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事實：兩個國家、四個十年、一位人類學家（簡體書）

《追尋事實：兩個國家四個十年一位人類學家》是一代人類學大家克利福德·格爾茨的思想地圖。在書中，他回首了自己四十年的學術旅程。《追尋事實：兩個國家四個十年一位人類學家》里的深刻體悟及諄諄忠告，頗值得後來者用心體會。

作者:(美)克利福德·格爾茨 譯者:林經緯

本書《追尋事實：兩個國家四個十年一位人類學家》是未名傳記圖書館系列叢書之一。該書是著名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晚年所寫的一本自我評傳，追溯了自己一生成長中對其有重要影響的事情，有助于讀者更好地了解其人及其理論。

人類學家是一個非常獨特的知識群體。他們在全世界行走，當然更多的是行走在異國他鄉，到最偏遠的地方居留，能講當地人的語言，知道怎樣融入陌生人群而掏出他們的心里話，獲解他們的地方知識。他們把所見所聞、所歷所感鋪排成篇，揮灑成文，作為一種文化呈現給自己的社會，呈現給心中所勾畫的一個互相理解的未來世界。
今天的世界與一百多年前的世界大不相同。此中差別，是人類學家群體參與造成的。因為有人類學家群體的參與，不同人群的心理距離極大地被拉近，地球才在感知上縮小為一個“村”。
今天的我們與我們的太爺爺輩在長相上仍然頗為相似，但在觀念的構成上肯定非常不同。今天的我們與地球其他角落的人群在體質上頗為不同，但在觀念和行為方式上卻頗有共同之處。此中變化，當然也是人類學家群體參與造成的。
人類學家是現代社會的魔法師，或者說，人類學的知識在現代社會發揮了魔法一般的作用。一個物理距離和心理距離都十分遙遠的世界，被人類學家的專業知識拉得很近。對于異國，對于異族，不僅是中國古人才有山海經式的想象。每個民族自然都曾經是自我中心、唯我獨尊的。但是，自從人類學作為一種專業在近百年前形成以來，那么多民族志文本、民族志電影把遠方異民族的生活情景“搬到”各個社會，“呈現”在人們的客廳、書桌、床頭，逐漸把一個民族之間充滿隔閡、疏遠、偏見的世界，微縮為相互頗有了解、分擔大量共享文化的人類共同體。盡管人類仍然充滿民族問題，但是人類社會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進路上，無疑已經走近第三個階段。人類的這個歷史進步要歸功于知識分子群體，其中人類學家群體的貢獻最為卓著。恰恰是人類學家掌握著改變人們的異族偏見的魔法。人類學家發揮社會進步的作用，是從創造超越成見、解放異端的知識條件開始的。
人類學家讓自己的社會對他人社會感興趣，無論是借奇風異俗(夸富宴、庫拉交換，禮物之豪，斗雞，割禮)說事，還是從日常生活著眼，歸根結底要把他人引入自己的社會，一方面固然是要引導人們發現他人社會的優點，反思自己社會的問題；另一方面卻是要讓自己的社會學習如何把他人和我群當做同類來思考，并最終能夠把人類當做一個整體來思考。人類學是關于人的科學的宏愿，也只有在學界能夠把人類當做一個整體來經驗性地思考的條件下才是現實。
人類學家與現代世界或者世界的現代性是共生的。傳統時代的特征是小共同體內部的同質性和小共同體之間因為差異而對立。世界的現代進程卻是給小共同體注入多樣性，給差異的共同體增加共同性。在同質性強的小社群之內造就文化的豐富選擇，在差異、對立的社群之間造就文化共享。
現代社會因為人類學家而不同，因為人類學家的積極參與而更美好。
讀人類學家的大作，我們會十分崇拜人類學家的智慧、學識，以及呈現異文化的大德大能。但是，當人類學家的傳記把我們帶到人類學家的工作現場，帶到人類學家的情感世界，人類學家的職業活動和個人生活都一并擺在眼前，我們對人類學家作為學人和作為普通人的緊密聯系，以及其中表現出的人的兩面性，也就有了某種身臨其境的體認。
人類學家在異國他鄉的調查現場總是糾結著復雜的情感：臨近進入的興奮與長時間工作形成的焦慮、融入其中的喜悅與作為外來者的孤獨、有所得時的滿足與挫折造成的消沉，總是如影隨形。人類學家田野作業的情感歷程，無一例外是過山車的體驗。這是他們個人的經歷，這卻也是人類不同民族相遇相處的心理的一種表征。人作為個人的內心總是孤獨的，但是人能夠結成社群過某種社會性的生活。這之中的關鍵或驅力是，人對同類感興趣。人類學家把人類的孤獨體驗到了極致，也把人類尋找與他人共處的努力發揮到了極致。所以，無論在人性的體驗上，還是在解決人性缺陷的不懈努力上，人類學家的經歷都最好地詮釋了那個時代真正“屬人的生活”。
不辱使命的人類學家在智商和情商上都是不同尋常的人，這樣一種人一代代地聚成一個特殊的學術群體，構成人類知識生產中一道魅力無限的風景。喜歡把夢想寄托在遠方的年輕人，很容易在人生的一個時期迷戀人類學；總在心里為“新異”留一個角落的學人，很容易一生都留意人類學的新成果。人類學是因為人類學家而引入入勝。在知識生產的競技場上，大多數學科都是在體育場、體育館里比賽，人類學家卻總是跑一個人的馬拉松——他們一個人跑得很遠，最後才回到體育場接受公眾掌聲的慰勉。所以，很多人喜歡人類學，然而總是只有少數年輕人會下決心，把自己的求知之志獻給并沒有跑道的這項特殊的馬拉松。惟其如此，人類學總是一個很少數的特殊知識群體所從事的學業。
高丙中
2011年9月25日

1 城鎮
2 國家
3 文化
4 霸權
5 學科規范
6 現代性

這些，就是事實。至少在我看來是這樣。由此產生的懷疑，無論是對我本人還是對我的聽眾的懷疑，與上述種種或類似敘述賴以建立的實證基礎，沒有太大關系。基于人類學“證據”準則的特點(效仿力學或生理學那樣更為嚴肅刻板的學科)，人們常常以這樣的方式表達他們的懷疑，又在相應的限度內，以同樣的方式平息他們的懷疑。注腳常常有所幫助，逐字照錄文稿更為有益，細節令人印象深刻，數字通常占有優勢。但對人類學來說，這些都只起輔助作用：它們當然很有必要，但卻并不充分，沒有切中要害。問題(正確性、根據、客觀性、真相)存在于其他地方，很難僅憑方法的靈巧就可企及。
部分問題在于：這些宏大的理念到底意味著什么？“客觀性”要避免的是什么？激情、相對性、直覺主義、偏見？“正確性”所要提倡的又是什么？精準、忠實、說服力、真實性？但是，說得更深刻些，問題在于借用這些來改進的敘述機制。那些最初只是一面之緣的經驗，和并非完全親眼目睹的事件，最後究竟如何變成成形的、被記錄或重述的事實？這似乎主要得益于過程中集合而成的總體印象，也就是那些關于事物之間如何聯系的經過加工的意象。我決定(這的確是個決定)將派爾展現成政治斗爭場所，將塞夫魯描繪成道德風俗場景，我的敘述所描繪的世界就是這樣被勾勒出來的。不管現實是什么，除了它確實存在以外，我們對現實的感知(兩極對立、精心炮制的暴行、偏執的忙碌、樣板化的形式、移民潮、社會分際的模糊)，不可避免地來自于我們談論它的方式。
問題是：我們談論它的方式又來自哪里？人們偏好的答案再次是，它來自于只要我們睜大眼睛，將個人利益摒棄一旁，正確地運用方法就會發現的事實。每一件事情都如其所是，而非他物；斗爭就是斗爭，場景就是場景。信仰、觀點、視野、判斷等一類的觀念，可以被創造出來，可以借自他人，可以從理論中衍生出來，甚至可以穿越夢境而來，或是取自詩歌。但是，正是事物本身存在的方式，授權我們對其加以運用。我們的根本任務就是，忠于事實本身地去描述它。
我就是這么認為的。我當然不會試圖為這一立場的對立面進行辯護。然而，這種看待事物的方式(想法在頭腦中組合，事物在世界上存在，後者將前者剪裁成符合一定尺寸的標準)，是否有助于人們理解人類學研究如何獲取知識，大為可疑。質疑派爾是否真的是一連串紛至沓來的紛爭，或者塞夫魯是否真的在失去原有形貌，就像質疑太陽是否真的是一個大爆炸，或者大腦是否真的是一臺電腦。關鍵是：你這么說到底想說什么？究竟哪個部分觸動了你讓你那樣去想？畢竟還有其他許多建構方式，比如太陽是個火爐，塞夫魯是個熙熙攘攘的場所；派爾像一曲舞蹈，大腦是一團肉。究竟是什么促成我得出我的看法？
如果這些看法并非天衣無縫，那么支撐或駁斥它們的，就是其本身所引發的進一步的比喻。這些比喻會引發更為詳盡的描述，并能在同關于其他事物的表述發生交集時，拓展描述的內涵，加深其意蘊。我們總是能夠輕而易舉地找到其他發生的事情，另一個僅是驚鴻一瞥的體驗，或是未曾完全目睹的事件。但我們不能確定的是：事情真的發生時，能否找到有用的東西來描述它。我們永遠不必擔心事實匱乏，但是我們常常需要擔心意象(sign)枯竭，至少有必要擔心舊的意象在我們手上枯萎而死。事實之後(ex post)的分析，總的來說是人類意識的一種天性：通常事實發生在前，觀念形成在後；這是人類學中一種孜孜不倦的努力，目的是設計出某種多少能夠理解或闡釋所發生的事實的話語體系。
建構話語體系和再現結構(通過這個框架，可將所發生的事實轉化為論斷和觀點，并佐以論據)，是以再現事實為己任的人類學家們所孜孜以求的，我們中的大多數人至今仍在這樣做。自然也有人堅決反對這樣做。但是，受到質疑和反對的，是此類體系、結構、符號形態和表達方式，而不是事實本身。真正的事實本身只有先知才能知曉。我講述這兩個城鎮的故事，并非只為求異，更是希望對其進行詮釋。我從我認為該開始的地方展開帶有地方場景的故事，現在我既已擺脫直接壓力，就想用一種能夠超越并涵蓋特定契機、隨後又能反哺之的方式來談論事實，希望精心打造一種能夠進行意義比照的語言，以求從這些年來在漩渦和匯流里踉蹌摸索的過程中闡發某種意義。
對一個民族志學者來說，一切都是由一件事導出另一件事、第三件事，直至根本無法為人所知的事。超越派爾與塞夫魯本身，其周圍、之後、之前、之上的，是大量與之相關的事物：我該怎么稱呼它們？實踐？知識？社會形態？事實？誰要想從研究中獲得比八卦獵奇的信息更有價值的東西，誰就必須讓這些相關內容在其研究計劃中占有一席之地。開啟這種論述無疑是艱難的，但要中止它則更為艱難。
因而，我的這一具有特定指向(ad hoc)的臨時性(ad interim)工作，便將數千年的歷史同持續三周的屠殺拼湊在了一起，將國際沖突與城市生態拼湊在了一起。無論是關于稻米或橄欖的經濟，關于種族或宗教的政治，還是關于語言或戰爭的運行機制，都必須在一定程度上融入最終的建構。地理學、貿易、藝術和技術，同樣如此。結果必然是不盡如人意的、笨拙的、不可靠的乃至粗制濫造的：一個大而無當的新式發明。人類學家，至少是那些希望讓他的發明變得更為精巧卻又囿于其中的人類學家，是一個任由思緒飄蕩的狂熱的修補匠：就像威爾伯筆下的湯姆·斯威夫特(Tom swifl)那樣，于一個安靜的時節，在後院組裝出一艘飛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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