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大傳(珍藏版)（簡體書）

張居正是明朝中期的重臣，他以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飭朝綱，鞏固國防，推行“一條鞭法”，使岌岌可危的明王朝重新獲得生機。本書講述了傳主如何從一個普通人直至位極人臣的故事，其中充滿了驚心動魄、紛繁蕪雜的官場鬥爭。閱讀本書，讀者可以對傳主所置身的時代有一個全面的了解，亦會對張居正這位專制王朝的著名改革家有更深刻的理解。

朱東潤（1896-1988），江蘇泰興人。朱東潤早年留學英國，回國後曾在多所高校任教，是我國現代傳記文學的拓荒者。主要作品包括：《陸游傳》《梅堯臣傳》《王守仁大傳》《張居正傳》等，其中《張居正傳》是學術大師朱東潤巔峰巨著。

《張居正大傳》是現代傳記大師朱東潤巔峰巨著。明朝第一名臣張居正。最權威最好讀的版本。豪華軟精裝超值珍藏本隆重上市。

二十余年以前，讀到鮑斯威爾的《約翰遜博士傳》，我開始對于傳記文學感覺很大的興趣，但是對于文學的這個部門，作切實的研討，只是一九三九年以來的事。在那一年，我看到一般人對于傳記文學的觀念還是非常模糊，更談不到對于這類文學有什么進展，于是決定替中國文學界做一番斬伐荊棘的工作。 宗旨既經決定，開始研讀。除了中國作品以外，對于西方文學，在傳記作品方面，我從勃路泰格的《名人傳》讀到現代作家的著作，在傳記理論方面，我從提阿梵特斯的《人格論》讀到莫洛亞的《傳記綜論》。當然，我的能力有限，所在地的書籍也有限，我只有盡我的力量在可能范圍以內前進。 在這幾年以內，陸續寫成的《中國傳記文學之進展》《傳記文學之前途》《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述論》《傳記文學與人格》和其他幾篇文字發表了，沒有發表的也有幾篇。除了散篇以外，本擬敘述中國傳記文學之趨勢，但是因為參考書籍缺乏，只能寫定一些綱領，未能完成：完成的只有《八代傳記文學述論》一本十余萬字的著作。 對于中國傳記文學的進展，總算勉強有些認識，但是認識過去，當然不是開導將來。佛家所謂“閱盡他寶，終非己分”，是一句顛撲不破的名言。要想為中國文學努力，專靠稱揚古人，敘述故籍，其結果只落得“閱盡他寶”，談不上繼往開來的工作。一般文學如此，傳記文學也是如此。所以決定實地寫一本傳記。這是一個嘗試，成功固然很好，失敗也可以給自己和別人一些警戒，實際也是一種成功。自己對于失敗，本來不感覺很大的威脅，何況現在無論如何都有相當的成就呢！ 寫作的目標決定，其次便是形式的問題。自己認定世界是整個的，文學是整個的，在近代的中國，傳記文學的意識，也許不免落後，但是在不久的將來，必然有把我們的意識激蕩向前、不容落伍的一日。史漢列傳的時代過去了，漢魏別傳的時代過去了，六代唐宋墓銘的時代過去了，宋代以後年譜的時代過去了，乃至比較好的作品，如朱熹《張魏公行狀》，黃斡《朱子行狀》的時代也過去了。橫在我們面前的，是西方三百年以來傳記文學的進展。我們對于古人的著作，要認識，要了解，要欣賞；但是我們決不承認由古人支配我們的前途。古人支配今人，縱使有人主張，其實是一個不能忍受、不能想象的謬論。 西方三百年來傳記文學經過不斷的進展，在形式和內容方面，起了不小的變化，假如我們采取這一條路線，我們究竟采取哪一種方式呢？ 最有名的著作當然是鮑斯威爾的作品。一部《約翰遜博士傳》成為家傳戶誦的文章。這里我們看到一位不修邊幅的博土，和他的許多朋友，我們聽到他們討論文學，討論政治，乃至于討論栽樹鬻果一切零碎的小事。有時約翰遜來一次惡謔，捧腹大笑，剩得被嘲的鮑斯威爾抱怨自己的不幸。約翰遜笑也有，罵也有，但是他的學生葛立克趁先生不在的時候，描寫先生夫婦問的愛戀，躡手躡腳，更引起哄堂的狂歡。這是生活，因此這部著作成為不朽的作品。但是要寫成這樣一部作品，至少要作者和傳主在生活上有密切的關系，而後才有敘述的機會。至于作者文學上的修養和鮑斯威爾那種特有的精神，都是這類著作的必要條件。 另外一種是斯特拉哲的《維多利亞女王傳》。這是一部近代的著作，打開“現代傳記文學”的局面。在薄薄的二百幾十頁里面，作者描寫女王的生平。我們看到她的父母和伯父，看到她的保姆，看到她的丈夫和子女。我們看到英國的幾位首相，從梅爾朋到格蘭斯頓和狄士萊里。這里有英國的政局，也有世界的大勢。但是一切只在這一部薄薄的小書里面。作者沒有冗長的引證，沒有繁瑣的考訂。假如我們甘冒比擬不倫的危險，我們不妨說《女王傳》很有《史記》那幾篇名著的豐神。這一部書打開一個新的局面，其實不是偶然的事。但是一九四三年的中國，似乎還不是提倡這一類著作的時期。英國人有那種所謂實事求是的精神，他們近世以來那種繁重的作品，一部《格蘭斯頓傳》便是數十萬字，一部《狄士萊里傳》便是一百幾十萬字，他們的基礎堅固，任何的記載都要有來歷，任何的推論都要有根據。在這個情形之下，斯特拉哲脫去一切繁重的論證，探賾鉤玄，當然立刻使人耳目一新，奪取特有的地位。但是斯特拉哲的著作正筑在那個堅固的基礎上面。盡管有許多人稱道這個寫法，但是我的愚見，倘使斯特拉哲在中國，決定不能寫成那樣的名著。中國人模仿他的寫法，只會寫成那種含譏帶諷、似小說不是小說，似史實不是史實的作品。二三十年以來的中國文壇，轉變的次數不在少處，但是還沒有養成謹嚴的風氣。稱道斯特拉哲的人雖多，誰能記得這薄薄的一冊曾經參考過七十幾種的史料？仲弓說過：“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朱熹《集注》：“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這是說的政治，但是同樣也適用于文學，沒有經過謹嚴的階段，不能談到簡易；本來已經簡易了，再提倡簡易，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所以斯特拉哲盡管寫成一部名著，但是一九四三年的中國，不是提倡這種作法的時代和地點。 那么惟有談到第三個作法了。十九世紀中期以來的作品，常常是那樣地繁瑣和冗長，但是一切都有來歷、有證據。笨重確是有些笨重，然而這是磐石，我們要求磐石堅固可靠，便不能不承認磐石的笨重。十九世紀以來的作品使人厭棄的，不是它的笨重，而是取材的不知抉擇和持論的不能中肯。在這兩點，從斯特拉哲的著作里，我們可以得到啟示，可以學會許多的方法。莫洛亞攻擊這派的著作，認為他們抱定頌揚傳主的宗旨，因此他們所寫的作品，只是一種諛墓的文字，徒然博得遺族的歡心，而喪失文學的價值。這個議論，確然獲得我們的同情，傳記成為頌揚的文字，便喪失本身的價值，原是一個顯而易見的道理。 中國所需要的傳記文學，看來只是一種有來歷、有證據、不忌繁瑣、不事頌揚的作品。至于取材有抉擇，持論能中肯，這是有關作者修養的事。在作者著手的時候，沒有一個不抱如此的期望，但是能否達到這個目標，一切只能付之讀者的評判。孟子說過：“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力的方面，我們應當努力；巧的方面，不一定是單憑努力可以辦到的事。 作法既經采取這一種，便得確定一個傳主。我曾經說過：“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一生。這一生的記載，在優良的傳記文學家的手里，都可以成為優良的著作。所以在下州小邑、窮鄉僻壤中，田夫野老、癡兒怨女的生活，都是傳記文學的題目。”這是一個理想的說法，事實上還有許多必要的限制。一個平常的人物，不能引起讀者的注意，所以作者對于這樣的傳主，惟有運用細膩的文學技巧，從人格分析方面著手，使讀者對于傳主的性格，感到深切的同情，然後始能了解世界上任何一個人，都有獨特的價值。不過我們所能細密認識的，只有最有限的幾個人，假如眼前不是替他們作傳的時候，在這方面，實際便無從著手。在西方文學里面，平常人物的傳記，還是非常地寥落，這是一個理由。 因此，只能從偉大人物著手。一九四一年的秋天，正是我彷徨不定的時候。中國歷史上的偉大人物不在少數，但是在著手的時候，許多困難來了。有的人的確偉大，但是他的偉大的場所不一定為我所了解。有的人的偉大是我所了解的，但是資料方面，不是少到無從探取，便是多到無從收拾。抗戰期間的圖書館，內部的損失和空虛，是盡人皆知的事實；抗戰期間的書生，生活的艱苦和困乏，也是盡人皆知的事實。所以在擇取傳主的時候，更有許多顧慮。其次，在下筆的時候，還得考慮寫作中的困難。傳主的時代太遠了，我們對于他的生活，永遠感覺到一層隔膜；太近了，我們又常常因為生長在他的影響下面，對于他的一生，不能得到全面的認識。那一個秋天，我因為傳主的選擇，經過不少的痛苦。 最後才決定了張居正。中國歷史上的偉大人物雖多，但是像居正那樣劃時代的人物，實在數不上幾個。從隆慶六年到萬歷十年之中，這整整的十年，居正占有政局的全面，再沒有第二個可和他比擬的人物。這個時期以前數十年，整個的政局是混亂，以後數十年，還是混亂：只有在這十年之中，比較清明的時代，中國在安定的狀態中，獲得一定程度的進展，一切都是居正的大功。他所以成為劃時代的人物者，其故在此。但是居正的一生，始終沒有得到世人的了解。“譽之者或過其實，毀之者或失其真”，是一句切實的批評。最善意的評論，比居正為伊、周，最惡意的評論，比居正為溫、莽。有的推為聖人，有的甚至斥為禽獸。其實居正既非伊、周，亦非溫、莽：他固然不是禽獸，但是他也并不志在聖人。他只是張居正，一個受時代陶熔而同時又想陶熔時代的人物。 但是，許多困難的問題來了。 第一，居正是幾乎沒有私生活的人物。現代傳記文學，常常注意傳主的私生活。在私生活方面的描寫，可以使文字生動，同時更可以使讀者對于傳主發生一種親切的感想，因此更能了解傳主的人格。但是關于居正的私生活，我們所知道的太少了：明代人筆記里面，也許有一些記載，我們為慎重起見，不敢輕易采用，這一個缺憾，幾于無法彌補。 第二，居正入閣以後的生活中心，只有政治；因為他占有政局的全面，所以對于當時的政局，不能不加以敘述。繁重、瑣屑，都是必然的結果，但是不如此便不能了解居正。也許有人以為史傳中的人物，寥寥數百字，可以挈舉當時政局的大概，為什么要這樣地浪費筆墨？不過，任何一篇史傳，只是全部正史的一篇，在史家運用互見之例，盡可言在于此而意喻于彼，這是傳記文學作品享受不到的便利。 最困難的是一般人對于明代大局的認識。大家知道居正綜核名實，但是要他們舉出名實是怎樣地綜核，他們便有些茫然。一個研究中國文學的大學生不知道明朝內閣的制度；一個研究政治的專家不知道明朝實際政治的運用，不是一件罕見的事。尤其不幸的是人們那番“好古”的精神。因為好古，所以不知現代，乃至不知和現代接近的時代。一般人知道秦始皇筑長城，而不知現在的長城是楊一清、余子俊、翁萬達、楊博等所筑的邊墻：他們知道隋煬帝開運河，而不知現在的運河是宋禮、萬恭、李化龍、曹時聘等所鑿的水道。知識界這種知古而不知今的習氣，使得他們對近代的事態，發生一種隔閡。說少了，他們不會明白；說多了，他們會嫌煩瀆：這是一個兩難的境地。 這許多困難的後面，還有一個難題，便是材料的缺乏。《明史》《明史紀事本末》《明紀》《明史稿》《明會典》這一類常見的書籍，固然可以到手；但是重要的材料如《明實錄》，就正是一部不能輕易看到的書，除了間見征引外，竟無從利用，不能不算是一件遺憾的事。 主要的史料仍是《張文忠公全集》四十六卷。以本人的著作，為本人的史料，正是西方傳記文學的通例。一個人的作品，除了有意作偽一望即知者以外，對于自己的記載，其可信的程度常在其他諸人的作品以上。關于這一點，當然還有一些限制：年齡高大，對于早年的回憶，印象不免模糊；事業完成，對于最初的動機，解釋不免遷就。對于事的認識，不免看到局部而不見全體：對于人的評判，不免全憑主觀而不能分析。人類只是平凡的，我們不能有過大的期待，但是只要我們細心推考，常常能從作者的一切躇駁矛盾之中，發現事態的真相。西方傳記文學以傳主的作品為主要的材料，其故在此。 《張文忠公全集》四十六卷的母本，是明刻《太岳集》，卷數同。在這四十六卷之中，共奏疏十三卷，書牘十五卷，文集十一卷，詩六卷，《女誡直解》一卷。除《女誡直解》以外，一切都和居正生活有關，當然是最好的史料。但是事實上這并不是居正全集的原貌。居正進白蓮、白燕頌，見《明史》，今集中有《白燕曲》而無《白蓮頌》。居正為高拱墓銘，見書牘卷十四《答司馬曹傅川書》，今不見文集。居正有《請令天下度田疏》，略見《明史紀事本末》，今不見奏疏。張嗣修《編次先公文集凡例》言“先公文集，在舊記室所者，自嗣修等逢難，十余年後，始得完歸，存者十八，逸者十二；如少年所作諸賦，全逸；應制詩，敕撰文，逸十之二；僅據存者編次之，凡為詩六卷，為文十四卷，為書牘十五卷，為奏對十一卷，合之則為全集，離之亦可四種。”所謂“存者十八，逸者十二”，大致是一句遁辭。余懋學曾為居正進《白蓮頌》，提出彈劾；神宗曾斥居正“假以丈量遮飾，騷動海內”；《白蓮頌》和《請令天下度田疏》未經收入，大致是有意的刪除，不是無意的逸失。至于高拱墓銘的被刪，當然只是嗣修、懋修的偏見。韓愈論張巡、許遠的後裔，斥為“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大致嗣修、懋修恰是“不能通知二父志”的一類。 這四種著作的編次，也不一律。假如全體都用編年的次序，對于後人當然是一種便利，偏偏嗣修等要分類，尤其是詩集、文集，非經過一番研讀參證的工夫，不能推定某篇是某年的作品，而推定的結果，只是一種假定，不是確定，所以史料的價值，不免受到影響。 幸虧奏疏、書牘的篇次，大體是編年的，所以勉強可以尋得一些端緒，但是編年之中，還不免有些分類的意味。奏疏十三卷之中，前十一卷為居正入閣以後的作品，而後二卷為入閣以前的作品。書牘十五卷，前十三卷為居正入閣以後的作品；第十四卷為居正與徐階書三十一篇，與高拱書四篇以及其他與徐、高二人有關的書牘；第十五卷為報知己書，與王世貞、世懋兄弟書，以及入閣以前的作品，而以示季子懋修書附後。一切都看出那種編次無法的形態。 最詫異的是書牘諸篇的標題。嗣修自言：“先公書牘，自舊記室所攜來，蓋嗣修等遭家難十余年所，而手澤完歸，考其年月，似裁答俱無恙也。或有舉其官，缺其號，或有舉其號，缺其官，或官號俱備，或直舉其諱，凡例不定。嗣修等不敢以己意追補，仍其舊日授書記語耳。”…嗣修認為書牘標題，出于居正口授。其實這是一句遁辭。書牘十三有《答宣大巡撫鄭范溪書》，其時鄭洛為宣大總督而非巡撫；有《答薊遼總督張嵋崍書》，其時張佳胤為宣府巡撫而非薊遼總督，及居正歿後，佳胤始有薊遼總督之命。諸如此類，可舉者尚多。一切看出書牘前十三卷縱使大體保存編年的形態，但是標題方面，還是非常凌亂；有一部分出于居正口授，還有一部分則出于事後的追題，至其或出于書記之手，或出于嗣修、懋修之手，則不可考。 即就編年的奏疏及書牘而論，所謂“編年”，其實只給一個先後的順序，并沒有注明某疏、某書作于某年某月，也沒有指實某卷是某年某月之作，編年的作用，實際還不能充分，一切待從史實方面推比證驗，始能得到一個大概的情形。不過比詩集、文集要每卷、每篇單獨推求的，已經便利了許多。 要為居正作傳，眼前所有的材料，只有這一點點。倘使看到《明實錄》，對于居正入閣十六年中的政績，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認識：倘使看到同時諸人的文集，對于居正一生的史實，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參證。但是沒有辦法，一切的空論，掩飾不了材料的空虛。我感到彷惶了，幾番想把這個主題擱下，但是還有一些眷戀，終于競把這本傳記寫成。這是為的什么？我認定傳記文學的寫成，不完全是材料的問題，同時還有寫法的問題。蒙尼辨耐的《狄士萊里傳》寫成六大厚冊，一百五十萬言，在材料方面，可稱亳發無憾，但是莫洛亞的《狄士萊里傳》繼此出版，不妨為一本有名的著作。華盛頓早年的日記，直到最近方始發現，關于他早年的戀人，還無從確定名姓，但是華盛頓的傳記，已經出到五百種以上，并沒有因為材料的不完備而停止。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大家知道有一個“至善”，也知道這個“至善”是無法完成的，但是人類并沒有因此而停止對于“至善”的努力。也許我們對于居正的估計，未免朦朧一點，其實從他對于國家的關系講，人物不能不算偉大，只要傳記文學的風氣一開，以後再有十種乃至百種張居正傳，并不是不能想象的事。那么這一本材料不甚完密的著作，替大家做一個前驅，未嘗不是盡了一份必要的責任。 其次關于文字的方面。我寫《讀詩四論》和其他幾本書的時候，用的文言，因為這許多書中，充滿文言的引證，為求本文和引證的配合起見，當然以用文言為妥適。但是在寫的時候，常時感覺到一種新的意境，必須運用新的筆調，才沒有辭不達意的遺憾。後來寫《八代傳記文學述論》，用的語體，便是這個理由。用語體寫的時候，也有兩種困難。第一，本文和引證顯然用兩種文體。讀者最易感覺文字的不和諧，這是無可避免的困難。其次，語體的語匯比較貧乏，因此在敘述的時候，常時有借用文言語匯或另行創造的必要。這個困難也是同樣無可避免，不過最近數年以來，這樣的寫法，已經成為風氣，文字語言都在不斷地蛻變，大家在這個風氣之中，也就覺得無可非議。“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許二十年以後，又有一種變化，一切留給將來的人批評罷。 這樣便引到對話的問題。對話是傳記文學的精神，有了對話，讀者便會感覺書中的人物一一如在目前。一篇《項羽本紀》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項羽和項梁往觀，項羽說：“彼可取而代也。”項梁掩其口日：“無妄言，族矣！”這是兩個人的對話。項羽要殺宋義，他說：“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日：‘承其敞！’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強，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于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這是項羽誓眾的宣言。其後鴻門之宴，項羽、范增、項莊、沛公、張良、樊噲，都有說話，文字非常生動，尤其是樊噲入見的一段，項羽按劍說：“客何為者？”這是問樊噲的，偏偏樊噲不答，張良說道：“沛公之驂乘樊噲者也。”項王才說“壯士，賜之卮酒”，這又是吩咐侍從了。一切都寫得錯綜變化，使人感覺異常地活躍。 這個寫法，在小說家手里，成為最好的工具。現代傳記文學家也時常采用這個寫法。但是傳記文學是文學，同時也是史。因為傳記文學是史，所以在記載方面，應當追求真相，和小說家那一番憑空結構的作風，絕不相同。這一點沒有看清，便會把傳記文學引入一個令人不能置信的境地：文字也許生動一些，但是付出的代價太大，究竟是不甚合算的事。 在寫這本書的時候，只要是有根據的對話，我是充分利用的，但是我擔保沒有一句憑空想象的話。這里另外也有一些困難。從前人記對話，往往不用活的言語，而用死的文字。例如谷應泰記嚴世蕃下獄以後，徐階和刑部尚書黃光升等計議的一節： 階固已豫知，姑問稿安在，吏出懷中以進，閱畢日：“法家斷案良佳。”延入內庭，屏左右語日：“諸君子謂嚴公子當死乎，生乎？”日：“死不足贖。”“然則，此案將殺之乎，生之乎？”日：“用楊、沈正欲抵死。”徐階日：“別自有說。楊、沈事誠犯天下公惡，然楊以計中上所諱，取特旨，沈暗入招中，取泛旨。上英明，豈肯自引為過？一入覽，疑法司借嚴氏歸過于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 這不會使人相信徐階和黃光升等是這樣說法的。明白一點說，從前人把白話翻成文言，現在我們必須把文言仍舊翻回白話。這一類翻譯的方法，在經史方面有相當的根據。堯典： 帝日：“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日：“胤子朱，啟明。”帝日：“吁，囂訟，可乎？”帝日：“疇咨若予采？”罐兜日：“都，共工方鳩傅工。”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這是一段詰屈聱牙的文章。太史公《五帝本紀》便完全改過了，我們看到： 堯日：“誰可順此事？”放齊日：“嗣子丹朱開明。”堯日：“吁，頑兇，不用。”堯又曰：“誰可者？”罐兜日：“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堯日：“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太史公做過一番翻譯功夫，文字便非常地通暢。假如太史公生在今日，那么看到我們把谷應泰的文言，翻回白話，一定不會感到詫異。 在把文言翻回白話的時候，我們應當注意這是翻回明代人常用的語言，而不是翻成現代人常用的語言。我們對于明代人的說話，未必有很清楚的概念，但是不妨認為明代人不會用現代特有的語匯，不會用現代變質的文法，不會用現代稗販的幽默。在這幾方面加以注意，也許可以得到明代人說話的大概。稍為困難的是明代帝後的說話。封建帝後早已隨著時代而消失了，我們沒有機會和他們接觸。他們是和普通人一樣地說話嗎？還是同劇本所寫的一樣，平時也是稱“孤”道“寡”嗎？從我所見到的，大致他們還是和普通人一樣。神宗生母孝定太後說過：“說與皇帝知道，爾婚禮將成，我當還本宮，凡爾動靜食息，俱不得如前時聞見訓教，為此憂思。”神宗自己也說過：“我一時昏迷，以致有錯，爾等就該力諫乃可。爾等圖我一時歡喜不言，我今奉聖母聖諭教誨我，我今改過，奸邪已去。”這都是極普通的說話，我們可以從此看到帝後說話的大概，在敘述對話的時候，也有一個根據。 最可喜的是，居正奏疏中間留下許多對話的記載，如《謝召見疏》《召辭紀事》《召見紀事》《召見平臺紀事》《送起居館講(大寶箴)記事》《送起居館論邊情記事》。在記載的當中，居正偶然也有把對話寫成文言的時候，但是最大多數都能保存當日的語氣，即如《謝召見疏》記隆慶六年六月間居正奉召入朝以後，神宗說：“先生為父皇陵寢，辛苦受熱。”又說：“凡事要先生盡心輔佐。”其後居正奏請遵守祖宗舊制，講學親賢，愛民節用，神宗答稱：“先生說的是。”居正再請神宗慎起居，節飲食，神宗說：“知道了。與先生酒飯吃。”在這許多地方，我們看到當日的語調，正是最有價值的記載。 同時我們還得知道即是居正所記的說話，有時雖寫成文言，其實文言和語體本來沒有絕對的界限，而在說話之中，為求語言的簡練，常時有由語體轉成文言的傾向。授課的時候，教師有時采取近乎文言的語句，以便學生筆記，正是平常習見的事，何況奏對之時，更覺“天顏”咫尺，不許冗長煩瑣呢？ 這本書的大體計劃，是在一九四一年決定的。次年春間，寫成《八代傳記文學述論》。今年春間，重行寫定《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是為師友瑯邪館撰過第四種、第五種。在這幾年之中，一切剩余的時間，都消耗在這本書上，實際著筆是從今年一月三日開始，八月六日終了，是為師友瑯邪館撰述第六種。 也許有人看到大傳的名稱，感覺一點詫異。傳記文學里用這兩個字，委實是一個創舉。“大傳”本來是經學中的一個名稱；尚書有《尚書大傳》，禮記也有大傳；但是在史傳里從來沒有這樣用過。不過我們應當知道中國的史學，發源于經學，一百三十篇的《史記》，只是模仿《春秋》的作品：十二本紀模仿十二公，七十列傳模仿公羊、谷梁。“傳”的原義，有注的意思，所以《釋名·釋典藝》云：“傳，傳也，以傳示後人也。”七十列傳只是七十篇注解，把本紀或其他諸篇的人物，加以應有的注釋。既然列傳之傳是一個援經入史的名稱，那么在傳記文學里再來一個援經入史的“大傳”，似乎也不算是破例。 幾年以來的心力，所成就的只是這本很平常的著作，自己的學力，僅僅達到這個階段，原是無可奈何的事。我的希望，本來只是供給一般人一個參考，知道西方的傳記文學是怎樣寫法，怎樣可以介紹到中國。我只打開園門，使大眾認識里面是怎樣的園地，以後游覽的人多了，栽培花木的也有，修拾園亭的也有，只要園地逐日繁榮，即使打開園門的人被忘去了，他也應當慶幸這一番工作不是沒有意義。《法顯行傳>記法顯經過沙河的一節：“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惟以死人枯骨為標識耳。”在一個茫無邊際的境界，我們惟有踏著前人的足跡，作為自己前進的路線。前人對于我們所盡的責任，正是我們對于後人所有的義務。無論成功或失敗，現在的努力，對于後人都是一個重要的參考。 我應當趁這個機會，對于遠方的兩個人，表示衷心的感謝。 二十余年的生活，養成我不事家人生產的習慣。我獨自漂流異地，難得在寒暑假中回去一次。對日作戰以後，我從越南入國，繞到抗戰的大後方，從此沒有看到故里。家事的處分，兒女的教養，以及環境的應付，一向我不過問，現在更落在一個人的肩上。我沒有聽到抱怨，也沒有聽到居功。尤其在故鄉淪陷以後，地方的情形更壞，斗大的一個縣城，充滿最復雜的事態，天涯游子的家屬，剩得舉目無親的境地，但是我始終沒有聽到怨恨和愁訴。正因為有人把整個的心力對付家庭，我才能把整個的心力對付工作。我自己的成就只有這一點點，但是在我歷數這幾種撰述的時候，不能忘懷數千里以外的深閨。我認為在我的一切成就之中，這是和我共同工作的伴侶。 還有一個更遠在萬里之外，現正在作一次國外的旅行。我們的認識遠在三十余年以前。我們曾經共同受過小學教師的訓導，共同聽過泰晤士河的波聲；之後，在同事十余年之中，又共同欣賞過東湖的初月，樂山的暮鐘。在我們同事的中間，他的著作，我都曾經看過：我的作品，也沒有一本不曾經過他的商訂。這本書寫成的時候，他不及看到，但是最初的計劃，曾經和他討論。從他那里，我得到不少的鼓勵，不少的協助：但是以前因為時常見面的關系，沒有感覺致謝的必要。現在我得告訴他，萬里波濤的重洋，遮斷不了平生許與的友誼。 努力啊，我愿有更好的成就，報答一般友好的關切。 朱東潤自序于重慶柏溪寓齋 一九四三年八月六日

序言

第一章　“荊州張秀才”

第二章　政治生活的開始

第三章　休假三年

第四章　再投入政治漩渦

第五章　內閣中的混鬥（上）

第六章　內閣中的混鬥（下）

第七章　大政變

第八章　初步的建設（上）

第九章　初步的建設（下）

第十章　第一次打擊以後

第十一章　從奪情到歸葬

第十二章　元老的成功

第十三章　鞠躬盡瘁

第十四章　尾聲

附錄隆慶、萬歷十六年間內閣七卿年表

宋恭帝德祐二年，臨安陷落，皇帝成為俘虜。宋代遺臣，立益王是為帝，改元景炎，繼續鬥爭：景炎三年帝是死了，他們再立衛王昺為帝，改元隆興。整個的鬥爭，開始向南轉進，南宋王朝底根據地，剩得海南島底一角。是年，文天祥底孤軍失敗，天祥也成為俘虜。隆興二年，崖山的鬥爭又失敗了，陸秀夫抱帝昺投海。張世杰還想再立皇帝，重新燃起鬥爭底火焰，但是驚天動地的風浪，沉滅了這一個民族英雄。南宋王朝底抗元鬥爭就這樣慘痛地結束了，從此整個的中國，第一次開始受韃靼族底統治。這一年是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宋王朝倒下去了，元王朝興起來了。但被壓在底層的廣大貧苦人民，地位並沒有改善，他們過的仍然是被奴役的生活。在中國境內，仍然是只見到荒淫、暴虐、屠殺和滅亡。部分的統治階級沒落了；曾經統治中國三百二十年的宋室，再不能產生一個雄才大略的君主；文天祥、陸秀夫、張世杰的死亡，在士大夫的中間，也喊不出一個百折不回的志士。剩餘的只是月泉吟社這一流的詩人，借著“春日田園雜興”的詩題，流露一點改朝換代的嘆息。整個的中國，便隨著上層階級底沒落而沒落，四千年的歷史，從此便成為統治者腳下的灰塵嗎？不會的。和西方傳說中的長命鳥一樣，中國人民正從毀滅裡得到再生。人民的力量是不能摧毀的。統治者的昏庸腐朽，替他們自己挖掘墳墓，但是人民大眾不會隨著垂死的統治者走向滅亡，他們要用自己的力量掙斷身上的枷鎖，爭取生存的權利。他們正準備力量給騎在頭上的統治者以狠狠的打擊，而他們中間，也正在產生領導人物，領導全人民作鬥爭。這便是元順帝以後中國的情態。順帝至正十一年販布的徐壽輝起兵，十二年卜士底兒子郭子興起兵，十三年販鹽的張士誠起兵，十五年白蓮會的韓林兒稱帝。在這一大群人中，最特出的，一個是皇覺寺的和尚朱元璋，一個是沔陽的漁夫陳友諒。朱元璋把握著最後的勝利，成為明朝的太祖高皇帝。明太祖起兵，定遠人李善長到了軍門，只是說，“從此有天有日了”。濠人陸仲亨才十七歲，父母兄弟都死了，他懷著最後的一升麥，躲在草中，惟恐被亂兵搜到，把他送上死亡的境地，恰恰被太祖看見了，太祖喊一聲“來呀”，仲亨從此投軍。這裡看到當時的慘狀，和一般人對於這一番動亂的期待。以後善長直做到左丞相，仲亨也成為開國功臣，封吉安侯。有名的功臣裡，徐達、湯和是濠人，李文忠是盱眙人，李善長、馮國用、馮勝是定遠人，鄧愈、胡大海是虹縣人，常遇春是懷遠人，廖永安是巢縣人，他們以外還有許多出身濠州附近的功臣。在明太祖底領導下，淮水流域出了許多英雄。到了明室中衰的時期，也幸虧淮水流域一個無名英雄底後裔，再從人民中間出來，重新領導國家的事業，為明王朝的統治，延長了七十二年的存在。（自穆宗隆慶六年張居正為首輔起，至思宗崇禎十七年為止。）這是明代的大學士張居正。居正出生的時候，明室已經中衰了：太祖、成祖底武功沒有了，仁宗、宣宗底文治也沒有了，接後便是正統十四年英宗出征，不幸恰被韃靼人包圍，大軍數十萬遇到殲滅的命運，連皇帝也成了俘虜。在這個困難的階段，幸虧于謙出來，擁立景帝，支持了當日的天下。以後是英宗復辟，于謙被殺，再下便是憲宗即位，全國的政治，更看不到清明的時代。憲宗底兒子孝宗，總算是一個賢君，但是孝宗下面，便是荒唐的武宗：北京古老了，宣府是他的“家裡”；皇宮住膩了，他住在“豹房”；皇帝做厭了，他自稱為“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太子沒有，東宮也不要了，他有無數的義子，把積慶坊、鳴玉坊毀去，改建他底義子府。正德五年安化王寘鐇造反，十四年寧王宸濠造反，總算沒有成為大亂，但是明室底元氣，已經衰耗了。武宗歿後，他底從弟世宗即位。世宗是一個有名的幹才，但是聰明當中帶著痴呆的氣息，盡管一面制禮作樂，處處表現太平盛世底現象，可是建齋興醮，也處處流露荒誕無稽的思想。整個政治的提示是偏執和專制；大臣常有的機遇是廷杖和殺戮。因此到處都是諂諛逢迎的風氣。政治的措施只能加速全社會底腐化和動搖。這是張居正出生的時代。居正的先代，一直推到元末的張關保，鳳陽定遠人。（文集十《先考觀瀾公行略》。其子敬修作《文忠公行實》，則稱始祖福，廬州合肥人。）關保是太祖初起時的一個兵士，以後渡江，破采石磯，從大將軍徐達平定江南，立功浙江、福建、廣東，最後授歸州長寧所世襲千戶。居正底祖先，只是定遠一個無名的英雄，以後入了湖廣的軍籍。軍籍是明代的一種制度，天下初定，各府設所，諸府要害之地設衛，大致五千六百人為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為千戶所，一百一十二人為百戶所，兵士和官長都有世籍，所謂軍籍。居正的祖先，是太祖的功臣，以後又世隸軍籍，這便造成了他一生以身許國的夙願。關保在史冊上沒有留下怎樣的功績，死後葬在宜都。居正答宜都知縣許印峰說：“遠祖孤塋，辱垂青掃拂”，（書牘十）大致即指此。關保底子孫，在居正《先考觀瀾公行略》裡，僅僅傳下兩個名字，但是到了關保底曾孫，便有事跡可考。他名誠，字懷葛，是居正的曾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