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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詩鑒賞大辭典》包括第一編 初唐詩歌、第二編 盛唐詩歌、第三章 中唐詩歌、第四編 晚唐詩歌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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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詩鑒賞大辭典》文學巔峰精粹集成唐詩文化圖文讀本,188位詩人921首代表作2080幅著名書畫、文物圖版,內容包括詩原文、注釋、詩人簡介、鑒賞、集評、鏈接、插圖等七部分,從文學形態、文人心態、文化生態的全新角度展示唐詩的魅力。
目次
凡例
序言
篇名目錄
正文
第一編 初唐詩歌
第二編 盛唐詩歌
第三編 中唐詩歌
第四編 晚唐詩歌
附錄
唐代年號對照表
唐代官職簡表
唐代盛時全圖
唐代兩京驛程圖
唐代藩鎮圖
詩人姓名拼音索引
序言
篇名目錄
正文
第一編 初唐詩歌
第二編 盛唐詩歌
第三編 中唐詩歌
第四編 晚唐詩歌
附錄
唐代年號對照表
唐代官職簡表
唐代盛時全圖
唐代兩京驛程圖
唐代藩鎮圖
詩人姓名拼音索引
書摘/試閱
在高宗即位之初,綺靡詩風依舊盛行不衰,其中最著名的就數上官儀為代表的“上官體”,其詩“以綺錯婉媚為本”(《舊唐書·上官儀傳》),朝野之士紛紛效仿。士官儀在詩歌對偶的技法上曾提出“六對”“八對”之說,對詩歌的形式美探討自有一定的意義,但從總體上來看,他的詩過分講究形式這一傾向,則是齊梁時期綺靡文風的繼續。初唐時期對詩歌形式美進行探討的還有兩個人是絕對不能忘記的,那就是沈儉期和宋之問,史稱“沈宋”,明人王世貞在《藝苑卮言》中這樣評價沈、宋的文學史意義:“五言至沈、宋,始可稱律。”五、七言律詩格律形式的定型在“沈宋”手里得以最終完成,為後來的作者提供了可以遵循的規范。從此以後,古體詩與近體詩有了明確的界限,詩歌的體制也更加豐富多樣,所以明人胡應麟《詩藪》以為這實乃“詞章改變之大機,氣運推遷之一會”。與李嶠、崔融、蘇味道一起列名“文章四友”之一的杜審言(杜甫的祖父),在律體的完成方面也有很大的貢獻,而他有的詩作風格遒勁,氣象開闊,頗為後人推重。
從初唐到盛唐的詩歌發展軌跡幾乎是沿著兩條道路前進的:一是對詩歌形式美的繼續探索,上官儀、沈、宋是這一方面的代表,而男一條路徑就是風骨的回歸,那就當推“初唐四杰”與陳子昂了。
大約在高宗麟德、乾封年間(664~668)開始,文壇詩界發生了一些重要的變化,對于這一變化我們可以用這樣一句話來概括:新的創作傾向在綺靡文風盛行的詩壇上出現了。被稱為“初唐四杰”的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踏上詩壇,雖然他們并沒有完全擺脫綺靡文風和詩風的影響,但是確實給唐代詩歌的發展帶來了全新的面貌。他們的詩歌,視野逐漸開闊,基調也轉向了昂揚壯大,新的風格隱約出現了,他們使詩歌從沒有生氣的宮廷生活中掙脫出來,轉向了廣闊的社會,從無病呻吟轉向抒懷言志,從纖弱變為壯大,從齊梁逐漸走向盛唐。正如聞一多先生所說:“正如宮體詩在盧、駱手里是從宮廷走到市井,五律到王、楊的時代是從臺閣移至江山與塞漠。”(《唐詩雜論·四杰》)他們的詩“放開了粗豪而圓潤的嗓子”,有著“生龍活虎般騰踔的節奏”,他們的出現,才“能使人們麻痹了百余年的心靈復活”(《唐詩雜論·宮體詩的自贖》對盧照鄰《長安古意》的評語)。基于這樣的詩歌史意義,元代唐詩學者楊士弘在《唐音》中便把“初唐四杰”定為唐詩的“始音”,認為是他們開啟了有唐一代詩歌的新風。
在“四杰”之後,武則天時期的著名詩人陳子昂則更進一步推動了唐詩的發展,在詩歌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他的詩歌成就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他在詩歌理論上提出了唐詩美學中最重要的理論范疇“風骨”和“興寄”;二是以他自己的創作實踐著他的詩學理想。在《與東方左史?修竹篇序》中,陳子昂極力倡導“漢魏風骨”,力主以建安、正始文學的現實內容與慷慨雄健的詩風來掃蕩六朝頹靡的風習,主張詩歌要有剛健的內容、濃烈昂揚的感情,以及抑揚頓挫的音韻和旋律,辭藻光彩輝映,使風骨、聲情、辭藻融為一體。陳子昂借用復古的外衣,進行詩歌的全面革新,使唐詩脫胎于六朝而終獲得自身的飛躍。他的《感遇》《登幽州臺歌》詩,都是這一思想的實踐產物,清人沈德潛在《唐詩別裁集》中謂其《感遇》實乃“感于心,困于境”之作,指陳時事,深切著明,完全沒有了無病呻吟,以“興寄”來作為滌蕩綺靡文風的手段。至此,唐初綿延一個多世紀之久的南朝綺靡詩風的影響,得以完全廓清。
從初唐到盛唐的詩歌發展軌跡幾乎是沿著兩條道路前進的:一是對詩歌形式美的繼續探索,上官儀、沈、宋是這一方面的代表,而男一條路徑就是風骨的回歸,那就當推“初唐四杰”與陳子昂了。
大約在高宗麟德、乾封年間(664~668)開始,文壇詩界發生了一些重要的變化,對于這一變化我們可以用這樣一句話來概括:新的創作傾向在綺靡文風盛行的詩壇上出現了。被稱為“初唐四杰”的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踏上詩壇,雖然他們并沒有完全擺脫綺靡文風和詩風的影響,但是確實給唐代詩歌的發展帶來了全新的面貌。他們的詩歌,視野逐漸開闊,基調也轉向了昂揚壯大,新的風格隱約出現了,他們使詩歌從沒有生氣的宮廷生活中掙脫出來,轉向了廣闊的社會,從無病呻吟轉向抒懷言志,從纖弱變為壯大,從齊梁逐漸走向盛唐。正如聞一多先生所說:“正如宮體詩在盧、駱手里是從宮廷走到市井,五律到王、楊的時代是從臺閣移至江山與塞漠。”(《唐詩雜論·四杰》)他們的詩“放開了粗豪而圓潤的嗓子”,有著“生龍活虎般騰踔的節奏”,他們的出現,才“能使人們麻痹了百余年的心靈復活”(《唐詩雜論·宮體詩的自贖》對盧照鄰《長安古意》的評語)。基于這樣的詩歌史意義,元代唐詩學者楊士弘在《唐音》中便把“初唐四杰”定為唐詩的“始音”,認為是他們開啟了有唐一代詩歌的新風。
在“四杰”之後,武則天時期的著名詩人陳子昂則更進一步推動了唐詩的發展,在詩歌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他的詩歌成就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他在詩歌理論上提出了唐詩美學中最重要的理論范疇“風骨”和“興寄”;二是以他自己的創作實踐著他的詩學理想。在《與東方左史?修竹篇序》中,陳子昂極力倡導“漢魏風骨”,力主以建安、正始文學的現實內容與慷慨雄健的詩風來掃蕩六朝頹靡的風習,主張詩歌要有剛健的內容、濃烈昂揚的感情,以及抑揚頓挫的音韻和旋律,辭藻光彩輝映,使風骨、聲情、辭藻融為一體。陳子昂借用復古的外衣,進行詩歌的全面革新,使唐詩脫胎于六朝而終獲得自身的飛躍。他的《感遇》《登幽州臺歌》詩,都是這一思想的實踐產物,清人沈德潛在《唐詩別裁集》中謂其《感遇》實乃“感于心,困于境”之作,指陳時事,深切著明,完全沒有了無病呻吟,以“興寄”來作為滌蕩綺靡文風的手段。至此,唐初綿延一個多世紀之久的南朝綺靡詩風的影響,得以完全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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