開放之地最好的例子，雖然是被迫開埠，但是客觀上它是中國最早接觸到西方現代文明的城市之一。歐美國家先進的生活方式和文明的生活理念、科學的社會管理機制和現代運營方式在上海的租界里一一展現，國人在大開眼界的同時也競相效仿，從而刺激了上海的現代化。駛進現代文明快車道的上海接過蘇州的接力棒，迅速發展為遠東第一大都市，并繼續藉地利之便，立于國內現代文明進程的潮頭，引領著整個蘇省以較快的步伐跨人現代之門。無錫、常州、鎮江、南京等地都是富庶之地，經濟基礎較好，民眾的認識水平也明顯優于其他各地，更易于接受新事物，無論是物質生活還是人際關系、社會風尚、文化教育、新聞出版乃至金融運作等都走在了國內各省的前面。由此，《清末民初社會新萬象》以清末民初蘇省的社會風貌變遷為表述對象，從這一地區民眾的生活方式、生活習俗、婦女地位、婚姻、社會事務管理以及教育等諸多方面，反映這一時期蘇省因應時世變革而發生的一系列社會風貌變遷。
《清末民初社會新萬象》是用蘇省的社會風貌變遷來反映辛亥革命爆發的必然性，尤其要突出辛亥革命前後民眾生活的巨大變化，要能夠透過社會萬象向現代化的轉型這一現象反映出現代化進程的曲折性和艱難性。本書由王驊書著。

剪辮、易服、放足，乃至喝上自來水，坐上火車、電車，用上電燈、電話，新式學堂、教會大學，新式婚姻、婦女獨立，每日必到的中文報紙，這些在今天看來的日常小事，在清末民初可都是革命性的亮相；出版企業問的比拼，股票的潛在風險、銀行吸儲的商業技巧，這些硝煙四起的商戰，其實在清末民初就已上演。救助弱勢群體的慈善家和慈善機構也為那個時代增添了一抹濃濃的人情味。這本《清末民初社會新萬象》用蘇省的社會風貌變遷來反映辛亥革命爆發的必然性，尤其要突出辛亥革命前後民眾生活的巨大變化，要能夠透過社會萬象向現代化的轉型這一現象反映出現代化進程的曲折性和艱難性。本書由王驊書著。

清末民初是中國有史以來社會轉型幅度最大的一個歷史時期，這一次的變革和以往的任何一次改朝換代都有著本質的不同。往常的朝代更替都沒有觸及社會生活的本質，國人一直是在農業文明的圈圈內徜徉并自得其樂。到了清朝，更變本加厲地采取閉關鎖國政策，除了極個別有識之士外，舉國上下普遍對瞬息萬變的外面世界抱著“與我何干”的態度，對于西方列強正覬覦中國的豐富資源這一危機也毫無所知，甚至還固步自封地認為中國仍舊是世界的中心，鬧出了不少今人看來荒唐到極點的冷笑話。
一向自以為是、高高在上的慈禧就是不少冷笑話的主角。
義和團運動平息之後，清廷的核心人物們切切實實地領教了洋槍洋炮的厲害。1902年1月，為了向列強示好，慈禧決定接見外國公使夫人。荷蘭大使夫人和女兒應邀到清宮中做客，慈禧為了表示親和，就問大使女兒的屬相，無知而又盲目自信的慈禧并不知道荷蘭根本沒有生肖一說。大使的女兒倒也機靈，她聯想到自己喜歡吃魚，便回答說自己是屬貓。慈禧竟然信以為真地以為外國人確實有屬貓的。
1903年，慈禧又在德國工程師面前出了洋相。當時，德國的工程師給永壽宮安裝了電燈，慈禧一看宮里明顯亮了不少，就問工程師道：“這是多少燭的？”愚昧的慈禧以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把蠟燭叫做“蠟燭”，她也想當然地認為可以用蠟燭的支數來當量燈泡的亮度。從此，北京城里的所有人都跟著慈禧太後把瓦數叫做燭數，比如，40瓦的燈泡亮度就是40燭。
清政府這種“大清就是世界中心”的態度，是中國被甩出世界主流國家隊伍的主要原因。當英法相繼完成工業革命，連遠在美洲新大陸的美國也後來居上的時候，中國卻淪落到了落後挨打的境地。鴉片戰爭的隆隆炮聲撼醒了國人的閉關自守夢，自此，中國上自朝廷下至平民百姓都或情愿或不情愿地被裹挾進了現代工業文明的浪潮。無論是富裕而繁華的京城和東南沿海，還是相對閉塞和保守的內陸省份，都或主動或被動、或積極或消極地參與到社會的轉型進程中，整個中國的社會風貌也因之而與以前的數千年有了迥乎尋常的不同。
本書即以清末民初蘇省的社會風貌變遷為表述對象，從這一地區民眾的生活方式、生活習俗、婦女地位、婚姻、社會事務管理以及教育等諸多方面，反映這一時期蘇省因應時世變革而發生的一系列社會風貌變遷。
客觀地說，促成蘇省在這一時期走向現代文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當時西方文化已經強勢進人中國沿海地區，洋人以上海租界為根據地，通過傳教士、商人、教師等傳播西洋文化；另一方面，蘇省作為全國的文化和經濟中心，憑借自身深厚的文化積淀和大量的經濟積累，一直就有引領國內社會風尚的優勢；行將就木、腐朽不堪的清廷為了自保和自救，也已被迫“放眼看世界”，通過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和清末新政等舉措，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推行改革措施；民國政府建立之後，更是懷著要變革天下的雄心，大力推行現代文明。這諸種因素的化合，才促成了獨具特色的轉型期蘇省社會風貌。
另外，需要強調的是，盡管現代文明到民國時期已經深入人心，民國政府也確實通過頒行若干法律法規，明文許可西方現代文明在全國各地登陸，并在民間加以廣泛推行，現代文明也因此而更快地與國人的日常生活密切融合；但是和所有事物的變革規律一樣，這一次的大轉型不是突發性的，也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歷了一個量變的積累過程，因此不能把現代文明在中國的大規模推進單純地歸結為辛亥革命一役的功勞。諸多事實都已表明，中國不是在辛亥革命爆發的一夜之間就走向了現代化之路，在辛亥革命之前它就已經歷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醞釀和積累過程。自第一次鴉片戰爭驚醒了國人後，19世紀中後期活躍一時的洋務派，19世紀中葉起大批來華傳播宗教的傳教士，戊戌維新的康梁和六君子，乃至因落後保守而臭名昭著的慈禧太後親自主持的晚清新政，都有力地推進了中國現代文明的進程。因為無論當時這些群體或個人的主觀目的如何，他們的行動都在客觀上推進了中國走上現代文明之路的進程。所以，確切地說，中國的現代化是從鴉片戰爭後開始的，因此本書把1840年作為現代化進程的上溯時間起始點。
清末民初時，蘇省地域轄蘇州府、松江府、鎮江府、江寧府、揚州府、徐州府和海州廳、海門廳等州府。從明代起，這一地區的南部(通常稱為蘇南)無論是文化實力還是經濟實力都居于全國領先地位。曹雪芹在《紅樓夢》中描繪的“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說的就是蘇省的省會所在地蘇州。蘇州的城市規模雖然不大，但是它憑借深厚的人文積淀和靈活的商業運作技巧，從明代起就獨占國內各城市的鰲頭。康熙和乾隆南巡時，都曾多次駐蹕蘇州，回到北京後都對蘇州的繁華念念不忘，乾隆還在頤和園里仿造了一條蘇州街來孝順自己的母親。蘇州的這一優勢一直保持至今，它在當代的綜合實力仍列于國內前茅。到清末民初，蘇州的絕對優勢地位被同在蘇省轄下的上海打破。因為蘇州在1895年甲午戰爭之後才開埠，比上海晚了整整半個世紀，加之在地理位置上也不及位于長江人海口的上海優越，于是其風尚之都的地位便相讓于1843年即開埠的上海。
上海是清末民初得益于對外開放之地最好的例子，雖然是被迫開埠，但是客觀上它是中國最早接觸到西方現代文明的城市之一。歐美國家先進的生活方式和文明的生活理念、科學的社會管理機制和現代運營方式在上海的租界里一一展現，國人在大開眼界的同時也競相效仿，從而刺激了上海的現代化。駛進現代文明快車道的上海接過蘇州的接力棒，迅速發展為遠東第一大都市，并繼續藉地利之便，立于國內現代文明進程的潮頭，引領著整個蘇省以較快的步伐跨人現代之門。無錫、常州、鎮江、南京等地都是富庶之地，經濟基礎較好，民眾的認識水平也明顯優于其他各地，更易于接受新事物，無論是物質生活還是人際關系、社會風尚、文化教育、新聞出版乃至金融運作等都走在了國內各省的前面。由此，本書將把上海、蘇州等相對先進城市作重點介紹，對于無錫、常州等地也會有所涉及。而蘇省北部地區，由于其各方面起步較晚，現代文明的進程不夠典型和突出，不能代表蘇省現代文明推進的大方向和總趨勢，因此只能略過。

引言
第一章 新鮮的生活風尚
第一節 從頭到腳：剪辮、易服、禁纏足
一、剪辮
二、易服
三、禁纏足
第二節 休閑娛樂：逛公園、看新劇
一、逛公園
二、看新劇
第二章 新奇的物質生活
第一節 邁入電氣時代：電燈、電話、電車
一、發電和電燈：最早的電氣生活
二、電話
三、鐵路和火車、電車
第二節 從吃水開始現代化：自來水廠、荷蘭汽水
一、自來水廠的創辦
二、荷蘭汽水與咖啡
第三章 新型的人際關系
第一節 男女平等
一、“三從四德”：扼殺婦女的桎梏
二、不是肋骨：婦女也有社會權益
第二節 戀愛自由、新式婚姻
一、舊式婚姻
二、從自由交往到新式婚姻
第三節 華洋雜處
第四章 新教育
第一節 教會大學
一、東吳大學
二、滬上教會大學
三、金陵大學
第二節 職業教育
一、南通紡織專門學校
二、蘇州工業專科學校
三、女子職業學校
第三節 師范教育
一、優級和初級師范學堂
二、女子師范學堂
三、南京高等師范學校
第四節 基礎教育
一、小學教育
二、中學教育
第五章 新傳媒
第一節 新報刊
一、政論性報刊
二、娛樂消遣性報刊
三、史上最嚴厲報禁：癸丑報災
第二節 新出版
一、新技術
二、新書業
第六章 新社會機構
第一節 公共事務服務機構
一、樂善好施的慈善機構
二、公共服務機構與國際接軌
第二節 公共文化服務機構——圖書館的建立
第七章 新金融
第一節 現代銀行的創辦
一、外商銀行
二、國營銀行
三、私營銀行
第二節 錢莊的轉型
第三節 股票的興起
結語
參考文獻
後記

剪辮子在清末民初的時候是一件很轟動的事情。這件事情的由頭還需要追溯到17世紀中葉清兵人關、明清朝代更替時。
在明朝乃至之前的朝代，漢族人都是留長發，用簪子等飾物結束于頭頂，再以帽子冠之。受“身體發膚受之父母”觀念的影響，在人們的心目中，頭發是和生命相連的一個詞，一個人通常一生只剃一次發。剪頭發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所以才有東漢末年曹操“斷發代罪”的故事。但是，這個延續了數千年的細小生活習俗卻因清兵人關而改變了。
在滿族人的心里，長長的辮子也是很受重視的，這是源于對薩滿神明的崇拜。在薩滿教的創世神話里有辮子女神，她的地位相當于漢族神話里的女媧。辮子女神用巖石和黃土創造了人的身體，又用野草造出了頭發，并將之作為與神靈溝通、獲得神靈的幫助從而戰勝魔鬼的媒介。因此，滿族男子都既剃發又留長辮子。即在額頭兩角引一直線，直線後部分的頭發留長蓄成辮子，而直線前部分的頭發則須全部剃光，要保持這部分不蓄發，就得經常剃發，只有“國喪”和“父母喪”這樣的重大日子才在一百天之內不剃發。滿族戰士戰死後必須剪下辮子送回家鄉。其實，這種發型并非是因辮子女神的緣故，而是出于騎射的實際需要。頭頂前部分剃光，可以使視線不受頭發的遮擋，不影響戰斗力；而腦後的辮子則可以在野外休息時作枕頭用。
漢族和滿族的發型不同，只是源于文化不同、生活習慣不同，本身也沒有什么特別的政治意義。清兵是1644年人的關，并在這一年移都到了京師(時稱燕京，即今北京)，除了清朝發祥的根據地東北之外，原明朝所有河山也盡被納入大清版圖。一路上，清軍勢如破竹，長驅直入，到了清順治二年(1645年)，清軍攻入南京後，辮子的功用被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
由于清朝是少數民族入關奪取了整個中國的最高統治權，其文化和已經相當成熟的漢族文化相比又比較落後，因此清軍越是往南推進，就越是遭到不少心系明朝的漢族人的抵抗。清軍打到南京時，南明政權、農民起義軍、漢族知識分子等群體的抵抗更是空前。為了迅速建立自己的統治權威，清初的統治者對漢族群體采取了若干強制性的措施。其中一個最著名的事件就是所有的漢族男子都必須改變發型，剃發留辮，即所謂“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
這個政策的始作俑者是清廷中的漢族官員孫之獬。他本是明朝舊臣，在明朝時曾是翰林，因是閹黨成員被革職為民，可以說是明朝官場的失意者。清廷人關後，他主動帶領全家人包括奴仆按照滿族習俗留了辮子，衣著上也改隨了滿裝。清廷為了收買人心，便召他人京，并起用他為禮部右侍郎。孫之獬自然是感激涕零，一心想著要為清廷做點貢獻。孫之獬在清廷里過得并不開心，因著滿族衣冠和留辮子上朝，他既被滿族官員排斥，又因過于逢迎新主而被漢族官員看輕，很是苦悶，好在他一直沒有放棄尋找博取清廷歡心的方法。他畢竟是明朝進士出身，飽讀詩書，又在官場歷練多年，深諳治理之道，更關鍵的是他知道清廷這時最想要的就是漢族的徹底歸順。既為禮部右侍郎，就須得從“禮”上做文章。著滿裝和拖著辮子上朝時遭受的譏笑和輕視給了孫之獬靈感，他決定以衣冠和頭發為切人點為清廷建言獻策，以此來顯示自己對清廷的忠誠。
某日，孫之獬上了一個奏章給清廷：“陛下平定中原，萬事鼎新，而衣冠束發之制獨存漢舊，此乃陛下從中國，非中國之從陛下也！”剽悍善戰的多爾袞當時是清朝的攝政王，他一直很為自己攻占偌大的中原而驕傲和自豪，也迫切需要展示自己的權威，孫之獬的這一建議正中多爾袞下懷。由此，多爾袞改變了原先對漢族人民的生活習俗“聽其自便”的政策，打著統一的旗號命令禮部在全國范圍內強力推行“剃發令”，從漢族人的頭發人手加強中央統治：“今者天下一家，君猶父也，父子一體，豈容違異。自今以後，京師內外，限旬日，直隸各省地方自部文到後，亦限旬日，盡令剃發，遵依者，為吾國之民；遲疑者，為逆命之寇。”并規定清軍所到之處的民眾10日之內都必須剃發留辮，違者“從軍法”。于是，只要清軍攻占某地，某地就會出現清兵挑著剃頭擔子強行剃發留辮的景象。
本來，漢族人失去了自己的政權和江山，內心已極為痛苦，如今連“受之父母”的頭發都留不住了，而且還要改成那種半留半剃的發型，時時要剃發，這無異于給傷口上抹了把鹽。于是，奮起反抗這一規定的斗爭風起云涌，貫穿了有清一朝的始終，很多漢族人士甚至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江陰一城“帶發效忠”抗拒清軍，付出了20萬人被屠的代價；昆山人民聽到剃發令後也奮起反抗，遭遇清軍兩日屠城；嘉定更為慘重，清軍為了強行剃發，在此犯下了“嘉定三屠”的罪行。應該說，清初的剃發暴行給蘇省境內的民眾留下了無法抹去的傷痛，但也為清末民初蘇省剪辮運動的推行打下了歷史的基礎。而臭名昭著的孫之獬也因出了這個極大傷害民族感情的下作主意，在政令頒布後的第二年就被山東農民起義軍活捉并斬首示眾，他的主子清廷在接到其死訊後也沒有給予旌表和撫恤——孫之獬凄涼而羞恥地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P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